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最近一段时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与多位朋友谈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我们的观点各有异同。这篇文章只是我个人观点的记录，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准确表达他人的观点。尽管我在闲谈中说得比较随意，但在本文中，无论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还是批评他人的观点，我将只进行合乎政治学专业水准的理论分析。我不会用哪怕一个字，去讨论形形色色的宫廷秘闻，或是其它道听途说的消息。另外，由于文章内容涉及不止一个主题，采用对话式的文体，或许比一般的政论文体更合适一些。）
友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人们对新一届领导人的施政方向，特别是对习的政治理念，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张雪忠：这是一个很大和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提供任何具体而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努力提供一种初步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为此，我想先说说民选政治下领导人的更替，与中共接班体制之间的区别。
在民选政治下，一个人通过选举获得了选民授权，就不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而且还可以在各种重要和关键的职位上，任命认同自己的理念和政策的官员。为了保障当选领导人有足够的人事安排空间，前任政务官员通常要集体辞去自己的职务。当然，新任领导人在行使充分用人权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更为明确和直接的政治问责。
在中共接班体制下，情况显然就不同了。在这一体制下，新领导人的选定，必须得到前任政治元老的首肯，并且通常是各个政治派系妥协的结果。因此，新领导人上台后，通常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那些占据重要和关键职位的人，并不是他“自己的人”，而且他也不能任意撤换这些人。习上台后面临的局面可能更为复杂，因为在他之前的两任领导人仍然健在，并且也都培植了自己的派系势力。
友人：那么，习会不会努力改变这种不利的权力格局？
张雪忠：在政治心理学这门较新的学科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以及这些个人特质与他们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认为，如果一名政治人物具有较强的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动机，他就不大容易满足于对自己不利的权力格局，而是倾向于改变这种格局。而如果他的权力需求的动机较弱，就更容易满足已有的权力。
友人：那你觉得习的权力需求动机强不强？
张雪忠：我对习这个人了解不多，更没有专门研究他的经历和个性，因此无法断言他的人格特质中，是否包含需求权力的强烈动机。我只能说，从他上台后采取的一些政治行动来看，他似乎有意要改变十八大形成的权力格局。
习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党政体系中的权力比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在政治局有多少同盟者；以及（2）在中央委员会有多少支持者。由于接班体制的结构性原因，习在上台时面临的权力格局，可能并不十分有利。但他毕竟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于一身，在中共党政体系内部，仍有主导政治议程和主动采取政治行动的便利和“正当性”。
政治局是中共常设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领导人不满意自己在该机构中的权重，且无法其改变组成人员时，他强化自身权力的可行途径，就是在政治局之外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新的决策体系。中共新近成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均由习本人担任组长），似乎表明习在努力扩大自己在高层决策体系中的权重。
中央委员会是中共的核心权力机构，政治局成员、政治局常委以及总书记均由其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在中央委员会中有多少自己的支持者，对总书记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下一届政治局人员组成和权力布局，甚至事关总书记自身地位是否稳固。在中央委员会中，省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较高。总书记并不能独自随意撤换省部级官员，但如果他发起反腐行动，并将省部级官员作为反腐行动的重点领域，他就不但可以直接影响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而且还可震慑其他省部级官员，赢得他们的效忠，最终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
友人：不少人认为，此次反腐行动整肃的对象，主要是江系势力，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在本轮反腐行动中，每有高官落马，人们都会讨论他（或她）到底属于哪一派系。但是，我本人对中共内部的派系关系了解不多，难以分清谁是谁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如果习试图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并努力扩充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最可能的选择，应该是与较弱的派系结盟，以打击原本较强的派系。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在巩固个人权力之后，或许会开启迈向宪政的政治改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你的问题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可以说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方面涉及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政治人物如果要启动政治改革，是否需要先强化自己的权力？第二方面涉及一个具体的问题：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对于第一个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在非民主政治中，一个人能成为政治强人，并不是因为他是神奇的超人，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构筑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他组建了一个效忠于自己的强有力的权势集团。但任何这样的权势集团，在对特定政治人物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会形成对权力和利益的自我需求。权势集团对其效忠的政治人物，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约束。如果政治人物施行的政策，不符合权势集团的利益，他就很有可能被背叛和抛弃。
从实践上看，那些所谓的政治强人，最可能做的不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而是想尽办法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力。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这些人都曾权倾一时，但哪个人想过要政治改革？在邓去世后，江的权势应该也不小，但何曾有什么政治改革？普京也可算俄罗斯的政治强人，但他念兹在兹的，不是努力推动宪政体制的革新和完善，而是极力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位。
而那些顺应民主潮流的政治人物，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权力在强化，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在弱化。比如，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在接受民进党建党的既成事实时，所面临的政治处境，一是国民党内部本土势力的崛起，二是党外政治力量的逐渐强大。再比如，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在1987年宣布不再竞选总统，也是迫于民主运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政治改革的意愿。
友人：那你认为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张雪忠：我前面已经讲过，对政治人物个人特质的研究，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但就目前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技术，即使由专业人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分析，亦难以准确界定特定政治人物的个性，并以此推测他的政策意图。并且，一般认为，现实的政治情境，比政治人物的个性，更可能影响他的政策选择。
在中国，分析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特质，还面临信息缺乏的特殊困难。由于当局对信息传播的严密控制，人们很难获取关于领导人个性的真实信息；能够获取的，往往是经过筛选，甚或刻意编造的所谓“正面信息”。大家可以想想薄熙来的案例。在薄下台前后，人们所能获悉的关于他的信息，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对他的评价因此也有显著的变化。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不得不说，有些国内的政治评论人士，在公开断言习的个性和政治意图时，所表现出来的斩钉截铁的自信，着实是令人吃惊的。这或许就是外行人士身上常见的所谓“懵懂的自信”吧。
我不想在这里说外行话。我只能告诉你，认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是政治人物较重要的个人特质之一，并且对他的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就习的个人情况而言，似乎并无证据表明，他对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有过深入的了解。如果一名政治人物不熟悉现代政治理念，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开启宪政改革的可能性。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一点非常粗浅的、参考价值极其有限的提示。
友人：那你对习未来的施政方向就没有任何看法吗？
张雪忠：我没有办法基于习的个人特质来预测他的施政方向（我们并无足够的信息来界定他的个性），但我可以就他上台后的作为（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他可能的政治目标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十八大之后，官方媒体曾发表过一系列反宪政的文章，但由于我们并无证据断定，这些文章反映了习本人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略而不谈。不过，包含“七不讲”内容的中央九号文件，如果没有总书记的首肯，是不可能出台的。这一文件的内容，与习对前苏联垮台的惋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以及联俄抗美外交政策，在理念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确保共产党的政权稳定，并且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现代宪政体制，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十八大以后，当局不但极力强化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和整肃，而且还大规模抓捕政治异见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
另外，已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次规模和力度都比较大的反腐行动，波及的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并未涉及俗称为“红二代”的群体。并且，因为有些涉案官员是秘书出身，官方媒体还曾专门发文警告秘书们要洁身自好。官方媒体专门发表了剑指秘书群体的文章，这是非常罕见和不同寻常的。这篇文章的意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在“红二代”群体中较为盛行的看法：“江山是我们的爸爸或爷爷打下来的，但经过江胡二十年，主要的权位却落到了他人手里。”
基于以上分析，我个人初步判断，习似乎是以“红二代”作为自己的核心政治基础，他的政治行动的重心将会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极力防范和打压社会力量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挑战；二是在党内努力扩大“红二代”的权力份额，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也可以作两个层次的解读：一是向社会宣示，中共的权力垄断不容挑战；二是向党内宣示，“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正统继承人。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初步判断，这一判断是否准确，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本人是有政治改革意图的，他的一些相反的表态，以及“七不讲”的文件，只是为了安抚党内的左派或保守派。另一些人则认为，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以及对异见人士的打压，都是党内失势派系在搅局，在绑架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这两种说法都是纯粹的外行话，因为其中包含的思维方式，完全是非专业的、外行的。第一种说法，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包括两个步骤：（1）预先假定并断言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具有政改意图的人；（2）对于他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言行，都解释为对他内心“真实的政改意图”的掩护。这种思维方式的症结在于，步骤（1）中的假定本身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充分的证据来支撑的。用这种思维方式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可视为是政治评论界的算命先生。
友人：那么专业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张雪忠：专业的分析方法并不容易，但却是非常平实的。为了判断一名政治人物是否有政改意图，专业人士的做法是：密切关注他的各种政策宣示和政治行动，将支持“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一头，将反对“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另一头，然后再根据不同证据的权重作出初步的判断；并且，这种初步的判断，还可能依据后续的证据不断加以修正。
上述第二种说法的思维方式，也是包含两个步骤：（1）预见假定和断言最高领导人是具有政改意图的好人；（2）将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归咎于一个不可捉摸的失势派系。这里的步骤（1）给出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断言，而步骤（2）则是为了把一切不利于（1）的证据给“解释”掉。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是外行思维的极端表现。
我们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阴谋论思维的荒谬。假设甲和乙发生了争执并大打出手，甲甚至扬言说“总有一天我要弄死你”。几天之后，乙果然被人谋杀了。针对这种情况，专业的侦查人员可能会初步认为，甲有作案的动机，但绝不会仅仅基于这种主观动机，就断定甲是作案者。为了确定甲是不是作案者，侦查人员必须要依靠客观证据，比如甲是否有作案时间、凶器是否属于甲、现场是否有甲的足迹和指纹，等等。而外行的阴谋论思维，则完全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客观证据，就会直接断言：既然甲怀恨乙，那就一定是甲杀害了乙。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那些喜欢用阴谋论思维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政治学者。这本身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实际上，一名专业的政治学者，如果用阴谋论来讨论政治问题，那一定会沦为业内的笑柄。可见，外行人士谈论政治问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怎么说都不怕别人笑话。
友人：有人认为，当前这场反腐行动，客观上可能会产生解决腐败问题、为改革破局，以及破除权贵的后果，因此，无论当前的反腐有什么背景和动机，都是中国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对于反腐可能导致极权的危险，他们则认为，极权比权贵更容易对付，其理由之一就是：反极权的力量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反权贵则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
张雪忠：这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他的观点目前比较有影响，我也认真读过他的相关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孙教授作为一名学者，显然没有用上述外行思维来讨论政治问题。但我仍想坦率地说，他的论述中，确实包含不少重大的知识错误。
比如，自由主义确实是反极权的思想，但说反权贵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显然是不对的。所谓权贵，是指一个群体或阶层，他们不但垄断着政治权力，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私人利益。可见，权贵其实就是专制的形态之一，而民主主义显然就是反权贵的思想资源。另外，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反极权，还是反权贵，重要的不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思想资源，而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政治力量。
中共政权作为一种专政体制，既是反自由的，也是反民主的，其反自由的极权的一面，表现为对个人自由及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其反民主的专制的一面，则表现为少数人对政治权力的完全垄断。就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尽管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仍无法得到保障，但政治人物要想重建毛式极权，成功的可能性已不大了。而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不但排除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资格，而且也是个人自由和权利屡遭侵犯的根源。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同意孙教授的一个观点，即作为专制政治形态之一的权贵政治，已成为国家文明和进步的最大障碍。
友人：那你是否同意，当前的反腐行动是反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契机呢？
张雪忠：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这一观点包含着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错误。要知道，专制政治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的政治，因此也是必然会导致腐败的政治，而所谓权贵，只不过是腐败了的权力垄断者或专制统治者。孙教授认为，无论当前的反腐行动动机何在，哪怕是为了保政权，哪怕是没有制度建设，仍然是反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契机。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既然权贵和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那么由当权者推动的任何不触及制度的“反腐”行动，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权贵，其结果只是由新的一拨人，取代原来一拨人的权贵地位。真正的反权贵，不是指主政的权贵们将少量不忠者逐出权贵队伍（这只是权贵内部的权力重组），而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改变权贵与非权贵之间原有的权力关系，以使非权贵人群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真正的反腐败，也不是以权力手段将少量腐败官员清除出官僚队伍（谁能说补上去的人不会腐败呢？），而是通过制度的变革，使原来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开始受到监督和约束，从而减少腐败的可能性。
我们一定要注意，反腐败也好，反权贵也好，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或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转型才是反腐败和反权贵的前提。只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范新的腐败，并逐步清理旧的腐败。没有政治转型的反腐败，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并且最终都会沦为权力斗争。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在人类政治史上，有哪一次所谓的“反腐”，最终成了政治转型的契机？又有哪一次政治转型，事先有一个“反腐”的铺垫？
友人：这么说，你对中国的前途是不是很悲观？
张雪忠：我一点都不悲观，我一直都很乐观。只有那些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人，才会感到沮丧和悲观，因为等待他们的，必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伯里克利都知道：人若要幸福，就必须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必须要勇敢。如果我们到今天都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枉费了人类两千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了。
在一个少数人利用对权力的垄断，长期压迫多数人的专政国家，被压迫者根本就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压迫者身上。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政治经验，在在都表明，被压迫者的希望在于抗争，而不是在于哀求。我这样说，不是要断言任何当权者都没有启动政改的可能性。我只是说，我们不能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小概率事件上，就像我们规划自己的生活时，不能假定自己能买中六合彩。另外，如果当权者真要政改，也一定会有明确的政策宣示，并采取切实可信的行动（如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等），来向社会发出信号，并寻求社会的支持。在看到这些切实可行的信号之前，我们没有必要充当政治人物肚子里的蛔虫，去臆测他到底有没有政改的意图。
在一个存在政治压迫的国家，自由的希望，不在那些位高权重的压迫者身上，而在那些无惧牺牲、坚韧不拔的反抗者身上。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而不惜身陷牢狱，他们也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声援和支持。我们应该尽可能以这些既有信念，又有行动的政治犯为枢纽，组成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准政治联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引领自己的国家从专政走向宪政。
我一直认为，在一个权力败坏、公义沦丧国家，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而是那些因为反抗而被销声、被迫害、被关押的人，才是真正代表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正直、善良、勇敢和奉献等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才能在一个黑暗的国度，得到最鲜明和最有力的彰显，并为自由和公正的来临保存希望。
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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