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元论就是文化迫害，所以，坚持文化一元论就是要坚持文化迫害。”
文化多元化是新时代的要求，但中共仍然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来作为指导思想，这实际上是在坚持文化一元论。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全会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特别强调了文化改革所要坚持的文化一元论立场。我认为，在文化趋向多元化的今天仍然坚持文化一元论立场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坚持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
（一）其指导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虽然有许多不同，随着时代进步，后来者也不断对前“导师”的理论进行某些修正，但在其理论上坚持“辩证法、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大点上是一致的。而这三大点也正是他们理论的核心，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这三大点也已经过时或没有了深度。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思想体系，包括唯物辨证法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辩证法，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著作来看，他们都在赞扬辩证法，都是运用辩证法思考问题。在系统科学产生之前,我们都感到辩证法很科学，但是现在我们已知道它已过时了。实际上，辩证法发展到黑格尔手里时就已经十分完整了，他将辩证法的原理归纳为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和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内容与形式、时间与空间、本质与形象、原因与结果、部分与整体等十大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只是在这个框架内做修补工作。
辩证法已没有了深度，它已不能深入到事物或者说系统的内部看问题。我们知道，世界是分层次的，有机界、无机界、生命界和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层次中就有不同的规律在起作用。辩证法是建立在古典力学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基础上的，虽然整个世界都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影响存在，但在世界的不同领域其作用的主次是有别的，比如在人类社会中，政治系统虽然也有作用与反作用存在，但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具有目的性的调节而不是简单的作用与反作用。应该说在系统进化的低级阶段，辩证法规律所起的作用强，在系统进化的高级阶段辩证法规律所起的作用弱，比如在生命界和人类社会主要起作用的规律不是辩证法而是自组织性。
自组织性问题已为新科技革命基础理论所揭示，新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同以往的基础理论也不同，它是自组织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分形理论、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是这种理论的系统化。要理解系统的自组织性关键是要弄清楚如下几个概念：（1）远离平衡态；（2）非线性；（3）开放；（4）涨落；（5）突变。自组织系统理论所刻画的系统自组织性演化可概括为：在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和有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的非特定输入的条件下，系统以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为动力，即以其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为动力，同时受到内外涨落的随机启动，产生出集体运动的协同效应，其协同关联所产生的“序参量”（即集体运动的基本模式）又进一步支配了系统内各个子系统的竞争与协同，从而使系统走入循环、交叉作用并关联于放大的循环链圈之中；于是通过这种有效利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循环过程，系统便经历多种突变、渐变从无序跃变为有序，或使有序程度得以进一步提高，于是系统便从平衡态的混沌走向有序，又进一步演化为包含有序结构的非平衡态混沌。自组织系统理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的系统自组织性演化图景。现代技术和社会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已经不再满足需要。这是用系统科学处理复杂性问题研究兴起的背景。自组织理论标志复杂性探索的高潮。自组织理论认为应该以自组织性为基本概念来探索复杂性的本质和根源。
哲学家们已经根据系统科学创造除了系统主义哲学,系统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可概括为：整体性原理、层次性原理、开放性原理、目的性原理、突变性原理、稳定性原理、自组织原理和相似性原理。系统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可概括为：结构功能相关律、信息反馈律、竞争协同律、涨落有序律和优化演化律。系统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现代科技基础理论的基础上的，很明显，它具有解决自组织复杂性问题的优势，它能为规律和原理建立数学模型，因此它具有深度和科学性。而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其建立的科学基础原始和简单，其研究的领域涉及不到自组织的复杂性，其原理和规律不能建立数学模型，所以它不具有深度和现代的科学性。
在专制主义方面，从马克思到江泽民他们在理论上都是一脉相承，都鼓吹专政学说，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鼓吹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和江泽民鼓吹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共产党的“党棍”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的“新贡献”。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概括了他的学说的基本思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郑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从马克思的自我表述中，可知“无产阶级专政”是他学说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今天，我们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记录，触目惊心的事件比比皆是。实际上，“阶级专政”是个虚幻的概念，因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国家权力为一个阶级所占有、所行使的情况。人们所看到的，国家权力总是为某一“统治集团”所占有。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专政”也只具名义的意义，落实到国家权力的实际操作只能是共产党的上层领导者或党棍。列宁承认“阶级专政”的不可行性，因此提出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能由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伟大“救世阶级”，因而对权力制衡思想不屑一顾，反而对“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赞扬备至。当这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人性中的自利乃至贪婪之心是否会有所滋长?人类为恶的智慧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环境里，“无产阶级”决不会比“资产阶级”逊色。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人。
从列宁开始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比马克思更为出色，他们不仅强调专政，而且把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列宁是首先主张一党专政的。当有人攻击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时，列宁回答：“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24卷第423页）。这种专制主义形式的共同点是：党国一体化，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都被视为只是党派机构的延伸，并从属于党派机构。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实行的一党专政引申出徒有其名的选举制度、形式化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党控制下的官吏选拔与任命的行政制度、意识形态垄断制度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体系等等。中共视国家为私产，自上而下任命官员，最终形成一个效命于中共的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中共靠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运行，这个统治机器运行的动力就是来自自上而下赋有等级专制的特权，这个特权的性质之一就是权大于法，权力不受监督、制衡、制约。现在全球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民主化了，也就是说，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已全部抛去了任何形式的专制，包括一党专政，但中共还拼命抱着一党制这根稻草，逆历史潮流而动。
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实践，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我国，它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都失败了，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范围内已死亡。从资本论第一卷里我们能够了解到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即是：（1）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所有制；（2）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3)整个社会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有计划按比例进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不断分化和改组，最终形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两个矛盾对立的国际性指导中心——1919年3月建立的共产国际和1923年5月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简称社会党国际。自此，社会主义理论在东西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和路径实践着、发展着。在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在20世纪初就开始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轨道。在二战后的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西欧社会民主党几乎都有过执政或参政的经历。它们在执政或参政期间，在谋求企业国有化、扩大社会保险、推进公共工程和住宅建设、加强教育事业、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追求民主社会主义平等的理想，其结果是制度僵化、缺乏活力、企业普遍缺乏效率，所以社会民主党只好开辟新路，即第三条道路。比如，在政治上坚持民主制度，在经济上不再追求社会主义理想，实行公私混合经济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迎来了追求平等的第二次实践尝试，被称为“神奇回归”。西欧政治版图呈现出一片“粉红色”。这次回归，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进行理论反思，调整内部政策，放弃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寻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结果。
东方社会主义的第一站是俄国，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使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到1975年，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增加到16个。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遭受重创。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看是经常性的决策失误、重复建设和浪费严重；从微观的角度看是：（1）官僚主义严重泛滥，（2）缺乏效率。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官僚主义和缺乏效率，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已经死亡。
在20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都经历了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两种形态，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西方国家现在是混合经济阶段。当然各国的实际情况又有些不同，英国自19世纪末以来，其经济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已不是原先那种单一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成长起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出现了公私经济并存的新格局。在现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所有制一般包括四种形式：（1）个人所有制；（2）公司（股份公司）所有制；（3）国家所有制；（4）合作社（集体股东）所有制。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存在着两大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所谓“莱茵模式”（西欧、北欧模式），另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这两种现代模式都属于“混合经济”类型的现代经济模式。我国经济现在也已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在中国重新掌握权力后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改革，在将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地在国有制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这实质上是一种国有企业占有相当比例的混合经济。实际上，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世界经济包括我国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可以把这种经济简称为混合经（mixedeconomy）。现代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正处于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之中。
辩证法已经不能深入研究系统的自组织性问题，已没有了深度，专制主义已经不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社会主义已经在全世界死亡；这样的学说还能作为我们国家前进的指南吗？还能指导我们进行改革吗？显然已经不能够了。但是中共还要拿这套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文化改革，这不是要我们的文化陷入死胡同吗？
（二） 坚持文化一元论实质上是在坚持文化迫害
从古至今，专制主义在文化上的主要特征是一元化的文化。在专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向来都是一元的，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在专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向来是一元化的这个客观事实，归根结底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尽管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与经济、政治有相互作用，但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影响和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在专制社会中，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专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由于指导思想是一元的，那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文化只能符合这种指导思想，否则，就不允许存在，不符合这种指导思想的文化创作或者被禁止或者其作者要受到无情的政治或宗教迫害，就像在中共统治的社会里一样，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文化都不允许存在，创作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作品就毫无疑问会受到打击。这是专制社会必有的事情，没有才怪，有才是常态。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迫害，文化一元论就是文化迫害，所以，坚持文化一元论就是要坚持文化迫害。
在专制社会中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最具体的体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是最典型的一元化文化。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政权的统治思想，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根本指导思想，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我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也实际上是一元论文化，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文化都不允许存在，都受到压制。
在专制社会确立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仅是关系意识形态导向、关系到文化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专制政权的命运的问题。如果否认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多种思想并存的状态就会演变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最后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专制政权需要高度稳定，作为国家指导思想一元化需要强化。
在专制社会指导思想一元化原则的实现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任何反对专制，主张社会变革的思想，决不会允许处于支配地位，不允许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治者一般是用暴力直接维护其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原则，当然，同时也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全部舆论工具和宣传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使它成为专制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社会中指导思想决不会多元化，指导思想多元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排斥专制主义，因为在多元化的原则下，专制主义不能处于“一元”的地位。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原则对于专制社会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对专制制度而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然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导致专制政权自身的崩溃。对于一个专制的社会形态而言，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必然的。在专制社会专制文化的指导地位，不只是通过统治者的宣布加以确认通过法律来保证，还通过统治者的暴力加以确认。
无论何种专制的社会形态，要真正保持自己的指导思想具有支配地位，还需要有自己的一帮御用文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专制的长期统治中，他们在思想理论领域中，培养了数目巨大的各种各样有利于维护他们统治的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家。取得了政权的专制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坚持自己确认的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培养一帮专制主义的御用文人。
专制社会指导思想一元化原则最受诟病的是阻碍了文化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扼杀人的创造性，制造文字狱等等，诸如此类的论调不绝于耳，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因言论而获罪，在中外都是有的，但就论镇压之烈、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中国可稳做第一把交椅。古时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制造者是朱元璋，此公为一极端变态之人物。最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皇帝是乾隆。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制造文字狱规模最大的可谓是“毛皇帝”，他用引蛇出洞之计搞一个“反右”，结果被打倒在中央挂号有名有姓的就有五十五万，并且他还自鸣得意说：“这是阳谋！”
从古到今，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包括中共，其实是没有什么真正主义、真正信仰的，对他们有用的思想就要拿过来加以强化，对他们没用的思想他就加以摒弃的。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都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一直是每个民族的精神，它对这个民族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起着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各类生活方式，它由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模式所组成。在专制社会里，其指导思想是一元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文化自然也是一元的。这种文化显示出来的精神是霸道、专横、野蛮、专制，这种文化表现出来的结果是审判异端、文字迫害。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看，人类在这样的文化中生活了六千多年，现在世界大多数民族已完成了工业化任务，这样的民族也已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再没有以任何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一元化在那些民族中已经成为历史；但在共产党统治的今天，我国还是搞一元文化，还在坚持文化迫害。
在今天每个人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未来的好坏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未来中国文化的好坏不取决于孔夫子和秦始皇，不取决于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而是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严格说来，文化差异的背后其实是制度的不同，不是文化的区别而是制度的区别。这两种区别一定要分开，否则我们很多的思考都没有意义。制度不同决定文化差异，因此如果要文化一元化要坚持文化迫害就请选择专制制度，如果要文化多元化就请选择民主制度。不过随着工业化进程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进，民主已成为大趋势，看来想不想选择已经由不得某个人或某个政党所决定了。
(三) 文化自然是要多元的
我国有十三亿人口，如此之多的人，天然层次不同后天个人经历又会有不同，他们的兴趣和文化需要也就自然会不同；由于人的兴趣和文化需要不同，文化自然是要多元的，因为只有多元的文化才能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
社会主义文化是霸道的，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中，红色恐怖，党棍横行，杀人如麻。这是一种野蛮和残忍的行径，实在不像是人类所为。那些东西必须改造和革新，该抛掉的就是要抛掉，该修正的就是要修正。
文化不只是指某些具体的宗教或学派，而是一个民族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理念，文化就是这种理念的积淀。当然，这种理念有时会通过宗教或学派体现出来，但是理念创造了学派或宗教，而不是反之。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是一元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多元化生形态，就是由多种文化元素相互共存、相互转化、相互生成。这样可以确保文化走向一种健康发达、充满活力、内部存在着竞争协同，最后走向一种富有个性的文化生存形态。
文化多样性是文明演进的自然结果，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不仅是文化良性成长的自身要求，也我国将未来建立民主社会的文化基石。事实上，这种交流在多元文化的共处发展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要求既充分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尊重多元文化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和现实形貌，同时又能够宽容不同，并与异质文化容纳共处，从而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良性关系状况。可以用《论语·子路》所载孔子的一句名言“和而不同”来表达文多元化的形态。
所谓文化多元就是价值观的多元。价值评判的器官是大脑，而大脑每个人都有一个，这大概是普天下皆同的吧？莫非某个群体是一人一脑，而另一群体却是“共脑人”？没有这个道理。因此，“和而不同”当然是指每个人之间的和而不同。一个群体是否有不同于其它群体的特殊价值偏好？当然是有的。但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成员共用了一个大脑，并且这个大脑的构造与别的群体有什么区别，而是因为（由于历史、环境等原因）这个群体的每个人，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各自都有某些价值偏好（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在形而上层面），而这些偏好恰好又有共同之处。文化多元化必然是“文化际”多元化和文化内多元化的统一，“和而不同”、各美其美，不仅应当是“文化间”关系的准则，而且更应当是一个文 化共同体内部人际关系、不同价值之关系的准则。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多元化就意味着“自由优先于文化”。
现在是多种文化并存的世界，各种文化都有优缺点，系统科学揭示只有各种文化之间的竞争和协同才会不断推动文化的向前发展。各种文化都有优缺点，这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很多问题，其中也能说明各种文化之间不能相互替代。既然如此，那么各种文化之间也只能共存竞争。而各文化之间要共存共生首先就需要有宽容精神，事实上只有文化宽容才会有文化自由，文化自由表现为信仰自由、学术自由争鸣、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和互联网自由。人们不会因为言论问题而受到追究，除非这种言论诽谤他人、侮辱他人，但因此而受到的追究必须依法进行。
当今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文化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参与国际竞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不可否认，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奋斗，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制造能力、贸易实力都已名列前茅，“硬实力”的提升举世瞩目。但审视文化“软实力”方面，虽然近年来中国文化影响力在不断扩大，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但与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可谓是中国综合国力体系中急需补齐的“短板”。所以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来发展我们的文化。
现在的中国已是多种文化共生，各种文化之间也只能共存竞争。但中共当局仍然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作为指导思想，把它们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这是不符合文化多元论的。在今天全球开放的时代，企图抬高一种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已经不可能了，就算官方宣布是指导思想社会上也不会认可了。现时代需要的是文化多元化。虽然，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已经是多元文化，但现在的多元文化还只是历史上遗留的东西，中国要发展要想成为世界超强国家更需要今天和以后的中国人不断努力去进行文化创新。
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也是创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精品的必由之路。我们的文化创造，只有不断地在创造实践中进行积极而正确的创新，才能真正有效和有力地突破定势，独辟蹊径，焕发光彩，实现品位、力量、价值与功能的全面重构与提升。当今时代，不仅要求我们的文化必须创新，而且要求我们的文化必须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和广辐射的创新。从思想、观念、理论，到内容、形式、方法等，都真正“创”出一个全新的文化天地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不负历史的重托，承担起时代的重任。文化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文化创新有自身的方式，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途径是：（1）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中创新文化。（2）要发扬文化的优秀传统，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中创新文化。（3）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实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互动中创新文化。（4）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文化交往与文化选择、文化批判与文化兼容、文化积累与文化创造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中创新文化。（5）尊重知识，充分发挥文化人的创造精神。（6）创新文化体制是创新文化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7）不断发展精英文化。创新发展精英文化意义重大，精英文化往往体现了时代精神，代表着文化发展方向，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精髓，引领着文化乃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8）要把深化改革与调整结构、促进发展结合起来。面对国际文化产业集团陆续进入国内市场的现实，我们如何运用世贸规则进行市场运作，抢占文化产业高地，是一个新课题，未来10至15年，我国文化产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不竭动力。我们实施文化创新，发展文化，旨在推进文化现代化。文化创新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它为文化人施展才华提供了大好机遇，向文化人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向国家维护好、发展好文化人的利益和发挥好他们的积极性提出了新的坐标。文化创新最终要展现的是文化多元的前景，这就需要为文化多元创设制度前提。所以，政治民主化和放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地位是当今中国文化改革的最重要前提。
（郑酋午，评论学者，任职于深圳清华实验学校。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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