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吴英案，《环球时报》有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吴丹红的评论《不要让舆论决定吴英生死》。的确，法治社会，能够决定一个人生死的只能是法律，不能是其他，包括舆论。如果舆论或者其他，比如行政权力，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注定不是法治社会。那么，是舆论还是权力，能够作用于司法。在本土，我相信，与其把它当个问题，不如说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
就吴题而言，至少到目前为止，司法并未为舆论所动。一审甫出，即遭舆情反弹，包括我在内许多评论人都写过为吴辩护的文字，浙江高院不是照样维持原判了吗。因此，到现在为止，舆论决定吴英生死，是个假问题。甚至它会一直假下去，哪怕到高院。也就是说，到高院复核时，除了它秉持司法独立，不受任何干扰，作出自己的裁决。假如它同样受到干预，那肯定不是舆论，而是权力。不但是司法以外的权力，甚至是司法权力本身（即它可以内在地表现为，吴英是生是死，出于权力考量而非法律考量）。那时吴英即使免于一死，也只是权力评估后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清它的路线图：舆论-权力-司法。内中直接起作用的，还是权力。舆论只是让权力感到压力的间接因素而已。网络上有一句话：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假如一个人明知本土法治进程中的实际状况，却拿无以构成直接干预的舆论干预来作文章，而掩饰一种真正可以干预司法的常态性现象，我只能说这种文章不诚实。
“从法律规定上讲，一审二审判处吴英死刑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并无不妥。”这是吴文对吴案的一个看法。作者法学博士出身，是为专家；但舆情和一、二审过不去，恰恰就在于判决本身有问题。幸好吴英之父在微博上贴出了浙江高院的裁定书，论专业我不如该作者，但就裁定书而言，其情节表述，连我这个外行都看不出有多大罪过。分明是向身边认识的人集资，而且可数的就那么几个（原判认定直接受害人为11人），怎么能说“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集资，有公众性”。除非这是玩文字游戏：一人为私，两人为公，三人为众。何况这11人当中有一个政府身份的林卫平，他一人就集资给吴英四亿多，而吴英一共就七亿多。林是直接，吴是间接，结果一个判七年，一个判死刑。纵观整个裁定书，我既看不出吴英非法占有，也没看出主观诈骗，陈述和结论明显脱节。这里除了让我对这位专家产生疑窦外，我恳请媒体和关注此案的法学专业人士注意这份裁定书，另外更恳请高院复核时注意到它所内含的问题。
然而，面对如此潦草的一份判决，在吴看来“并无不妥”，而且媒体还应该噤声，因为“媒体如果自诩民意代表，对最高院复核吴英案发出所谓‘呼吁’，则有干扰司法之嫌”。地方终审已经结束，媒体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吗。逻辑上，如果媒体没有影响二审，又何以影响复核，何况高院对所谓舆论干扰的抗压能力要比地方大得多。但，这并非主要，重要在于，面对司法权力，媒体有它呛声的自由。当然，吴文引述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话：“法律是十分明确的，当诉讼案还未了结而法庭正在积极审理时，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论，因为这样做实际上会给审案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我们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视审讯’或任何其他宣传工具的审讯。”我尽管不知此语的上下语境，但也不愿简单认同。且不说英美法治国，已经不存在权力对司法的干预，所以才把注意力放在对舆论的防止上。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和英美可以划等号吗。另外，报纸审讯、司法审讯终究是一种修辞，是指舆论对司法的影响，重要的是司法能持守自己，并有相应的程序抵抗这种影响。美国陪审制度是让陪审员在案审期间不读报不看电视，不受外界影响，以保持自己的客观公正。这正说明媒体对案件有自己评论的权利，只是司法可以并有办法不理会而已。
我认同作者最后所言：“让舆论的归舆论，司法的归司法”。现在不正是舆论的归舆论吗，作者怎么忘了刚才是要取消舆论的。因此，这句话只要说给司法听而不必说给舆论听。既然舆论有时可以通过司法外的权力作用于司法；那么舆论与司法的两分，首先就要做到的是，让权力的归权力，司法的归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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