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动机

  动机是一个非常无聊,难倒无数当事人的问题。不管你说什么,总有人不信。别人又不可能钻到你的脑袋里。一个理性的人,更会在意程序的公正透明和结果的合理自然。因为动机太主观,有时连当事人也说不清楚。

  但我还是愿意说说动机,像我一贯的坦诚直率一样。

  1) 发出声音、主张权利。

  来北外10年,我在住房、考核(职称评聘)、子女医疗保险、入托、学术自由、校园管理等方面有不同的情况和看法,和许多同事也有类似的交流。作为民选的教代会代表,我按表决程序就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构成,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本来最正常不过,也是学校民主的最好的体现,但却遭受莫名的压力。最让我觉得老师的权利和呼声被忽视的,就是今夏的英语楼(红楼、电教楼等)外立面装修、拆换窗户、空调等(办公室现在还有后遗症)。这不光是花钱、麻烦的问题,还有理念、尊重历史和个性的问题。

  在平时的接触当中,学生对食堂、自习室、各种管理问题更是多有抱怨。

  我想,不管是作为普通老师,还是教代会代表,都在学校的管理体制内,发声不易,触动更难。比如关于子女医疗保险只报销100元的问题,反映了30年,也没有任何改变。那么,能不能利用更大的平台,借助相对平等独立的身份,发出声音,推动变化呢?刚好有了人大选举。这一公开合法民主的形式,总要比背后的抱怨、私下的串联、“杨白劳邮件”的住房诉求要好吧?

  而且,作为北外的人大代表,不光反映师生的呼声,而且可以了解学校的难处,在外面呼吁,为学校争取政策、经费、土地、资源的支持。有些事,学校领导不一定好说,我作为人大代表,完全可以说。

  2) 以民生促民主。

  如果说我只关注北外的那点事,那就低估了我的政治追求和济世情怀了。作为人大代表,当然更在意民主和权利。可是不能改善民生的民主,不是好民主,不能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权利,不是好权利。一旦当了代表,我就会在更大的平台上发声,呼吁推动民生。

  因为作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我们国家完全有能力改善民生,只是缺乏信心和推动。

  今年我国GDP将达创纪录的45万亿元,财政收入将达10万亿元,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

  就说财政收入吧,年均增长30%,我们每个人的收入有同比例的增长吗?恐怕是物价在飞吧。只要拿出5000亿,就可以实现全民医保。可是我们花了同样的钱在办奥运、世博,我们花了9000亿在三公消费,我们的维稳费用是6000亿,和军费持平。我们的教育经费20年前就说、今年又重申不低于GDP的4%,但实际上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3.3%),只是由于GDP增加,总量在增加。

  国富民穷,民生艰难,至少是没有制约,人大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

  两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一是几年前我母亲在省城做心脏手术,7万元,没有任何医保,我出4万,老家两个姐姐各出1万5. 现在还要靠药。每当听到老家的电话,我就头皮发紧。

  二是两年前,由于公办幼儿园进不去以及同样要交高昂的赞助费,我女儿上了西直门外一个破败的老小区、周围全是饭馆的抽油烟机、孩子们几乎没有活动院子的一个民办幼儿园,每月3000多元的托儿费,其他衣食、教育培养费,我太太一个人的工资都hold不住。

  政府那么有钱,我们纳了那么多的税(不说收入税,每个人只要消费,就要交消费税),有多少花在老人、孩子身上?有木有?!有多少花在教育上?有木有?

  作为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事业,压力山大,我几乎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才能维持温总理说的一个体面的生活。

  其实我有能力,也有机会,有车(6万8)有房(小户型),挣得够花,除了想着孩子明年上学的天价赞助费有点发懵外,我完全hold 住。可是,我老家的母亲呢?还得忍受没有医保的煎熬。我下岗的大姐呢?还要培养上大学的孩子。

  许多和我家庭一样的老师、同学呢?

  肯尼迪说过,一个“和谐”的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不可能保护少数富人。(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 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社会上的仇富丑官、危机四伏,总需要一个解决疏导的渠道,难道选举不是吗?难道选举比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有组织犯罪、骚乱暴动更坏吗?

  我时间灵活、有专业能力、充沛的精力和可以负担的经济能力,为什么就不能参选人大代表,做点实事和呼吁呢?

  3) 学以致用、言传身教、知行合一。

  我有很多缺陷,性格上的,说话、做事儿上的,但我:

  a、始终是个自由主义者,不愿管别人,也不愿被别人管,特别是思想言论上的。

  b、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想改变现实,想做一个知行合一的学者。

  我先修政治学,又习传播学,我有专业的理念和对社会、民生的了解。我是全国几个半里真正懂选举的半个。我们在学校给学生讲授民主的理念、转型的方式,当民主来的时候我们岂能叶公好龙?

  我和许多躲在象牙塔里的文人不同,我和众多犬儒的学者也不同,我不光言传,更愿意身教,知行合一才是治学做人的最高追求。

  我给学生讲了很多政治传播的理念和模式,我是所有社交媒体的研究使用者,我为什么不把它们用到实践中去检验呢?我希望我的听众越多越好,可上课就一个班、两个班,最多也就英院一个年级的研究生。如果我们一起来搞一次选举的民主试验,会不会让全校的师生都有一次公民教育,感受到身边的选择和权利?

  我们始终在学校范围内试验。要不是最后选情复杂、面对着选票分散和网络被封的局面,我们都不打算搞网下的扫楼拜票、食堂散发。因为我们的主体选民都在网上,都上人人,我只需写文章、发提案、答疑交流就有效果。影响再大,也就3-4周的事,11月8日尘埃落定,各忙各的。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吃选举饭的。我和太太的家庭责任协议也从11月9日重启。

  落选,我会向获胜者祝贺,同时安抚支持者。获胜,我有5年的时间,从容消化、兑现对选民的承诺。

  我做了什么不对的吗?难道不应该有个人这么做吗?如果真像谣传的我违法、我受外国操控,为什么不抓我?不剥夺我的选民资格?还让我以“另选他人”的方式,笑到最后,票数第二,虽败犹荣呢?

  这是我的参选动机。肯定有人不信,我就举个重口味的例子,结婚的动机是什么?为了美好的爱情、互相帮助、消除孤独、经济扶持、政治联姻、生儿育女、男欢女爱、藏不住的胎儿、拗不过的老人……

  选举就像结婚,动机很复杂,但过程都一样,结果受保护。

  二、 经费:

  大家都熟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喜欢从经济基础来分析问题。确实任何事情也可以从经济角度来解释。选举前,许多学生干部用手机短信(飞信)群发会议精神:

  1、此事已定性,乔木受外媒资助(或受美国反华势力操控);

  2、同学们要慎重选人,乔木要走,大家还是北外的学生。

  第二点,我不做回应,我在北外过去的10年和未来的20年,可以说明。

  第一点,让有关部门去查吧!告诉大家到底是哪家媒体在资助我?到底是何方势力能操控我?

  这里我先说明一下经费使用情况。

  1)两张汽车车窗海报140元

  2)600张A4彩印小海报,600元

  3)5150张A4双面复印传单,每张9分,460元

  4)5000张纪念书签,每张0.22元,共1100元(绝大部分被没收,没能发放)

  5)购买胶带、双面胶10元,临时帮某位志愿者手机充值50元、给部分学生和志愿者买水果、饮料、茶点、中午刷我的卡在食堂三楼吃两次饭,总共不超过200元。

  以上总花费2500元。

  钱花的虽然少,但背后是我和志愿者大量的付出。不像其他三个被选人有专业的团队,所有的文案、调研、网络上点对点的沟通,基本上都由我在完成。最后的两周,被亢奋和使命感所激励,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除了发帖,尽量回复人人和微博上的每一条留言,想着Ta就是我的选民,我在和Ta交谈、握手、拥抱,Ta可能会支持我,因为我们有过交流。仅仅为了一个正反两页的传单,我和美工就熬了一个通宵。为了一个1分30秒的视频短片,我们就选题、拍摄、线上线下讨论了不下10遍。

  而Ta们要上课,来去自由,全在自愿。我每天要接送孩子,一周上两次课,还有许多的论文答疑。只有少睡,全凭意志,好在选举是阶段性的事。

  (至于卖包,那是尝试着引进商业模式做一个政治广告。每个20元预付3000从淘宝店家购进500个包,由网店原价代卖(我没有经营权),每个我支付1元手续费。也就是说,理论上,如果全部卖完,相当于我500元做了一次流动广告。

  当然这个模式不太成功,主要是商家的供货质量没有保证、拖延发货和结款、销售情况没有想象的好等,现在有货积压。但并不表示我会付全款,一是根据合同,我会和商家就质量进行交涉,二是他们收了不少销售款,暂时也没有找我,三是有些老师同学和社会上的支持者委托我代买了一些包,还没有和商家结算。

  即使最终积压,我仍然有包,可以使用、可以送人、可以降价,不像传单海报,不再有用)

  因此直接用于选举的就2500多元,有票据和经手人为证。这些钱相当于400多美元,或者300多欧元。就算有哪家外媒、外国势力好意思赞助,我也不好意思接受。我在学校正常的工资奖金远比这个要多,何必要授人以柄? 再说国家安全机关是喝稀饭的?我的中国人、中国公民的底线被狗吃了?

  还有些人不负责任的说我有美国绿卡。我2009年39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去美国开会。平时全职在国内上班。今年暑假去美国开会时,由于想顺便带孩子去玩玩,还被使馆怀疑有移民倾向,签证要行政审查,拖了很久也不给。后来还是托了一个同事打听,才有进展。

  北外有那么多的领导、老师和各国使馆有联系,都引以为我们的优势。以我的能力和专业,和使馆有联系再简单不过了。怎么平时没事,遇到选举就说被外国操控?我一个多的能站一操场的副教授,出于个人的兴趣和公民的权利,出面参选,至于搞得那么复杂吗?太低估选民的智商,也确实吓退了不少中间选民。

  我收入稳定,平时除了简单的饮食,没有任何烟酒、穿用的消费,只有一套89平米的房,没有二奶,有点钱花在公共事务上有什么奇怪的吗?这和有人慈善捐款、请客吃饭、搞个party、买个LV包,不是一样花钱吗?基层代表是个官吗?有报酬吗?能实现政治野心吗?北京有2400个代表,都是名人吗?

  还是回到开始的动机,就是感兴趣,想发挥自己的能力,为选民发声,为社区做事。就这么简单。不信,大家问问其他候选人,Ta们为什么要当代表?

  如果说我自己花钱选举是受外国势力操控?那么吴青老人发传单、贴海报又是受谁操控呢?两位候选人的大幅易拉宝头像、到处张贴的简历、学校悬挂的众多旗帜、加班加点的管理干部、超过校庆的安保措施,又是花谁的钱?受谁的操控呢?

  三、 下一次

  很多人问,5年后你还会参选吗?

  我的回答:NO.

  一路走来,压力山大,艰辛自知。本来是个单纯的基层选举,由于公权力的秘密强势介入,最后的发展已超出了我和所有善良师生的想象。

  从技术上来说,举个例子,美国4年一次的大选,总有失利者,难道就不依不饶的选下去吗?

  几年以后,我会变,时代在变,会有更强悍的、适应时代要求和学校特点的人出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

  某种意义上,由我发起的这场公民教育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学校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师生们第一次觉得选举和大家离得那么近,会有人那么在乎选票,每个人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

  当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很难),也不排除再作冯妇的可能:

  1、选举就是选举,就是要介绍自己、争取选民。基层选举,只是局限在自己的选区里的那点人和事,动不了体制,也不想动体制。不要过分解读。要相信参选人的克制理性,要相信选民的判断,各级公权力不要肆意介入。还选举本来的样子,在法律的框架下,给每一个参选人公平介绍的机会和平台。

  2、人大代表应该专职化,有报酬、工作经费、有办公室、工作助手,容许和选民定期联系,为选民服务。目前我们在制度设计上,行政、司法、立法三权中,没有听说过哪个政府官员、行政领导、警察、法官、检察官是兼职的,没有工资补贴、没有经费办公室、没有业务网络和团队。偏偏作为立法机构的人大代表都没有。平时干你自己的事、一年开会来一次(不少代表包括常委其实是不去开会的),举手表决。

  但我多半是不再参选了,因为使命已经完成。作为选票上没有名字的另选他人,以第二名的得票收场,虽败犹荣。

  我没有多少个人魅力、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普通话口才也不好,本来是最不适合出面做选举的。但放眼望去,不说北外,就算全国,那些比我更有人气和影响的教授、名流,又有谁,愿意出面做这个事呢?我有满腹的才华、旺盛的精力、永不言败的投入与坚持、对规则的娴熟与尊重,其实我更适合做个spin doctor(选举专家),做个参谋、顾问,辅佐更有影响、更有魅力、年龄、背景更适合的人来参选。可是这样的人在哪?

  性格决定命运,时代造就人物。我出来了。

  既然出来了,我就像我一贯做事的风格一样,把事情做好、做专业、做的对得起自己、对的起别人。

  但事情发展到最后,远远超出我当初的想象、以及任何正常人能够想象到的范围。

  各种打压、抹黑,我早有准备,但网络全面封杀、窃听、跟踪…,我知道这是一场注定不让你取胜的选举。当学生也在不断被谈话、叫家长、跟踪、搜查、微博人人被监控、对着摄像头指认,我知道,尽管我是体制内的生存者、也一直想做体制内的建言者谏言者,但体制其实是容不下,不是我这样的人,而是这样专业、专著、专心的做法。

  但我无怨无悔。一路走来,艰辛自知,扪心自问,We did Nothing wrong. 我们始终在法律、规则容许的尺度内行事。只是法律不如政策、规则由人解释。

  大学教授三个使命: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人们在不断质疑我(很少质疑其他候选人),你不好好教学研究(这方面我一点都不比别人差),干嘛要搞选举、参合这些社会事务呢?

  好吧,我就潜心教学研究。

  再见,我残存的人人化名(乔本)。再见,我的网络江湖。那里埋葬着我呕心沥血的4个博客、10个微博还有1个杜鹃滴血般的人人账户。

  最后,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推我前行。感谢,所有疑忌我的人,让我反省坚强。

  感谢我的太太,她没有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希望我女儿以后的成长,不靠拼爹、不靠比官、不靠炫富。

                                                                     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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