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龍的傳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時此刻,用它來提括彼時彼刻,卻是再合適不過。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後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麽?百年來眾說紛紜,當局者不清,旁觀者更不明。但歷史不容許不清不明,同時正因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個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霧,廓清、袪魅、還原。百年彈指,殷鑒不遠,讓我們聽聽,歷史會告訴我們些什麽……大勢所趨:自發剪辮漸成風潮因為派出了留學生、駐外使節,國際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在這種接觸當中,辮子就成了一個累贅,甚至是一個恥辱,負面影響很多。男人留這麽長的辮子,不僅極不衛生,也給體育和軍事訓練帶來很大麻煩。這都跟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發生沖突,所以辮子不能不剪。
  
    南都:傅老師,你的新書《《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上冊中有一篇《剪辮》長文,其實辮子是清朝入關時為國人規定的結辮式發型,自此開始了剃發、留辮運動,以及中國男人二百多年的Q字發型史。清政府下臺之際,辮子早已成為外國人的笑柄,而剪辮子風潮也風雲湧起。民國後,留辮這種官定的強制習俗在隨後的十余年時間裏才被徹底改變。請你談談,留辮與去辮之間,發生了什麽事情?當時剪辮風潮最初是如何盛起?
  
    傅國湧:我用九個方面來談剪辮子。第一是《辮子、辮子》,講外國人對辮子的嘲弄。第二是《假辮子,真辮子》,在中國當時的環境下,即使剪了辮子,有很多人需要縫一個假辮子,回家才把假辮子拿下來。第三是講《辮子與腦袋》,有的時候沒有辮子是要被殺頭的,。第四講《剪辮令》,南方各地新獨立的政府下了剪辮令,北方清政府其實也下了剪辮令。第五是講《剪辮與革命》,當武昌起義以後,有些地方把剪辮當作革命的一個標誌。第六個就是南方獨立的一些新政府為了推行剪辮開始強迫剪辮,農村也不例外。第七是《外國人看剪辮子》,尤其是英國人比較文明,他看到強迫剪辮,很有看法,認為這是人權問題,因為本人不願意,非要剪掉,他們都在那裏哭天搶地。第八是講剪辮與兵變的問題,為了剪辮,有的地方就起了兵變,包括廣西,像北京後來發生的兵變也很可能與剪辮有關,其他地方也有。第九部分是講《剪還是不剪》,是指上流社會的官員,在面臨社會變動的時候,辮子是剪還是留。有些人還是繼續留,有些人半推半就,最後剪了,有些人是毅然地剪了,有些人早剪,有些人晚剪,剪或不剪,這就是官員對變動時代的政治選擇,是他們的一種態度和立場。
  
    其實,當時南北雙方在兩件事情上有著最大的共識,一是剪辮,二是改歷,把農歷改成陽歷。這兩件事情都是在清朝垮臺前完成的。剪辮並不是在中華民國創立以後,由革命黨人創立的民國政府所推動,不是革命黨人為了革命需要而推動,南北雙方具有相當的共識。況且,清末許多王公大臣就提出了,他們也願意剪辮子,因為經過兩三百年以後,人們意識到辮子太累贅,太落伍,如果要跟世界交往,就顯示出了劣勢,比如,1872年容閎帶往美國留學的幼童都拖著辮子,不能剪辮是朝廷的嚴令之一,美國小孩常常跟在他們後面喊“中國女孩子”,甚至侮辱為“豬尾巴”。一些幼童就把辮子盤在頭頂用帽子使勁壓住,生怕美國人看見。只有極個別幼童違反規定剪掉了,因為留辮子不衛生,參加體育活動不方便。但政府出於種種考慮一直拖著,沒有頒布措施。
  
    南都:滿族人對頭發很註意,辮子象征著什麽呢?
  
    傅國湧:從1644年算起,漢人一共留了267年的辮子。滿洲人入關時就要求漢人學他們的樣子,他們是馬上的少數民族,打獵的,一直是這樣下來的,辮子帶有他們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遊獵民族留這個辮子有他的作用。漢人沒有留辮子傳統,但清朝強迫留辮,留辮表示忠於滿族,若不按照他們的要求,就要殺頭,所以這樣才確立下來,後來是因為滿人統治幾百年,留辮子變成了一個常態,不留辮子反而成了異端,這其實意味著漢族對滿族統治的一種承認,一種屈服或者說臣服。
  
    南都:現存史料中,有記載最早剪辮子的人及其年代嗎?
  
    傅國湧:沒有。現在知道得比較早的是,19世紀70年代到美國留學的幼童,有幾個比較早就剪了辮子。到了20世紀以後就開始比較普遍了,1902年以後大規模留學日本的許多青年剪掉了辮子。
  
    南都:在革命前夕,剪辮潮流如何?
  
    傅國湧:從1902年開始,到1905年以後科舉廢了,剪辮子的人慢慢多起來,1911年辛亥前就有很多人剪掉辮子。
  
    進入二十世紀,剪辮子的呼聲逐漸高漲。1903年1月15日《大公報》搞了“剪辮易服說”的征文比賽,討論能不能剪辮子。有很多人發表文章,提出可以剪,因為這就像改革一樣的,就像從冷兵器到兵器,以前用弓箭,現在用槍。
  
    1902年後,剪辮在兩個人群裏面流行了,一個是學生,一個是新軍裏的士兵。慈禧出殯時,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拍下當時的照片,騎在馬上的新軍士兵,腦後光禿禿,看不到後面的辮子,裏面有幾種可能性。第一是沒有真正剪光,剪了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還有一點小辮子盤到頭上,由於他們的帽子很淺,如果是很粗大的辮子盤到頭上是看得出的,會把帽子頂起來的。這些實證,可以看到辮子在當時的情況。
  
    留學生中很少留辮子,因為他要穿西裝,留辮子不太合適。當然也有部分留日學生不敢剪,拖著又怕笑話,也是盤到頭頂,帶上學生制帽,被魯迅稱為“富士山”。不僅在留學生,新式學堂的學生也出現剪辮的風氣。有一些學生在學堂裏面剪了辮子。1903年,國內的報紙《大公報》報道,江南新學國民以及留學生多剪去辮子。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時,學生基本都剪去辮子,胡適回憶錄就提到在上海公學時,他見到一些激烈的同學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所以剪辮子這件事情在當時的中國,特別是在這些年輕人當中,或者國外留學的人裏面已經很普遍了。整個朝廷裏面,也有大部分人主張剪辮子。為民國初年遍及全國的剪辮高潮做了鋪墊。
  
    南都:當時清朝有哪些大臣提出要剪辮子?
  
    傅國湧:戊戌變法時,康有為給光緒上了一道《請斷發易服改元折》,呼籲光緒帝率先斷發易服裝,與民更始,他列舉的理由就有“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侮,斥為豚尾”。但因不久發生流血政變,光緒帝被幽禁,不成了。
  
    1905年,清末重臣愛新覺羅·載澤、戴鴻慈到西方考察憲政,四十多個隨員中剪辮子的占了一半,包括翰林、道府、武員等,都是有功名的人。年輕貴族中,不少人在革命前就剪掉了辮子。1909年軍諮大臣、閱兵大臣載濤貝勒提出要剪辮子,得到萌昌、善耆、鄒嘉來、載澤、戴鴻慈等王公大臣的支持和呼應。後來被彭家珍炸死的良弼,率先剪去了辮發,在當時守舊派中,成為需要警惕的“新人物”。朝廷在剪辮的事情上,在1911年之前沒有下達“剪辮詔書”允許臣民剪辮自由,只是默認了,剪辮子的人沒有坐牢、砍頭。
  
    南都:清政府當時很重視辮子,剪辮子的人有相應做些保護措施嗎?
  
    傅國湧:由於當時的風氣,社會上對剪辮子還是有所顧慮,怕因為辮子帶來壞處,所以有些人剪後,帶了假辮子,被稱為“假洋鬼子”。1903年,魯迅在日本留學的次年就剪掉了辮子,並在照片背面寫下後來傳誦很廣的《自題小像》。他從日本回來到了上海灘第一件事情就是買了一條假辮子縫在帽子上,他到紹興以後,學生就叫他“假洋鬼子”,他們可以看出辮子是假的。後來魯迅幹脆就不帶假辮子,所以“假洋鬼子”這個稱呼,魯迅是從自己身上來的。
  
    南都:清政府當時有頒布任何關於允許剪辮的文件嗎?
  
    傅國湧:沒有,因為沒有完全同意。1904年,練兵處因為要改軍服、軍帽,換帽子的話,有辮子盤在頭上,就帶不住帽子,如果是拖在後面的話,不利於訓練。這就成為一種障礙。所以他們向朝廷提出,軍隊的訓練,有辮子拖著是不方便的,要求允許他們剪辮,但是朝廷沒有同意。軍隊裏面,不少新軍官兵不管朝廷的意思,就自己剪了。天津的警察就剪去三分之一。比如1911年的10月8日,也就是武昌兵變的前兩天,載濤貝勒把那些帶兵的將領招到他那裏來吃飯,就對他們幾個資格比較深的人說,包括馮國璋和丁世媛,要他們率先剪辮,作為全軍的楷模。這個時候南方的剪辮運動還沒起來,這些人群已經在剪了。可見剪辮子是大勢所趨,不是一個單方面的南方的事情。就算沒有辛亥革命,不發生朝代的更叠,剪辮子一樣也會發生。當然,剪辮最後成了革命的一個標誌,成為辛亥革命落到實處的主要成果之一。
  
    2、辛亥後,剪辮令
  
    南都:剪辮子的主要原因是什麽?
  
    傅國湧:個人的因素包括,一是不方便,一是確實難看招到別人恥笑,還有一個是不衛生。而潛在的因素,就是他們不滿滿族的統治,因為這個辮子是滿族強迫留的。
  
    這些原因的背後,其實是大勢所趨。整個中國在1840年以後,中國自從南京條約之後,中國跟國際社會的關系就進入了一個條約關系,就是國際法所確定的一個條約關系。中國原來是自給自足的,一個封閉的、單一的天下,但是從鴉片戰爭之後,我們逐漸地融入到世界體系當中,特別是經過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和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後,士大夫階層推動變法,在內外的壓力下面,中國面臨著改變,要融入到國際社會當中。
  
    即使想不變也擋不住,這就是大勢。因為出現了留學生,派出使節,與國際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在這種接觸當中,就會發現辮子是一個累贅,它有多種負面的影響,不光是漢人受滿人統治的一個恥辱標記,還是一個政治上的民族不平等,體育和軍事的訓練都有帶來麻煩的東西。而且男人留這麽長的辮子,很不衛生,不可能每天都洗頭的,裏面長虱子的,很臟。這都跟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發生沖突,不光跟大的政治生活方式,跟私人生活方式也照樣發生沖突,所以辮子不能不剪。
  
    南都:剪辮子後來為什麽演變為革命的象征?
  
    傅國湧:辛亥前剪辮只是個人行為,跟革命沒有直接關系。武昌起義期間,革命與剪辮就聯系在一起。辛亥革命背後的動力是排滿,排斥滿族人少數民族的統治。有這個推動力,所以剪辮子變得非常有符號性。
  
    南都:剪辮子有哪些危險?
  
    傅國湧:廣州起義失敗時,被擊斃者大多是剪辮的,後來清政府下令閉成三天,搜查革命黨人,凡是沒有辮子、穿黃衣服以及來路不明的人,格殺勿論。此時,香港的剪辮者很多,他們經過廣州時候,都會被扣押,人心惶惶,都不敢來了。在辛亥革命前後,因為個人原因剪去辮子的人,也受到牽連,不少人犧牲。安徽省諮議局在11月2日宣布獨立,巡撫朱家寶以剪去發辮的的革命黨為目標,突然下令要逮捕“和尚頭”,一夜之間,革命黨人紛紛出逃。
  
    辮子是最明顯的政治標記,一有風吹草動,剪了辮的或逃或裝上假辮子。武昌起義後,凡在北京留辮的,都有被捕殺的可能。因為掉腦袋的血腥記憶,很多人也對失去辮子產生恐懼。
  
    南都:為什麽以剪辮子為革命黨標記?
  
    傅國湧:革命後,把剪辮當作了革命,那就是一種簡單化。革命其實是改造一個舊制度建立新制度,更加深刻的一個革命,把表面的新式主義——剪辮當作革命,說明革命有問題,其實是我們講革命有問題,不是剪辮子有問題。就像我們中國人做的事,一般都是形式主義。
  
    南都:武昌起義後,剪辮的情況如何?與之前的有哪些區別?
  
    傅國湧:辛亥革命將剪辮子推向高潮,在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下令剪辮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舉行的資政院第一屆常會上,即通過了剪發易服的議案。
  
    在辛亥革命前夕,狀元張謇大辦實業、教育的江蘇南通,學生剪辮子已成為一種風氣,張謇擔心風聲傳到外地,專門到南通師範學校,將70多個已剪辮子的師生召集到理化教室講話:用功讀書才是學生的本分,要朝廷立憲,要國家富強,不關辮子的事。吩咐他們趕快裝一條假辮子,以後不可再有越軌的行為。當時在場的學生徐海萍回憶,他講話時聲淚俱下。相隔不過半年,他自己也在上海剪下了辮子,還寄回南通給哥哥保存。他在辛亥年10月24日的日記中稱這是一生的紀念日。
  
    當時,有很多自發群體踴躍起來剪發。比如,1911年11月23日,天津的廣幫商人就率先剪發了。11月28日,駐在河南會館的450名新兵,把辮子剪去,還能獲得二元賞金以及一頂歐式便帽。12月31日廣東商人何樂琴發起“華服剪發會”決定全體會員當日剪辮子。到這年底,在清廷眼皮底下的京津各界,剪辮的人不下數千,剪辮的風氣甚至波及“龍興之地”東北奉天、營口、黑龍江等地。廣州光復上時候,剪辮踴躍,堤岸一帶的理發店,擠滿了人,理發師都沒有時間吃飯了。後來統計剪辮的人工二十余萬人。
  
    南都:香港澳門的情況又是怎樣?
  
    傅國湧:辛亥春節的期間,連葡萄牙統治下的澳門都出現了剪辮子的情況。香港的華服剪辮會也都出現了,數萬人都剪辮了。剪的態勢在全國各地陸續地開始成了一個潮流。就算不發生革命,剪辮運動也會發生,事實上已經開始發生了,只不過沒這麽快,規模沒有大,沒有暴力行為,因為背後沒有政府強制性來執行的話,執行力不夠。
  
    南都:當時有沒有公布一些政策一定要剪辮子?
  
    傅國湧:有。南方的剪辮令從武昌開始,武昌起義第二天,鄂軍都督附發布《宣布滿洲政府罪狀檄》,第八條指控發辮之罪,說它是“垂狗尾以為飾”。隨後,南昌、貴州、廣西、上海等地,都率先發起剪辮的命令,呼籲“剪去辨發,還我頭顱”。《剪辮令》是強迫推行的,在很多地方都推行了,包括湖北、湖南等地,上海、南京都是這麽推行的,剪辮風潮波及全國。他們就在城門口掛一把大剪刀,警察站到那裏,看見有辮子就剪掉了;或者是警察巡邏,軍隊的士兵巡邏,看見有辮子,就剪掉了,這個就沒得商量的。
  
    也有不少人不願意剪辮的,有記載,武昌起義期間,挑柴米的小販帶著瓜皮小帽在清晨入城,站崗的士兵刺刀一晃,挑落小帽,強行剪辮。舉個例子,1911年最後一天,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前,陜西青年王軍余當時在南京,參與接管造幣廠,聽說臨時政府要下令強迫剪發,以肅清余孽。他乘坐造幣廠的黃包車到下關去,計劃沿途看看熱鬧。果然一出廠門,就有一個警察拉住他的車夫,要剪去辯子,車夫當即跪在地上,懇求他代為說情保留。這位早已剪去辮子的在日本留學生哪裏會為他說情,反而對警察說:“不管他,剪了再說。”一路上,他見到剪發隊絡繹不絕,街道上、火車中、江岸邊,遇有垂辮者,無不立予剪去,尤其是乘船上岸的人,上一個,剪一個,其間有不願割愛的,多是跪地求免,也有手提斷發垂淚而歸的,也有摩頂長嘆,或大笑的,面對辮子的消失表現各不相同,他認為煞是好看,且覺大快人心。等他下關返回時,一路上望去,街上已盡是光頭。
  
    南都:清廷官員對剪辮態度如何?
  
    傅國湧:為了逃跑方便,官員也會剪掉辮子。廣東的張鳴岐就剪辮剃須,戴西人小帽逃走。陸軍提督龍濟光最初在城內抵禦民軍,大勢已去才剪掉辮子。1911年12月17日,天津《大公報》報道,袁世凱於12月13日剪去辮發,“以為各界之倡”。其實,袁世凱要等到退位詔書頒布才剪辮子。身邊的人說,袁剪掉辮子時不斷哈哈大笑,談話中顯出異乎尋常的高興。
  
    南都:聽聞在辛亥革命後,剪辮拉動了帽子行業的發展?
  
    傅國湧:辛亥革命前雖然有那麽多人剪,他們戴帽子也是戴有假辮子的瓜皮帽。有辮子的人也戴瓜皮帽,所以為什麽假辮子可以存在呢?在瓜皮帽子上面縫一個假辮子就可以糊弄一些人了。武昌起義之後,帶動帽子行業,各個地方相繼獨立以後,辮子要剪掉了,就要換的帽子。同時,有些人不願意剪掉,尖頂帽就在這個時候興起,帽子的尖頂高高聳起,可容辮子有余,中少年人紛紛購置。
  
    南都:有個好奇的問題,他們剪掉的辮子都放在哪裏?
  
    傅國湧:一般賣掉。因為上海做剪子的生意很好。假辮子頭發的來源就是人家剪掉的辮子買來的,能賣錢,所以在革命的時候,為了募集捐款,有人說如果你家沒有錢,捐不起錢的話,上海搞了一個專門捐辮子的組織,就是你把辮子捐過來。辮子捐過來以後,他們可以賣給收頭發的商人。
  
    南都:他們的價格怎麽樣呢?
  
    傅國湧:比如魯迅回國的時候去買假辮子,當時上海有個做假辮子很厲害的師傅,定價每條辮子四塊大洋,當時買一個燒餅才幾個銅板,辮子相當於很貴的東西。幾兩銀子相當於我們現在幾個月的生活費。
  
    南都:中國人完全剪掉是什麽時候呢?
  
    傅國湧:辮子是漢族臣服滿族的一個符號,代代相沿幾成習慣,剪辮子的人畢竟是少數,尤其在偏遠內陸,沒有辮子的人會被看成是怪物。到1914年偏遠的農村都還留著辮子。
  
    南都:他們不願意剪掉的原因是什麽?
  
    傅國湧:辮子已成了一種習慣了,很多人都不願意。幾百年的東西,要改動起來有那麽容易嗎?在中國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改裝一個爐子還流血,畢竟留了幾百年的辮發,有人不肯剪,不光是那些以遺民、遺老自居的,尤其是沒有受過新式教育的人不願意剪,底層社會的人不願意剪,你能說剪就剪嗎?哪怕你是暴力推行也很難的。所以,直到1914年的報紙上還有警察廳勸人剪辮的白話告示:“更有一般孤僻的人,自己覺著不肯趨時,他那裏曉得孔子是時中的聖人。他若生在這個時候,也是要剪了辮子,同大家一樣。”
  
    辜鴻銘是一個特例。他以前贊成剪辮子的,等到別人都剪了,他偏要留起來。他就要標新立異,人人都這樣,他偏不一樣。他有一種文化上的象征意義。他就說辮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精神辮子,你們都沒有辮子,但是你們都有一條精神辮子,我留著辮子反而比你們開放。
  
    南都:這個精神辮子是指什麽?
  
    傅國湧:阿Q生活的精神辮子,精神辮子就是國民的劣根性。所以像辜鴻銘這樣的人是非常特殊的,他倒不是因為反對剪辮這件事而留辮子,他就是要跟整個潮流不一樣,他認為這樣做不好,非要唱反調,顯示出他的個性。
  
    南都:剪辮子在當時來講,有什麽意義和弊端嗎?
  
    傅國湧:剪辮子毫無疑問成為革命的一個象征,時代轉換的一個標誌。剪辮子,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也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滿人統治結束了,中國從一個中世紀的社會開始真正進入近代社會,畢竟留著辮子這樣的一種形象是比較落伍的形象。
  
    當時,以後對中國文化有傑出貢獻的蔣復璁,當時在故鄉浙江海寧上小學,他在晚年回憶小學生活時,特別提及小時候辮子的煩惱,拖著一條累贅的辮子,汗水凝結,又癢又臭,難受不用說了,更麻煩的是每天早晨要打辮子。學堂裏為此專門雇有兩個剃頭匠,為住校的全部學生打辮子,小孩子一則沒有耐心枯坐那麽長時間,二則打辮子時要先用木梳來梳,辮發亂後,梳起來很痛,於是小孩子早晨一見剃頭匠就逃,剃頭匠一面追,一面喊某少爺不要跑。如果被堂長看到,不是叫剃頭匠帶走,就是令帶走打辮子後罰站壁角。因此,在他的記憶裏,辛亥革命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剪辮子,從此小孩子沒有每天打辮子的麻煩了。確實,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層面,可以說,民國就是從剪辮子開始的。
  
    但不能說剪辮子就是中國從帝國進入民國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它還是表面的。剪掉了辮子,並不意味著一個人一夜間就從舊我變成了新我,這是變不過來的,你還是你,文明需要一個過程。
  
    辛亥革命最大的結果是創立民國,但是民國並沒有名副其實,因為中國缺乏一個能支撐民國的社會基礎,沒有這樣一個健全無的社會,所以我說辛亥革命達到了三個實質性成果,第一是剪辮,我雖然說他在1914年還有很多人沒有剪,但畢竟大部分人剪了,留辮子已經是少數,剪掉辮子是多數的,所以剪辮子應該說是實現了。第二是易幟,旗換了,黃龍旗換成了別的旗。第三就是改歷,以前是農歷,現在是陽歷了,農歷雖然還在用,雙歷並存。
  
    南都:“剪辮、易幟、改歷”意義在哪裏?
  
    傅國湧:剪辮是一個符號,標誌著滿人統治的結束,同時也是中國從古代走向近代,是一個社會進步的符號。易幟是朝代更叠,政治改變,易幟從來都是政治性的改變,從帝國進入民國的一個顏色革命,就是換旗幟了。改歷,標誌著中國實際上融入了世界,農歷是中國本土的,土生土長,幾千年都在使用,我們過去用農歷加上時辰沒有小時,用滴水的漏來計時,由這一套東西構成的時間,我們稱之為中國時間,就是中國農業社會的時間,現在開始使用陽歷,就是跟西方的時間概念接軌了,我們用小時、分和秒,這一整套的改變,從中國時間融入到世界時間,這個改變是非常大的。
  
    這三個合在一起,至少在形式上是一個重大改變,但是這三樣東西的改變並不是根本性的,從制度上或者從文明程度上,中國一夜之間飛躍成另一個社會,那還沒有達到那種狀態。有改變,但是還沒有特別巨大的改變。
  
    剪辮、易幟、改歷都是一種社會轉型的細節體現,從一個王朝時代向一個新的沒有見過的共和時代轉型的細節上的展現。
  
    本版采寫、攝影:陳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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