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往回走，还是往前走；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经济和政治开明的路线，是通过强权维稳压服，还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问题。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又面临新的抉择。
说到最近发生的薄熙来﹑王立军事件，陈有西在文章中表示，他原先对主政重庆的薄熙来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他有作为的愿望、敢干的魄力、出眾的口才，中国政治近年来过於无所作为和沉闷、守旧，需要有作为的政治家」。可是，陈有西说，通过实际司法案例观察，他「逐渐认清了其所作所为的权治作风和对法治的肆意破坏，甚至故意摧毁法治体系」；陈有西对薄熙来也「慢慢从怀疑转向了坚定地阻击立场」；薄熙来如果成功，「将意味著把中国带向一场巨大的灾难」。陈有西说，这一点好多人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
关于「唱红打黑」，陈有西说，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也符合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需要。权力的继承需要回顾传统，反思业绩，让人民感恩。「但是重庆将其慢慢地宗教化、洗脑化、强制化，用文革式的手法，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愚弄。这同违背自然规律大种银杏树一样，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至於打黑，陈有西说，从邓小平﹑彭真一九八三年组织「严打斗争」开始打击流氓团伙，其实一直没有放鬆过，各省都一直在打击。中国的治安问题不是打得不够，而是管理出了问题，严刑竣法并不能根本上治理好社会。
重庆打黑出现了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将大量合法民企中的个别违法行为拨高为「黑社会组织基地」，导致了严重的打黑扩大化和定性错误；二是为达到既定目的，重用迷信个人权力的王立军，怂恿警察严重破坏国家成文法的规定，放纵刑讯逼供，阻止和迫害依法辩护的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判决前，就违法拍卖处理涉案财產，将尚未定性的合法民企和个人财產，搞打黑展览，没入国库先期使用，对民企财富进行权力化转移，出现了许多的冤假错案。这个真相随著复查的进行，会慢慢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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