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普選「袋一世」，終於由黨的灰臉李飛招認了。如此坦蕩蕩，乃是中央最後關頭反倒害怕一旦招安成功，政府提案過得立法會，市民下一步便會要求「優化」，特府卻完全無法兌現「袋住先」背後的「疑似承諾」。

到時，「優化」與「反優化」、「假優化」的鬥爭，一樣會令港人與中央的矛盾白熱；中央既不能滿足任何「符合國際標準的優化」，則到時連現在支持「袋住先」的港人也發覺再一次被共產黨欺騙，反共的情緒定會比今天更烈。為免陷入如此窘態，京官因此先把話說白。

圖窮匕首露，民意對8．31框架之下的假普選的反感由是再度提升。大家對政改大龍鳳意興闌珊之餘，反而更多關心「後政改」的政治局面。筆者今天要探討的，正是這個問題；而巧合的是，京港統治階級和本地社運，兩者都到了各自的「範式轉移」關口。

京港統治階級：王子復仇記

大陸高層內鬥方酣欲罷不能，原因是先出手的一方（習派）借民意以打貪作武器誇下海口，開局有聲有勢勁頭十足，絕不能虎頭蛇尾，豈料對方（江派）絕不是省油的燈，一招借力打力，巧製「北京法拉利事件」讓當權者打出一頭超級「家虎」（前朝團派領導的大內總管令某）。其實，再蠢的民眾也知道，偌大一個賈府，只有門前一對石獅子乾淨；習派打虎不過手段，目的卻是剷除對方的層層勢力，最後取而代之。

派系惡鬥慘烈，乃中共內在本性使然，自「古」以來皆如此；然而每次內部鬥爭的核心矛盾都不同，是次「習江鬥」到底反映什麼？筆者去年指出過，這次習派挑起鬥爭，乃是一場「王子復仇記」：以習為首的「高級太子黨」，誓要奪回20多年來被江派板塊佔據的黨內外關鍵位置和實權。「六四」之後，鄧小平孤家寡人，單靠前台的李鵬和後台的李先念等少數幾個老頑固充不了場，於是起用與外國關係較好、「會搞經濟」的上海幫，江澤民於是走外線上位。

江本身非根正苗紅，他不過是在抗戰勝利後的白區上海當食品廠工程師時投共的，沒有什麼「紅色基因」，絕對比不上參加過長征、解放戰爭那一輩黨政軍高幹的子弟即「高級紅二代」（這裏所謂的高幹，以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員劃線）。後者看江不起，江也來一個「親疏有別」，絕少起用他們，所以江的黨內親信、後來給一一打倒的羽翼，普通家庭出身的比比皆是，人稱「平民貪官」，包括較早前上海幫的陳良宇、近期的周永康、徐才厚、劉志軍等；唯一算是例外的是曾慶紅【註1】。中文維基有一頁列滿近年因貪腐被起訴或已下台的高官高幹名單，筆者逐一查證過，判重刑的一個高級紅二代也沒有。

江於1989年上位，領導中共13年半，僅次於開國後的毛澤東，期間他在黨、政、軍、企四大體系裏廣泛扶植親信，以致他卸任後還可以干預胡溫施政凡10年。習上台之前，據說曾挨門逐户拜訪高級紅二代尋求支持，結果非常成功，於是一上台就「打貪」；不過，只打江派、不及高級紅二代，乃是早有的默契（薄熙來有終極野心而行為鹵莽愚蠢，是不打自招）。打虎期間，習不斷得到像解放軍上將劉源（劉少奇子）等的高級紅二代的裏應外合、表態支持，所以頻頻得手。這就是筆者說的「王子復仇記」。為何說「復仇」？
須知高級紅二代的流金歲月就是1949年到1966年那段日子。他們滿以為父輩打下的江山快要由他們接手，卻不料來了一個文革，他們死的死、殘的殘、下鄉的下鄉，活着的都給「造反派」、紅衞兵騎在頭上鬥個死去活來。好不容易等到文革過去，他們跟着父輩的平反、復職，一個一個陸續上位，流金歲月好像又唾手可及，壟斷政治權力之外還會有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經濟利益。更不期，來了一個89．64，江派上台，到處安插自己的平民親信，高級紅二代眼看到手的大權大利又告旁落，再要苦等20餘年到習上台才見到曙光。

這批高級紅二代的理想是什麼？很簡單，建立一個以他們為主體的相對封閉的血緣統治階級掌控全國內外三個方面：對內，政治上回復到五六十年代文革前的那種一黨專政局面，經濟上拿盡改革開放的好處；對外，聯俄反美，搞「以我為主」的區域霸權輸出新版革命（影響力）。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做法，與此完全吻合：十八屆三中全會議定經濟上搞「有中國特色的『華盛頓共識』」，之後在政治上逐步收緊，外交上則改變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大舉向外顯示和投射軍經實力。最近中共一面加緊準備人民幣國際化、強調引進和利用外資的政策不變，一面加強監控互聯網，讓「五毛」以「網警巡查執法」賬號出現在前台，並要求所有民辦的「社會組織」設立黨組；在國際上則大搞「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等，就是習的「新三面紅旗」具體表現。

思考中共在香港的棋下一步怎樣走，可從上述即將出現的習體系出發。由於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五六十年代中共特別為香港度身訂造的「保持現狀、長期利用」方針已然不必要；殖民政權既已易手，台上的更是她的人，故中共將愈來愈以現時處理大陸地區的手法，更公開、公然以黨的面目和身份處理香港問題。想知道習派希望見到的香港政治局面，看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半的大陸，便可思過半。

本地社運：走近台灣的1979

本地民主派講民主不再言必歐美國際，因為台灣就是一個更可比擬、更可親近的例子，活生生擺在眼前。不僅如此，去年的佔領運動是質變，幾年來的激進思潮與本土主義通過運動得到整合，逐步形成一個取代傳統抗爭路線的態勢。以「民主回歸」為主題的本體思想加上「和理非非」的抗爭方法，構成了傳統社運的內容。這個內容受到衝擊，本地社運於是處在一個轉折點上，恍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台灣民主運動處境。

由於共產黨在「普選」的定義上玩弄手法，民主派視之為背信棄義，「民主」和「回歸」之間的關係因此破裂；「回歸」（起碼在「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狹義底下）在民眾的心目中遂不再是理所當然。「和理非非」中的各個元素已非如以往般包含絕對的原則性意義，而變成一種不完整的、視乎具體環境而決定應採用與否的非原則性權宜；在新的抗爭理性之下，「和平、非暴力」之外，還添加了另一個手段的權宜：「勇武、非暴力」。

關於這個新的非暴力論述，在上周出現的一篇很可讀的長篇網文〈本土派的崛起、反省、出路，與港人的歸屬、抗爭、民主路〉中有詳細解釋【註2】。有人會問，既然「勇武」，有可能「非暴力」嗎？這也許不完全是一個理論問題。如果我們把問題放到台灣的民主運動史裏觀察，或可得出一個深層次的答案提示（在下面的分析裏，「暴力」二字是中性的，無論是哪裏的政府或是民眾使用器具或肢體武力，都稱「暴力」）。

台灣的民主化，相比一些西方國家的經驗，無疑是十分非暴力的，但是如果我們細看台灣在國民黨治下、民主化之前的歷史，社運抗爭又常常是很暴力，只不過99%的暴力都是國民黨統治者蓄意使出的。然而，弔詭的是，蓄意引發國民黨使用暴力的，卻很可能是社運的領導和積極參與的民眾。何也？

每次使用暴力之後，不僅輿論對國民黨加倍不利，同情社運的人士特別是年輕人卻明顯增加；國民黨面對這種結果，只能在下一次運動爆發的時候更加小心，客觀上於是提升了使用暴力的門檻。社運領導辨識出這個規律，於是在新一輪的社運裏把行動升級，再次逼近暴力邊緣，誘使國民黨再度使用暴力，使之再陷入失去更多民意的陷阱，而社運方面卻又同時收割更多支持。這就是台版「勇武抗爭」的機制，台灣社運界當時稱之為「暴力邊緣論」。奇怪的是，無論是國民黨還是社運領導和比較積極的群眾，都很快明白這個機制；很可能，國民黨一明白，就知道自己是輸定了，卻無法避得開。

有趣的問題是，去年的本地社運一發不可收拾，引火點就是特府警隊在大多數市民特別是年輕人認為無必要、欠理據的情況下使用大規模暴力發射87枚催淚彈；那麼在下一回合的運動對陣之時，特府警隊使用武力的門檻會降低還是提高？提高的話，社運一方有會不會把行動升級？

台灣清華大學經濟系的黃春興教授和博士生徐佩甄合寫的一篇研究論文〈暴力邊緣論對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的貢獻〉【註3】，以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體制學派理論加上博弈論觀點，解釋了什麼是「暴力邊緣」策略，並以量化方法研究了這個策略在歷次台灣民主運動抗爭事件中的應用及其產生的綜合社會力量。筆者同時建議中央政府、特區政府、本地社運中的勇武派和溫和派，都好好一讀這篇論文，當有助於認識本地社運的發展趨勢以及「勇武論」即港版暴力邊緣論的性質和涵義，思考港台兩地社運的性質、出路和結果的異同。

如果對比着讀前述香港正鳴君的文章和台灣黃、徐二人的論文，可窺見一個重要的對應關係：去年發生在香港的佔領運動，就相當於1979年發生在台灣的「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

佔領運動，是1997年以來政府向本地社運人士第一次使用催淚彈和警察暴力並傷及人身的事件；同樣，「美麗島運動」是國民黨自從1948年實施「動員戡亂（戒嚴）時期臨時條款」之後第一次對台灣社運人士放射催淚彈、打傷民眾。本地勇武派的「以武抗暴」說，是在去年的佔領運動裏首度提出的，突破了「和平、非暴力」的界限；同樣，姚嘉文、施明德的「暴力邊緣論」，是在「美麗島運動」裏萌芽的，突破了之前的和平抗爭。

台灣國民黨在「美麗島事件」裏施用的暴力，嚴重程度與特區政府在佔領運動中使用的大致相若，但事後抓捕的人數、庭審之後判刑之重，卻大大超越香港特區政府；這既可視為國民黨的管治手段比特府更兇殘，也可以解讀為特府用同等暴力的門檻比台灣國民黨低多了。

黃、徐的論文第四節介紹了台灣1978年之後的一段抗爭史，點出暴力邊緣路線在過程中的作用，尤其引人入勝，筆者把其中一部分撮要如下：

「高雄事件後，主張激烈抗爭路線的美麗島派，大批入監服刑，黨外勢力在溫和派領導下發展議會路線。1980年底，政府恢復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許多高雄事件的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紛紛投入選戰，將高雄事件作為競選議題，最後高票當選，開出一條人們預期之外的效果……『妻代夫職』大幅地提升了全國民眾對街頭抗爭的理解和認同，取得的政治權力和溫和派抗衡。1983年，溫和派再在立委選舉中慘敗，美麗島派則戰果輝煌。自此之後，街頭抗爭路線和暴力邊緣論就成了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的主要策略。」

香港社運範式在轉移，手法除了「和平、非暴力」，還加上「勇武、非暴力」，後者首次實踐失敗的損失是絕對的，與台灣社運在美麗島事件裏的遭遇一樣；然而，之後的抗爭會否步台灣的後塵，成敗會否和台灣的一樣，還是未知之數。此時，習派領導的中共也是在作範式轉移，力圖把大陸統治退到1949-1966年的模式；成功之後，其對香港實施的管治手法，是比台灣的國民黨更聰明開明還是更愚蠢狠毒，也還是未知之數。所有這些，都要作進一步的分析。

【註1】曾慶紅的父親曾山是中共七大中委，習仲勳當時還是候補；不過，那主要是年齡關係，曾比習大十多歲。解放後，曾山最後當的是內政部（後來的民政部）長，並無很大實權；相比，習仲勳當過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是後鄧時期的「八老」之一，在黨史裏的地位比曾山高得多。有說薄熙來也跟江派搞在一起，但薄是高級太子黨內的極少數派，靠近江系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註2】署名「正鳴」的文章〈本土派的崛起、反省、出路，與港人的歸屬、抗爭、民主路〉是筆者近期讀到的對本土運動的最深入論述，其中的「反省」部分更值得各方留意；連結在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5/06/06/108249 。

【註3】徐佩甄、黃春興的論文〈暴力邊緣論對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的貢獻〉在 http://nthur.lib.nthu.edu.tw/handle/987654321/33264 ；免費閱讀連結在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6/08/200608282126.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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