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2012年度十大好书分别是中国学者余世存的《大民小国》，留美华人学者涂子沛的《大数据》，《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作者是吕大乐， 中国学生蔡博艺的书《我在台湾，我正青春》，李政亮所著的《中国课》，张胜：《从战争中走来》，《台共党人的悲歌》，作者是蓝博洲，史云所著的《张春桥姚文元实传》，陈冠中的《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以及邓康延的《先生》。
《大民小国》是被称为“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的学者余世存长期研习中国近代史的最新思想成果。作者在书中坚持个人的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坚持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坚持个人的独立判断。全书回溯了大变局时代中一代中国人，如邵飘萍、陈寅恪、张作霖、黄侃、顾维钧等，他们的命运和抗争。
《亚洲周刊》认为，在中华文人心间，最具魔力也最纠结的话语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如果说，个体生命的最大动力是攀比进取心，放大看，这也是民族魂焦虑的所在。而文人又能做些什么？余世存在新书《大民小国》写道，文人“只能从人文入手，只能用希望变革的自由意志与上帝安排的命运一搏”。
该书回望神州大变局时代，细述邵飘萍、陈寅恪、张作霖、黄侃、顾维钧等人与命运的抗争。但是，他们中间最瞩目也最光辉的是谭嗣同。作者认为，中国的变革是从谭嗣同等开始的，而谭嗣同的选择是中国变革“精神方式代价的全面呈现”。无论在当时，乃至其后，尤其当下，谭嗣同在华人社会都有无数知音。无论哪个主义的信奉者，哪种思潮的追随者，都敬仰和感佩谭嗣同。谭嗣同等同于中国魂，中国梦和中国路。
数据像生命一样鲜活，也如死亡一般冷峻。概念可以被模糊被曲解，但数据不可收买，不可偷换。留美华人学者涂子沛的《大数据》告诉读者，“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资料来说话”；而数据决定国家兴亡，建国理想的实现或沦丧也关乎数据。其实，留美前辈华人学者胡适和黄仁宇早已批评中国是“差不多先生”；中华帝国衰败就肇因于做事马虎，大而化之，不擅“数字化管理”，大大拖延了现代化进程。
作者称，是否中华民族对数字数据或事实天然迟钝，而精于颠倒是非或偷换概念呢？事实上，中国官场与民间从无「造假如同叛国」的观念。毛泽东虽然倡导「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全国造假成风；「亩产万斤粮千斤棉」，沦為不堪回首的国际笑话。直至改革开放，题辞甚少的前总理朱鎔基对中国统计部门不吝笔墨，挥就「不做假账」警言。「铁娘子」史美伦是中国首位官至副部级的港人，她坚持数据说话，在她任上中国股市黑幕纷曝光，而她后来也去职。中国「数据治国」要待何时？
香港近年一些示威活动中出现港英旗帜，有人高喊“中国人滚回中国去”等口号。港大社会学系主任吕大乐出书《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一方面反驳称英殖时代并非想像中美好，另一方面对英殖政府提供合理生活的詮释也令人信服。作者特别指出，香港当年国共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大部分巿民无所适从，不得不作「第三类选择」，而英殖政府适时地向他们提供了一套「不一定公平合理，但却有稳定规则可依」的生存方式，不仅不必捲入政治斗争，而且能从中找寻改善生活的途径。置身如此环境，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夫復何求？巿民自然视其為安身立命之地。港英政府容许巿民与殖民制度保持一定距离，将时间精力投放私人空间，当局不仅不从中设置障碍，反而让部分人得到一定好处，只要他们掌握及遵守游戏规则。这是香港歷史真相之一，告诉后人一个浅显但绝对真实的道理：姓资姓社?姓「国」姓「共」宏大议题，有时真的不值得追问。是否让百姓安身立命，这才是执政要害，也是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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