白天不懂夜的黑
2010-8-1
1.
那年,我们高中校学生会决定出版一份铅印的校报,我经过竞选,成为主编。
我们都很兴奋,在那个时候,有校报的中学并不多。忙碌了很久,组稿,联系本地日报的印刷厂,校对,最后终于拿到了散发着油墨芳香的500份报纸。正准备发给各个班级,团委书记突然说,这期报纸不能发。
因为,他们突然在某一篇评论学校某个政策的文章里,发现了一个词,“厉王止谤”。团委书记严肃地说,这个词,不能用。
可是,报纸都已经印好了。印刷的数百块钱经费,是好不容易才从学校里申请到的。重新印刷并不现实。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印刷了那一段话,删去了那个惹祸的成语,贴在原来的报纸上。
那天,在校学生会的办公室里,我和另一个同学拿着剪刀和浆糊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才贴好所有的报纸。
那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一种多大的屈辱。
2.
那年,我在北京,和单位里的英国专家Caroline闲聊。
不知道怎么就说到了中国。总是亲切和蔼的英国大妈,突然神色凝重。
“我觉得,危机正在酝酿,很快就会出事的,我很担忧。”我不记得她的原话,大意如此。
我连连摇头,“No, no, no, you are being too pessimistic. Believe me, the
Chinese society has its own way to deal with all these problems,
which foreigners probably would not understand.”
我说,中国社会的纵切面上,有许许多多的层次,就好像洋葱一样,可是外国人通常只能看到最外面的那一层。中国社会充满了自己自生自灭的潜规则,可以把这些你们看起来天大的问题化解为无形。
第二天,在部门的饭局上,我讲了这件事。十几个同事都哈哈大笑,所有人都觉得,这些外国人,太自以为是太不了解中国了。
3.
那年,我从公家单位辞职,到纽约求学。
学校给我分配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我住一间。我在开学前几天到了学校,还是暑假,住在其中一间的美国人已经毕业,但还没有搬走。于是,我和他有了短暂的交集。
有一天,偶然闲聊了起来。我随口说起黑人。
我说:those black people……
还没说完,他神色顿时非常紧张,用手势打断我,严肃地说:never never use that word.
我疑惑地问,那应该用什么词呢?
他说,要说African American。
其实我已经很小心,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用negro这个词,可是没想到,连black这个词都不能用。我觉得可笑,美国人对于政治正确已经到达这样可笑偏执吹毛求疵打草惊蛇的地步,黑人的确是黑嘛,叫他们黑人怎么倒变成歧视了。
腹非归腹非,入乡随俗,我还是装着诚恳地道歉。
谈话继续。刚到美国没几天的我,在国内时觉得自己英文已经相当好了,可是还是跟不上他噼里啪啦的语速,经常要请他pardon一下。那时的我,还不知道pardon其实是英式英语,美国人更习惯说“What’s
that”或“Say that again”。
我记得,他突然停了下来,很怜悯地看着我,说:
“你知道,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竞争会非常激烈,上学会很忙。我是说,你的英文并不好,你怎么跟上学习进度呢?”
我有点尴尬,但又无从辩驳。
然后,他又说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很差——独裁,专制。他说自己两年前在深圳旅游,有次在酒吧里,居然有拿着枪的军人冲进来。
我想那绝对是一个误解,那时这么想,现在也还是这么想。应该不是军人,最多是扫黄打非的警察。
可是,我还是觉得委屈。我想,你们既然那么尊重人权,连black这个词都要避免使用,那为什么对我的国家,又这么苛刻、这么傲慢、这么充满偏见?我们的确不如你们那样开化进步,但你为什么不想想,我们这三十年改变了多少,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几天以后,他就搬走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我后来不但顺利地毕业,还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成为纽约这个伟大城市的一部分。我也没有机会告诉他,之后的几年,我在纽约很少再碰到他这样傲慢无礼的人,我遇到的许多纽约客,都友善、热情、小心翼翼地呵护别人的自尊,也许还和我一样,来自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另一片大陆、另一种文化——纽约一半的常住居民都出生在美国以外,如果再算上那些父母从其他国家来的第二代移民,真正的纽约人就更少了。
4.
那天,坐在电脑前看新浪上汶川地震的报道,看着看着,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
好不容易止住,又看到一个视频,是某个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合唱“歌唱祖国”。那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眼泪又是哗哗的。头一次发现,从年少时就一直心存抵触的红旗和宣传歌曲,竟然是如此亲切、如此壮美。
那几天,在美国的中国人,大概都哭过。
北美的几家华文报纸,不管是台湾蓝营背景的《世界日报》,还是香港出身的《星岛日报》和《明报》,每天都用十几个版的篇幅长篇累牍地报道地震。无数的华人社团,从唐人街最大的社团中华公所和联成公所,到数不清的某省某县乃至广东某镇某村的同乡会,到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到华人的道观寺庙,都在开展募捐。在餐馆打工的福建偷渡客,和从未去过大陆的台湾移民,都毫不犹豫地掏出一张张揉得皱皱巴巴的20美元纸币。
地震过去一年多之后,那种激烈的情感喷发慢慢地冷却下来。但是,和朋友去唐人街破旧的小卡拉OK厅唱歌,我们依然会一遍一遍地唱曾经觉得单调难听甚至厌恶的革命歌曲,近乎上瘾。
国内的朋友带着戏谑和鄙夷的语气说,海外华人最爱国。
我无力辩驳,因为要和你们解释清楚这回事,实在是困难。
我同意你们说的,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我也同意你们说的,爱国主义是一种虚伪的情感,里面包含着太多的移情、变异与寄托。
你们说的都对。爱国这个词里,国这个字可以商榷、可以再定义、可以映射不同的对象,但你们不会明白,爱这个字,是如何简单纯粹又如何复杂细碎。
5.
从去年开始,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回国,这似乎已经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几乎每过几个星期,就又有朋友回国。每次送行的宴会上,大家都会不住地感叹,人又少了一个。而留下来的人的心里面,又会多一条空虚的痕迹,又会多一遍对自己的拷问。
终于,轮到了我。
MSN上,还留在美国的朋友不住地问我,回国后感觉如何,我总是不停地抱怨。
和回来探亲的朋友吃饭,我也总是一遍遍地和他们说,不要回来,千万不要回来——一直呆在美国吧,多好。
他们接着问我,那回来后悔吗?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摇头:不。
谈话到这里,就进行不下去了,只能换一个话题。所有的悖论,到此图穷匕见。继续问下去,对他们自己太残酷了。
而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完成了位置的转换。新的生活,铺天盖地地展开,我会渐渐淡忘他们的立场和处境,最后和他们隔出一个太平洋的距离。总有一天,我会微笑而轻佻地对他们说,你们海外华人,最爱国。
国内的朋友,问我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则是,到底为什么要回来。
有时我嬉皮笑脸地说,混不下去就只好回来了。有时我也一本正经地说,我回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但如果我想认真地回答,就只能说七个字,白天不懂夜的黑。
是的,只有这七个字。
6.
那天,为了户口问题,我给朝阳区的三个派出所打了电话。
每个派出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都是小姑娘,而且凑巧的是,她们的声音、语气、腔调都出奇地一致,就好像是同一个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同一批次的机器人,让我几乎要怀疑她们是一个人。
她们都扯着嗓子,语气里都充满了不耐烦,用的都是反问句,反复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我的事儿不归他们管,让我去找别的地方。而且,她们根本就没有听我在讲话,我至少需要原话重复三遍,才能够让她们明白我的情况。
我可以接受我的事儿不归她们管,我可以接受她们让我去找别的地方,可是她们又不肯告诉我到底应该如何去办理。我不能接受的是,她们从头至尾像训儿子一样的语气。在打到第三个电话的时候,一直用敬语的我终于气得嘴唇打颤了。过去几年在另一个国家所接触到的工作人员,虽然未必都能尽善尽美地解决问题,但至少都会耐心地、礼貌地、不厌其烦地解释清楚我的每一个疑问——我想,好几年没有被人这样无理地对待,我大概已经被宠坏了。
可是,你拿着的俸禄是我们交纳的税收,为我们办理公务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你凭什么用居高临下的姿态训斥我,仿佛我的存亡仰仗你的鼻息?凭什么你们要耀武扬威,而我们要诚惶诚恐?
7.
纽约时报上,大凡讲到中国,必定加一个定语,“共产主义”。中国不只是中国,而是共产主义中国——即使这是一篇与政治完全无关的报道。如果版面充裕,文章的最末一段,也许还会加一小段话,提一下这个国家并非是自由国度。ABC或者CBS里,主持人播到中国的新闻,这些定语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时我觉得可笑,有次在课堂里,还向老师和同学抱怨——我说,冷战都结束了这么久,为什么美国人还生活在冷战的世界里,共产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已经提都没人提了,为什么美国人还是把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狠狠地摁在中国的头上?
回到国内,我慢慢觉得,我的结论下得太偏颇了。
新闻里,媒体怀疑《唐山大地震》票房虚报,冯小刚振振有词地指责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哈美精英们认为《唐山大地震》不可能超过《阿凡达》,唯恐丢了美国人的脸,所以处心积虑地怀疑。
我的博客里,也有人语带讽刺地留言,说,“在高贵的海龟眼里,我们这些土鳖整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混乱无序,粗鄙不堪。唉,人家能依然回国与咱们同邻,冒了多大的风险,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些话,看得我脊背发凉,一阵心虚。亏得我当初还大言不惭地说美国人还生活在冷战时代——中国人又何尝不是保留着冷战时代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呢?
8.
那天,校友聚会,遇到一个已经在北京多年的美国人。
我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你太悲观了。
悲观这个词,是我当年对那个被我认为不了解中国的英国大妈的判断。
那时的我,不了解她的担忧,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http://chaobei.us/2010/08/3585.html#comment-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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