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清鴻
儘管時空條件、政治環境或有不同，我們還是不能否認「台灣人」與「中國人」並不是此時此刻才被兜在一起，雙方也曾經有共同為自由、民主、人權奮鬥的時刻。戰後初期，雷震、殷海光等外省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以《自由中國》雜誌對威權獨裁提出言論挑戰，後來更與本土菁英如李萬居、高玉樹等人合作，企圖成立反對黨。
這在彭明敏師生三人所擬出的〈自救宣言〉中可見端倪，宣言提到：「我們必須指出，蔣介石政權雖然在口頭上高喊『台灣人與大陸人必須攜手合作』，其實卻最忌諱台灣人和大陸人真正合作，所以極力挑撥離間，無所不為。」彭明敏師生顯然指出了一個隨著戰後國際政治局勢轉變，而在台灣逐漸形成的「族群現實」，以及國民黨有意在此基礎之上操作特定的「族群政治」甚或「民族主義」。〈自救宣言〉則是在這個現實當中，呼籲「台灣人」必須識破其利益關鍵，並尋找與「大陸人」合作的契機。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種「無差別」的認同。但不能忽略的是，〈自救宣言〉提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論述基礎，仍舊是以「台灣人」的歷史經驗、文化與政治主體為前提來與「大陸人」談合作，而且「大陸人」也必須肯定這個前提，才有可能合作。雖然時過境遷，經過了長時間的土著後，〈自救宣言〉當中的「大陸人」身分與經驗，自然無法和當今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國籍」差異相提並論。
但對於台灣民主、獨立運動當中的「中國籍」，我們是否可以在〈自救宣言〉所演示的獨立手段（一個台灣）與宣示的公民價值中，找到預防「滲透」以外，真正兼顧公民社會價值的台灣獨立策略，並以此強健台灣民主的體質？而台、中合作的「自救」真義，能不能成為我們與「陸生」朋友互動、溝通的橋樑？〈自救宣言〉或許已為我們昭示某種可能性。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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