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人物：儿女们不忍他被人误解，劝说他写回忆录，他却要求儿女们谁都不许为他写回忆录；在中共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说了话，他才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在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含泪传达中央决定，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的调粮指示。
毫无疑问，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却失去了四川人民的信任。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的权利被剥夺，活的资本被耗尽。
他就是李井泉。
李井泉，江西临川人，一生追随革命，戎马半生：17岁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积极响应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中，开赴内蒙古大青山，书写抗战奇迹；解放战争中，领导晋绥军民积极建设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解放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李井泉协同贺龙参加解放西南的作战。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团与刘、邓大军相配合，顺利解放了四川，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解放。从此，李井泉便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缘分，悲喜交加，多了几分无奈，多了几分历史沉重。
四川初定，省委书记李井泉加强领导班子搞建设，兴修水利、狠抓农业促发展，关注少数民族保稳定，各项工作很得民心。四川人民看在眼中，明在心里，坚信这样一位从革命中一路走来的风云人物是有全心全意为四川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的。可是，人总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单独存活，四川的工作也一样，不能脱离全国的大环境而天马行空。
粮食告急 四川成为“救命稻草”
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中国人民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前辈，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绞尽脑汁，恨不得能马上超英赶美，带领全国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一个“大跃进”，铺天盖地席卷了举国上下，全国人民沸腾了，劲头十足，信心冲天。然而，人们却没有料到，那一棵棵被砍倒的树木正在哭泣，那一缕缕大炼钢铁的青烟已经开始控诉，那一抹抹流下的汗水也正在抽泣，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唤着人们停下这疾风暴雨的脚步，好让头脑冷却下来。
大自然愤怒了。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那些浮夸与虚假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连年丰收，每年都外调粮食支援全国。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井泉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调粮决定，即1959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中央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到60亿斤粮食。仅1959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外调三分之二以上。“大跃进”浮夸的程度已经超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犯下了对浮夸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
形势急剧恶化。1959年，四川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0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1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
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能只顾自保。
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李先念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李先念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李先念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中央催调粮心急如焚，四川粮库空虚难外调。李井泉亲自致信李先念，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前几年增加的外调主要是抽调库存来保障的，现在库存少了，如果过度外调省内就无法安排，将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李井泉等待中央答复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难耐的。京、津、沪一旦断粮，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还会招致国际的声讨，必然会给新中国带来致命的冲击。经过反复权衡，非常时期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亲自打电话来川催粮，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面对着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调粮命令，面对着中央领导人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李井泉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肩上的担子明显地重了，李井泉无力再做任何思想斗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流泪了。好几位书记在文件上签字时也落泪了。要不是无力抗拒，这些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七尺男儿何以能够亲手签下这布满血迹的文件。省委会议上，李井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说道：“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
有老同志回忆，1960年夏，邓小平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小平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顾全大局 为保全国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声泪俱下 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参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出了大事，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都参加过四川组会议。这样的局面，中央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能让李井泉过关。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小平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德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听到这些话，四川的同志们如梦初醒，情绪也就缓和好多。
3月底，周恩来通知东北三省和四川的同志到北京研究粮食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称赞四川和黑龙江两省能从大局出发，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第二天，四川同志李大章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四川粮食仍有很大缺口，粮食供应仍然很紧张的情况。周恩来听后，当即决定，原计划调出4亿斤粮食现在不调了，今天四川有困难了，全国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补给四川一亿斤粮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粮食帮助四川。这一举措，无疑给饥饿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带来了福音，带来了生的希望。此时，压在李井泉心里的石头是否变得轻了些？那紧蹙的眉峰是否有几分舒展？
1962年，毛泽东听李井泉说四川今年可能增产50亿斤粮食，不无友善地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毛泽东在听取李井泉汇报粮食问题时，评价道：“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功有私。”这也许是最高领袖对一位无比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最高的评价。
功过是非 人生路上见真章
四川调粮事件，已经过去50年了。功过是非，于当事人来说，都已成枉然。但作为党史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给以评说。李井泉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新中国，他出生入死都不曾皱过一下眉头或者有过任何动摇，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在四川调粮问题上，他动摇过、挣扎过。无奈，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保国家还是保一方已经是一个无法选择的题目了。与中央一致，站在全局，背起这“千古骂名”，这是李井泉唯一的选择。
当时当地，如果不是李井泉，换成张井泉、刘井泉、周井泉，又能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又会怎么办呢？结果大致也差不多吧？！
每个人的为人处世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李井泉能够在关键时刻不怀私心，力保全国，其人格在漫漫人生路上总会留下痕迹。
长征路上，李井泉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中共七大上，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照顾各方，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中央决定要减少井冈山来的同志所占份额，李井泉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有老同志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就是李井泉的表态。”李井泉不贪名利、顾全大局的品格此时已可见一斑。
入川后，李井泉作为四川省的党政一把手，在干部问题上十分注重团结。他对随军南下的晋绥干部要求特别严格，比如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的晋绥干部都提拔得很快，在四川的干部却压得很厉害，有时候批评起来还十分厉害，对四川本地干部却比较宽容。李井泉解释道：“毛主席说过，亲者严，疏者宽。四川干部来自方方面面，如果我带来的人提拔得多，提拔得快，人家会怎样看？我宁可把我带来的人压一压。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为了团结。在团结使用干部问题上，我确实花费了大量心思。”一句“亲者严，疏者宽”让我想到李井泉1974年的一次回乡探亲。他的堂弟看到李井泉热心地为集体、为乡里办实事，忐忑不安地说出自己的家属尚未转商品粮的问题，希望堂兄为他说句话，却被李井泉严肃地回绝了。1977年李井泉再次回乡探亲，许多亲属都跑来找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李井泉坚持：能帮助的尽量给予帮助，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办。甚至还一再交代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对我的亲属，生产上的事可以帮忙，其他的事就不要理睬。”这样一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时刻不忘维护集体利益的老党员，在国家遭遇艰难的时候，其忠诚的党性必然会体现得淋漓尽致，必定是会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李井泉一边含泪执行中央决定，将大批救命粮输向全国各地，挽救危机；一边努力带领四川人民实行自救运动。艰难的年代是压不垮这位男儿的脊梁的。他积极地面对现实，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眼看着满载粮食的汽车、火车、轮船呼啸着出川，再想想自己治下的人民忍饥挨饿，李井泉寝食难安、坐卧不宁。1960年至1962年，四川连年春荒，旱灾与洪涝灾害频繁出现，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粮食紧缺，浮肿盛行。李井泉带领省委一班工作人员奔波在全省各地进行救急。大批干部深入到缺粮地区长期蹲点，带领群众共度难关，积极寻找各种替代食品，缓解眼前困难局面。对于灾情严重的地区，李井泉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调拨粮食、发放救急款、派遣医疗工作队等，组织生产自救，尽己所能及时有效地遏制灾情进一步蔓延，缓解人民群众的恐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国经济社会形势刚有所好转，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个谨言慎行的年代，因只言片语而“获罪”乃是平常事。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因对过度调粮有意见，一句“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呐”的气话，终于被“有心人”拿出来作为他搞“独立王国”的“证据”。人人自危的年代，为避免牵连，洗脱自己，好多夫妻、父子、朋友都不惜反目成仇，划清界限，甚至互相攻击。此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批斗、打压最终没能让李井泉屈服，他始终保持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忠诚。当“造反派”用酷刑逼迫李井泉“揭发”邓小平和贺龙的“罪状”时，他毫不迟疑地说：“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人，毛主席都说他是个人才。”关于贺龙，李井泉同志慷慨激昂地说道：“我认为在党内重大斗争的关头，他始终是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边的，例如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毛主席曾说过：‘贺龙是一员虎将，很会打仗，很具有军事才能。’他很受群众的爱戴。这就是我对贺龙的总印象。”
简洁的言语可以看出李井泉坚定的革命信仰，其不畏生死，坦坦荡荡的高贵品格也可见一斑。面对“老革命”的“不知悔改”，“四人帮”愤怒了，对他施之以更加疯狂的迫害。西南地区“最大黑帮”的帽子有了！“刘邓死党”称号也有了！伴随着更加猛烈的批斗，李井泉受尽屈辱和诽谤，甚至还有两位亲人蒙冤而死。这一切都不足以让李井泉为求自保而出卖同志。
动乱的年代结束了，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总结和反思历史。李井泉的孩子数次想让父亲写回忆录或者保留点录音，却被李井泉很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李井泉很少与自己的孩子谈论自己的往事，以至于后辈们只能通过一些革命前辈或者其他的资料、文集来陆陆续续了解他的一些情况。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李井泉同志已经逝世多年，当年四川调粮事件却还盘踞在当地人们的心里，久久不肯离去。作为后来人，我们不妨宽容一些，眼界更为深远一些，多设身处地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样才能更为客观公正一些。（转自《大江周刊》2010年第6期，本刊发表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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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主政四川之评述 大跃进 浮夸风 （汉语频道词条）
文革时期关于李井泉的宣传画文革时期关于李井泉的宣传画
1958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 首先，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8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共产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
另一方面，1958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从1950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
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妄顾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
文革时期关于李井泉的出版物文革时期关于李井泉的出版物
天府之国 家徒四壁 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 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文革时期关于李井泉的出版物文革时期关于李井泉的出版物
任人唯亲 排除异己 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
例如1958年1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1963年4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
1966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
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
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鸽子、活斑鸠、冬天的泥鳅、青蛙和团鱼等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
“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还未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
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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