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12月2日上午各大门户网站首页有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有北京媒体报道称，北京朝阳法院判决河南长葛市10名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成立，截访人员获刑。这条消息甫出，许多网友极尽溢美之词，诸如“大快人心”“法治里程碑”等瞬间爆满网络，然而让人“扫兴”的是，当天下午北京市高级法院澄清称，案件尚未宣判，消息不实。不少围观者一时愕然。
虽然官方辟谣称该案尚未宣判，但也从一个侧面披露了公众关心的“截访案”已经有过开庭审理。然而，无论前述截访人员是否真实被判罪，现实中的信访矛盾则确实存在，截访之恶带给信访者的伤痛、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坚硬地普遍存在。“截访获刑”被疯狂传播背后所蕴含的，是公众对截访的深恶痛绝，以及对信访现实与未来的深切忧思。因此可以断言，人们对截访者罪与罚的关注，并不会因为官方的辟谣而消失。
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涉案的10名截访者，多数评论认为，司法机关在“拍苍蝇”的同时，更应该“打老虎”。因为，截访人员不过是“截访令”的具体执行者，作为授权作恶的地方政府才是始作俑者。然而，“打老虎”又谈何容易！毕竟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应当看到，地方政府不惜血本截访，“黑监狱”在北京长期坚挺，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显然，处理截访案件，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性难题。“截访”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中国现行信访制度的问题。
关于信访，按官方的说法是是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重要途径。现行信访制度因此而担负了两个主要职能：一是公民政治参与，中央政府通过“下情上达”监督下级政府；二是公民权利救济，民众的权益遭受侵犯，可以通过信访渠道向上级政府申诉自己的冤屈，这样，信访也就成为公民优先于行政救济乃至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信访已变异为地方政府极力维稳的对象，如何减少信访量似乎成为各级政府心照不宣的工作目标。显然不难理解信访的变异逻辑：在一个封闭的权力体系内，政府官员的选拔任用是上级政府（领导）说了算，而非选票说了算。这种自上而下的授权机制和权力架构，也就决定了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同穿一条裤子”的利益共同体。而基层民众上访乃至越级上访，不仅直接影响当地政府的政绩，而且也关系到上一级政府的政绩数据。这种利益勾连，最终使得上一级政府对下属的“截访”予以或明或暗地支持，哪怕这种支持本身就是违法的，甚或与中央权力相抵牾也在所不惜。
作为信访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者，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截访行为，历来是持高压态势的。但其本身也因与下游各级权力有着种种复杂的利益关联，而处于骑墙状态——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中央政府既要保证言语的畅通并以此抵制基层政府的官僚主义，又要防止大规模的进京上访和集体上访以致对政权、社会造成冲击；既要对某些基层政府的违法现象进行严厉弹压，但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基层官员的既得利益，以激励其执行中央政令的积极性。
应当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施加高压，本意是为了促使地方政府切实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但最终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地方政府为了息访，而不惜对信访者，或收买或诱骗，或通过行政手段打击迫害。这非但没有纾解民怨，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信访矛盾，信访量不减反增。
现行信访制度的这种两难处境，揭示了各方利益间博弈的激烈程度，同时也说明了信访制度的运转逻辑缺乏足够的合理性。由此再回到北京这起案件，可以说，即便截访者获刑，对于以截访为名肆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地方政府和“黑监狱”，未必没有一点效果，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保障“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的渠道更加顺畅、改革地方官员的信访考核机制及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司法独立以树立司法救济的权威等等，恐怕是执政者无法绕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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