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乐见岛君 乐见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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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雪崩的文学化比喻，因为万州公交车坠江悲剧，再度风行网络。抨击国人冷漠，认为每个人都有原罪，这话语早不新鲜。自鲁迅以来，一直有批判家矛头主要对准看客，对看客的憎恨超过了对于真正的凶手的憎恨。万州公交车坠江悲剧，则把这批判推向新的高潮，对导致公交车悲剧的体制因素，反而乏人追问。
且不论这批判在事实层面上能否成立——除了撒泼的恶妇、冲动的司机，坠入江底的那一车乘客到底何等行状，迄今并无报道还原其完整过程。那些激情飞扬的看客批判，论据何来，其实是大成问题的。但即便退一万步，承认那一车乘客未必无辜，也不能否认，万州公交车坠江悲剧首先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体制因素是首要因素。
这判断，有太多经验事实支撑。
网上稍做一点搜索功课，就不难发现抢夺公交车司机的方向盘历史多么悠久，频率多么高，车闹多么猖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车闹一直以来都是公共治理的死角，反映了管理者的不作为。事实上，如果不是此次万州公交车悲剧过于惨烈，车闹无论怎样猖獗，都不会成为大新闻，都很难进入公众视野。对比一下美国、香港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对车闹的凌厉打击，对公交车司机的严格保护，这种不作为就更触目惊心。这可能是所有制度缺失中，最大的制度缺失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为什么会有这缺失？车闹为什么一直是公共治理的死角？说起来答案其实也简单：他们跟我们不在一个车上。
广州地铁的一段往事可为印证。广州地铁开通之初，所有地铁站都没有厕所，市民自然大感不便。追问相关官员，答复竟然是：造价太高，没有必要。坐一次地铁最多半个小时，半小时都不能忍么？媒体大哗。压力之下，后来广州地铁站终于有了厕所。地铁应该有厕所这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为什么相关官员会没有呢？为什么他们的感觉就是与众不同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并没有经常使用平民化的公共交通包括乘坐地铁的必要，因而没有相应的经验和认知。
这个逻辑，用来解释公交车悲剧，再恰当不过。万州公交车悲剧的死难者名单现在还没有公布。但可以想见，十五个死难者中，不会有一个哪怕是七品芝麻官，这即是说，十五个死难者全都是平头老百姓。他们跟我们不在一个车上，却把持着相关的政策制定权，而且他们极具理性的自负，绝不会承认他们相关经验和认知的匮乏，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一系列公共政策包括公共交通政策就这么出台，每一个政策都直接间接地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当然，也决定了万州公交车悲剧中那十五个乘客的命运。如果，万州的那辆公交车上，司机的驾驶台跟乘客有严格的物理隔离；如果，公交车司机的尊严和权威有足够的制度保障；如果，侵犯司机尤其抢夺行驶中的司机方向盘的恐怖行为刚抬头就遭严厉打击，这悲剧难道不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么？
为什么车闹不断，亡羊屡屡，偏偏没人补牢呢？基于最大善意推论，政策制定者未必没有改进意愿，未必真的故意放任自流，如果他们跟平头老百姓一样经常经历车闹，亲历险境，他们应该不会无动于衷。问题是即便他们有善意，但他们真的没有相关经验和认知。媒体披露，万州出事的那条公交线路，车闹早就不是头一回，好多次因车闹失控撞车撞树，但最后还是出大事，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显然是因为此前的车闹根本就没进入他们的视野，车闹之于他们真的可能是盲区。
关键问题是他们跟我们不在一个车上，关键出路是用制度保证他们必须跟我们在一个车上，保证跟我们同命运共患难。这是全部问题的答案，也是可能需要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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