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8月份连续刊文批宪政，把5月份《红旗文稿》开始的针对宪政的批判推向高潮。有些观察者担心极左势力已经在中国体制内外形成合力，对改革开放构成致命性打击。为什么最近极左派声音突然变大？如何准确认识极左派的影响力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中的左派与右派？
极左派声音突然变大
批判宪政的文章，为什么引起轩然大波？为什么极左派的声音变大，在一定程度还得到官方媒体的支持？
最近事态反应了中共内部对政权合法性与政权安全的焦虑。中共领导层对政权安全的担心，本质上涉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即执政党统治基础是否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和认可。近年来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抗争事件不断增加，多元思潮并存，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新发展加剧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危机感。
有些极左派人士认为提倡宪政就是试图推翻中国现有体制，削弱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这种论述暗合了体制内一些官员对政权稳定性的担心。把主张宪政的观点看成是要推翻现有体制，这一定程度是某些人有意无意的过度反应。其实，主张实施“宪政”的群体，其观点虽然庞杂，但很多人并非主张要推翻现有政权，而是主张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使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更加符合现代政党政治和法治建设的普遍规律。
左派声音得到一些官方媒体支持，与中国政治“宁左勿右”的惯性有关，也与体制内外一些人在特定氛围下试图抢占舆论高地的投机行为有关。在中国现有政治话语体系中，讲调子比较左的话，好像越左越革命，不容易犯政治错误，有时这些左的论述还可能符合部分领导维持稳定的偏好。
但从长远来讲，改革才是中国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最大动力。而要改革就要破除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束缚。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曾经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极左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干扰是个长期的问题，有时这些干扰在特定政治氛围下会显得比较突出。
不宜夸大极左派的影响
极左派思潮来势汹汹，影响力当然不容忽视；但也不宜夸大极左派的影响力。这次宪政问题交锋中一些细节表明，极左派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
《红旗文稿》指宪政属于资本主义，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在《人民日报》、新华网这种官方媒体发表的批评宪政的文章，并不代表官方的共识。官方媒体发表反“宪政”的文章，大部分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除了《环球时报》发表过批宪政的社评，更具权威性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没有以社论形式发表过批宪政的文章。 有些媒体还想刻意拉开与极左派声音的距离。比如求是理论网在转载一篇左派文章时，特地说明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官方内部对宪政问题的辩论没有共识与结论。
极左派这次批评宪政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学与法学领域的严肃作者，更不是相关领域的重量级学者。这些文革大字报式的文章，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具体观点往往违背政治学与法学的基本常识，引来很大反弹和批评。值得注意的，新左派学者当中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基本没有人公开反对宪政。
其实，宪政最核心的含义是加强法治建设、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这本身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共官方文件表述的政改目标之一，甚至也是某些新左派学者积极倡导的中国政改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宪政的声音，既不能代表中国的官方态度，甚至也不能代表中国一些有良知有专业背景的左派学者的态度。
超越左右、凝聚共识
中国的左派与右派需要求同存异的精神。 左派的理想是谋求社会公正与平等，右派的理想是维护自由与权利。平等与自由本来都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共同价值。当面临贫富差距拉大、权力与资本结合等弊端的时候，有良知的左派人士能完全无视这些不公而心安理得去高呼“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风景独好？同时，在特定事件中，左派网站被查封、其发表意见的权利被扼杀的时候，有理想的自由派人士，该为对手被打压感到高兴呢，还是更应该为言论自由的缺失而感到悲哀呢？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左派与右派本来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虽然双方立场和观点不同，但都可以为中国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努力奋斗。
如何建立一个良治的社会和廉洁的政府，应该成为是中国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这需要大幅度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体制革新涉及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借鉴现代政党政治运行的普遍规律。宪政、法治这些概念本身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各国的具体实践有差异，这些不同的实践也累积了很多经验与规律。即使老牌西方民主国家，宪政实施的具体制度也有显著的差异。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离不开借鉴国外经验与自我创新的结合。其实，中共历史上有追求宪政的数次探索。比如，文革后中共领导层深刻反省国家缺乏法治的弊端，从而努力重修宪法，重建司法体系。用姓“资”姓“社”这种二分法看待中国在宪政领域的探索，非常片面。
批宪政引起的这场交锋表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一个深层次挑战， 即政治领导体制的一元化与思想领域日益多元化的矛盾。有些人想用中共传统的话语试图解决社会多元化与思潮多元化带来的挑战，但这并不能在新的基点上形成一个广泛接受的共识。
思潮多元化本身有好的方面，但思想分化如果走向极端也有严重弊端。其实，相比之下，看起来自由多元的美国，其内部反而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主流价值观。美国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比如民主、法治、种族平等）已经成为约束各行各业言行的基本准则。如果公众人物讲话违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比如散布种族歧视的观点，会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
反观中国，某些公众人物好像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做，这种缺乏主流价值观约束的自由放任状态，并非中国之福。中国各界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既允许社会有开放多元的思想，同时也能够重建一个全社会广泛认可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一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寻求共识的过程，特别需要左派与右派的深度对话，而不是隔空的骂战。
批宪政掀起的这场口水战，表面来势汹汹，其实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真问题。断言中国已全面左转，恐怕也为时尚早，因为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各界继续改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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