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物》杂志)
近期，北京市一些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大量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再一次触动了公众的敏感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权的保护。一些媒体大量的报道，使公众为那些在开学前学校被拆的外地娃能否继续读书感到忧虑外，也使北京教育行政部门感到了压力。
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笔者1999年曾去尚是一片垃圾场的北京立水桥地区采访了许多所条件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现在一晃12年，那些学校里孩子已长大成人，他们今在何处？应该说，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老话题，它们一直在夹缝中办学，此次被关因规模较大、涉及学生数量较多，才再一次成为新闻焦点。
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下，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回应，应当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除做了“决不让一个学生失学”的承诺，还采取了相当具有可行性的措施，如原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即使家长没有五证，也可无条件分流到公立学校。北京朝阳区通过委托办学形式新增6所学校专门接收打工子弟，截至8月19日，已经有2111名分流学生完成报名。
应当说，关闭打工学校和保障民工子弟正常入学尽管有相当的关联性，但毕竟是两个问题。打工子弟学校本不应成为外来务工者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主要场所。我们必须承认，不少的打工子弟学校安全存在隐患，其教学质量无保障，且收费并不低。举办这类学校只能是中国在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一种让民工子弟有学可上的过渡、权宜、凑合的模式。这类“凑合”长期存在下去本身就是对民工子弟受教育权的侵害。也有人说，许多办学者身价上千万，他们租赁的校舍合同到期后，业主不再续约是其民事权利。确实，不能说因打工子弟学校曾有许多学生就读，那么其存在就天经地义。同样，办学者因此致富也不应受到责备，他们不过是抓住了政府不作为而形成的商机。“凑合”总比没有好，他们对最低限度保障民工子弟的受教育权，客观上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应肯定其历史价值。
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与进公立学校比较，是一种“凑合”，但对进城打工的家长来说，这种“凑合”是靠谱的，因为完全遵循了市场原则，交钱就能入学。而分流到看起来比“凑合”强得多的公立学校就读，对多数家长来说，其风险难以评估，因为他们无法左右教育行政部门和接受的学校，主动权在对方。
媒体已经报道了，一些民工子弟分流到公立学校后，其家长的经济负担反而低于原先的打工子弟学校。然而这一些并不能消除家长以及社会的忧虑。原因何在？乃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欠佳，说白了，就是公众特别是学生家长不相信教育行政部门的承诺。他们害怕当媒体不关注时，有关部门会食言。—–这种事例并不鲜见。因此，他们担心在媒体关注下有关部门的承诺只是暂时应付的措施，并非没有道理。而且，进入公立学校的孩子，会不会受到家庭条件优越的同学歧视，也不能不考虑。
地方政府要取信于民，实现“决不让一个学生失学”的承诺，就得扎扎实实做好均衡教育资源、保障每个孩子受教育权的一些基础性工作，随时、全面地接受社会的监督。可以说，在城市家庭子女持续减少的大趋势下，一些城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公立学校的教学资源闲置，这客观上有利于分流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而且，从中国社会更为长远的稳定和谐着眼，缩小城市家庭子女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之间的心理距离，是当务之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所打工学校和一所公立学校，相距数里，但两个学校的学生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城市家庭的子女不知道打工者的艰辛，而民工的子弟哪怕生长在城市，却感觉到城市的繁华与其无关。长此以往，当这两部分人长大成人，都留在同一个城市，共同一片蓝天，但是他们之间很可能存在着难以消除的敌意。
这种敌意不消除，中国的城市很难有稳定和谐的未来。让他们很小的时候，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成为“同桌的你”，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彼此了解，增加友谊，这对他们的成长将大有裨益。当然，从短时间看，这种融合或许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城市家庭孩子的优越感和打工者子弟的自卑感的碰撞，但对整个社会的城市化进程而言，这是必经的、也是社会代价最小的一种“碰撞”。
上世纪60年代，消除种族歧视成为美国一项社会运动，在种族隔离势力强大的南部诸州，政府甚至出动军警保护有色人种的子女进入原来只有白人就读的学校。在当时，这种举措受到很大的阻力，但今天看来，若没有那场社会运动，不可能诞生一个有色人种的美国总统，种族矛盾恐怕还是难解的死结。
城乡之间要消除鸿沟，要让城市娃和农村娃共一个梦想，请从他们共一张课桌开始。让打工子弟进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不是应对舆论的权宜之计，乃是奠定社会长治久安的千秋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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