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BirchTree：一个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极权政权，是全世界儿童的敌人
9·18深圳日本学童遇袭身亡案发生后，许多中国网民对中共民族主义教育进行了反思。在日本的华人博客作家BirchTree更撰文指出，除了对外的“仇恨教育”外，这个体系对内有更大规模更深重的对弱者的暴力：
儿童是任何社会里的最弱势的群体，最应当受到保护的群体。 当一个成年人的利刃充满“正义感”地刺向儿童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针对最弱势群体的最野蛮的暴力，在中国社会里，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被颂扬和鼓励？年7月在苏州为保护日本学校儿童而被刺死的胡友平，又是为什么而死的呢？
早一点我写过一篇“为什么有这么多面目可憎的中国人”，讲中共75年来处心积虑，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教育和仇恨教育。
仇恨教育是对它们制造出来的“外部敌人”。 但这个体系对内有更大规模更深重的对弱者的暴力。中国的儿童，女性，长年被这个体制大规模戕害。 只盘点 “有名”事件，就有1994年为了“让领导先走”在新疆克拉玛依被烧死的288个中小学生，有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的30万患儿。2008年四川地震现在还不知多少因为腐败和豆腐渣工程而死亡的孩子。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爆出的丰县被拐卖被迫生8个孩子的铁链女，到今天现在还被封锁消息，不知所踪。
此外，许多在日华人都表示愤怒、悲痛。其中不少人也对中日关系和华人在日本的处境表示担忧。然而，作者则认为这不是中日关系的问题，而是“中国极权”的问题。
希望有面对这样的令人发指和无比痛心的恶性事件，大家看得到，日本人的“敌人“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敌人“也不是日本人。 普通人的生活， 没有，也不需要“敌人” 。所有追求真善美幸福生活的普通公民，如果有的话， 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一个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集权政权。这个政权用国家暴力伤害本国普通人的权利，用谎言制造仇恨，宣扬暴力，这才是普通人苦难的根源。如果这个制造恶的根源不去除，恶性事件还会越拉越多。
希望更多在日本的普通人能看清这一点，一方面要对作恶者追究法律责任， 一方面抗议中共的操纵和谎言，同时跳出普通人之间互相指责和仇恨的怪圈，看到，一个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极权政权，是全世界儿童的敌人，是需要去除的问题之源！
二、The Global Observer：社交媒体与调查性新闻：柴静的新纪元
柴静是中国最知名的记者之一。2015年，她的作品、纪录片《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简称为《穹顶之下》）一经发布即获得超过3亿播放量。然而，仅仅七天后，中宣部就将这部影片全网下架。在那之后，柴静随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直到2023年8月17日，柴静携她的新纪录片系列《陌生人：对话圣战分子》在YouTube回归。今年6月7日，柴静接受学生媒体全球观察家 (The Global Observer) 的采访，回顾了自己这些年消失在大众视野中的心路历程以及自己为什么回归新闻业。
2017年，柴静与家人搬到了西班牙巴塞罗那。临行前，她把工作时穿过的西装都送了人，这是一个卸甲归田的动作。
她说：“我下定决心，只是生活，不再工作。直到一个月后，我与家人经历了一场恐怖袭击”。在这场暴动中，三岁的男孩哈维丧生街头。
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恐怖袭击对她而言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但她决定重返新闻现场。这个决定来自哈维的父亲，他恳求人们去寻找真相。柴静说：“我是一个欧洲的陌生人，对它的语言、文化、宗教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
之后，柴静成功采访到前圣战分子，通过对话、走访和调查完成了这一纪录片。
尽管内容的产生方式和与观众们的互动形式改变了，新闻的本质却亘古未变。柴静始终相信媒体的责任是揭示。
“有些问题在你准确地揭示它的同时，好像它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答”，她说。法里德·本耶图，一位前圣战分子，在《陌生人》中接受了柴静的采访。他曾告诉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问题说清楚。”
采访中，柴静还谈及了朱令案、网络平台制作新闻的感受等话题。如今，柴静的生活十分忙碌，然而她却乐此不疲：
“你琢磨这件事的那一会儿，你从早上坐到桌前头，一眨眼天黑了，再一眨眼天亮了。头上日升月落腾云翻滚，你能想象那个感觉吗？这就是过日子，相当美好，我不知道这世界还有什么其他事情比这更好，所以我就聊以度日，这么干下去”。
三、工劳小报：难以维生的最低工资
中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一直为人诟病。近日，工劳小报就发文分析并批评了中国这一现象。
文章一开始就引用了一句蓝领工人间流传的顺口溜：
“追魂夺命流水线，暗无天日鬼车间，生死轮回两班倒，废寝忘食中无言”。
工劳小报发现，“一方面，基层劳动者憎恨超长的工时，另一方面，没有加班的工作却无法吸引劳动者”，而背后的原因正是最低工资标准过低，导致工人难以维生：
目前，全国各省市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大多落在2000元左右的范围。其中，最高的是上海市，达到2690元。最近几年，我们也经常听说最低工资调涨的声音，但其实这些调涨远远追不上当地快速增加的生活成本。以上海为例，2015年国际组织The Global Living Wage Coalition计算出要在上海过正常合理的生活（来源），每个工人最低每月需要到手4136元人民币，才可以支付其家庭开支（每个家庭平均1.78工人）。其中家庭开支包括食物费用1317元、租房2500元、交通衣物等其他费用2173元、其它还有储备金、工资扣除额、给父母的赡养费等共1032元。
最后，他们表示，这样的工资水平远远达不到国际标准：
在人社部的《最低工资规定》中明确写到“国际上一般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40—60%”（来源），然而国内的最低工资标准却普遍连40%都不到。例如上海市2023年社会平均工资达到12307元每月，然而最低工资却仅仅相当于平均工资的21.8%。四川每月社会平均工资约7518元，而第一档最低工资也仅有2100元，仅相当于28%。这样的标准无论放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极低的标准相当于让工人自己面对企业谈价格，在缺乏工人组织的前提下，这样的谈法只能谈出惨淡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