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6 月 1 日
轉眼間，八九民運已是 25 年前的事。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從懵懂少年踏入混沌中年，但想起六四屠殺仍然極易流淚，整個人就像被巨大的悲傷壓倒，情況有點像陳映真小說《我的弟弟康雄》第一段所寫的：
「兩天前，我花了三天的時間，方才讀完了我的弟弟康雄的三本日記。我的弟弟康雄死後的一段時間裡，甚至於到了婚後的幾個月內，每當我展讀我的弟弟的日記時，都會叫我哭啊哭啊的毫無辦法。我看見他雅拙的字體，立刻就看見這細瘦而蒼白的少年，對坐在我的案前，疲倦地笑著，無名的悲哀便頓時掩蓋了我。於是，我就哭著哭著，怎麼也不能讀完它們了。」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傷痛太過 overwhelming ， 25 年來我不曾好好寫下自己的六四感想。（當然，事實應該是我的寫作能力太不濟了。）
六四屠殺發生時，我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六四屠殺的歷史意義，尤其是它對中國和香港的歷史意義，我是隨後才逐漸認識的。而我的感受，也隨著這種認識加深而益發濃烈。五、六年後，我讀大學時，某次交英文功課，有點莫名其妙地寫了一大段自己有關六四的感受，主要是表達自己對香港若干社會精英積極依附、支持屠殺人民的中共政權之強烈憤慨。這種憤慨到今天其實並未改變，只是人間妖怪見多了，不會再像當年那麼激憤。
近年有些人指出，香港人當年支持北京民運，其實是出於一種自私和投機心態，希望利用大陸的民運解救自己，以免九七之後香港落入專制政權手上。或許確實有些香港人是這樣，但我認為當年大部分港人支持北京民運，絕對是出於赤誠之心，希望中國能成為自由民主的美好國家。
六四屠殺徹底粉碎了我們這種善良願望。這場屠殺和 25 年來 從未停止 的鎮壓（不要忘記李旺陽是 2012 年才遇害的），幾乎完全摧毀了中國人的良知良能，禍及香港，而且可能將禍及台灣。了解六四屠殺、良知未泯的中國人，精神莫不嚴重受創，年復一年承受著巨大的傷痛。
在我看來，六四的冤屈一日不得昭雪，中國人便始終是個恥辱的身份。以道德淪亡的「中國模式」為榮，更是恥辱之最。
—————– 六四評論摘錄：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日日夜夜都烙在腦海裏直至今天：六月三日下午在哥大的集會，譚亦明穿的是灰色卡其長褲，我穿的是白色帶黑邊的 Reebok 籃球鞋，那天黃昏老陳在飯桌上不發一言眼淚撲簌而下， K 一身深藍衣哭倒校園，歷歷在目。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韭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像魯迅〈悼楊銓〉所說那樣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 ──安裕周記：又為斯民哭健兒，明報， 2007 年 6 月 3 日
只要仍有人堅持悼念，這城市就不致於徹底沉淪，就像耶和華答應阿伯拉罕，所多瑪城中，只要還有五十個，四十個……甚至只要有十個義人，這城市就可不必被毀滅。每年在維園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朋友，就是香港的義人。 ── 倪匡：哀悼 ，香港蘋果日報， 2008 年 7 月 5 日
我痛，故我在。淚流披面，通徹心脾。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是大部分香港人目睹及見證之事。忠良被朝廷遺棄以至殘殺，王朝時代斑斑可見，然則殘殺之後，幸存者仍受迫害，不得昭雪，國史無所記載，學子一無所知，如此暴政，古之所前無。 ──陳雲：包袱，信報， 2009 年 6 月 4 日
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 Witness ），便得永遠記住。 ── 梁文道：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明報 2009 年 6 月 4 日、 5 日
判斷安放神像是否違反政治中立，確是需要政治眼光和政治判斷的，然而這是必須的判斷，不能因此而質疑此種判斷因涉及政治而反對其執行。然而，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不論校方或論者，都假設處置民主女神像，有政治中立的原則可循。實則是不適用。面對六四屠殺或憲政民主，知情的人只能歸邊，無法中立。大學當權的教授都是知情之人，視乎價值觀念和政治立場，只能同情六四民運的殉難者或譴責他們是暴徒，能夠如何中立而不表示意見呢？他們平日有權沉默，但逼得要表示意見的時候，他們如何可以中立呢？ ──陳雲：政治中立與政治抽水，信報， 2010 年 6 月 8 日
My advice （我的建議）：不要 give up （放棄），一直繼續追求自己的理想。別忘了對方人家那麼可怕，其實他也心虛。權貴把錢都運到海外去，為什麼習近平的女兒要跑到美國去讀書哈佛，不念北大？內地孕婦都來香港產子，為什麼？就說明就是沒有安全感。他們對自己的制度沒有安全感。共產黨為什麼花那麼多錢去壓制大陸的網絡？因為他怕。他怕中國老百姓，也怕香港。他看上去很可怕，其實他是心虛，所以有人提出正義、公平、說真話，這些普世價值，繼續說的話，這個力量比他們就力量大。最後他們在真理面前，他們過不下去。要相信自己的價值觀，別以為自己沒有辦法。要看到自己的 soft power （軟實力）。 ── 陸潔玲訪問林培瑞：記着八九年，到底還有意義嗎？ ，明報， 2014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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