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时断时续的可怕枪声”
1944年4月2日是棕枝主日（Palm Sunday，译注：指复活节前的星期日）。那天圣萨尔瓦多有雾无风，许多家庭离开圣萨尔瓦多到海边或首都以外的避暑胜地享受清风。总统当天人在海滨小镇拉利伯塔德（La Libertad），多数高级官员也不在首都。那些留在闷热首都中的人上午去教堂领取被认为能够避开闪电等常见危险的棕榈树枝。下午3点半左右，城市东南部的居民听到一阵隆隆声，纷纷上街一探究竟。只见军机从他们屋顶上低空飞过。44
政变时机把握得极为准确。由于马丁内斯和他手下的要员分散在各地，因此必然反应迟缓。起义者也掌握一定的火力，包括圣萨尔瓦多第一步兵团和第二炮兵团。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政变似乎很有可能取得成功。起义者很快夺取了几处重要目标：空军、国家广播电台和电报局。萨尔瓦多西部最大城市圣安娜（Santa Ana）的驻军也倒戈加入起义队伍，群众则举行了示威并且选举了新的市议会。45
不过起义者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起义战机试图轰炸圣萨尔瓦多的警察总部，但却偏离了目标，炸毁了旁边的房屋。占领广播电台后他们就开始广播，不仅详细播报战况，还公布了领导人之一阿尔图罗•罗梅罗的姓名。但马丁内斯也是听众之一，他从中收集了许多重要信息，包括他手下哪些部队没有参加起义，因此很可能仍然忠于他。然后总统回到首都，他设法避开派来逮捕他的士兵，并且下令关闭所有变压器，在黑夜降临之际熄灭了所有电灯。接着马丁内斯前往总统官邸旁边的萨波特要塞（Fort Zapote），他确定那里的士兵都支持他。马丁内斯咆哮道：“如果你们不支持我，就走过来开枪打死我吧。”第二天要塞轰击了起义的第一步兵团，与此同时总统的部队则在收复机场。到了周二上午，起义即告结束。46
许多起义领袖遭到逮捕，但罗梅罗和阿尔法罗都设法逃脱。周一下午两人在广播电台听到第一步兵团投降的消息后，便溜出后门各自逃亡。阿尔法罗逃往圣安娜，那里到处都是过早庆祝政变成功因而喝得烂醉的人。医生在病人家里躲了几天，然后于周五逃往洪都拉斯边界。47
总统虽然轻易解决了政变，但后续动作却显示他十分恐惧。俱乐部和工会的聚会都遭到禁止，民宅也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搜查。首都的夜晚“传来时断时续的可怕枪声。全副武装的警察小队在市内巡逻。犯人遭到围捕，成群地被带往警察局，警察局里传出了有关恐怖的酷刑的故事。”警察和政府密探探听银行交易，还要求进出首都的人出示官方通行证。在致最高法院的诉状上签名的人都得不到离开首都的许可，也无法办理工作所需的法律文件。据美国大使瑟斯顿说，萨尔瓦多政府似乎开展了“破坏许多专业阶层人士的生计”的运动。48
记者是另一个付出沉重代价的群体。圣安娜的《西方日报》（Diario de Occidente）在4月2日过于匆忙地刊登文章宣布马丁内斯被罢免并由罗梅罗取代，其编辑也因此被捕入狱。《拉丁每日新闻报》编辑豪尔赫•平托（Jorge Pinto）政变开始时已经入狱，他在4月2日被看守开枪射伤，不久后死去。还有一些记者或被捕，或逃往安全地带，首都三家反对派报纸都被停刊数周。49
镇压远远超过了重塑总统权威所需的程度。马丁内斯宁愿复仇而不愿用宽宏大量来装点他的胜利，圣萨尔瓦多的入狱者就超过了800人。战时非常会议（Extraordinary Council of War）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判处十名军官死刑；第二天早上墓地传来了处决人犯的枪声。接下去两周里又有二十五名军官和九名平民被判死刑。马丁内斯甚至让马罗金将军的儿子亲眼目睹父亲被处决。50
维克托•曼努埃尔•马林（Victor Manuel Marin）是被枪决的平民之一。起义时他曾在战斗人员和平民策划者之间进行协调。他被捕之后，逮捕他的官员打断了他的胳膊，打碎了他的膝盖，挖掉了他的一只眼睛，还实施了其他骇人听闻的酷刑，希望能从他身上挖出与叛乱阴谋有关的秘密。后来他被处决时还必须由别人帮助撑起身体。莱昂•蒙托亚（Leon Montoya）神父为他举行临终祈祷时问他：“维克托，你害怕死亡吗？”马林说：“不，神父，颤抖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灵魂。”51
整个拉丁美洲都在关注萨尔瓦多四月份发生的事。外国外交官于4月17日晋见萨尔瓦多总统，要求宽大处理起义者；委内瑞拉下议院、墨西哥工人领袖维森特•朗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以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群拉丁美洲医生也都发出请愿书，提出同样的要求。若干国家的报纸抨击了血腥镇压，就连举世闻名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都提出了抗议。52
美国也无法忽视所发生的事。由于罗斯福总统主张“睦邻政策”，再加上战时美国自然不愿意批评盟国政府，因此美国奉行不干预政策，但是使馆职员与反对派领袖有个人接触，并且赞赏其民主话语。瑟斯顿大使写道：“宣传民主主义所伴随的不干预政策，其主要缺点就是会同时鼓舞独裁政权和民间的反对派。”他后悔自己无所作为，认为这隐含了对“用违反宪法的方式攫取或保持权力的独裁者”的接纳，他说这“不仅会损害我们的道义领袖地位，也会使人们认为我们的民主声明只是空洞的宣传，我们实际上只是按实用主义原则行事。”不过这也不是华盛顿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遇到这种难题。53
瑟斯顿如履薄冰，铁托•卡尔沃上校和另一位曾经参加起义的军官来到使馆寻求庇护时，他受到了考验。瑟斯顿允许他们进入使馆，但是拒绝提供庇护。当晚他与马丁内斯会谈，并且在马丁内斯保证他们会得到符合法律要求的待遇后同意交出二人；随后他要求马丁内斯从宽处理二人。但是卡尔沃及其同志仍然于4月10日和其他人一起遭到枪决。对瑟斯顿来说这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马丁内斯已经与美国决裂。54
“不能是街头运动”
起义发生之后不到两周，马丁内斯的地位似乎又牢不可破了，不过流产的政变所展现出来的宏伟抱负却显示，萨尔瓦多人中的领导人物——包括银行管理者、咖啡大亨和军官——愿意冒生命危险来推翻总统。此外，总统的残暴反应也警示了以前只是旁观者的萨尔瓦多人。美国武官指出：“市场摊贩、店主和平民”都在谴责处决和酷刑。55
即使是在仍然支持马丁内斯的政府官员中间，对马丁内斯的治国能力的怀疑也在增加。一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报告说，财政部长曾经批评政变之后的血腥报复，另一些部长也心怀疑虑。这名外交官得出结论说：“总统的追随者中间正在产生担忧、疑惑和恐惧的情绪……不仅是因为他们感到总统的心态是……复仇，而这可能会损害所有各方的利益，还因为这些人开始考虑到政府……被推翻之后自己的人身和经济安全问题。”56
如果重新发动反对政权的抵抗运动，可能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新的支持。但是首先要找到新的领袖，因为政变发动者不是死了就是入狱了，要么就是潜逃了。学生团体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政治组织工作，学生也是去年发放反马丁内斯传单的主角。复活节假期之后学校重新开始上课时，阿尔图罗•罗梅罗被捕的消息刺激了学生。起义失败之后，勇敢的医生在首都隐藏了几天，然后试图逃往洪都拉斯。不过他化装成工人却未能骗过边境的国民警卫队。他们用大刀来攻击他，然后把他带到圣米格尔（San Miguel）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他的真实身份曝光了。同情他的医生迟迟不肯宣布他的身体适宜旅行，因为他们知道他一旦恢复健康就会被处决。57
就在罗梅罗卧床休养的时候，大学生们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来拟订向政府提出挑战的战略。他们认识到与政府的武装部队正面冲突无异于自杀，因此他们不应给独裁者提供使用暴力的机会。学生领袖之一法比奥•卡斯蒂略（Fabio Castillo）回忆道，“当时的基本论点”就是马丁内斯“有能力用军事手段打败任何对手。因此我们需要组织一场不和马丁内斯正面对抗的民众运动，这样他就没有对象可以射击。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这场运动不能是街头运动，而应该是隐藏起来的运动。于是‘垂臂罢工运动’（huelga de brazos caidos）诞生了。大家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待在屋里不上街，这样政府就不可能进行镇压。”58
4月17日之后，医学学生纷纷打着黑色领带回到学校，以表达对被政府处决者的哀悼和对可能遭到处决的罗梅罗的关注。最初几天里有些学生想到了罢工；这个建议也出现在法学学生的集会上，然后开始流传到大学其他系中。这些日子里出现了许多领袖：医学院的卡斯蒂略和豪尔赫•布斯塔门（Jorge Bustamente）、法学院的加林多•波尔（Galindo Pohl）和豪尔赫•马志尼（Jorge Mazzini）、工学院的劳尔•卡斯特利亚诺斯（Raul Castellanos）及药学院的马里奥•科罗拉多（Mario Colorado）。59
有两个不同的团体在领导学生运动。其中一个团体由各系选举产生的四十多名代表组成。另一个则是规模较小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于4月19日公开散发了一份传单。传单中承认：“我们无力发动一场革命，但是有一些手段虽然可能不合法，但却可能被认为是高尚和值得赞赏的……我们正在与一个精明狡诈的人做斗争……因此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精明狡诈来对付他，因为现在全体人民……都已决心用暴力来夺回他们被人夺走的东西——自由。”60
整个星期以来学生一直在秘密进行组织工作。4月24日星期一，政府进行了第二波处决——这给了学生一种紧迫感。他们集会，投票决定罢工，并且发表匿名声明，宣布他们不仅要暂停学术活动，还会停止在校外的工作。
罢工领导者认识到，如果他们真要对抗马丁内斯，就要扩大运动的规模。1938-1939年的学生罢课没有显著成效；加林多•波尔评论说：“知识分子罢工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他们想要促成真正的变革，就需要发起一个各类人都参加的总罢工。卡斯蒂略最早提出这个想法，4月24日之后那周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此进行了讨论。61
这项战略基本就是流亡记者卡斯特罗•卡尼萨莱斯早先向萨尔瓦多民主行动组织提出但被忽视了的建议。学生们对这个不是来自卡尼萨莱斯就是来自别处的概念十分熟悉，他们认为这个概念有实践意义。第一，他们手无寸铁，因此不可能用武力击败马丁内斯。第二，他们知道公众会参加他们的非暴力行动，行动也会赢得其他势力的支持。例如，他们特别通知美国大使馆他们打算领导一场和平运动，而且会避免流血事件。62
他们把时间定为5月5日，希望到了这一天人人都参加罢工。媒体受到钳制和政变失败之后在圣萨尔瓦多弥漫了数周之久的恐惧气氛使把消息传到尽可能多的人那里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医学学生与医生、法学学生与律师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他人也是一样，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来宣传总罢工的想法。他们还打印传单敦促市民罢工。每份传单都请求读者复制十份散发出去。秘书们不断帮忙打字，儿童则在街上散发传单——他们“在警察面前挥舞着煽动性的传单，刺激他们进行逮捕。”63
学生们也影响到了自己专业圈子之外的铁路工人、巴勒斯坦移民店主等群体。罢工的思想蔓延开来之后，学生们得到了实质性的帮助。集市中的妇女——瑟斯顿大使将其描述为“萨尔瓦多政治中较为粗俗的阶层里难以对付的因素”——纷纷前往各家商店说服老板关店。一位银行家与一位出租车司机攀谈，让他告诉其他司机说参加罢工的人都能得到钱。64
不过组织者知道，光靠个人热情很难影响到足够多的人让圣萨尔瓦多停摆，更不用说全国了。罢工必须能够自然扩展，为此必须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服务和机构。如果罢工者能够让银行和药店等设施关门，他们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迫使人们决定是站在独裁者一边还是站在人民一边。由于医生地位崇高，他们罢工会有很大影响。交通系统也是重要目标。由于学生们把重点放在首都，因此只有火车未能抵达当地的车站才是让各地的人们都得知发生了罢工的唯一方法（这种手段让人联想起1905年十月莫斯科铁路工人将罢工扩展至整个俄国的方法）。65
学生需要有钱才能完成推动罢工所需的各种事务，罢工开始后他们也需要设法让本来不愿放下工具的罢工工人得到资助。若干启动资金来自官方学生组织，但校外的捐款很快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一个成员包括抵押银行总裁埃克托尔•赫雷拉和咖啡大亨罗伯托•阿尔瓦雷斯（Roberto Alvarez）在内的财务委员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据说富有的萨尔瓦多俱乐部（Club Salvadoreno）在三十分钟之内就募集了20,000美元。66
四月最后一周学生们开始罢课，也不再到校外上班之后，罢工就开始逐渐升温。法学学生不再到法院出庭，工学学生也拒绝到雇佣他们的政府机构上班。住院实习医生开始待在家里，学校老师也是一样。罢工开始后连中学生也罢课了。67
工运组织者的儿子、后来出任萨尔瓦多总统的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José Napoleón Duarte）是罢工学生之一。杜阿尔特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直接参加了反对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的学生运动。”当时大学生到他就读的高中征求加入协调组织的代表，他加入了，并且多次参加遭到警察突袭的会议。“有一次为了脱逃，我冲下山谷，跳过一道栅栏，落到了带刺的荆棘上，把衣服和皮肤都划破了……总罢工那天我们的委员会也开始在学校里制造混乱，迫使学校停课……罢课很成功。那天没有一个人去上学……”68
罢工风潮逐渐发展，萨尔瓦多政权垂死挣扎。一位官员报告说，他的同事中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会发生罢工，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总统的高级官员一致反对暴力镇压。虽然四月底之前政府下达了一道逮捕组织罢工的学生的命令，但警方只是短暂拘留了几名持有传单的人而已。有些警察来到私人住宅中，试图强迫罢工者回去工作，而另一些人的态度显然十分矛盾。有些人甚至同情罢工，尽一切力量帮助罢工组织者逃脱逮捕。69
即使警方积极行动，要迅速镇压罢工也很困难；因为罢工扩大的速度太快了。政权似乎打算坐等罢工者因生活需要而恢复工作。为了化解某些潜在的愤怒，政府宣布释放未遂起义后逮捕的所有犯人，政府还试图用自己控制的报纸上的文章来败坏罢工的名声，文章把罢工描述成由忽视穷人需要的富人和权贵发起的运动。70
这些都没有遏止罢工的势头，也没有消除最近的处决和马丁内斯的长期专制统治所激发的愤怒。萨尔瓦多的精英现在担心如果不制止将军，杀戮就会继续下去。对人人都可能会被行刑队处决这一前景的恐惧超过了对反抗政权的恐惧。对于许多非精英阶层人士来说，阿尔图罗•罗梅罗这位勇敢的医生生命受到威胁，已经成为他们行动的动力。71
正如组织罢工的学生所希望的那样，罗梅罗的医生同行很快成为运动的先锋。他们对马丁内斯有自己的不满，因为他曾经下令开除若干涉嫌颠覆行为的医生。公立医院院长路易斯•马西亚斯（Luis Macias）于5月2日召开员工会议，和医生们一起拟订了要求事项。他们宣布除非政府给所有死刑犯减刑，宣布大赦，让被解雇的医生恢复原职，并且遵守“民主原则”，否则他们就要罢工。马丁内斯亲自接收了这份要求，并且当着马西亚斯的面将其烧毁。72
5月5日，135名医生（圣萨尔瓦多共有150名医生）罢工。其中六十人签署了一份新的声明，直言不讳地要求总统下台并且举行自由选举。急诊室仍然开放，有些医生继续接诊少数患者；威廉•克雷姆报导说：“富人被敲竹杠，穷人只象征性地付一点钱，收入都进入了罢工基金。”5月5日罢工的还有律师、药剂师以及银行、铁路和电力公司职员。数百名公务员也跟进了。环境卫生部门（Sanitation Department）宣布暂停所有非必要服务。已经罢工的还有公共卫生服务部门（Public Health Service）的牙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剧院职工。73
不是所有参加罢工的人都满怀热情。有些巴勒斯坦和中国移民店主显然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愿关门。学生活动家之一何塞•科罗拉多（Jose Colorado）向那些想为关门找借口的商店扔石头。另一些商店仍然开门，但是拒绝售货。许多工人也犹豫不决，因为罢工可能会断绝他们急需的工资，还会让他们面临报复。铁路工程师告诉法比奥•卡斯蒂略，除非他们事先能够得到全额工资，家人也藏在安全的地方，否则他们不会参加运动。不过圣萨尔瓦多各阶层参加罢工的人很多，以至几十年后人们把这场罢工回忆为民众团结反对总统的典范。一位罢工者回忆说：“就连小偷都罢工了。”74
返回学校两周以来，带头罢工的大学生一直在尽力避免与政权发生肢体冲突。虽然他们有理由认为警察和士兵对马丁内斯的忠诚并不可靠，但他们并不打算用生命来检测自己的信念。因此街头示威不在策略之内。不过学生和被处决军官的遗孀于5月5日在市中心的玫瑰教堂（Church of the Rosary）为政权的受害者举行了弥撒。群众蜂拥而至，教堂和教堂外的广场上挤满了身穿黑衣的妇女。哀悼者听说弥撒遭禁之后便离开教堂，四散到城市里说服更多商人关闭店铺。75
这场大规模市民罢工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让人难忘的罢工，这场运动是分散发动的，依靠一连串人的彼此联系和动员。但是现在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股必须正视的力量，因此需要有某种执行组织来代表罢工者与政权谈判。5月5日晚间，学生、集市妇女、银行、各行各业、商业职工、散工以及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司机的代表在埃莫赫内斯•瓦拉多家中开会，选举了一个代表性略嫌不足的国家重建委员会（N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该委员会有五名成员：一名学生、一名医生、一名抵押银行律师、一名商业职工和一名退休将军。第二天，委员会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同时向总统做出安全保证并且建议他离开萨尔瓦多。现在反对派已经形成，正在摩拳擦掌显示力量。76
萨尔瓦多政府既没有采取决定性行动平息反抗，也没有表现出让步的迹象。马丁内斯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赞扬那些仍在工作的人，同时指控罢工领导者“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制造恐慌”。第二天一份传单宣布“工人反对革命委员会”（Workers Anti-Revolutionary Committee）成立，马丁内斯再次要求商家开门营业。这位不久之前才在人民中引起巨大恐惧的独裁者，现在却只能恳求人民听从他的命令。77
马丁内斯似乎已经无意再使用威吓手段，他指示一位官员“避免与罢工者发生冲突”。罢工结束之后不久，将军在一次采访中说：“四月初我用武力打败了起义者，结果他们挑起了罢工。因此我不想再打了。我向谁开火呢？向那些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儿童和青年吗？”这位十年前屠杀了数千名农民仍然面不改色的将军，在自己的最大威胁到来的时刻却无法使用自己的武器。
这一时刻在罢工者看来也很危险。5月6日，美国使馆得知有一队队人马前往各家罢工的商店迫使店主开门营业。一些医生收到了匿名的恐吓，还有谣言说手持弯刀的农民正在前往首都，目的是挑起暴力，给军事镇压制造借口。流血事件确实发生了，但不是政府煽动的。5月7日，一名过于紧张的警察向聚集在街道上的青少年开枪。十七岁的少年何塞•赖特（Jose Wright）当场丧生，他来自萨尔瓦多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由于父亲是美国人而拥有美国国籍。成千上万人前往他家表达敬意，第二天上午也有成千上万人参加他的葬礼。78
这场悲剧给了罢工领导者一个机会。本来他们无法确定是否能在罢工开始平息之前在政权中造成混乱，因此打算把民众带上街头和政府摊牌。赖特被杀正是这样一个机会。葬礼结束之后，圣萨尔瓦多市民涌入国民议会和政府所在大楼旁边的巴里奥斯广场（Plaza Barrios）。人们满腔愤怒，学生领袖忙着呼吁人们克制。不过广场上巡逻的警卫没有做任何激怒群众的事，因此没有发生暴力冲突。79
美国大使晋见马丁内斯询问是否找到并惩罚了少年被杀事件的负责人时，他关心的无疑是被杀少年的美国国籍，但许多人也因此认为华盛顿会出面干预。华盛顿没有干预，但枪击事件成为政权内部变革的催化剂。总统手下多数部长5月7日晚间开会决定辞职。他们担忧街头群众会引发新一轮暴力冲突——而事实上，第二天早上，陆军参谋长告知马丁内斯，军队已经准备好清除街上的抗议者。一位部长挺身反对，并且告诉总统：“我们不会参加任何暴力行动。”总统回答道：“我不会用任何暴力手段来对付人民。如果现在人民想让我退休，我愿意毫无困难地照办。”80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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