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为什么要报道“南科大内忧”？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因为内忧存在，所以我报道了。
可是，这个问题也可以说得很复杂，因为有人问：你这样报道，是不是想置南科大于死地？万一南科大的内忧被人利用，成为扼杀教改的理由，怎么办？
我和我的编辑，以及我们的领导，都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最后，我们决定报道，自然是有充分的考虑，有充足的理由。
且从头说起。
去年底，我做了《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的报道。之后，我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南科大的关注。今年3月份开学时，我再次赶赴深圳采访。后来，又一直和校方保持着联系，关注着南科大的各种新进展。
5月底，“被高考”事件被许多媒体报道。我的编辑对我说，希望我再去做一次报道，不光是关注高考事件，更要去看看：南科大开学三个月了，这学校到底办得怎么样？由于开学之后校方拒绝一切记者进入采访，所以外界对南科大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
于是，我再次赶赴深圳。和去年底几赴深圳时一样，我的立场依然是：坚定支持改革，希望南科大成功。
到深圳后，我开始广泛联系采访。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媒体对南科大高考事件的报道很多，但基本都是在采访学生及学生家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根本进不去学校，只采访得到学生和家长。
为了获得更全面的认识，为了让我的报道更加客观，我必须突破这种单一的信源。因此，我和内部的一些老师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得到了许多其他媒体报道中未曾出现的信息。作为记者，我的职责是呈现多方面的观点，展现事件的复杂性。尽管我的文章《风暴眼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有许多欠缺，但我认为，比起某些媒体一味地追捧“拒考”行为，夸大学生和教育部之间的冲突，我的文章要更客观、更负责。
二
上文已经提到，我这次到深圳采访，高考只是一个由头，更重要的任务是搞清楚南科大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为此，我给几乎所有参与过南科大筹建的老师都发了邮件请求采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不方便为由婉拒了，而港科大的三位老师则答应接受我的采访。
我和港科大的三位老师是6月13日见面的。当时，他们告诉我：由于他们会表达一些比较直接、尖锐的观点，所以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一篇文章，这样可以做到文责自负。这就是那篇《要改革，不要口号》的由来，这篇文章完全是由这三位老师亲自撰写，我们基本未作任何改动，仅仅是由于版面所限做了一些略微的删节。
我和这三位老师谈了两个小时，此后又频繁邮件、电话往来。通过我和他们的接触，我个人可以下这样的判断：他们是三位具备高度责任感的老师，他们心系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真诚希望能够为高教改革尽一份力量。他们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完完全全是出于关心爱护南科大，不愿看到南科大改革误入歧途，不愿看到这45名学生的利益受损。他们和朱校长存在理念分歧，他们认为朱校长在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就仓促招生，是对学生利益的不负责任。为此，他们从去年6月份开始，就多次劝说朱校长不要招生，但没有作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尽心尽力地为南科大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在开学前请到王学峰老师来救火，包括来参加招生复试——当时，励建书老师是完全不愿意来的，因为他认为完全不该招生，但是为了孩子们，为了学校不至于出洋相，他还是来了。
我想，对于究竟是港科大教授的理念正确，还是朱清时的理念正确，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是，我相信他们双方的改革愿望都是真诚的，都是一心为南科大，为45名学生，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途而奉献，而争执。
正因为如此，最终我们的报道也是非常平衡的处理——在我的主稿“南科大内忧”中，我呈现了多方面的观点，且对朱清时校长给予了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此外，在刊发港科大教授文章的同时，我们用同样的版面位置、同样的篇幅刊登了朱校长的回应。我们并未偏袒任何一方，我们做的，只是客观呈现这样一场争论。
同样，我们在“编者按”中也特别提出：“我们期待为政者的宽容、社会各界的耐心，以及改革者之间的求同存异和相互扶持，能够让南科大改革获得更大的空间，走出更从容的步伐，为中国高教改革做出更有价值的探索。”
我想，阅读了这段编者按，就会明白：我们是多么希望南科大的改革能够成功，如果认为我们的报道是想要扼杀南科大，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大错特错了。
三
报道刊发后，引发了各界热议。有家长给我打电话，语带愤怒地提出：南科大是一株幼苗，经不起折腾，《南方周末》这么一报，对南科大恐怕是坏事。
没错，南科大是一株幼苗，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爱护。那么，对于媒体来说，最好的爱护方式是什么？在我看来，最好的爱护方式就是为它“除虫”、“修苗”。
这当然是一个比喻，直接来说，媒体的职责就是帮助这所学校的教改走向正确的方向，不要长歪了。现在，针对教改究竟改怎么走，出现了激烈的争议。以港科大老师为代表的意见认为，朱校长已经让教改误入歧途，他的一些做法已经伤害了这所学校，伤害了教改，伤害了45名学生的利益。
不管我们认不认同这种意见，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意见有他的道理——如果这些孩子在入学时能够有更完备的培养方案、更强大的教师团队，孩子们难道不会发展得更好吗？一所学校在诸多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开学，这听起来的确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港科大老师都是胡说，但你必须说出自己的理由。如果你说出了自己的理由，那么好，作为媒体来说，需要做的就是呈现出双方的不同观点，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这个问题，希望这场讨论继续下去，最终形成共识——因为只有形成了共识，我们的改革才能进行得下去，我们的改革才会朝正确的方向进行下去，改革中的“小白鼠”——这45名学生才不会成为牺牲品。
采访中，港科大老师反复向我强调：他们不是针对南科大，更不是针对朱校长，而是针对南科大教改实验背后的全局性问题。的确，南科大怎么走，是会对中国高教改革产生很大影响的。
我想，对我们的报道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真诚地希望南科大的教改之路能够走好，我们真诚希望这45名学生不要受到伤害，因此我们必须在有争议出现的时候给予预警——并且这种争议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学校内部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我们不是冷嘲热讽，不是说三道四，我们是真真切切希望南科大好，希望这45名学生都能成功。
四
在如何理解南科大教改这件事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朱清时校长？
无疑，我们对他尊重、敬佩，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共同的感情。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该盲目地偶像崇拜。把话说得直白一点：朱清时一定是永远正确的吗？一位家长对我说：“给朱清时校长一些信任，给朱清时校长一些支持，相信他会让南科大发展起来。”这样的相信是基于感情上的一厢情愿，还是有坚实的逻辑基础？万一朱校长是错的，那孩子们的利益怎么办？
没错，我们应该支持朱校长，但是并不意味着别人不能提出反对意见。我想朱校长的理念也很明确：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在这样的大学里面，自然应该是人人都有发言权的，按照朱校长自己的话说就是，“谁有道理听谁的”——如果对具体的办学策略有争议，为什么不能提出来讨论？为什么不能做到“谁有道理听谁的”？
这也是我们做这组报道的方式——把朱校长的话和港科大老师的话放在同样的位置，让读者自己来评判，究竟是谁更有道理。
有家长认为，港科大老师发表这篇文章对南科大没什么好处。对此，我恕不能认同。我想，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实际效果，港科大老师的文章都是有重要积极意义的。如果朱校长的做法是错的，那么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警醒，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太远；如果朱校长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这篇文章也根本不会干扰到校长理念的实施，反而或许会督促他尽快完成教授招聘、学科架构设计等诸多方面的工作，给学生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有家长对我说：“朱校长已是年近七旬的老者，为南科大奔波，为南科大焦虑，无须为名、无须为利，只为良心，只为教育，只为45个学生。”
我也想说，大家只看到了朱校长的辛苦，却没看到港科大老师的付出，他们为了南科大，多少次挑灯夜战，他们精心制作的ppt至今仍为朱校长所用。尽管我非常不愿意煽情，但我还是套用家长的话——港科大三位老师为南科大奔波，为南科大焦虑，无须为名、无须为利，只为良心，只为教育，只为45个学生。
至于双方究竟孰是孰非，我想答案会越来越明朗。
关于南科大，还有很多想说的问题，下次再谈。
■
采写时间：2011年6月4日-15日
采写地点：深圳
稿件名：《风暴眼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南科大内忧》
刊发版面：2011年6月9日B9时局版，6月16日A1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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