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新疆问题时，很多西方的学者记者都不约而同地会谈到汉人移民的问题。这一点很让许多汉人不解和不满：新疆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去那里难道也是问题吗？况且我们还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过从维族人的角度看，事情就很不一样了。
德 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曾经对人的归属感做过很好的阐发。赫尔德说：归属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动自由，也需要归属某个群体。 人需要使自己成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他需要用这个群体自己的语言、传统、艺术和想像力来发展自己的情感世界。所谓有人性，就是到某一个地方能够有回到家的 感觉，会觉得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
这就是 说，人只有在他所属的那块土地上，和他所属的群体在一起生活，用母语和周围的人交流，他才能感到自在。如果他们发现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涌入大量不请自来 的外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并不入乡随俗，而是把另外一套文化全都带了进来，喧宾夺主，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家乡在沦落，感到自己的文化 乃至自己的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据 统计，在新疆的汉族人口，1949年时仅占当地总人口的 6％，现在则高达40％。这还没把军队及其家属包括在内，没把数量可观的未注册的流动工人包括在内。与此同时，维族人的比例则相应下降，从1949年的 76％下降到现在的46％。汉语文化也愈来愈强势。在大多数重要领域，都是汉人占据要津；甚至在下面，维族人的位子也在大批大批地被汉人占领。这就使很多 维族人觉得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已经成了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沦为边缘人，在经济上成了弱势群体。他们感到自己的家园正在迅速地沦丧，因此，他们不但对当局，也 对一般汉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75事件 后，网上有两篇文章流传很广。一篇是黄章晋的《再见！伊力哈木》，一篇是作者署名”一个兵团二代”写的《告诉你真实的乌鲁木齐》。头一篇主要表达的是一个 维族知识分子的看法，后一篇的作者当然是汉人。两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少区别，但是它们对事实的描述却相当一致。两篇文章都揭示出，在今日新疆，汉人已经全面 占居主导地位。
其实，像伊力哈木这种维族 知识分子，本来对汉人和汉文化是很佩服的。他认为落后的维族要进步，需要汉人的帮助带动，就算汉人是殖民者，对新疆也是好的。但是，”你看看西方殖民者， 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可是你们汉人呢？高端的工作你们 占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这算什么事呀？维族人到内地去，不懂汉语就吃不开。这点维族人理解，不会抱怨。但要是维 族人在自己的家乡找工作，哪怕是工地挖沙子小区扫地当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还不一定给（新疆很多招工启事，写明了只招汉人）。你让维族人作何感想？
” 兵团二代”在文章里也写到类似的情况。他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新疆，汉人的节日，维族人也放假；维族人的节日，维族人放假，汉人照样上班。这看上去 对汉人很不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才会发现这里面竟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现象说明……在新疆，一切活动都可以不依赖维人的参与而正常进行。”可见 维族人在自己的家乡已经落到了什么地步。
使 得问题更糟糕的是，维族人的这种种不满与痛苦没有表达的渠道。如果他们向当局申诉，当局每每不理睬；如果他们在网上发言，当局还很可能扣上”破坏民族团 结，煽动民族分裂”的罪名抓人。如”兵团二代”说，维族人原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想法，可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人宣传，”说独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 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 民族间的怨恨常常是笼统的。维族人觉得”是你们汉人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吗”（《再见！伊力哈 木》）
在新疆的汉族老百姓当然是无辜的。 我们汉人的问题是，在和少数民族交往时，我们很少去设身处地。我们很少去了解别人的感受，我们不曾意识到我们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困扰和招致的怨恨。这也许 是在中国，汉人占绝对优势。因此很多汉人有一种强者的傲慢，根本不觉得他们有必要去换位思考，去体会维族人的感觉，他们对维族人的不满乃至敌意熟视无睹， 并不放在心上。有些人甚至不掩饰他们对维族的歧视和鄙视，对可能招致的怨恨满不在乎。这些汉人无非是想：就算维族人很生气，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造不了 反。
但问题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可以这样 想，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汉人可不能这样想。那些深怀怨恨的维族人虽然数量很小，手中也没有现代化的武器，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攻击政府，但足以对汉族平民发泄仇 恨。王力雄和芦笛都把在新疆的汉人老百姓比作人质；一旦有什么事触发暴乱，遇上亡命之徒，他们就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近 来，一位70后的历史学者刘仲敬引起一定关注。他的经历很特殊，本是学医出身，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过十年法医，后来却离开那里，转到内地读历史学博士了。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做这样的改变时，刘仲敬说：”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 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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