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榜样

——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教育体制印象深刻？

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著
吴万伟
译

对新加坡和中国的经济成功印象深刻的美国领袖在谈到这些国家的教育体制的时候往往表现出羡慕的口气。比如，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3月的演讲中
提到了新加坡，他说那里的教育者“在不重要的课程上花时间少些，在重要课程上花时间更多些。他们不仅培养学生上高中上大学，而且为未来职业做准备。我们就不是这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常常称赞中国。即使在谴责中国政府对付政治异议分子的文章（在奥运会前夕）中，他也写到“今天，让我们惊叹不已的是体育运动的成绩，但中 国将在艺术、商业、科学和教育上留下类似的超大号脚印。“这些话里隐含着他对中国教育的强烈赞同。但奥巴马和纪思道以及称赞新加坡、中国教育体制的其他人
显然都没有认真思考这些政策和民主辩论及民主自由的关系。实际上，他们赞美了并不值得赞美的对象。

新加坡和中国的教育者做了什么呢？按照他们自己的描述，不过是进行了大量死记硬背和“应试教学“的工作。即便我们的唯一目标是培养能够为国家经 济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学生—这是新加坡和中国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教育目标，我们也应该排斥他们的战略，连他们自己也已经拒绝再这么做了。最近一些年，
新加坡和中国都进行了重大的教育改革，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经济要求国民具有高超的分析能力、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明创造所需要的想象力。换句话说，
这两个国家都没有采用更广泛的教育目标概念，但他们都已经认识到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连经济富裕的狭隘目标也无法满足。2001年，中国教育部提出了“新大
纲“旨在“改变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和机械训练的弊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类似的，新加坡在2003年和2004年改革了它的教育政策，据说从死记硬背的学习转向更加“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学生被理解为“积极主动的
主体“。抛弃“重复性的练习和作业，“改革后的大纲把老师看作“与学生一起学习的同行者，而不是提供问题解决办法的人“。它强调了分析能力和“审美和创造
性表达，对环境、自我和社会的敏感认识。“这些改革中使用的语言令人回想起伟大的进步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他们两个都访问过中国，对整个东亚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新加坡和中国现在正努力朝向旨在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开放的进步的教育，而我们似乎正在离开这个方向，因为越来越多地强调针对考试的教育，这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结果。

熟悉新加坡和中国现行做法的观察家的结论是，这些改革还没有真正实施。老师的工资仍然和学生的考试成绩挂钩，因此，造成真正改变的奖励机制还付
之阙如。一般来说，朝向死记硬背要比抛弃死记硬背要容易得多，因为杜威和泰戈尔的那种教导需要足智多谋和敏锐的洞察力，而遵循已有的模式往往更容易。

而且，改革还受到专制国家的限制，因为担心真正的批评自由。在新加坡，在讲授政治学和当代问题时，甚至没有人试图使用新的技巧。典型的“公民教
育“是采用分析问题的形式，提出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展示政府选择的方案对新加坡是最恰当的。在大学里，有些老师试图采用真正开放的途径，但是如果他
们在课堂上批评政府的话，政府总有办法起诉教授诽谤。一两个大肆报道的案例足以让人们噤声。一个传播学教授（已经离开新加坡了）最近在班上引导学生讨论诽
谤案件时，“我能感受到教室里的恐惧气氛，你能用刀把它切开。“外国人也不能幸免。有人鼓励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创建一个新加坡分校，但告知他们该项目拍摄的电影不能在校园外放映。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在谈到政治体制的时候，当局并不鼓励创造性思考或者批评性分析。

现在到了摘掉有色眼镜的时候了。对任何要保持多元民主的国家来说，新加坡和中国的教育模式是最糟糕的。就算以商业为核心的术语来说，这种教育也
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在涉及国家的未来和人民面临的艰难选择时，它不遗余力地压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分析能力。如果我们想向亚洲寻找学习榜样，应该找更好的模
式：韩国追求自由的人文艺术传统、泰戈尔和类似思想的印度教育家的广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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