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中者为侯欣（资料图）

蛇年岁末，有篇东西不可不读。这篇东西是什么？是1月23日北京的侯欣女士在法庭上所作的最后陈述——《我做的太少》。在她这支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心曲中，我特别真切地感受和触摸到的，是她质朴的公民情怀和可贵的公民风骨。

生活在后集权社会中的侯欣，她对自己应当如何做人有着清晰的定位，那就是：堂堂正正做公民。做公民，就要来真格的，要在本质上超越动物性生存。否则，“那不就是一头猪吗？”。我看得很清楚，侯欣压根儿不是想做人中豪杰，想当英雄、烈士。她想做和所做的，是和一部分国人一起，率先把人的尊严当真，把人的权利当真，把公民身份当真，以便使自己能更早一点不像猪。

堂堂正正做公民，靠谱，踏实，很有品味。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踏上马路牙子行使自己的表达权。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在面临牢狱之灾时，两惧相权取其轻，不愿意违逆自己的良心、浑浑噩噩地活着。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冷拒了公安、检察、法院要她认罪悔过的“多次诚恳的劝导”，也使她谢绝了亲人、朋友劝其认罪的好意。在她看来，这种为当局所处心积虑谋求的认罪（那怕是违心的认罪），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那已经不是坚持做人底线之上的一种妥协，而是一种丧失底线、不再把公民身份当真的行为。在她看来，这种认罪是荒唐地向土鳖屈膝，向邪恶低头，将导致“千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嘲笑讥讽我们，嘲笑我们这个时代，讥讽这样一群不辨事非，自外于现代文明的猪一样的民族！”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自有淡定的担当：“无论法院如何判决，我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我愿意承担后果。”这里没有“我们决不屈服于强权；强权的压迫只会使我们更坚韧”的豪言，也没有“任何威胁利诱，都不能把我们分离”的壮语，但是，这里却实实在在呈现了一个率先想当公民的中国人的清亮风骨。

我认为，这样的公民风骨，才是不可撼动的。

这种不可撼动的公民风骨，我在王瑛女士身上也清楚地看到了。

2013年6月中旬，针对柳传志要企业家“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自律吁求，王瑛鲜明地表达了她的异议，恰如其分地批评柳传志“不应该此时在群体性政治恐惧的传播和蔓延上推波助澜”。

2013年7月9日，王瑛在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宣示了她站出来公开说话的目的，是期待在现代企业家阶层和公权力之间，有一个博奕机制的出现；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某些人看见这个社会是有底线的。王瑛说：“应该清晰地告诉一些人，这个社会已经产生了底线，这30年来所有的社会进步成果不容逆转。”王瑛进一步把话挑明说：“我们真是要有一批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企业家，而且要比那些刚刚意识到我是一个公民的人走得更快，更有担当，大家一定要用心去建立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底线。建立对社会进步有益的博奕机制，建立真正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博奕机制。”

公民企业家王瑛会说话算数、比别人更有担当吗？请看王瑛接下去是怎么做的。王瑛很清楚，自己选择了一条挺艰难的路，她打算干到最后一刻，并决心一人承担后果。2013年9月25日，她铁了心和老伴周为民离了婚。9月底，她和中信解除合同，嘎嘣脆地辞掉了中恒聚信董事长的职位。她还对女儿交底和交心：你得有思想准备，有可能的话要帮着我照顾姥爷，我就自己扛了。有几分勇气说几分话、做几分事的王瑛，将迫害者可能找到的对其威胁利诱的痛点、软肋、死穴一一排除，然后“享受这个价值的实现，包括享受它的全过程。”我相信，具有如此公民情怀、公民精神和公民风骨的人，一定会比别人更有底气、更有定力、更有担当。

公民风骨，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近百年来仍稀缺。这种稀缺，与中国在人的自由度全球排名中的不堪相对应。这种稀缺，也为以下我很不情愿提到的事实所印证。在2014年1月22日首发于《参与》网站的《辛子陵至曹思源》一文中，请恕我直言，我真的没有感受到辛子陵先生的公民情怀、公民精神和公民风骨，相反，我所感受到的，是他与明君贤相保持一致的臣民情怀和臣民心态；特别是，其所谓“反贪打虎，打大老虎，这就是政治改革，这是最大、最切实、最有成效的政治改革”之说，既违反基本政治常识，且属马屁大大拍过了头，以致我敢断言，习近平的智囊和习近平本人都绝不会、也不敢笑纳他的恭维。

又，在铁流老先生《判了许志永抹黑习近平》一文中（2014年1月29日刊于《参与》网站），他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我一下子惊呆了，认为他们为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件蠢事，抹黑了习近平，伤害了习近平主政一年多来渐进的明智形象。到底是他们奉命而为，还是按照旧思路在办事，或是有人存心抹黑习近平，要不就是习近平在抹黑自己？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思考、分析。”在这件事上，这位饱受磨难却爱君挺君的五七老人，他想到的最大可能，是有人抹黑明君习近平。对此，我不得不深表遗憾地说，一泓浓浓的臣民情怀，先是使这位老先生惊呆，继而又使他失智。其实，用欲加之罪迫害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袁冬、侯欣、刘萍等公民，既不是有人抹黑习近平，也不是习近平在抹黑自己。干这种蠢事，乃是习近平的本色出演而已。

斗转星移，蛇去马至。明天，就是马年正月初一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我家附近的八大处公园内，将举办声名远播的“新年祈福”庙会。尽管我不想去逛庙会，但是在我心中，同样怀有关于马年的殷殷愿景，那就是：唯愿中华大地上，PM2.5的浓度不可逆地降下去，而公民精神的浓度和公民风骨的硬度可持续地升上来。

2014年1月30日除夕夜 于北京家中

附：侯欣：我做的太少——最后的陈述

今天我站在这里接受审判，在此之前的十一个月里，我经历了平生从未想过能经历的一切，直到站在了这里。我反复的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犯了罪？是的，对于我的家人，我亏欠太多，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妻子，我是不称职的。我在西单331的举动，的确事先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这一切都是错误。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无罪！公安机关、检查机关、法院多次诚恳的劝导我认罪，我的亲人、朋友也有很多人劝我认罪。我知道，如果我认罪，对我自己可能是最有利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如果要求官员履行最基本的职责，公示财产，是有罪的，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荒谬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衮衮诸公，还是为生计奔波的平头百姓，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嘲笑讥讽我们，嘲笑我们这个时代，讥讽这样有一群不辨是非，自外于现代文明的猪一样的民族！

是的，我恐惧，今天我站在这里更恐惧，恐惧着牢狱之灾，恐惧着我两次病危后的羸弱身躯，一旦走进监狱，是否还有走出了的那一天。但是我更恐惧的是违逆自己的良心，浑浑噩噩的活着，在生不如死和死亡之间，我宁愿选择死亡。

放眼看看吧，独立抗拒法西斯，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拥有四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我深爱的祖国，沦落到了什么地步？绝大多数人以逃离他为荣，包括那些教育我们爱党的庙堂之上高高在做的诸公，豺狼当道，腐败遍地，随便抓出一个贪官就会让整个世界瞠目结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习总书记意识到反腐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那么何不结合全民的力量，让公民行使《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监督执政党，改变着一切，为后世子孙做一个交代？

公检法把我和许志永等人作为了同案犯，其实我和许博士并不相熟，只见过寥寥数面，谈过的话不到十句。我的同案犯们大多居住在北城，而我独自居住在南城，更由于家庭和性别的关系，晚上我很少出来参加任何活动，所以我做的事不多，上街公开表达“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活动，我只参加了331这一次，而且是在围观拍照，并没有打横幅，也没有演讲。但是我并不觉得冤枉，我把这作为一个殊荣接受下来。虽然我不如他勇敢，不如他睿智，但是对他的许多观点，我都是认同的。

数十年前，当今执政党的先贤们高举反腐败、建立民主共和国、开放舆论等等旗帜，推翻了当时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这一切史籍中均有记载。六十多年过去了，恳请衮衮诸公，俯念先贤父辈投身革命之初衷，兑现当年对国民的承诺。历朝历代为我们所不齿的封建帝王，除了极个别的暴君，尚且谨守道德底线，不以言治罪，不杀言官，难道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我们还做不到吗？菜市口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大清王朝的丧钟敲响！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的，迄今为止，我已经四十五岁了，和许多人相比，我并没有受到过多的不公平，没有受到过迫害，但是我们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公民。如果只有当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发声抗争，那不就是一头猪吗？六十五年过去了，如果在这个国度，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做一头猪才是正常的，这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悲哀。堂堂正正做公民，这不应该是一个奢望。我爱这个国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我对这个国家、对我的同胞，那份放不下的爱。但是我认为爱国的最高形式就是监督政府，监督执政党，而不是歌功颂德、逢君之恶。

无论法院如何判决，我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我愿意承担后果。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一个公民站在被告席上受审，只是因为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