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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城市风景之:南京路上的母与子

(前言:今天是建党 90 周年,中午和朋友在人民广场吃饭,饭后去南京路散步、散心,一走上南京路,就被这样一对母子吸引了……)   在南京路上 东亚饭店门前的垃圾筒旁边,有一位背着大包、拖着行李的女子翻垃圾筒,旁边好像有一个小孩在玩耍,她是一位母亲 …… 没有空瓶子?走吧! 又到了一个垃圾筒,有没有瓶子?我们看到她拖着大包小包,还有随时可以铺下来休息的凉席,全部家当都带在身上?还有她的宝贝儿子? 找到了一个瓶子,走啦!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那个小孩子了,那孩子大概有四五岁?母亲用一条红绳栓着他,可能像你们邻家男孩一样淘气吧…… 又到了一个驿站——垃圾筒…… 孩子走累了,停下来就蹲下,铺平一张从垃圾筒里找到的图画纸,研究了起来,小屁孩还挺爱学习滴…… 母亲也走累了,所以就用自己装空瓶子的袋子设了一个流动“垃圾筒”,希望过路的好心人能够把空瓶子抛进来。儿子继续“阅读”,旁边另外一位游客母子正在温馨地享受冰淇淋……天气真热哦,我身上都汗湿了……   可惜,等了五分钟,竟然没有一个人丢瓶子进来,还是继续走吧,走吧,背着大概是他们母子两人的全部家当,去找空瓶子……   哦,不对,他们要找的不只是空瓶子,还有像这种吃了几口就丢掉的上海特产“卤汁豆腐干”,母子两人脸上都有了“幸福感”,多和谐的场面啊,我差不多要流出了眼泪……   休息一会?(设计对话)“妈妈,好大的广场啊”,“别吵,我在看电视,正在庆祝 90 周年呢!”哦…… 走吧,一直走到外滩,就不信,找不到几个空瓶子?而这个时候,我已经丢掉了专门过来陪同我散步购物的上海小白领们,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间谍时代,满怀崇敬之心地干起了跟踪拍摄的秘密工作。我想知道,跟着她们母子一直向东走,到底能够找到几个空瓶子?他们到哪里去吃饭?这时,我已经偷偷从钱包里掏出了购买上海到北京的高铁票后剩下的四百元钱,捏在手里…… 啊,小个头的母亲差一点把头都伸进了垃圾筒,旁边那位穿蓝色格子的妇女已经找到了一个空瓶子,母亲发现了另外一个,赶紧去抢,好激烈啊,我完全被这“精彩”的镜头吸引了,比《建党伟业》还惊心动魄。我已经扮游客快半个小时,或提前坐在路口等这对母女经过,或假装拍摄楼房,我当然也观察到,这对母女经过的地方,都引起了侧目,一位外地来的老夫妇观察了很久,脸上节日的喜悦消失了,表情凝重地走开……更多的游客见到这对母子经过时都沉下了脸,或者压低了声音,而至少有两次,维护城市整洁的治安员都远远地避开了在地上摆放“流动垃圾筒”的母子,莫非这对母子是来搞行为艺术的?而这个行为艺术的目的就是要激起中国人内心深处久违的良知?不管怎么样,那么多游客的表情,已经足足让我对这些中国人肃然起敬了!这个民族还有希望! 啊,怎么回事?吵架了?这位拿着好像是旅游袋子,其实也是来找空瓶子的妇女为什么把自己找到的一个瓶子递给这对母女?啊,怎么啦……等我走近一点看看…… 那位蓝衣服的妇女在检查自己装空瓶子的口袋(请注意:装得满满的哦),莫非她要诬陷母女俩,我得再走近点,如果真有什么事,我得出手,而且我手里还有四百元钱,这次一路走遍中国,我带了些准备请网友吃饭的钱,但一分钱也没有花出去,都被抢着买单了…… 天啊,竟然有这种事!请原谅我,由于激动而且当时暴露了自己一直拍摄她们而有些手忙脚乱,我没有拍下下面的几个镜头,是五个瓶子的镜头——那位蓝衣服的收集空瓶子的妇女,竟然从自己的袋子里依次取出五个空瓶子,一一递给这位和她抢空瓶子的母亲,说,这个送给你。那母亲很不好意思,接下了,连说谢谢。那位蓝衣服的妇女的袋子已经空了,她甚至给了一瓶饮料给那个孩子喝,还送个那个母亲她找到的一本杂志……而就在这时,她们都发现我在旁边拍摄,朝我看了几眼,有些警惕。一个如此专业的高级人材,竟然在这种场合下会暴露自己的行踪,我的心有多乱,可想而知…… 好了,我不想画蛇添足,在这个 90 周年建党的大喜日子里,我只想对那些总是询问我如何写出大家喜欢的文章的青年人好为人师一次:记录真实,一个镜头也不许假;观察细致,带着爱心;多读书,多思考,多走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能找到真理,看到良知,你不一定要到河南西部去访贫问苦,你也不用去美国、澳洲才能发现人性的光辉!   (后记:最后,大家一定想知道,我给了那对母子四百元钱没有?我告诉你,我没有。因为我失去走过去给她们母子四百元钱的勇气,请千万别误会我,说实话,那四百元钱对于我并不是一个大数字,虽然对那对母女也只能是一时的帮助。可我就是没有勇气走过去把钱给她,不但是因为我突然觉得那位妇女的五个空瓶子更有价值,而是在内心深处,我有一种自卑,缺乏勇气。请原谅我,也许我该去看心理医生。记得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的纪实,结果有读者留言责怪我:你当时为什么不买下那可怜婆婆的几只鹅蛋?他们哪里能够理解我?内心自卑与可怜的是我,而不是那位婆婆。当我和这些你们认为需要施舍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就和她们浑然一体,只有这样,才体会他们的体会,而掏出几个我随手就可以当小费送给人的钱买下那位婆婆的鹅蛋,却让我怎么也鼓不起勇气,甚至让我感到羞愧。也许,她们的存在,让我在精神上感到自己是多么贫穷的一个人!我爱她们,也爱你们,在这个“普天同庆”的 90 周年大庆的节日里!)   杨恒均 2011 - 7 - 1 中共建党九十周年   参考阅读:   《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城市风景之:一个垃圾桶的故事》 《城市风景之:一路风雨一路情——都江堰》 《黑眼睛看世界——一个民主小贩眼中的世界》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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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刘再复: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用暴力方式

刘再复: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用暴力方式 原题:刘再复谈八十年代的学术环境 作者:刘再复 来源:东方早报 来源日期:2011-6-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6 11:11:53 阅读量:20次 八十年代的学术虽也浮躁,但充满追求真理的热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您曾担任过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经历了文化界在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历史性节点,很多人说您是当时参与文化界改革的一个代表人物。 刘再复:有人说我是文化界“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这是一个政治概念。用这种概念描述我,并不准确。我始终是个文学中人,文化中人。但我应当承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充满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首先是清除“四人帮”政治毒素的热情,这种参与,在当年的历史语境下,又确实带有政治性。加上我当时已是中共党员(1978年入党,1979年转正),在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又兼任党组书记,所以有人说我是“党内改革派”,也并非恶意。 那时与所谓“保守派”(现在我不再使用这类政治语汇)的分歧主要是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问题。我讲“文学主体性”,也是为了争取作家的“艺术主体”权利,即在创作中拥有充分个性自由的权利。每个作家的主体首先可区分为现实主体与艺术主体。作为现实主体,你是党员,当然会讲党性、纪律性;但作为艺术主体,你则有权利超越现实主体的限定,赢得现实主体所没有的自由,诸如见证人性、展示个性的自由。当时我在政治上从来没有怀疑过经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是保守派也可以,但在文化上我却不赞成保守,即不赞成交心运动、斗私批修运动等,不赞成对作家心灵进行种种干预与限制,争取的也是心灵自由。当时我想摆脱阶级斗争时代的阴影,针对的是“理”不是“人”,所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人物。在我的心目中,“对方”好像只有不断批判我的《红旗》杂志。后来《红旗》的名字被改为《求是》,我感到特别高兴。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恐怕已经不太了解当年的重重思想禁区,而开路之功想必艰难。 刘再复:当年能突破一些思想禁区,除了有一个“理”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势”的条件。所谓“势”便是时代条件。我所做的一点努力,是借时代赐予的条件,据“理”力争,尽可能通过研究所召开的会议和研究所掌握的刊物,伸张正义,说些真话,发出一些“异样”但更合情理的声音,例如为胡风说话的声音,为胡适说话的声音,为梁实秋、林语堂等当时认为的“反动文人”说话的声音,为艾青、萧军等“右派作家”说话的声音。在理论上,则质疑“高大全英雄论”,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质疑“反映论”与“独断论”,质疑政治化、模式化的“文学史框架”等等。 您在担任社科院文学所长时,为俞平伯先生庆祝生日,其实也就是为他平反。这在当时遇到什么阻力么? 刘再复: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我提出“学术自由、学术尊严、学术美德”的办所方针,提出这一方针,不是空话,所以我便着手筹备庆祝俞平伯先生八十五诞辰的纪念活动,借此给俞平伯先生“平反”,也给学术自由、学术尊严作证。我的这一“行为语言”,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社会科学院内没有阻力,胡绳院长过问一下,实际也支持。中央任何部门都没有干预此事。俞平伯先生的纪念会于1986年1月召开,与会者四五百人,盛况空前。“平反”能得以顺利进行,说明当时的人文环境、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文化界这样宽松的人文环境之后也遭遇过一些反复吧? 刘再复:是的,可惜好景不长,“平反”会后不久,很快就发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所倡导的“学术自由”,也被视为自由化嫌疑。运动之中,我虽然未被点名为“精神污染”,但蒙受了精神压力。我的胆魄不够,一旦有精神压力,该说的话就说不下去。例如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胡风“主观论”,甚至被视为涉及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把我从学术话语中拉到政治话语中,而“主体性”的真问题反而无法深化下去了。文学主体性的真问题还得进入两个层面,一个是“主体间性”(也可称“主体际性”)问题;另一个是内部主体间性问题,即自我内部的本我、自我、超我关系问题以及主语三人称(你、我、他)的语际关系问题。直到今天,我还有只讲主体性、未讲主体间性的负疚感,因为讲主体性只强调了张扬自我,讲主体间性才能平衡自我与他者的权利界限,才能在理论上说明“自由”与“限定”的关系,才能避免张扬自我时变成膨胀自我而犯精神浮肿病。现代中国人普遍犯有精神浮肿病,我可能也有一份责任。 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先生曾严厉批评您“建立了一套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将学术之争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这种论争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刘再复:与姚雪垠先生的那场争论,不是我先发难的。我尊重一切勤奋写作的作家,包括尊重姚雪垠先生。姚先生开始对我也是尊重的,他曾委托一位朋友,交给我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要求我支持他在武汉即将成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可是我没有答应。因为北京已有一个当代文学研究会,而且已挂靠在文学研究所了,如果再成立一个研究会,就会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山寨”。我的谢绝可能让姚先生生气了。之后他在《红旗》杂志连发几篇文章“炮轰”我,认定我“反马克思主义”,这才逼得我接受《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先生的采访,谈论了“姚雪垠现象”。当时我还没有学会“妥协”,便“以牙还牙”,挖苦姚先生的《李自成》顺从政治意识形态,把李自成、高夫人写成“高大全”英雄,违背性格真实与历史真实,导致《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从而惹得姚老非常生气,以致声言要到法院告我。 回顾那场争端,觉得双方都没有“进入问题”的冷静,过多情绪化语言。姚先生用“重炮”,固然过激,我回以“机枪”,也太不留情。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如果再面对这种争论,我当会理性地阐明“真问题”,不会再计较他者的“上纲上线”,出国之后,我已告别了文化大革命的心理阴影和语言方式。 很多人说您这一代人是鲁迅精神养育的,而海外的夏志清等学人更倾向张爱玲。后来您一直生活在海外,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再复:如果说我的同一代人甚至前后的两三代人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这是事实,但就个体生命而言,说我是“鲁迅养育”的,则过于本质化即过于简单化。在最重要的青少年时代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高尔基、契诃夫对我的影响超过鲁迅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我并不是被鲁迅所养育,而是被外国文学作品所养育。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的读书范围基本上就是马克思、毛主席、鲁迅的书,说这十年被马克思与鲁迅所养育,倒是真的。 与鲁迅相比,张爱玲的影响只限于文学层面,并未广泛地进入社会层面。只有在台湾与香港,张爱玲的影响才进入社会层面。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确实写得很好,但是到了《秧歌》、《赤地之恋》,便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了。就文学创造整体的丰富性而言,她远不如鲁迅,更不用说思想深度了。夏志清先生重新开掘张爱玲,很有功劳,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犀利坦率,没有“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也受到冷战时期两极对峙思维方式的影响,政治倾向太强,所以抑鲁扬张,未能正视鲁迅的博大与深邃。 您在前几年与李泽厚先生一起合著了《告别革命》一书,这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刘再复: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即将推出李泽厚先生和我合著的《告别革命》第六版。我在新版(辛卯版)序言中说, 我们并不否定辛亥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不认为暴力革命是必由之路。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方式推翻政权的流血斗争。以往被压迫的民众使用这种暴烈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自然不能一概否定。我们提出“告别革命”只是善意地期待,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使用暴力方式。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发现历史上的大革命即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我和李泽厚认为,面对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永远都有)只有两种基本选择,一种是用“阶级调和”即改良、协商、妥协的办法解决,一种是用“阶级斗争”即用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极端的办法。我们认为,最好是选择第一种办法,避免用第二种办法。因为第二种办法意味着战争、流血、火拼、破坏,社会将失去安宁日子。 我认为,当今的第一使命应是避免战争,和平时期最坏的日子也比战争时期最好的日子好。有矛盾最好通过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改革不是没有斗争)的办法解决,不要诉诸火与剑,更不要诉诸机枪与炮弹。广义的中国文化历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传统,即孔孟老庄所体现的传统,这是尚和、尚文的传统;一个是小传统,即农民革命所体现的传统,这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诉诸暴力的流血传统。不管是起义的一方(革命军)或反起义的一方(政府军)都进入你死我活的状态,都很残酷,连大儒曾国藩也变成了“曾剃头”。我们讲“告别革命”是倡导大传统,告别小传统。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要重复二十世纪的战乱历史,不要重复那种大规模的鲜血淋漓的死亡体验,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革命、没有内战、没有饥饿”的世纪。我在《双典批判》中对《水浒传》中“造反有理”的大命题进行了批判;批评“凡是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的理念与公式。我认为,手段与目的是一个整体,我不相信血腥手段可以带来高尚的目的。我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手段重于目的。这种思路类似托尔斯泰与甘地的拒绝一切暴力手段的思路。 在您看来,国内文化生态、学术动向及价值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有什么变化? 刘再复:因为离开祖国已有二十多年,所以对国内的文化生态比较陌生,不可能太准确地描述。就整体感觉而言,我觉得与八十年代的状况相比,当下学术姿态比较多,追求真理的热情比较弱。八十年代的学术虽也浮躁,但充满追求真理的热情,不刻意表现学术姿态,思想比较贴近时代的脉搏,因此学术多带历史针对性和现实批判性。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从乡村时代走向城市时代的历史大转型,在此时代中,思想者大有可为,完全可能产生新鲜的思想,可惜我很少见到拥有学术水准的新鲜思想。总之,与八十年代相比,现在国内的文化生态似乎缺少灵魂的活力。 您有没有关心过近十年来国内关于“新左”和自由派的争论? 刘再复:我只是一般地(不是特别认真)关注过“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因为这不是学派之争,双方均缺少较深厚的学术论证,往往只能见其观点,不能见其著作。 就其观念而言,双方都有些脱离中国的实际。新左派的言论不少,具有较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即批判工业文明、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他们的讲述导致两个逻辑结论,一个是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一个是完全肯定毛泽东晚年的行为,这是让人难以信服的。要中国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去,这不是大倒退吗?不能面对阶级斗争时代铁铸的基本事实,不能面对历史黑暗,这是新左派的虚妄。而自由派则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便是美国化,这也不对。美国的人口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可耕土地却是中国的五倍。中国只有一条海岸线,美国则东西都有海岸线。仅自然条件就有如此巨大差别,中国能跟美国一样吗?中国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容纳那么多汽车,哪来的停车场啊!中国一定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创造自己的现代化自式,不能整个地转向他式,即不是转化到西方的已有范式,也不是坚守中国现有的既定模式,而是要不断试验、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符合中国生存、发展需要的现代自式。这种“自式”,既要接受人类既有文明的营养,又要充分考虑中国自身的条件。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具有创造自式的可能,日本、印度均不可能,但是时间有限,历史赐予的机会恐怕只有今后的二三十年。 您现在回顾平生,对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 刘再复:我把自己的人生划为三个人生,第一人生是中国的学生、学人;第二人生是中国的漂泊者;现在第二人生结束了,开始了第三人生,这一人生是超越国界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缘与中国文化血脉的思想者。做这样的自我界定,是为了让自己更自觉地站立于中性立场,用中道智慧看历史,看人间,看中国与西方。中性、中道立场,乃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立场,这也是知识者应有的立场。我是一个长江黄河养育出来的生命,天然地对祖国抱有一种生理性的挚爱情感,但我又是一个对文学具有信仰的写作者,这又使我天然地成为人类与人性的见证者,也可以说超越民族国界的限定而游思于自由时空的人文思想者。 刘再复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思想界的弄潮儿,直到今天,很多人读他的书,会觉得他依然保持着八十年代的激情。在美国这许多年,他坚持中国国籍,不用手机,也不上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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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美国之音:美国就声援艾未未网站遭袭一事质问中国

美国就声援艾未未网站遭袭一事质问中国美国之音 2011年6月15日 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就声援艾未未的网站change.org 遭到黑客袭击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质问。美国副国务卿贝尔就发生于今年四月的这件事,向中国外交部表达关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表示,目前还没有这件事的最新进展,而中国外交部也没有对美国的关切做出回应。中国被认为是最近几起网络攻击的源头国家。这个月稍早,谷歌公司表示,来自中国济南的黑客袭击了美国政府官员在G-MAIL的信箱。但是中国否认幕后支持任何网络袭击,并且表示,中国本身也是网络袭击的受害者。 来源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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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第75天【艾未未博文选之25】范老师的道与教育部的德

范老师的道与教育部的德 2008.06.16 为善的困难在于,善的道理往往显得太容易、太宽泛。而真正的善是具体的,与其它的不相干的事物相关联。 在乘机的安全知识中,出现危险时,你被告知请首先关心自己,带上自己的氧气面罩,然后再帮助孩子或他人,这是简单的常识。我不相信一个无力、无意自助的个体、政党或国家,有可能为它者提供真实可信的帮助。一切道德的基础都源于个体的生命、意志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自我永远是第一位的。即使是自我牺牲也是来自自我意志的选择。这是为什么说,脱离个体生命价值和意志的泛道德之说是虚伪的,同时是不负责任的。 范美忠珍惜生命,热爱教职,敢说实话。若是说范美忠在道德上有问题,那等于是说,一些人的生命不重要,或是说维护生命的立场是有条件的。这有悖于,在生命的尊严面前,任何身份地位是平等和不受歧视的理念。再说,一个教师保护了自己的生命,也是保护了国家的宝贵财产,不能受到嘉奖,至少不应引来横祸。 教育部在其职能管辖范围内,在有七千间教舍倒塌,上万学生死亡的举世震惊情形下,可以对自身的腐败和失职若无其事泰然处之,却不放过一个仓皇逃命的中学老师的伦理道德之责,毅然取消教师资格,这才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超级笑话。 2008年6月16日 ---------- 来自艾未未被关闭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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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环球时报》:弗里德曼对于中国的误读

核心提示: 《环球时报》英文版针对弗里德曼给中国的忠告提出了反驳。翻译出来与大家共享。   来源: 《 环球时报 》 , 2011 年 6 月 7 日 , http://goo.gl/Mxlfy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 ・ 弗里德曼在他最新的专栏中发表了一篇相当奇特好笑的文章。(该篇译文见 6 月 6 日译者博客 。) 这是一封假想当中的中国国家安全部给胡锦涛主席的信,内容是对最近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动乱进行的评估。 其 内容没有什么新意。弗里德曼再次重复了他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即世界已经高度关联了起来。新的科技会辅助革命,还有革命是从公众对尊严的需求中诞生的。 坦率地说,此篇文章出于两度普利策奖得主之手,只能算是平庸之作。当然,弗里德曼没有掩饰他想做中国领导人的老师的倾向。在这篇专栏文章里,他两次问了这个问题: “ 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先生? ” 事实上,美国从整体上来说总有一种想教导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做的倾向。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有资格这么做。 但是,环游过世界的畅销书作者做不到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世界——比如说从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角度来看问题,或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 在弗里德曼的眼中,中国不过是又一个类似埃及的国家。在埃及所发生的就一定会发生在中国。而中国应当拥抱这种改变。他引用了所谓的卡尔森定律,说 “ 从下至上的创新虽然混乱,但聪明;从上至下的创新看起来秩序井然,但却愚蠢。 ” 弗里德曼轻易地建议中国应尝试类似的事情。这听起来非常简单,不像是一项能影响到 13 亿人口的过程。 也许我们不能将弗里德曼理想化。中国的命运和他事实上没有关系。毕竟记者总是向往最有戏剧性的报道,如果是震撼性那就更好了。如果中国走错了路,要承受无法预测的后果,那也没什么大不了,那也不是他们真正要关心的。 中国公众广泛地接受民主和自由,但是以最小的代价找出一条稳健的道路,也同样是大多数人的需要。这正是今天中国政治稳定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遇到了许多重大挑战。但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其他国家的行为,无论是改革或是革命,都为中国提供了充足的可借鉴的思想,中国会避免落入许多其他国家经历的民主陷阱中。 弗里德曼写出过许多发人深省的文章。但是在中国事务上,他要学习的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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