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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官员日前提出，要进行全国人大制度改革，加强人大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并要抓紧出台预算法，限制政府开支，还要严格执行，甚至可能出现政府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但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最高权力在共产党手中，人大没有立法决策权。
中国《人物周刊》杂志刊登了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柳斌杰的采访。他表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对过去较敏感的问题都谈到了，从深度上来讲是空前的，而且不像以前那样提得比较原则。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么落实我们的基本制度，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行政三者有机的统一。从宪法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应该是制度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的标志，但是这一条，过去一直不很具体、不很实在。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此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在过去三十年，地位有起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大的权力有所加强，但是后来在吴邦国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后，人大的地位一直下滑：
“人大今天这个可怜的地位以及其权力的失落,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党国制度使得共产党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报道说，柳斌杰表示，三中全会决定从立法、监督、决定重大事项等角度提出改革创新要求，抓住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关键环节，可以说抓住了要害，抓住了我们制度的本质。
但夏明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缺乏政治改革的远见：
“过去中国人大地位有所提升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有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目前的领导人习近平并没有这个意图。”
柳斌杰还提出：人大要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就必须在立法上下功夫。现代国家治理关键是要依靠法律规范权力的运行、约束行政行为、引导社会有序发展，没有这个东西，国家治理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具体来讲，当前人大立法的不足主要在于：一是过于依靠部门立法，立法中包含着很多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考虑，这实际上不一定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美国的夏明教授则认为，目前的中国领导人缺乏政治素质去推动民主法制建设：
“我们从薄熙来、王立军等人的案子就可以看出，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的素质非常低下，道德底线荡然无存，目前的中国的政治环境还不如30年以前。”
在谈到当前中国人大立法不足的原因时，柳斌杰还指出，第二是立法主体单一，没有调动起全国人大各种机构及人民群众参与立法。这次提出多渠道调动立法主体的积极性，包括政府、人大、人大专门的机构，也包括社会组织、人民群众。还有就是强调了立法的质量，法律的水平决定法治的水平。
他还说，中国全国人大正在抓紧出台预算法，要严格履行人大职权，真正按照预算法严格审核预算，这样的话也可能出现像美国政府开不了工资的情况。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不认真的，主要是预算的科目不细，都是一个百分比，不像外国，包括大使请客花多少钱、请的什么人，预算里都有，便于检查。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岳刚德表示，中国早就应该实行公共财政公开，让各级政府的预算公开透明，比如，各地教育部门的经费目前都是行政拨款，往往出现挪用现象；
“公共财政预算实现透明公开，各级官员就不敢雁过拔毛，中饱私囊。”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把财政大权交到全国人大手中，中国全国人大要跟共产党要财政预算和税收大权，实际上是与虎谋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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