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间的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十年，是改革运动最后实践的十年，也是中国以世界贸易组织(WTO)语法规则参与全球化的十年。
在这个改革时间段，农村人口红利的溢出帮助中国成为全球工厂；国企解除社会责任而成为经济主体后，从财政负担变成了财政发动机；中央地方分税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实力并为1998年后的黄金十年准备了政治条件；WTO语法体系则让中国拿到了全球化通行证。凭借最大的人口红利基数和威权政府的双发动机，中国保持了多年的双位数GDP增长，国家经济体量在2010年一举超越日本而直逼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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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一位武警在天安门广场巡逻。中共十八大将于11月8日在北京召开。
今天，无论如何评论产业升级与环境问题，中国东部海岸线上的那条“地理级”生产线都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工业化创造。它以太平洋西岸的大河入口处为产品下线点，以大江大河为组装线，以山脉湖泊为生产模块的分布点，以黑夜的灯火为证明，源源不断地把商品沿公路集散到港口，从中国东部一个个良港发往世界各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宏大描述，100年后在中国重现——一个国家用半壁江山为全世界生产商品，它的13亿人口在大地上东西大迁移，南北大流动。
成全中国经济黄金十年有三个历史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四小龙”在那次危机中终结了神话，但中国却因为朱镕基政府的战略决断而在东亚竞争中翻身；第二个节点是“9·11”美国恐怖分子袭击。在欧美世界与阿拉伯世界的对抗中，中国开始融入全球化，获得了宝贵的5年发展期；第三个节点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并成为全球经济最后的发动机。
如果以2005年的改革争论为界的话，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像一个“倒V”字，前半段是坚持全球化开放思想的市场主义，后半段是退缩至保守的国家经济主义。改革事业的微妙转折正是落在2005年这一时点上。
1990年代末期，自由市场哲学的清新理论空气中，“国退民进”是朱镕基政府在以产权为切入口进行国企改革战略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中国以大量工人下岗和社会问题堆积换取了国企“刮骨疗毒”式的手术，在全球经济史上都极为罕见的。那一时间段的改革虽然直到今天仍受到争议，但却使私营经济创变得异常活跃，也使中国经济变得有了活力。
但2005年，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中国悄悄上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倒V字走向的转折点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郎顾公案”，它无意间拉开了改革之争，也使得新左思潮上位。此事件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郎咸平、格林柯尔创始人顾雏军的个人争执演变为国企改革的争论，后来上升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对峙。
华盛顿共识是指1980年代末针对拉美危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当华盛顿共识被证明不能拯救拉美时，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最先提出的，他把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而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围绕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公式的争论，最终将中国经济学界自1992年以来的改革理论共识完全撕裂。
这一轮思想交锋中，新左派逐渐占据了话语权，其政治姿态高于学术姿态。在“郎顾公案”中，只有政治表态才能进入观点阵营。在互联网上，当每个人都成为传播者的时候，加入新左阵营几乎是维护身份安全的唯一出路。
新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不是偶然的，它是经济改革失误的一连串放大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房价失控对整个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扭曲；功能性社会缺失使平均主义梦想卷土重来；国家经济主义强势思想使整个经济加速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穷途末路危险。
一、房价问题带来的扭曲的社会与政治后果，降低了深度改革的合法性。
2000年代后半段，楼市这个纠缠着数不清利益关系的炸药包挟持了中国，并产生了大量扭曲的政治与社会后果：民营地产商的原罪、仇富的社会思想、80后的生活困境、农民乡土梦想的破灭、土地产权的理论漏洞、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博弈、政商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反精英的互联网民粹主义、楼市泡沫化绑架银行、“蜗居”时代对中国城市市民的心理与情感损害……
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已运行将近20年，双方的财权博弈在“楼吃人”的运动中反复出现，最终地方以土地财政诉求发动基层政权机器，采取强拆等暴力手段，剥夺普通民众的不动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作为民心向背的标志，房价不再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一个政治指标，其所引起的一次次暴力事件已经极大降低了政权和进一步改革的合法性。
二、功能性社会的缺陷在遇到了政策变化后，过早终结了世界工厂模式。
当几千万的农民工在中国沿海工业生产带上以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方式劳动的时候，故事的情节已经大转折。2007年后，新《劳动合同法》宣告了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终结。当时的语境下，《物权法》的影响力都不能比拟新《劳动合同法》。
2008年“两会”，东莞造纸大王张茵指出新《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关于用工合同的限制将把大量企业推到越南、印尼、印度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随即，张茵的观点在互联网上被唾沫淹没。把国有企业式用工条件套在民营企业身上，这正是十几年前中国改革时最想打破的东西，劳动合约的改变确实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走向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彼得·德鲁克在其重要政治作品《工业人的未来》中认为，一个社会要给它的工业体系中的每个成员以明确的社会功能和身份，这样的建构才是合法的。此理论解释了德国工业革命中功能性社会建设失败给世界带来的战争灾难，也解释了中国东南沿海功能性社会缺失的造成的政治后果，广东“乌坎事件”中的族群矛盾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新《劳动合同法》的政治可疑性要超过它在建构功能性社会的正当性，但一直以来对新工人阶层社会建构的忽视，加速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安，反改革的声音渐次合法化。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中，新产业工人如果不能在主流话语中保持它的地位，那么，未来10-20年，中国社会与政治改革将缺失一个重大条件。
三、国家经济主义是“国进民退”浪潮的思想后台，它的政治负面后果将渐次显现。
2005年改革大争论后，国家经济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它最重要的体现是“国进民退”。
2000年代中期，全球商品牛市中，处于资源上游的央企们获得了意外的惊喜，纷纷赚个盆满钵满；随后中国经济出现重工业化倾向，央企以许可证优势再次抢占了大量垄断利益；等金融危机到来后，央企集团与国有金融集团的多重纽带关系使它获得了充足的流动性，其影响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达到顶峰。
国家经济主义光环下的“国进民退”还有几重特别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央企行业化”的垄断发展，让它在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之外，成长为中国一个新型的第三级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央企集团在全国划分了垄断地域范围与行业范围后，通过“产融结合”尝试成为跨地域跨行业的国家财阀，以此获取政治话语权。最新的标志是，自2000年以来，央企集团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或中央领导人。
但这几年中，对于私营经济来说，却是噩耗频传。虽然中央一再声言并出台政策支持发展私营经济，但是在强大央企利益集团面前，私营经济的活力和空间显然被大大压缩和抑制，这为未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祸端。
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改革哲学遗产，既对中国未来10-20年的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它建立了中国经济的强盛梦想，也为社会与政治变革留下了不小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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