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如果说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刘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边。是因为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毛一致，毛、刘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的关系，那么，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 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 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
毛泽东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 年 11 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 见过康生。由于康生与王明曾有过的密切关系。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没有立即赢得毛的
①刘少奇的这句话见于 1942 年 10 月 10 日出版的中共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第 2 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对此文作了修改，将这句话删 去。参见〈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页 218-20。
②〈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页 218-20。
③《刘少奇年谱》，上，页 362。
信任，毛、康由疏远至亲密。大约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康生在中共党内最早以赵容闻名，1925 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共，1926—1927
年，和周恩来、顾顺章等一同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7 年 10 月中共中央机关秘 密迁到上海后，康生曾在中央组织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1931 年 1 月，被六届四 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为中共「肃反专家」就声名显赫。1931 年 4 月，顾顺章 事件发生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机构进行了重新改组。9 月，留沪的部分负责干部组成了 有康生参加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从此就改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的中 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
指定康生参与领导中央特科，与他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曾经负责过工人「打狗 队」有关。1932 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负责 人。
从 1931 年末至 1933 年 7 月康生离沪赴苏，康生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镇压中共变 节分子，以及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由康生领导的「红队」（取
「红色恐怖」之意）刺杀了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直属情报员史济美（马绍武）和一批 共产党转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红队」成员有王世英、项与年（八十年代中 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父）、邝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后，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 曾任山西省省长，李士英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公安局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江 苏省副省长等职。
1933 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 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历行「肃托」，①成 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熏陶的「专业人士」。在 1935 年 8 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康生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康生在 1937 年之前的经历表明，他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因此，当 康生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和康生只是维持看一般的工作关系，毛辩言鉴 貌，仔细观察康生的表现。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与王明、陈云一同进入了 中央书记处，由此参与了核心决策，但是康生长期脱离国内斗争，不可能在书记处内拥 有较多的发言权，他的具体工作则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和「敌区工作委员会」。毛知道康 生是党内老牌的情报和肃反专家，有意发挥其专长，但是，毛又让康生兼任中央职工委 员会书记一职，在几乎没有产业工人的陕甘宁边区，此职无疑只是一个虚衔。此时，毛 泽东对康生还不知虚实，只能用这一实一虚的方法试探、等待康生。
时年三十九岁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里，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后台，其 地位无可取代。1938 年初，康生还沿着在莫斯科时紧跟王明的惯性，在延安继续吹捧
①参见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 年），页 47-51。5、57-60。
王明。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当康生陪同王明给设在枣园的敌区干部训练班受训 的干部作报告时，康生「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上。』」 ①司 马璐回忆的这段史实，当发生在 1938 年 2 月末、3 月初。因为王明在 1937 年 12 月离 延安赴武汉后，只是在这个时间因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才返回延安。1938 年 8 月 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时，党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康生绝不会再呼喊「王明同志万岁」。
然而，康生毕竟在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经过一 段揣摩和悉心的识别，康生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但毛对延安的一 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的基础，康生认定王明 决非是毛的对手，中共领袖必属毛无碍。康生一经掂量、估算，马上采取行动，拿出过 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泽东的见面礼，以换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 1938 年 3 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投向毛泽东的第一步。康生 表态支持毛有关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尽管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在会上提出的这 项动议因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康生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毛泽东暂 时处于少数的时刻。助了毛一臂之力，从而获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投给毛泽东的一票，立即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 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职工委员会。
从「三月政治局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半年时间里，康生加紧了和毛泽东的 联系，康生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采取联合行动，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或他 们五人联名的形式，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康生已愈来愈明显 地和王明拉开了距离。
康生虽然已经逐渐获得毛泽东的青睐，但一时还未握有实权，不久，康生力排众议， 全力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一举获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从此出现了 重大的转折。
1939 年 2 月，毛泽东正式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将瑞金时期长期担 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打发去中央党校作校长，而将此重责委之于康生，一则显示毛 对康生的信任，二则分散了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周恩来此时兼任敌区工作委员 会主任）。
在毛泽东的庇荫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中共的「捷尔仁茨基」（苏联十月革命后肃反机关「契卡」的首任领导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将延安的保卫机 构分门别类建立和完善起来。社会部开始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 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1939 年，中央社会部在延安「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 又创办了一个培养情报人员和肃反干部的秘密学校，对外称「西北公学」，康生实际上 是该校的校长。
显而易见，康生之于毛泽东是极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变，对属下一向猜忌、防 范的性格而论，和毛毫无历史渊源，又无战功和长征经历的康生，能长期获毛的信任是 极其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毛与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关 系。毛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要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而康 生之于毛，则犹如家臣。康生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轻而易举将康 生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区别开来。对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体会某些难言 之隐而主动为主人分忧；康生又能雷厉风行，坚决贯彻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 共元老，实在是为人主者手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一把利剑。
经过几年的磨练，1941 年的康生早已铁定了心，做毛泽东的贝利亚（叶若夫被处 决后的苏联最高特工头目）。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看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 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亲随，①已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他 犹如一头猛犬，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向敌人猛扑过去。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 年），页 6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