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刻下中国由杜维明先生给我们勾勒出的三大思潮(第一个潮流是自由主义思潮,第二个潮流是社会主义思潮,第三个潮流是儒学的复兴),杜先生认为:“健康的情况是:在文化认同上是儒家,在经济调配上是社会主义,在政治安排上是自由主义。”这是杜先生近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13中国发展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表述。
这是一个“鸡尾式的组合”,不禁让人想起19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对自己思想结构的自陈:“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对此,有人表示困惑,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种激进形态,何以到了文化领域又成为保守主义呢,这是不是价值的分裂。丹尼尔·贝尔很自信:“我所坚持的三位一体立场既连贯又统一”,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认可。毕竟面对不同的领域可以奉持不同的价值,它们有差异但并不分裂。
两相对比,杜维明先生的表述和丹尼尔·贝尔如出一辙,其不同者在文化领域,杜先生把贝尔的保守主义具化为本土语境中的儒家。这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文化传统,但在20世纪从五四和文革的历史中,它却遭到了颠覆性的诟病(五四)和摧残(文革)。以致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儒文化的复兴便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如此切近而相同的表述,我可以认同丹尼尔·贝尔,却难以认同杜先生。我不觉得贝尔有何问题,他的三位一体逻辑上可以自洽;但杜先生这里,至少在我看来,便存在着逻辑上的断裂,它无法一贯。
笔者本人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解读以上两位学者的同与异,或隐含在表象相同之后的异。其异在于,贝尔的表述立场是个人的,它不仅是个人的看法,而且是基于个人本位的一种价值认同。杜先生不然,观其语境,他虽然谈的也是个人看法,但这种看法背后的价值本位却非个人,而是国家。他所提供的乃是国家取向或政府取向上的选择,如此,社会才能呈现出杜先生自己所认同的“健康的情况”。
在贝尔那里,只要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这是一个制度框架;那么,在这个框架里,作为个人,他可以认同社会主义,正如他还可以反对社会主义。同样,他在文化上可以称赞保守主义,同时他也可以转过身来接受激进主义。这一切都是个人的选择,保障他作出各种选择的就是自由主义的制度。自由主义的宽容性质,接纳一切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选择;因此,贝尔个人的一切选择都和他的自由主义的制度理念不冲突。这里,贝尔所谓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中的三位一体,这个“体”就是制度层面上的自由主义。正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保证,社会方才可以出现价值多元的个人选择。
杜先生不然,他所提供的选择无关个人,无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抑或文化上的儒家,都不是个人旨趣,而是一种国家策略。惟其是国家策略,故此杜先生虽然主张政治安排上的自由主义,但,它却无以获得逻辑一致的贯彻。试问,一个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政府可以推进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认同吗。文化认同是民间的事,不是政府事务。民间可以认同儒家,也可以反儒,这是个体自由。有了这份自由,方才呈现一个社会应有的文化上的多元,这也才符合自由主义的旨趣。但政府介入文化认同,非但有违自由主义框架下有限政府的基本职守,同时对认同儒文化以外的人来说也不公正,至少你不能动用公权和纳税人的银两去支持或推进某一种文化,哪怕它是本土文化。杜先生的方略出现了价值上的两难:要是真正坚持政治安排上的自由主义,就必须恪守文化上的价值中立;反之,就很难说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相对于丹尼尔·贝尔,杜先生的表述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淆乱,它更像是一个价值的拼盘,彼此之间缺乏内在的相契性。看起来样样都好,其实彼此抵牾。其原因即在于以上指出,杜氏言论的立足本位不是个人而是国家,他是在对国家或政府说话,提供其方略。然而,贝尔有关三个领域的组合模式或复合模式只适合个人,不适合国家。作为个人态度,它可以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但如果一旦从个人态度变成国家态度,则就背离了自由主义。
如果丹尼尔·贝尔是自由左派,杜先生则是儒家,或首先是儒家,其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提法,虽然含有自由主义,但并不那么自由主义;倒是非常儒。儒家素有天下情结,以天下为重,亦以天下为己任,不似自由主义紧盯着的是个人。就制度安排而言,自由主义注意的是制度规范,不让它妨害个人。儒家不同,它对天下的关注显然远高于对个人的关注,因而它的话语总表现为一种宏大叙事: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至于个人及权利,儒家固无反对,但它也不会成为儒家关注的中心。这种“天下本位”和“个人本位”的不同,便是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差异。尽管杜先生赞成“儒家自由主义”,看起来这是两者的契合,但显然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以自由主义为出发,接纳儒家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从儒家出发,接纳自由主义,未必不可以使自由主义变形。如果杜先生愿意以自由主义的立场表述,那么,以上三个领域的选择,落实到文化,就不仅是儒家,而且应当是包容儒家在内的文化多元主义。
因此,对杜维明先生的非自由主义的“鸡尾组合”,我以为,政治上的宪政主义、经济上的市场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才是自由主义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表现,同时它也是我们今天改革的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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