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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国人正在步入自己的2012

2011年08月19日 08:45:16   据报道,中国的粮仓东北,农业正在陷入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农民的化肥用量,逐年增加,不仅造成了土壤土质的恶化,而且某些化肥所含有的重金属,正在威胁人类的安全,而过度使用的化肥,也使水和空气的污染加剧。实际上,化肥的边际效应在逐年递降,但农民对于化肥就像吸毒一样,产生了依赖,欲罢不能。     其实,这样的状况,早在30多年前,我还在黑龙江兵团做农工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跟当时的人民公社不一样,国营农场的耕作,早就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和农药。化肥的施用量,除了新开荒的土地,一般都逐年增加,否则就保证不了产量。由于化肥的施用,号称黑土地的北大荒,黑土层连年变薄,很多地段,露出难看的白浆土。而且由于化肥的使用,土壤的板结也越来越严重。到今天,这样的情况居然一点都没有好转,从前的板结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有新添了土壤氮磷含量过剩,磷肥中重金属被作物大量吸收的新难题。有识者惊呼,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土壤的进一步被破坏,东北这个粮仓,将出现大范围的危机。换言之,粮仓将有崩解的危险。     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农业跟自然是构成自我循环的。人类的种植,给自己提供了粮食和蔬菜,但自身的排泄物,剩余物质,也回馈到土地上,保持了土壤的肥力。但是,这个循环,被人造的工业替代品所打断。浓缩的化肥,取代了农家肥,农药取代了人工和自然灭虫,除草剂取代了人工锄草。土壤只能接受干巴巴的人造物,对于自身有害无益,无法实现自身的恢复和再造。时间一长,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现在看来,土壤和水,是受害者,其实,最终的受害者,还是人类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自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所谓绿色革命,其实只是白色革命(化肥和农药),这样的革命,对于人类的确有短时间的好处,但后遗症也是巨大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不得不面对这种后遗症的时候了。一方面,我们应该加紧研制和引进低负作用和无负作用的化肥农药,加紧推广。另一方面,生态农业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些观光景区,供人参观。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实验和推广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像过去那样,一方面农民使用化肥,找不到农家肥,一方面城市却为人的排泄物无法处理而发愁的局面,理应得到正视和改观。人类在今天,已经飞到火星上,理应找到一种方式,回馈自己生长的地球。否则,漫说这样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就是人类的生存,都会出现危机。传说中的2012年,也许真的就来了。           上一篇: 说话干嘛要全面?   下一篇: 弄虚作假的保障所为何来? 阅读数(2177) 评论数( 4 ) 4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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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权>我的文学主张

现在于我,写作的最高宗旨是言物感人。当我想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让它马不停蹄地落笔──我是在从伦敦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写《宋朝人在纽约》的,在高空,chuck palahnick的一句话突然浮上心头:上帝你可不能让这架飞机坠落,我还有一个故事没有说完!我希望通过每一个故事创造出一个境,使读者能够沉浸其中。我不能做到像很多作家那样去忽视读者,读者万岁,但是我挑选我的读者。     我的文学主张   文 / 吴昕悦 (Wellesley College)     这本是一个由小女生而起的血案。 在豆瓣小抄小组,有个姑娘发了一篇摘抄,是校内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一个叫做《你说,后来》的文,节选如下:   你说帘外海棠,锦屏鸳鸯;后来庭院春深,咫尺画堂。 你说笛声如诉,费尽思量;后来茶烟尚绿,人影茫茫。 你说可人如玉,与子偕臧;后来长亭远望,夜色微凉。 你说霞染天光,陌上花开与谁享;后来烟笼柳暗,湖心水动影无双。   我当时看了以后回了一个“文过于质”,本觉得没有什么,结果没过多久就告诉我楼主把我的回复给删了,因为我传播淫秽信息。去那个帖子看,所有的反对意见都被楼主删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了“好美阿”“好动人”。我再发,又被删。楼主还放出话来:有些人,就是眼高于顶。     那好。现在计时,给我五分钟,我也能写:   你说桥边红药,锦绣琳琅;后来烟波缱绻,儿女情长。 你说跫音不闻,寸寸断肠;后来断雁西边,人去茶凉。 你说踏月约期,暗影浮香;后来弦涩墨冷,对影成双。 你说阡陌纵横,英雄相敬不相忘;后来捣衣声碎,佳人独守朱阁窗。   再给我一个小时,我还能无穷无尽地写下去,不就是押个韵,引个典故再酸一酸麽,一句两句还成,原文竟然能浩浩荡荡丝毫不审美疲劳地来上个两千字,更恐怖的是还有人对了一个几千字的“我说,后来”。淫词艳曲写成这样,你当柳永当年是卖醋的啊。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难得听的一节语文课上,黄春老师给我们看一个句子,“花瓣上的露珠就像天使的眼泪”。他说这情景确实很美,但是说了什么呢?空洞的美是留不下来的。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喜欢王勃的滕王阁序──气势磅礴文采斐然。但是现在回想,高中古文里面还能让我时时想起并且感动如初的不是当时抄在笔记本上的“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而是归有光淡然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我高中的时候有强迫症,写文必写骈文,大排比必须押韵,不用典浑身难受,字不漂亮不改不行。高二某次期中考试之后,刘葵老师找我。她让我坐在对面,把打了满分的作文给我,然后说,这样写文章不行。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对比现在和当时的文章简直不是一个人写的。就像谈恋爱一样,我跟学妹说女孩子就是要对男朋友温柔啊,但是这份温柔体贴不是因为你比他弱小需要依赖他,而是背后有了强大的实力支撑所以可以在表面上低调。写文章也一样,把书读破把辞藻用尽之后,在眼前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锦绣文章撕碎。 曾经发过一个状态:“我希望用每一个字敲打你的灵魂”。安子叶回复说,被苹果砸一下还好,狂砸就砸傻了。后来写文章总有人在后面说,不够深啊不够深。我苦思冥想怎样才能剖析得更深入,后来一拍脑袋:去死吧,写文章又不是挖洞,我又不是在写圣经。 这并不意味着我自恋地满足于自己的作品──我二十岁,时间还长。我也许写得还不够好,但是我足够真诚。 现在于我,写作的最高宗旨是言物感人。当我想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让它马不停蹄地落笔──我是在从伦敦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写《宋朝人在纽约》的,在高空,chuck palahnick的一句话突然浮上心头:上帝你可不能让这架飞机坠落,我还有一个故事没有说完!我希望通过每一个故事创造出一个境,使读者能够沉浸其中。我不能做到像很多作家那样去忽视读者,读者万岁,但是我挑选我的读者。 不止一次有人问我是不是以后想当一个作家。对于我而言,写作不需要成为一个职业──它已经穿透在我的生命之中,我不能控制自己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我不能控制自己做白日梦自言自语,我不能控制自己热爱生活。 我一点也不着急,只要我写作,我就还有勇气。我知道百年之后,能够被称为90后作家的人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跌打滚爬积累写作素材。阿瑟米勒说,历史是一只怪兽,只要它抖抖后背,一切都可以被甩开。我想我就是那只死死抓住鬃毛的小虱子,对着庞然的怪兽发出无声无息的咆哮。 我是一个二十岁的人了。   有人说想当少女作家,你得小学就出书,争取两年一本,参加新概念大赛和各种文学选秀。 有人说想当美女作家,你得整个容照个艺术照最好丰个胸,该文艺的时候精神抖擞,该风骚的时候身体力行。   可我是一个作家。 不需要定语。 不需要形容词。     (采编/责编: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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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丹麦每日新闻》“西方限制、诋毁和渗透我们” (系列之三)

核心提示:北京对外界的不信任和该国糟糕的国际形象是中国的"超级大国梦"的主要障碍。泄漏的文件表明,中国共产党想让西方的批评闭嘴,同时加紧进行宣传活动,提升其国际声誉 原文: 'The West Restrains, Defames And Infiltrates Us' 作者:MARTIN GØTTSKE 发表:2011年6月2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宣布,中国将努力成为"和谐世界"。近3000名人大代表们——和任何人观看了此次演讲的电视转播的观众——都听到了他对中国不断增长的与外国的友谊、对话和合作的长篇大论。 这是中国总理对公众表达的最积极的世界观。 但就在同一天,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一份机密文件则显示,关起门来,中共当局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却与公开的说辞迥然不同,而且相当负面。这份文件还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远远谈不上是"和谐"的——而是直接敌对的。 这份文件的内容显得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被一种日益严重的被围困的心态所纠缠。北京认为它处于西方的进攻下,并被迫要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开展一场"宣传战"。要说有多严重,这已经危及到了中共对权力的掌控的地步。 在这份文件中,党提出了它的版本的国际对话:中国要对外国势力完全封疆闭域,并加大在国外的宣传力度,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西方的压力 "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敌对势力在要求我们改变。他们正试图通过一切手段来遏制我们的发展、诋毁我们的形象、并渗透到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中。他们正力图迫使我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文件这么说。 另一份来自党的领导层的机密文件估计,中国要抵抗的反对势力"正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残酷,组织得越来越好,技术上也越来越复杂。"战胜这些势力"是保持党的权力基础的稳定的先决条件。" 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的安琳(Anne-Marie Brady)的专业是中国的宣传和国际关系,她说:"他们的确认为西方是一项真正的威胁,而且要严阵以待。""正如这些文件所做的,该政权特地在其系统内发出指示,在任何时候都要防止'敌对势力'的进攻,这种势力会逼迫中国政权垮台。" 无论北京对西方的不信任是否有道理,这对外交政策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安琳说:"这让他们小心翼翼。由于中国缺乏对外界的信心,中国几乎已经没有国际友人,只有陷入麻烦的外交关系。"她说。 真的害怕? 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薄智跃认为,不一定是这样,党的精英未必把来自西方的威胁非常当一回事。渲染这种威胁论不过是一种恐吓战术,旨在形成党内更强的团结。他说,"党可以用假想的共同敌人来合理地宣称要进一步扩大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并在与敌对势力斗争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说到这一点,昨天,本报已经披露了,按照从中国权力机构的最高层泄露出来的秘密文件的说法,共产党政权想要采取更强硬的手腕,加强审查,控制互联网和媒体,并对人民进行更多监控。 不过,虽然北京对西方的看法带有很深的怀疑,该政权还是在加大努力,想淡化外界对中国抱有的挥之不去的紧张感。 来自香港大学的媒体研究人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中国认为创造积极的国际形象是通往超级大国之路上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 从中国领导人处泄露的文件显示,这个目标必须通过两方面的努力来实现:通过综合性的宣传来对抗北京认为的西方要抹黑中国的宣传,以此树立其中国的正面形象同时,必须阻止国外媒体专栏上的批评声音和批评性的新闻报道。 正如中央委员会所称,"要加强对[在华]外国记者的控制。" 巴黎的国际研究中心的白厦(Jean-Philippe Beja)说,"控制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外国记者有机会报道任何让外国读者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的事件。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北京也对那些国外的中国报道可能通过互联网回流到中国,并让中国人产生对党的不良影响的情况也很紧张。" 对抗批评 自从中国领导层发出要加强控制的指示以来,当局已经很大程度上限制外国记者的工作许可,外国记者们被监视、不允许进行采访、被威胁,某些情况下人身甚至也被骚扰。 从领导层透露的文件还显示,应采取积极行动防止当局的敌人对外国媒体讲心里话。文件说,"我们必须减少藏独和疆独势力的支持者在国际公共舆论方面的权力。" 批评的声音和新闻报道应被替换为北京自己的宣传机器的报道。文件特别指出,中国必须"更好地宣传其外交政策",海外对中国的观点"应当被影响、被引导,以便创建更好的国际舆论。" 中国希望展示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形象可被总结为"和平发展、民主进程和对外开放。"同时,要在实践中更有力地"捍卫中国人权状况"。 班志远说,"今年中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在国际舆论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具体的表现就是国家控制的中国媒体进行的国际扩张——这一举措,还有其他的举措都是因为北京看到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上占据了主导位置而心中不快。"这位媒体研究者说,"但到目前为止,这项运动已经受阻于中国限制性的信息控制和媒体文化,这种文化的焦点是只提供符合政治利益的狭隘的现实和事实的报道版本。" 闫学通是北京的清华大学大学的国际研究学院的校长,对中国的政治圈子有着良好的洞察力,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教授,他认为如果中国的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在未来要有效增加的话,大幅改善中国的形象是当务之急。 "中国要在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友谊方面和美国竞争。如果我们的朋友数量比美国的少,我们永远也不能提供比它们更好的国际领导力。"他说。"很多人都表示不喜欢美式霸权的领导风格,但他们也倾向于认为中国更糟糕。中国必须表明,我们可以做的更好。而这不能仅通过宣传力度来实现,我们还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证明我们可以领导全球。" 本报记者提供给了文中所述人员这些文件的概要和内容引述。消息人士没有真正读到这些文件。 相关阅读: 《丹麦每日消息》 重大泄密暴露出中国的口是心非 (系列之一) 《丹麦每日消息》党对世界微笑,却在国内加紧控制(系列之二)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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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童之伟:中共90年:从人治风靡到承诺依法执政

童之伟:中共90年:从人治风靡到承诺依法执政 标签: 建党九十年 ● 童之伟 ( 进入专栏 )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作者应约为《法制日报》写的纪念文章,2011年6月30日该报以《依法执政:领导方式走向法治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转变历程》为标题将此文发表在 “纪念建党90周年”专版,新华网也在头版予以转载。此文纸面发表时删减较多,现将原文全文在网上发表。】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曾经长期习惯于依靠领导人的聪明才智,以开会讨论决定问题、发布政策文件、做指示等人治色彩浓厚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管理或国家治理。这种人治型治国理政方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生转变。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改革任务。将依法执政确立为自己的领导方式,标志着中共在认识上完成了从依靠人治到决心实行法治的转变。本文拟以回顾这一转变的历程,展望依法执政的前景的方式,向建党90周年做一献礼。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领袖人物发挥聪明才智来实施自己的领导,有其客观必然性。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是一个以小农为主,封建专制和人治遗毒深远、民主法治意识严重缺乏的社会。中共诞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加之没有合法地位,战时情况瞬息万变,所以,只有建立集中统一和能够临机处置的领导体制才能适应这种环境,不可能严格依既定规则管理自身事务和治下区域的社会事务。 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曾建立过自己的根据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数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在延安,中共很重视制度建设和按制度办事。1949年五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该纲领第5条规定了著名的“三三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1/3,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2/3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纲领承诺,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历史资料表明,党较好地做到了按该纲领施政。这可以视为中共试行依法执政的早期经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中共还没有提出依法执政的领导方式,但却已经积累了一些处理党与政权关系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依法执政思想的萌芽,这种萌芽体现在邓小平对“以党治国”的做法的批评中。1941年4月,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写道:“‘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它所造成的恶果也不小,……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认为,党对政权“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真正取得执政地位并开始执政,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事情。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规定即将成立的新政权“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没有提及执政一词。但从《共同纲领》的具体规定看,领导实际上就是执政,而从此后中共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实际范围看,“领导”一词的含义,不仅包括了各法治国家执政党通常管理的公共事务的全部内容,还包含了许多按法治标准通常不属于执政领域的事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差不多30年间,中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沿袭并发展了自己在战争年代管理军队和根据地社会事务的一些做法,形成了以“以党治国”为基本特征的一套领导方式。“以党治国”的突出特点,就像邓小平在上世纪40年代批评的那样,是党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党权高于一切,党的机构和领导人不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也不通过相应国家机关来管理,而是直接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以党治国”通常并非不要法律,而是往往将法律撂在一边,按自己随时可以修改的政策办事;“以党治国”一般也不是没有设立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只是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往往越俎代庖任意行使依法属于国家机关的职权,或前者直接指挥命令后者按自己的意志处理具体事务。这种人治风靡的状况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给国家、人民和党本身带来了深重灾难。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法律生活领域展开拨乱反正,初步总结了此前人治风靡的教训,朝放弃“以党治国”、转向依法执政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届全会还要求,“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执政党模范遵守法律是关键。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在总纲部分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 如果说1982年党章的上述规定只要求党遵守宪法和法律,那么,中共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实行法治的治国方略,并主导其入宪,就已经实际上对自己提出了依法执政的任务。1 9 9 7 年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以当时已有的民主法制建设成就为依托,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建设奋斗目标。这一要求经中共中央建议,于1999年3月以第13条修正案的形式写进了宪法总纲部分,并于2002年11月写进了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此举表明,党不仅从纲领、道义和逻辑上对依法执政作出了承诺,还通过主导修宪的形式将这一承诺转变成了受宪法约束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领导方式,是经由其十六大和十七大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规定的。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坚持依法执政”。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为了把这一认识记载下来,中共十七大同时还修改了党章,规定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提出确立依法执政的领导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向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同时也是对中共全党提出的历史性挑战。之所以说依法执政对全党是一个历史性挑战,是因为,要完成这一任务,党要克服一些巨大的困难,解决一些空前复杂的问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中,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需要合理评估和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在两者之间按合理的比例投入有限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注意力和时间。《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宪法也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现阶段的情况看,是否存在一个资源过多投入经济建设领域,民主法治建设领域投入太少,以至于出现了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严重不平衡的问题?是否到了该将单方面注重经济建设的思路调整为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并重?这类根本性问题似乎到了应该重新考察、评估和予以回答的时候了。这是中共通过改革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一个首要环境条件。 (二)要解决执政党领导层法律人才缺乏的问题。现在党的不少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缺乏依法执政所必不可少的法律训练。对于一部分干部来说,强调严格依法办事,他们就办不成事情;要办成事情,他们就只能违法操作。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改善,中共依法执政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此外,党现有的人才管理机制不利于吸纳杰出法律人才进入党政高层,似乎也需要改革。 (三)在当今世界,“执政”是一个内容相对确定的词语,它涉及的事务的范围,比中国共产党领导行为涉及的范围要小得多。尤其是,依法执政要求党的执政行为有法律可依,因此,依法执政将要求党的活动范围大幅度收缩,党与政将要严格分开,党产与国家财产也要严格分开。按照执政的惯常涵义,在我国宪法框架下,党的执政可具体分解为如下主要内容:(1)掌握各级人大的多数,主导立法和重大问题的决定;(2)推荐本党的成员担任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军事领导机关的首长和主要部门负责人;(3)向有关国家权力机关推荐人选组成法院、检察院,履行检察、审判职能,适用法律;(4)向有关国家机关推荐国有企业、事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四)我国还严重缺乏党依法执政所能够作为依据的法律。我国的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基本形成,但其中很少有党依法执政所能依够依据之法律。原因是:(1)正如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全国人大例会上所作的报告所言,许多年来我国的立法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的,法律体系是否形成,也是按这个标准衡量的。(2)“依法执政”对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要求,比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 对法律体系的要求高得多,因为,后者是对执政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并不要求必须有特定的法律,而“依法执政”则不同,它要求执政行为都有法律可依,没有相应的法律谈不上依法执政。(3)依法执政涉及党的各级组织与各级国家机关互动的广阔领域,在我国特定情况下,如果没有一部诸如《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法》、《政党法》之类的法律,执政党要依法执政很困难。当然,也可用在宪法和许多有关法律中加入相关条款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那样做或许操作起来更复杂。 (五)依法执政还要求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方式,根据不同国家权力的性质,合理地区别对待之。在管理国家或社会方面,执政是比领导更为精致的方式。我国迄今为止在党对不同国家机关或公共事务的领导方式上,还存在着不考虑不同领域的特点而一刀切地处置的倾向。实际上,法治国家政党执政的基本经验之一,是直接控制代议机关多数,直接掌握行政机关,但对法院等司法机关,则是采用间接的方式来控制,其中主要是控制推荐和任职批准环节,其它方面是放手的。或许,我国目前对司法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还缺乏认识。对司法缺乏认识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没有应有的独立性和司法行政化;对司法重要性缺乏认识的结果,是党的组织向国家权力机关推荐的司法机关主要领导工作人员的党内地位大大低于其所推荐的同级行政机关首长。 (六)依法执政还要求改革现行政治资源的掌控和分配方式,甚至要向社会释出一些并非十分重要的资源,并由竞争机制来实现对这些资源的分配。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是一切执政行为依法公开处理。在依法执政的条件下,现在原本就很突出的政治资源分配不公和绝对垄断带来的问题都将会被凸显出来并被放大。所以,要落实依法执政,党对政治资源的掌控和分配方式必然要进行改革。 除上述六个方面的困难或问题外,实行依法执政还需要继续应对一些传统的挑战,包括解决党的官员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问题,行为方式习惯性地向“以党治国”方向飘移的问题,不自觉否定法治以及人治不时回潮的问题,等等。 但是,正因为困难多多、挑战巨大,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改革领导方式、实行依法执政的不同凡响。执政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决心和人民的支持是比上述困难和挑战更为强有力的因素。党既然已经决定实行依法执政,就一定能够完成这项改革伟业。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81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选举与治理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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