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香港，素昧平生。此前，自从上大学离开家乡，辗转了大半个世界，从北京到上海，从洛杉矶到安娜堡（底特律），从来没有想过会与香江结缘。2003年来港，一晃已经是16个年头了。香港九龙清水湾，成了此生除家乡之外停留的最久的地方。

1997年，去美国留学次年，赶上香港回归。南加州侨界举办庆祝活动，留学生主导。当时UCLA大陆学生中很少有学文科的，我被拉做组委会的宣传委员，负责一些文字工作和当地《侨报》的报道新闻，活动还获赠汗衫一件，保存至今。记得UCLA合作公寓里还有一群来自香港的学生，我们欢天喜地，人家如丧考妣。中国还处在1989年后的孤立之中，中国领导人访美，那是1997年10月的事了。

图 / 留美华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纪念衫

2003年，因缘际会，来到香港。来港面试的时候，正值SARS横行，所有人都带着口罩。7月1日发生反对“二十三条”大游行。来学校报到的时候，全港股市楼市哀鸿遍野。去入境事务处办身份证时，移民官员面谈后说“Welcome Back!”，顿时感到无比温暖，真觉得是到中国人的地盘上了。

当时的香港，也是风雨飘摇。学校员工每年都在降薪水，削福利。系主任每年给你发信，要求同意降薪5%，不同意理论上大学是可以开除你的（当然没有人不同意）。刚刚成立不久的大学，前景也不明朗。不时有传闻，政府要求与中文大学合并。

那个非常时期，学校要开出一个新增的职位，很不容易。我的这个职位，是因为系里拿到了一笔很大的研究经费（当时叫“中央分配研究基金”［Central Allocation Grants］，即现在的研资会协作研究基金 [Collaborative Research Fund]），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进行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学校为此才特地增拨一个名额，加强社会调查和量化方法的教学与研究。我的主要任务是包办两门社会科学部研究生的必修量化课程。这两门课，以前是一个经济学助理教授教的。他当年的课程评分是47分（百分制）。当时研究型MPhil和授课型MA学生一起上课，后者主要是香港本地的学生。

我的同事说这门课不好教，因为学生数理基础比较差，建议我多用实例，还给了我香港199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5%样本。当时我对香港这个地方一无所知，觉得这不啻是了解本地社会的好机会。后来，我又陆续拿到了1996年和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当时社会科学部经常与内地人口学界一起在香港办会。我作为青年教师，经常被拉去凑数，就顺便拿着香港的数据玩玩我感兴趣的有关教育、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后来有杂志约稿，200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Family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The Case of Hong Kong, 1981-2001”。老实说，因为数据有限，分析做得非常简单，但是即便这样，关于香港的定量分析当时也很少很少。

2005年特首董建华在第２个任期内提前下台，但他的幕僚、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Central Policy Unit, 简称CPU）首席顾问刘兆佳教授仍然留任。刘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在加入政府前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当时担任中央政策组（CPU）顾问的李明堃，也是社会学教授，负责项目研究的外包和与政府决策部门的沟通。刘教授在2003年之后，深感香港八所大学的研究与本地实际状况脱节，在新特首上任之际，游说立法会，每年拨专款千万，设立公共政策研究基金（Hong Ko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Fund，简称PPR），鼓励香港八大院校的学者，从事与香港有关的公共政策研究。我记得当时来科大参加人口学会议的，还有一位香港统计处的副处长。看到我的香港研究，建议我如果需要搜集新的数据，可以申请新设立的PPR基金。我当时年轻，无知无畏，就写了一个计划书，计划搜集香港不平等与社会流动的调查数据。就这样， “Social Inequality and Mobility in Hong Kong, a Benchmark Study” 就成为第一批申请成功的PPR项目，获批金额也最高。这是我赴港任教后拿到的第二个研究项目（2006年4月-2008年10月）。

我天真地以为，拿到经费后，设计好问卷和抽样，由统计处的主题调查队执行就可以了。当我拿到经费再找统计处时，统计处说需要中央政策组提出请求。我再找中央政策组，中央政策组说只负责经费，哪怕入户调查的介绍信也不会开，怕住户投诉。于是，我不得不一个人负责整个调查的设计和执行。作为一个助理教授，我当时没有学生，人微言轻，连花钱雇一个RA，在系里找个座位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我只能选择外包给一间隶属于港大的调查公司。但是，因为我这边缺乏人手进行质量监控，项目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2008年3月，我用这个数据写了一篇文章，“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2009年发表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在中文大学的一次分享会上讲了一下，当时我是唯一一个非本地的学者（从英文名字的拼法可以看出） 。

图 / 中文大学分享会

注：前排坐位左为前港大副校长黄绍伦教授，右为李明堃教授，据说，他们与刘兆佳教授都是社会学出身，三人并称为港英时期政务司司长钟逸杰爵士（Sir David Akers-Jones）培养的公共政策研究“三剑客”

当时，听众席上也有一位先生来自上海，后来长期在香港从事智库工作，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看到我的名字，互换名片之后，约我吃饭，一聊，世界就是这么小，共同认识不少上海的人。他说，我看你的名字英文拼法像是大陆人，你应该用你所学的专业知识研究香港。他这么一说，我头脑又发热了。其时，中央政策组认识到，政策研究不能搞短平快，需要加大投入，于是2007年又游说立法会，增资1000万港币，设立香港公共政策战略研究计划（Hong Kong Strategic Public Policy Grant），每年只资助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期限为5年。当时正值内地大搞调查研究数据库建设的热潮，于是我又在2008年递交了一个项目书。理由是，大陆有了，台湾有了，香港没有理由没有。这就是“香港社会动态追踪”（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项目的由来。

2008年底项目申请下来了，两个项目，一个心理学的，做老人心理健康的，另外一个是HKPSSD项目，团队全是临时凑的。HKPSSD申请的经费被砍掉了1/5，但是这个项目听起来很有意思，连另外那个心理学项目的主持人都说，他也希望加入，做我们计划做的事情。我当时觉得，这1000万，就应该支持这一个项目。给我这个项目，中央政策组CPU没有决定权，他们只有观察员席位，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研资会的评审过程和后来的面试，但不能发表意见，也没有投票决定的权利。

拿到这个项目之后，一时手足无措，因为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拿到这个项目。项目是经过研究资助委员会国际外审并且面试答辩通过的。后来有机会与社会科学组的主席聊起来，他说不是因为你写得好，而是因为其他人太差了，大家相信你能做得好。这样，我拿到了这么一个大课题，申请成立了一个中心（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找到了两间办公室，在学校创业中心（Entrepreneurship Center）1520，我当时开玩笑说是“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因为经费不够，不能雇很多人，还在广州南沙自筹资金，建立了一个研究支持基地，研究力量主要靠研究生。就这样，一次冒险的学术创业开始了。

图 / 2009年夏与刘兆佳教授（中）与中大地理系杨汝万教授同游广州

第一批两个SPPR项目决定之后，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给予很大的关注和希望，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009年底，成立了CASER，也被政府列为大学智库。我作为负责人，开始被邀请参加一些内地与港澳的会议，以及一些CPU内部会议。中心运作没有灵活的经费（比如说不能买电脑和软件等，不能买碳粉盒、纸张和其他的办公用品）。我们下面通过中央政策组成功申请了两个有关香港青年的咨询课题（咨询课题有点类似内地的横向课题，经费使用比较灵活）。一个是有关香港80后的，2010年5月递交给政府一份咨询报告，“Hong Kong’s Post-80 Generation: Profile and Predictions”，针对当时一本很火的书，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吕大乐教授所著，叫《四代香港人》。那本书认为当时年轻人的不满是因为世代冲突，我们的报告认为问题根源是时代变迁，香港80后确实面临着他们父辈在同样的人生阶段所没有面临的问题，是经济结构转型中教育与产业政策不配套所导致的机会结构的问题。当时调整产业结构，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借助周边地区包括珠三角的经济机会。但另一方面是教育的问题，本港学校的课程设置（Curriculum Development），不能为学生提供知识和心理准备。后来，CPU还组织了有关报告的一个内部会议，邀请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来聆听，记得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他后来去了立法会做秘书长）点头称是，大家也一起交流了很多。同时提交的还有一份报告，是由中文大学完成的，记得当时他们的报告中有两句话，“80后怒气冲冲，90后来势汹汹”，印象深刻，正为今日香港正在发生的事验证。

我后来又获得了一项中央政策组的项目咨询课题，研究香港的双失隐青问题，指的是一些既不在学校就读、进修，也不就业或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青年群体，英文叫“尼特族”（英语：NEET,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日语又称“御宅族”。在2009年，7.6％的15-24岁的香港青少年处于双失状态，2010年为7.0％左右（可惜的是，我已经找不到这个报告的英文原版，只根据报告写的一个中文摘要，发在《紫荆论坛》上）。我们这个课题也被邀请参加CPU组织的政策研究分享会。当时同一小组报告的，还有一项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领衔的报告，主要是讲学校教育的语言政策问题（中文中学和英文中学的问题）。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关于母语教学问题的争论。董建华任内致力推动母语教学，欲将香港所有中学的授课语言变成中文（粤语），但受到不少阻力。这位教授用数据证明，上英文中学考上好大学（港大和中大）的概率比上中文中学大很多，用的是传统线性回归方法。记得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是教育统筹局的常任秘书长，她嘟哝了一句， “This is a methodologically flawed research.” 我没有看那个报告，但是附和说，是的，因为没有考虑到学生和家长选择性偏差的问题。但是，港府曾荫权特首当时已经决定，放弃回归之后董建华政府致力推动的语文政策，改由各校自行决定。真的因应了一句洋话，bad polices are good politics。

因为这两个课题引起的兴趣，我一直想做一个关于香港青年和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央政策组也试图帮忙，2010年12月17号新成立的中心还与政府在中环共同组织了一个“青年与社会变迁”的研讨会，由CPU全额资助，我们从国外邀请的学者，来科大作讲座，一般也会到CPU开个闭门会议。后来还在2011年12月16号专门组织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我们HKPSSD的咨询会议也借用CPU的会议室，由他们出面邀请相关人士参加。因为我不是香港本地人，CPU顾问和他的同事还将有关的媒体关系介绍给我们。某英文报纸还准备为我们做一个调查专版。

2012年，香港已开始躁动不安。2010年反高铁拨款，2011年-2012年“反双非”，2012年反国教运动，社会运动主要议题已开始由本土议题转向针对大陆与香港的融合问题（关于陆港关系，我有机会在专文论述）。2012年初，特首选举开始有了竞争、抹黑和爆料。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某教授，在民调时间还没有结束时，为了抢新闻，就先发布结果，后来被院内的泛民派员工举报，媒体深挖，发现这位在美国教书多年的教授，出国前竟在《人民日报》工作过！显然是红色密探，媒体大肆渲染，他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辞职。

这件事虽然不大，却给了我一个提醒，特别是我们搜集的数据是追踪数据，包含很多个人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资料。我们第一轮3214户，7219人的调查，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辛苦，我也不知道能否追到第二轮，因为谁都没有经验。虽然政治议题已渐渐热了起来，但是原来的项目，主要关注的是民生问题（家庭、贫困与代际流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开始保持低调。原来准备在《南华早报》上做的专题，只由记者选了几个非常不敏感的题目，诸如家务分工、婚姻等议题，就再也没有做下去。为了对资助机构交代，我们只在新成立的《紫荆论坛》上，刊发了一些描述性的东西。等到2014年课题结束的时候，一共发了10多篇（计划20篇）。《紫荆论坛》受内地资助，是一个政策性的杂志，但在香港本地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2012年新任特首上任，改组中央政策组，学者基本退出，连同当时跟进项目的几位雇员也一起退出。新顾问的风格，就是给领导提供短平快的建议，不在状况内，就不再跟进我们的项目，逼着我们出东西，搞政策分享会。首席顾问也决定把公共政策研究基金从研究资助局收回，由CPU自己决定，这样他们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决定。项目有送给内地港澳研究的人士评估，申请机构也扩大到高校之外的其他智库。当时担任研究资助局主席（现任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教授在离任时，公开表示遗憾。因为正是钱大康任主席期间，积极倡议八大院校的研究要服务于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这一脱钩，倒是给了我们很多研究的自由，不需要与CPU人士整天周旋了。政府里来的新人，对我们做的东西不知道，也不感兴趣。不过，作为香港科大CASER中心主任，我经常会作为智库代表，被邀请参加一些参访活动，了解国际国内宏观形势。2013年底成立了全国港澳研究会，我也是为数不多的香港创会会员之一（刘兆佳教授是副会长）。港澳研究会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联系香港人士的专业协会平台，但是后来感觉，主导的还是一批做政治法律规范性研究的。每次开会，就是声讨和批斗大会。后来在新创刊的《港澳研究》上应邀发表了几篇文章，因为参会不积极，逐渐自我边缘化了。

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记得是2014年2月23号，深圳西丽紫荆山庄（中联办招待所），那是最后一次开会，有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和中联办相关领导讲话。外交部讲国际形势和南海冲突，以及可能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发改委讲国内经济和十三五规划。坐在旁边的香港某大学教授私下对我说，虽然他未必同意所讲的内容，但是这些讲话的视野和格局，香港没有一个官员能讲得出。会议最后，是中联办研究部主任宣讲，主要内容摘引“邓小平论一国两制”，PPT读完了，下面有很多人举手要提问与讨论，主持人说没时间了，散会。我不知道在场的别人听没听懂，反正我听懂了。所以6个月之后中央关于香港政制改革的8.31决定，一锤定音，一点也不奇怪。香港这边，再也没有人可以出来周旋，加上几个糊涂书生出来鼓噪，双方再无回旋的余地。

HKPSSD已于2013年顺利完成了第二轮最终调查。在第二轮调查里，我们试着加了少许认同和对内地态度的相关题目。项目最后还剩下一些经费，我们有绝对的自由，可以尝试增加更多有关政治的问题，失败了也无所谓。于是在2014年设计了一个补充样本，1000户调查，共成功调查了1960人。有些问题是从2016/2017年的调查拷贝过来的。其中问到了选举参与、法律意识、身份认同、社会运动参与、政治立场等问题。2014年9月27号调查结束，9月28号爆发了占中事件，时间持续了两个多月。

因为把所有的资源都花费在搜集数据上了，我们并没有时间和人手做分析。作为一个项目，SPPR已经结束了，本来剩下的就是分析数据，写几篇文章，给研资会交差，这个中心团队就要解散了。我心有不甘，申请了学校内部的几个小项目，期间又有幸申请到研资会两个关于中国的研究项目，以及两个被中央政策组管理的“公共政策研究基金”的小项目，勉强维持着这个摊子。也同时开始尝试与香港本地学者合作，申请经费，希望借用HKPSSD的机会，使定量实证社会科学在香港能有长远的发展和延续，因为自己总觉得，对香港要有些承担，特别是想到，2003年SARS之后凄风苦雨，踏上香港的土地，从移民官一句“welcome back”中所感受的温暖。

HKPSSD这个项目，搞得我精疲力尽。有时候抱怨几句，谁要就给谁，只要好好做，能够延续下去。尝试过几次，与本地其他大学的学者合作，都不成功，浪费了不少时间，真是感受到研究文化的差异。某校拉着我们一起用HKPSSD申请赛马会项目，我们与之周旋了一年，项目成功了，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了，因为他要我们之前所有的工作的credits，我们变成了为其搜集数据和清理数据的下手，重要的是，他们本身专业训练也不够。另外有一家，富豪捐了很多钱，要成立一个中心，想做事。我也曾经一度想把项目转交给他们，但中心一个正经做过调查的人都没有，准备成立秘书处，指挥我们做调查，给他们和扔掉也差不多。香港的这种“收购”文化也反映在他们发展高科技的策略上。据说李嘉诚虽然有很多钱，很早之前有人就劝他转型投资高科技，他的反应是，等别人研发出来我们去高价“收购”就好啦，稳赚不亏。据说这是真人真事。也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囊人士，希望我们可以做个民意调查，与香港大学的那个项目打擂台，可以动员八大商会资助，因为我们的更客观，更专业。北京也曾时常有人来访，也说有课题可以分包，分析数据，撰写报告。有时动心，但是最终都抵住了这些诱惑。

其实我最想做的项目是由HKPSSD项目衍生出一个“香港青少年的追踪调查”，项目名字都起好了，叫Hong Kong Adolescents and Youth Longitudinal Study (HK-AYLS)，延续我们之前做过的关于香港80后以及“双失”隐青的研究，可以成为HKPSSD的一部分。但是，试过CPU公共政策研究基金（PPR），研资会优配基金，和最后一次2016年公共政策战略研究计划（SPPR）。无论怎么改设计，从以家户访问为基础改为以学校访问为基础，从香港本地研究到两岸三地的青年政治参与和国家认同研究，都没有成功。因为这些项目是关于香港的，一般都是本地学者评审。主要的理由一般有两个，一个PI不懂香港，不做访谈不行，另外一个评论一眼点穿我的目的，PI其实只是想继续HKPSSD项目而已。不过，这个目的有错吗？或许因为我后来对数据和项目采取的一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气概，得罪了一些人。CPU的资助，随着短期政策的需要，主要放在“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建设的议题上了。

2015年，我们终于还是筹措到了资金，与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学者合作各成功申请了一个研资会优配基金，独立开展另外一次追踪调查（HKPSSD WAVE 3），对2013年被调查者和2014年新增样本进行了一次跟踪调查，共访问了2404户，5160个成年人。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以“社区与人口老龄化”为题，在2016年底申请到研资局协作研究基金（CRF）。虽然公共政策战略研究计划项目没有拿到，但是，协作研究基金（CRF）竞争性更强，主要的国际评审专家，还要面试。项目入围的主要标准是其科学价值和社会影响，获得资助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项目。这样，HKPSSD从一个政策研究项目转变为一个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上一次拿到这样的重大项目还是在2003年（当时叫“中央分配基金”[Central Allocation Grants]），开启了著名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一种历史宿命的联系。

我深感HKPSSD项目，如果失去了其政策研究项目的性质（期间经历了3任特首，从曾荫权到梁振英，再到林郑月娥），必须增强其科学性，才有保存和分析的意义。不然，香港作为一个地区研究都嫌小。好在HKPSSD起点就是认真严谨地设计的，比如我们抽样的时候，就将“街区效应”考虑在抽样设计里。HKPSSD也可以被看做一项中国城市研究，增强资料科学性的最好方法是比较，最能与香港比较的城市是上海。于是，2014-2015年，HKPSSD的平行项目——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由上海大学资助和执行，2017年完成了第一期调查，包括来自全市180个社区（居村委）的5102户，8631个成年人和1892个未成年人。对他们的追踪调查将于2019年10月份结束。香港的2017年追踪调查，我们成功追访了其中的2000户，3407个成年人。在第三轮和第四轮HKPSSD调查中，除了以前增加的政治态度和认同问题，我们还直接问了有关港独态度以及使用暴力的问题，以及对未来香港走向的看法。当然，社区与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重点和卖点。2019年-2020年，我们计划做最后一次访问。与此相关的两个国际合作项目（一个美国NIH项目, 一个欧盟ERC项目），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寻找资金的焦虑。

不知不觉，这些项目耗费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年时间，可能也是我这一辈子做事最专注的十年（准备高考不过两三年）。有时候觉得有点悔不当初，但还是坚持下了。我除了写计划书申请钱和抓学生干活的本事，没有其他行政资源。也许正因为如此，做事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与你争什么，都是自己揽的事，比起其他没有这些事的同事，也不争更多的好处。因为不争，虽然做得辛苦，但还算顺利，没有人事的烦恼，还算开心。一直相信，事在人为，但尽力而为就好。

我在不同的场合宣讲过HKPSSD数据库和SUNS数据库，也开始与内地港澳研究机构和其他有兴趣的个人分享了相关数据和相关发现。本来想在2017年踩着回归二十年的点，出本著作，博点关注，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没有实现。不过，要了解最近香港发生的事，我们的这些积累，还是有它的价值的。未来几年，了解过去的价值也许会更加凸显。但我们不预测未来。

一些新的研究概念和想法，其实都是在HKPSSD研究项目及其扩展过程中演化而来的。一个巨型项目就像流动的购物车，看到好东西，随手往里放就行，而不是急急忙忙再去找购物车。前提是，购物车的结构要设计得好，放得下。

我近年来研究兴趣又转回了中国研究，特别是深圳-上海-香港（我所谓的“深海港”）的比较城市研究、社区研究等。香港这座城市，一定还会留在我本人的研究事业中，相信也会留在与CASER, HKPSSD和SUNS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学人的研究事业中。

2009-2019，再见10年！

Long Live CASER, Long Live HKP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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