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对保障大陆奶粉供给，有没有道德义务？”
“奶粉限带是区别对待本应一视同仁的民众，还是对本港市民负责？”
“奶粉限带是不是说明香港人没有中国心？”
“限带奶粉”的政策出台后，类似的评论屡见不鲜，而从道德角度去评价这一公共政策，或是带入到任何其他话题的公共讨论当中去，是否合适仍需斟酌。97年回归后,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税率、税收宽免及其它税收事务。港府的首要负责对象是香港本地居民，保证居民日常生活的稳定。奶粉荒出现时，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保证本港居民的奶粉供给，这是制度性安排，亦是香港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和中港关系，香港人如何看待大陆人并没有直接关联。即使此次的事件客观上加深了中港矛盾。笼统地下结论说，香港人没有中国心，将问题提升到身份认同的高度不仅是不恰当的，也回避了真正的问题。
对于微博上的争论，诗人廖伟棠认为话语权越大，在公共讨论中的发言越需谨慎，“有一些在微博上有影响力的人，比如李开复，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了问题，把单纯的奶粉问题泛化为中港矛盾。先入为主的认为这是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和排斥。他们没有去了解事情的始末和法例实施的尺度，就用不属实的信息挑起了争端。他们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调解中港之间的张力，把事件的真正内涵揭露出来，而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谩骂上，使得中港两地撕裂。”
中大通识教育部的课程副主任梁启智接受采访时谈了一些有意思的感受：
大陆的新闻作品在谈论香港时通常不是在谈论香港，而是在谈论一个叫做“香港”的符号。符号化的香港跟真正的香港是有一定距离的。而这个符号化的香港在大陆的报道中，经常被用来报道那些本来想报道但是不能报道的东西。大陆报道香港时其实不太关心香港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就像是孙中山当年讨论香港问题，其实不是想讨论香港，而是想讨论中国革命的未来。97年大陆拍《沧桑香港》其实不是想说香港，而是想说中国的崛起。如今大陆的很多报纸也是这样，当他们在谈论香港时，很多时候都是想影射和批评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奶粉这件事上，很少有大陆朋友真正关心香港到底在发生什么，而是在借此发泄对大陆食品安全监管不力的负面情绪。奶粉问题其实牵扯太多其他问题，具体问题应该具体谈，而不是给香港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
香港人对爱国的理解跟大陆人是不一样的。香港人首先要追问什么是爱国、为什么要爱国，其次要追问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爱国。香港人纪念六四、为赵连海声援，这些爱国的事情大陆人是看不到的。
大陆人在媒体上看到的都是大陆给了香港什么优惠政策，觉得香港人应该知恩图报。在这种预设的基础上，大陆有买奶粉的需求香港竟然不满足，他们就觉得不能接受。但其实很多具体问题是有争议的。有大陆朋友说，香港要依赖大陆的电和水，我看到的资料是，香港卖给大陆的电，比大陆卖给香港的电要多；香港其实也没有那么缺水，是广东省要求香港一定要买。有一年广东缺水，香港提出不买了，广东省说，不行，一定要买。结果香港只好以比国际价格高几倍的代价把水买回来倒进大海。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人非常反感内地人说，“我们对你们那么好，你们为什么不知恩图报？”
当然，香港人看到的关于大陆的报道也很可能是被符号化的大陆，这个也是香港人需要警惕的。梁启智坦言，他非常不想看到中港两地出现矛盾。互相了解进而互相理解，真的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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