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有理由對那些道貌岸然的歌功頌德、大話吹噓和道德說教感到憤怒，也有理由厭惡和嘲笑令他們苦澀、壓抑、弱智和渺小的僞善，不只是李家的僞善，還是一種更大的、以李家為象徵的僞善。
2013年2月，發生在北京的一起輪姦案受到了民眾的高度關注。網絡上的許多議論都涉及時下老百姓痛恨的特權階層腐敗、跋扈和僞善。涉嫌輪姦的當事人之一是李天一，其父李雙江以一曲《紅星照我去戰鬥》聞名，是一位文職將軍。一年多以前，李天一就因尋釁滋事罪被收容教養一年，這次又涉嫌輪姦，成為一名「慣犯」。放在美國，他可能被人叫做「壞種」（bad seed），也就是天生惡劣，難以教育的不良少年。
2010年，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弗里德曼教授（Dr. Richard Friedman）在《科學時報》上發表的文章裏，提出一個引起爭論的問題，那就是，孩子幹壞事是否應該怪罪父母。他指出，硏究精神健康的專家們一直認為孩子的本質都是好的，變壞是環境所致。如果一個孩子一再地幹壞事，那麼一定有父母的責任。但他自己有不同的看法，認為，有的孩子天生就有反社會的傾向，因此他們幹壞事不能怪父母。
這個理論最有力的佐證是美國作家馬奇（William March）以真人為原型的小說《壞種》（1954）。此書獲得 1955年的小說國家圖書獎，後被 拍成電影，至今還在不斷引起有關兒童教育的爭論。美國人稱天生品性惡劣的孩子為「壞種」，就是從此書而來。小說裏的 8歲女孩羅達是潘馬克夫婦的獨生女，父親出外工作，母親和羅達在家。母親發現，自從羅達的一位男同學莫名其妙地溺斃後，羅達的行為有些反常，最後發現了一個可怕的秘密，是羅達殺死了那個小男孩，而且她還有可能會殺害別人。這部小說給許多美國讀者帶來了極大的心理震撼，動搖了他們對兒童美好心靈的信念。一個孩子小小年紀就能如此自私、冷酷、殘忍，在天真爛漫的外表下隱藏着一種與天性如此契合的惡，把讀者對人性惡的恐怖放大到了極限。
看到孩子天性中的這種惡，當然不是要為父母沒有教育好孩子推卸責任，而是更加強調這種責任是多麼重要，多麼不可疏忽。據報道，李天一4歲選入中國幼兒申奧形象大使；4歲學習鋼琴，8歲學書法，獲獎無數。他 10歲加入國家冰球隊，就讀人大附中，後留學美國。七歲隨父母上電視時，被主持人讚為「根正苗紅，是多年未見的愛國主義棟樑之才」。在這樣一個健康清純的外表下，居然隱藏着一種除了天性外似乎難以解釋的惡，與女孩羅達頗為相似。然而，李天一並沒有像羅達在美國人中那樣，引起中國人對人性惡的恐怖，而是引起了一片對特權與腐敗的憤怒和嘲笑，直接指向他父親李雙江。這樣的反應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
這種輿論反應是有理由的，因為李雙江自己就曾公開誇耀對兒子的成功教育。2011年3月6日，他在新華網訪談中說：「我兒子天賦好……他喜歡運動、喜歡交朋友，電腦在他手裏我看就像彈鋼琴一樣。他思維非常靈敏，英語單詞隨便就能記幾千個。這代人是我們的希望。所以我們的下一代我認為了不得，我非常高興。孩子總歸學不壞，因為我們所給他的東西都是正面的東西。」這個總是在接受「正面的東西」，「總歸學不壞」的孩子如今幹出了群姦少女的事，父親總不能以他天生就是「壞種」把自己的教育失責一推了之了吧。
17世紀思想家洛克不相信兒童可能是「壞種」的說法，因為他認為，人出生到這世界上的時候，心靈像是一塊乾淨的石板，心靈的特徵和印記都是後來才在環境中寫上去的。洛克看到了人的天性可能會有差別，但他認為，天性中的缺陷可以通過適當的教育加以糾正，而這正是父母的責任所在。在《教育片論》中他寫道，「我承認，天生的脾性於此是起很大作用的，但即便幼童的脾性天生有缺陷，心靈脆弱和膽怯，（也可以）經過適當的調教，（而有所修正）。」
洛克看到，在一些「人上人」的紳士家庭裏，「他們的幼童常常以盛氣凌人的口吻、輕蔑的名稱以及傲慢的舉止對待家裏的傭人，好像別人來自另一個種族，是低於他們的一個族類。這種種倨傲不遜的表現無論是來自不良的榜樣、財富的優勢，還是他們天生的虛榮心，都應該加以防止或徹底根除，而代之以溫和、謙恭與和藹的舉止儀態來對待下等的人們」。他告誡道，「人上人」家庭的孩子更需要學習平等的對待他人的人格，這是一種好的教養，也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他說，「對下人的愛護加上外在的尊重……主人們的高貴不會因此而有絲毫的喪失，反而會得到顯著增加，其威信也能得到加強。」
與洛克對「人上人」家庭兒童品性教育的思考和美國人關注「壞種」人性相比，中國民眾對李天一事件表現出來的更多是政治性的關注。大多數民眾特別需要表達他們對特權、腐敗、權力僞善的憤怒，還無暇去進一步思考深層的品性、人性問題。民眾政治憤怒的對象顯然並不只是李氏父子，而還有像他們那樣的其他人。民眾最不能容忍的便是這些人的偽善。李家人唱紅歌時的莊嚴肅穆、高亢音調與醜惡、殘酷的現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們冠冕堂皇的政治說教與實際的家庭教育失敗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與薄熙來、谷開來、王立軍身上的僞善有得一比，造成了强烈的戲劇反諷 (irony)效果。
美國戲劇家田納西·威廉斯說，「比說謊更惡劣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既說謊又僞善」。薄熙來、谷開來、王立軍是「既說謊又僞善」的人，現在李雙江因為兒子的緣故也被歸入了這一類人。姑且不論這裏有沒有情緒性的因素，這樣的反應不是沒有道理。2010年 11月 26日晚，李雙江和夫人夢鴿出席重慶的「如夢如歌」紅色經典歌曲演唱會。一張李雙江夫婦與薄熙來手挽手唱紅歌的圖片在網絡上相當流行。對這場「紅歌會」，李天一的母親說，生活在「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今天，唱着這些紅色經典歌曲，會激發人們對今天美好生活的珍惜和熱愛。對比兒子李天一破壞別人生活的惡行和父母對他的一味庇護，李氏夫婦當時的話說得愈動聽，在今天聽來就愈叫人覺得滑稽和噁心。
法國劇作家莫里哀的偉大劇作《僞君子》所刻劃的那種僞君子並不只是虛構的人物。在今天中國的現實生活裏，不斷有這樣的僞君子一再暴露出來。這使得神志正常的人們不斷受到刺激，對虛僞的現實充滿了荒誕感。而那些尚在打滿燈光的舞台上扮演「君子」的僞善人物還不知道有多少。偽君子們尚未現身不等於他們就是正人君子。民眾對此心知肚明，他們對李氏父子嬉笑怒駡、調侃、諷刺、嘲弄、挖苦、指桑駡槐（這令人想起不久前線民對花花公子，薄熙來之子薄瓜瓜的類似對待），這裏面有着豐富而不能暢所欲言的言外之意。
「僞君子」與「僞善」均出自希臘字hipokrineint，原本是「演戲」、「扮演角色」、「裝模作樣」和「色厲內荏」的意思。「hypo」是指「在什麼之下」，「krinein」指「篩子」，合在一起就是現在的裝腔作勢，把見不得人的想法和感情隱藏起來。公元前四世紀，「僞善者」是指那種出現在舞台上，但不是好公共人物的角色。偉大的演說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嘲笑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為「偽善者」。埃斯基涅斯在成為公共政治人物前曾是一名演員。狄摩西尼指責他善於扮裝，不是值得信賴的政治家。李雙江夫婦都是演員，李天一的中國幼兒申奧形象大使也是一個指派給他的角色，他們扮演的都是光明、健康的正人君子，久而久之就覺得自己真是這樣的人物。
前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裏，一個叫尤利的人物說，「如果你一天又一天不得不裝出一種感情，心裏不情願，卻還是得笑臉討好，那麽你的健康就會受損」，換句話說，假的裝久了，適應了，就會變得像真的一樣。紅歌唱久了就會有這樣的效果。那些以唱紅歌為職業的人是否有什麽真實的信念，民眾並不一定特別關心——他們自己就是在假面下生活，早就心知肚明、心照不宣。但是，他們還是會對用唱紅歌來欺騙他們感到憤怒。17世紀法國箴言作家拉羅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說過，「我們痛恨那些用詭計欺騙我們的人，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比我們聰明」。李雙江們自以為比民眾聰明、優越，自以為可以把民眾永遠當傻瓜一般地愚弄、玩耍。今天，民眾有理由對那些道貌岸然的歌功頌德、大話吹噓和道德說教感到憤怒，他們也同樣有理由厭惡和嘲笑那種令他們苦澀、壓抑、弱智和渺小的僞善，不只是李家的僞善，而且也是一種更大的，以李家為象徵代表的僞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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