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照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曲折进程，中国始终在市场能力与国家能力之间摇摆。经济改革的经验表明，市场能力对中国的发展成果，显然是不容置疑的。但国家能力如何?正如美国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教授裴敏欣所言：“我们仔细分析中国政府的整体治理能力，不难看出这么一个悖论，即中国的国家能力是宏观强，微观弱。”中国可以解决载人航天或奥运等项目，但中国却无法解决矿难、交通事故与食品安全等问题。
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以斯考切波、米格代尔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回归国家学派，他们以“国家自主性”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对社会的主导作用，并正式提出了“国家能力”这一政治概念。该学派认为，从社会抽取资源的能力是国家最基本的能力，而忽略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对接。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 的马克斯·韦伯，其对国家能力的理解：国家能力的基本涵义就是国家贯彻、实现自己目标、意志的能力。
王绍光与胡鞍钢是中国较早关注“国家能力”的学者，他们主要是借鉴了西方回归国家学派的概念工具，在韦伯定义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国家能力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中，将国家能力概括为四种能力：第一,汲取能力,即国家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集中体现了国家汲取能力;第二,调控能力,即国家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第三,合法化能力, 即国家运用政治符号在属民中制造共识,进而巩固其经济地位的能力;第四,强制能力,即国家运用暴力手段、机构、威胁等方式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能力。按照这四种能力的标准结合中国的现状加以对照，充分表明中国的国家能力，在调控能力与合法化能力这二方面，显然是不足的。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的作者吉登斯则认为，国家的强弱是由国家自主性和社会支持共同决定的，亦即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前者表现为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也就是国家自主性的体现。后者指国家必须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这一观点，超越了马克思.韦伯对国家能力的理解，更符合国家能力在现代化背景下的意义。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认为，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能力是与他国比较的相对能力，国家根据相对能力的大小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不同的位置，一国能力的增长更快意味着另一国能力相对下降。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可以通过领导创建国际机制，确立对其有利的国际规则和行动框架，是国家权力得到延伸。国际机制下的国家间竞争是一种更高技艺的竞争。
国家能力从本质上看，就是政府能力或者说是执政能力。如何解决中国的国家能力不足问题，有学者认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是解决国家能力宏观强大，而微观脆弱的根本路径。什么是国家软实力建设?摆在眼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构建法治化的制度环境、确立民主化的价值观念、重塑道德化的社会秩序。不然，中国还得在20世纪的老路上蹒跚。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