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影2009

秦晖 | 新济贫法与新富民观

2011年01月18日 16:18:00   此文为秦晖教授在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观察家年会上发言实录:     秦晖:贫富问题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场合大家谈的都是富,但是富和穷也是任何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策制度都要考虑的问题。大家知道最近我们有一位前辈有过一个引起争议的名言叫做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当然引起很多讨论,我理解前辈这句话其实意思是说现在的富人面临的是他可能很多权利受到侵害,而穷人主要面临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需要别人为他们多办一点事。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无论穷人富人都有一个正当权利的问题。本来这句话如果在别的语言中就是一个废话,因为正当和权利在英文中就是一个词,Right既有正当也有权利的意思。历史上其实我觉得无论穷人和富人权利都有一个进步的过程,以前我们往往把权利分成两种,柏林讲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听起来好象是贬义词,大家都知道不是的。所谓消极自由我觉得翻译有问题,应该是一种拒绝的权利。讲的简单一点,如果我做什么事情应该是由我做主,国家不能阻碍,国家不能阻拦,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拒绝权,也就是所谓的消极权利。还有一种权利就是我应该得到什么,我可以向国家要求的,比如我可以要是社会保障,我可以要求福利。这个东西在柏林那里就叫做积极自由,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的要求权。     这两种权利一直有很多争议,有人说消极自由是非常好的,但是积极自由我们可以要求国家做什么什么事情,这个东西就有很大的危险。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反过来后一种权利是穷人需要,因为穷人需要社会保障。因为这种东西才是重要的,因此他们就无视这个所谓的消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可以侵犯的。其实从历史来看穷人也有消极自由的问题,穷人也有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而且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穷人这种问题严重于富人。无论对穷人还是富人消极自由或者说我讲的拒绝的权利,实际上都是要求的权利的基础。而两者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但是这些矛盾都可以通过宪政条件下的群体群界划分来加以解决,这个听起来很抽象,我下面具体讲一下。     老实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在西方在专制时代都不是自由放任的制度,同时他们也都不是福利国家。在这个时代中国和西方都出现过以剥夺穷人权利为特征的,名义说是济贫,实际上是惩罚穷人那种制度。在国外有人把他叫做救济贫法,我们秦始皇时代就有一个法律叫做带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对没有工作的人,对那些乞讨者,那么国家不需要给他们提供什么福利,但是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修长城,做苦力。你穷就把你累死,就是当时政府采取的制度。英国在宪政以前也有这种制度,我们知道从14世纪一直到16世纪英国都有所为的济贫法。主要是政府承担救济责任,政府可以强制收容穷人。这就是反流浪乞讨法,当时被称为是血腥立法。对弱势者滥施公权。这个人穿的不好,我就可以检查证件,没有证件可以抓起来。这是干什么?这就是侵犯穷人的消极自由,这就是剥夺了穷人的拒绝权。你要收容我,我可以不被收容吗,穷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拒绝权的。     随着时代进步,弱势者的消极权利,也就是不受侵犯的权利得以确立。那么积极的权利,也就是他们要求政府给他们保障的权利,只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提出,而且才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对他们没有剥夺自由的环境,但是有提供福利的责任,作为现代福利国家标志的新济贫法逐渐成了通例。英国这个法发生在1834年,以前英国对待穷人是可以进行强制收容,但是穷人是不能向国家要求保障,不是说那时候没有保障,而是这个时候的保障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来讲就是被保障。国家可以以保障为理由把你抓起来,你是不能拒绝的。但是如果你想向国家要求什么,那是不行的。但是1834年这个事情就有变化了,1834年英国济贫法开始规定,政府不能够随意强制收容流浪汉和乞丐。但是政府的济贫可以对社会承担一种刚性责任。如果你做得不好,你要下台。1834年济贫法最先开始是对院内济贫承担责任。英国济贫院内不是1834年开始办,以前就有,但是以前济贫院是强制性,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收容所。1834年以后这个济贫院变成社会是可以要求是国家的责任,可以要求进济贫院。群众不愿,可以随时离开济贫院。孙志刚事件之后,当时搞救济制度改革,提出一个制度就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是我们04年才提出来的主张,在英国是1834年的主张。穷人要求救济,政府不能拒绝,这就是想来就来,但是穷人如果要离开,穷人随时可以离开,你不能强制把他扣在那里,这是想走就走。这个时候走投无路穷人都可以要求国家给饭吃,有人被饿死,官员被追究责任。     我们国家以前从来没有这一条,那三年中国饿死多少人,可以说这个时候弱势者有了流浪权,他要流浪,国家不可以把他抓起来。当是当权者需要尽救助的责任,当然这个时候的权责还不完全对应。虽然政府已经不再有权随意收容穷人,但是穷人一旦进入济贫院,他的自由会受到限制,你要求国家救济,国家限制你的自由,更重要就是一旦进入济贫院,你的选举权就没有了,你等于宣告你是没有财产的。当时英国的选举权是和财产挂钩的,你一旦进入济贫院,你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就没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实现了无财产资格限制的普选权,在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一方面这个社会为自由限权,约束国家权利。另外一方面这个社会为福利而问责,对国家的问责成为一种刚性的。     刚才讲到国家财富应该成为国民财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就是国民可以向国家问责,国民可以要求国家必须为老百姓办什么事,从1908年开始,国家推出了强制性不是国家对国民的强制,而是国民队国家的强制性。简单一点,你这么做了老百姓不会感谢你,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得下台,这是一种刚性责任。国家不会因为福利,老百姓不会因为享受了福利,就去感谢大救。包括瑞典,从摇篮到福利都是国家提供的。但是瑞典人从来没有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感谢首相,时刻感谢国王,来没有这种言论。     那么从1908年英国不但把政府责任扩大到济贫院以外整个社会英国公民凡是收入低到一定水平都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而且规定要严格保护接受救济者的政治、经济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因领取养老金被剥夺选举权和宪法规定其他基本权利。包括济贫院中的人自由也不受侵犯。这时候的英国不是今天所讲的福利国家,已经有了建立福利国家的基础。这种救济贫法在国外一直存在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可以强制救济穷人,没有救济穷人的责任,我们一直被歌颂的商鞅变法,商鞅就是人类历史上罕见对现代福利制度,穷人不是懒汉就是醉鬼,救济他们是不应该的,这句话老实说现代的西方政府没有人敢这样讲。但是商鞅反对福利国家,他是不是就主张自由放任呢。恰恰相反,商鞅既反对福利,也反对自由,政府不用救济穷人,不过可以抓起来去劳教,把穷人强制收容,去昌平筛沙子。这样一种做法其实我们以前是可以容忍,但是现在已经逐渐不能容忍,应该说这是我们国家近年来取得最大的进步之一。     从孙志刚事件后收容恶法被废止,最近我们又看到有一些救助站又把被救助者当奴工进行贩卖的现象。这种现象都表明我国在穷人的消极权利方面,一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我刚刚讲了是穷人的权利,富人呢,这里我要讲历史上专制时代的富人,我这里不分中西,在我看来文化的差异远远没有制度的差异更重要。其实在专制制度下不管是中西都有我刚才讲的这种现象,不是所谓西方就天然有福利国家或者是天然有自由制度。历史上专制时代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对富人有典型的态度,一种是富人和权利搭上关系,这种钱权结合富人就是红顶商人,往往是跋扈嚣张,不可一世。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假如你是无权无势的平民富户,你就会成为权利刀俎下的鱼肉。这个社会有些富人可以跋扈嚣张,不可一世,另外一些富人又经常会受到莫名其妙的剥夺。这两种态度看起来好象相反,但是其实他是相成的。做这种事往往是同一种人,秦的很多高官权贵出身富人,我们知道秦始皇养父吕不韦就是典型,汉武帝也是搞抑商的,汉武帝搞惩治商人的官员。像有些人是很富有,他们通过钱来买权,通过权来抢钱,这种权钱一时的红顶商人,像桑弘羊、孔仅等。那时国有企业不是国民所有的企业,而且在专制制度下这种抑商,这种对民间富人的打压往往是打着济贫的旗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所谓济贫只是名义,实际上实行的是惩贫。     商鞅是反对福利国家,但是他同时是主张高税收的,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民富则淫,要重租税以困辱之。要求国家加税非常容易,统治者很愿意听,但是要求国家减税,很困难。不过与此相反是另外一种现象,向国家问责也很困难,但是为国家推卸责任也很容易。这是两种都经常讲的现象,我们都经常碰到的现象。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两种现象都要被淘汰,一方面我们不能允许红顶商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另外一方面不能允许无权无势富人成为刀俎的与鱼肉,权利和金钱树立一个屏障,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群己权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开,公共领域讲民主原则,如果群己权界得到遵守,民主和自由是各得其所,不会产生冲突的。只要在公共领域真正实行民主原则,这就是我前面这两位讲的。     国家的财富真正被国民所有,不是为政府所有。公权就不能试用,权势就不可能带来财富。红顶商人灾难我们就可以避免。另外一方面己域要自由,个人领域要尊重个人自主权。国家权利受到制约,权利也不能剥夺财富。到了权利既不能带来财富,也不能剥夺财富的时候,那么公平致富的人们就可以在依法履行对社会义务的条件下享有充分的财产保障和经营自由,但是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法律特权。他们的进取精神得到社会尊重,他们超义务的奉献,所谓超义务奉献就是慈善,这是不能要求的。能够要求的是税收,那么纳税以后他们还可以搞慈善,这个慈善不是他们的义务,但是他们做了,这个社会就要感谢他们。国家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的,因为国家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个机构,如果你为自己办事,这是国家吗?如果你为自己办事,老实说这就是强盗。用强制权利来为自己办事,这是强盗,不是政府,政府就是为老百姓办事。政府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如果是富有的平民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应该感谢。这些人如果超义务奉献社会应当赞赏。我刚才讲的义务的轻重实际上也就是谁说高度,这体现着群己权界的弹性区间,就是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这是可以讨论,也是持续争议的公共话题。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群己权界怎么划,无论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都比较遵守群域要民主的规则,瑞典征的税非常重,不是皇粮国税,这个税是国民可以向政府问责。讲的简单一点,这样的社会福利国家权再大,也不可能滥用权利,自由放任。税再少,国家也不可能推卸他的基本责任,这样的社会既不会仇富,也不会批评,这样的社会就应当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上一篇: 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下)   下一篇: 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 阅读数(3780) 评论数( 9 ) 9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Read More

中国报道周刊 | 放债的不急,欠债的急啥?

外媒报道:多国紧急磋商防止周一全球股市崩盘。其曰:从8月5日下午开始,美法德意西等国领导人密集电话沟通,讨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以及美国主权信用降级问题,力争在周一全球股市开盘前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全球股市崩盘。 其实,美法德意西等国领导人着哪门子急呢?如今,中國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在西方其他国家也放了许多债……如果全球股市崩盘、全球倒债,损失最大的是中國,又不是你们西方,是不是? 当然,中國借出去的钱,不是中國官员的,而是中國老百姓的。但,改革开放30多年,老百姓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把钱让官员们管;结果,把钱管没了、泡汤了,官员们总得有个交代吧?而一般的交代,是蒙混不过去的;往深处追究,就是体制问题。看看《伦敦警察当街射杀29岁男子引骚乱》与《官方否认温州动车事故存在失踪者》,大家就全明白了。 民主不民主,就看尊重不尊重生命、就看自由不自由、就看公正不公正、就看是否摒弃暗箱操作……中國的政治与体制,也该跟趟了、跟上世界政治与体制的这一班车。 如果中國的政治与体制,不跟上世界政治与体制的这班车,就象当年世界上有个强大的法西斯德国,全世界经济能好得了吗?能够安然发展吗? 所以,西方完全可以别太使劲,而使劲地向傻不拉几的中國官员借钱,越多越好;反正,也不准备还钱,就等着倒债嘛!是不是? 等到拿掉了法西斯德国,再开始二战后的重新建设嘛! 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不错,经济模式也不算最好嘛!比如,资本市场,就是建立在透支明天的基础上的嘛!年轻时花下半辈子的钱、这代人花子孙后代的钱……也不能算是很公正的嘛!尤其是那“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是典型的社會主義思维吗? 所以,我说世界经济推倒重来有何不好?不要以为革命就一定不好。没有英国贵族们的革命,哪来民主?“非暴力”“告别革命”等,也是要区分对象、也是要有度的。 老百姓,才是真英雄!看看《多国紧急磋商防止周一全球股市崩盘》的跟贴吧: “让暴风雨来的猛烈些吧,让该来的都来吧!”、“防止崩盘就是要股市从暴跌转为连续阴跌”、“股票下跌肯定能跟国际接轨,还接得准时,到位”、“‘梅花’没怎么影响到沪市,明天的股市飓风看对沪市有何影响!”、“再暴跌50%如何?”、“关注”、“美股患病,A股吃药”、“新一轮寒流开始了”、“房市何时崩盘啊?我期盼!”、“支持崩盘……。支持者顶……狂顶……又一次危机来到!”…… 看到了没有?中國老百姓、中國人民群众,并不怕死! 放债的不急,欠债的急啥?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8-8 于南京 作者: 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0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放债的不急,欠债的急啥?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购买美国国债是自杀之举 (0) 警惕美国破罐子破摔 (7) 美国连续加息打击中国经济 (0) 美国这次经济危机该怨谁 (0) 美国购买银行不良资产计划的风险分析 (0) 美国股市的悠闲夏天 (0) 美国经济真的一团糟吗? (13) 美国经济放缓不会大幅影响中国 (2) 美国经济危机中的文化情结 (0) 美国破产了吗? (0) 美国石油地缘战略与西藏新疆地区安全 (0) 美国次贷风波及对中国的影响 (0) 美国有啥好? (0) 美国政府债券——并非安全天堂 (0) 美国富人怎么处理财产 (1) 美国为什么能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底线? (7) 经济危机对美国人的影响 (0) 纽交所改嫁,美国还是超级大国吗? (0) 盖特纳的“汇率之剑”要杀谁? (0) 申请破产——美国式的耍赖 (0) 次贷是美国人最恶毒的“阴谋” (0) 曼道夫的诈骗案及其启示 (0) 晒晒美国大银行里的大人物 (2) 日本再陷美国式狙击 (5) 对美元债务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0) 奥巴马不会成为罗斯福——金融海啸是美国衰落的标志 (0) 另类美国人看中国 (0) 另类美国人对美国经济的忧虑 (0) 假如美国再跌一跤…… (0) 从荷兰的郁金花到美国金融衍生品,谈全球金融危机 (2) 二十年内,中国应解决全部问题 (0) 了解美国的影子银行 (0) 为什么美国没有外汇储备 (0) 中国比美国仍然差太远了 (10) 中国应该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吗? (0) 中国借钱给美国:是“武器”还是“软肋”? (0) 2008年股票投资的惨痛教训 (0)

Read More

译者 | 《商业内幕》关于中国那6500万套空置房……

核心提示:新的调查显示中国的空置房没有那么多,只有1600万套 原文: About Those 65 Million Vacant Homes In China... 作者:Gus Lubin 发表:2011年6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江苏的空置房】 去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有6,500万套空置房。这个数字和中国"鬼城"(译注① 新规划的高标准建设的城市新区,这些新城区因空置率过高,鲜有人居住,夜晚漆黑一片,被形象地称为"鬼城"。)的卫星图片一起作为房地产泡沫的证据而广为流传。 但是,一项新的调查表明,上述数据有耸人听闻之嫌。 CLSA 采访了中国54个城市的200名开发商。根据这一项新调查,中国只有1,660万套空置房。相对于13亿的人口来说,1,660万套数字并不那么吓人。 CLSA还指出,与美国房地产泡沫不同的是,中国的住房没有那么高的具有金融放大作用的按揭贷款。这里没有数百万负担不起却买下了房屋的人, 这里倒是有数百万的富人将买房作为一种保值手段。 【图片汉化:译者志愿编辑】 空置房中的最大份额是商品房,大约有780万套空置商品房。老式公租房则占据了第二大份额,有750万套,它们很有可能被拆毁而不是出售。 CLSA是在中国股票看涨的形势下引用这项调查。 需要强调的是,那些起初宣称中国由于通胀而经济过热的看空者现在又说,住房和其它基础设施的过度建设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崩盘。 问题就在于,这两种观点本身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它们却往往被同一群人提出。 现实是中国的情况总是更加微妙。但是,评论家们向投资者指出:只要计划经济仍起主导作用,中国的经济就不大会崩盘。从2009年年中至今,中国股市表现欠佳,那是因为在全球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开始放宽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实行的是紧缩的经济政策。如果决策者开始放宽政策后中国股市仍没有好转,那就是贪婪&恐惧问题的明证了。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是贪婪&恐惧问题。恰恰相反,我的观点是虽然对于在住房产权市场上是否会有宽松的政策仍有争议,[一旦放松,]中国股市将会做出积极的回应,如同他们过去在政策变动时一贯表现。最后,即使中国的CPI通胀压力降低,当前的调控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公共住房实现的时候。 相关阅读: 卫星照片上的中国鬼城

Read More

中国选举与治理 |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一)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我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最早类似“潜意识”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连。那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部队就把我们一批家属海路转移到了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我们才回到山东。 我四岁的时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进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幼儿园。那时我的脾气很倔,不愿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办法,我就是不吃饭,又哭又闹,居然在幼儿园绝食了三天!最后,幼儿园把我退回去了。她们说,你们家这孩子,我们实在管不了,太倔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现在好像是家宾馆。我印象中,父亲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到中午吃饭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当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我6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那是所一流的学校,但不是干部子弟学校,当时上海就那么几个共产党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学校。我那个班的同学大多是1945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岁,个子儿也小,所以在学校里,我属于那种“跟屁虫”。在外面和同学玩,我只能跟着别人后面乱跑。一、二年级时,因为在家里学了点儿东西,我功课还好。三、四年级以后,爱打乒乓球,爱下围棋,整天就想这些,学习就差些了。 我家是1955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东交民巷新八号。在那里和罗荣桓、贺龙、张鼎丞住邻居。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学校,大家都住校。我感到和同学们一起玩,特别痛快,特别是星期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生活老师管。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大概十几个人,星期天阿姨放假,他们就撒欢儿了。我小时候虽然不愿意上幼儿园,但这时我却特别喜欢住校,星期六也不愿回家,周末整个校园就成了我们这些不回家学生的天下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月都没回家。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孩子怎么老不回家呀?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后,母亲就把我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走读。 在育英学校时,人家问:“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陈毅,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到了实验一小,同学们有的说,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长。在家里,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干部”吧,在政府工作。后来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长、副总理,是个大干部。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一实验小学毕业时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他说:“哎呀,我根本没想到,你是陈老总的儿子呀!” 实验一小里有一些干部子弟,但我不大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到小胡同里串悠,和一帮平民子弟们一起玩,也到人家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同学到我们家去玩过,因为我知道这会很麻烦。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可能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围棋这些。八岁开始学围棋,但不是父亲教的,是我自己看别人下棋学会的。读古文方面,父亲有时管一管,把我抓过来,看看书法,要我背诵古诗词什么的。    ◇ 中南海的日子 1958年我家搬到了“海里”(指中南海)。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就是邓小平家,第四家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中南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然后走西门。甲区是毛主席、杨尚昆他们住,中央办公厅在甲区,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我当时很规矩,就在乙区和丙区活动。中南海有两个游泳池,据说是毛主席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的。一个室内的和一个室外的。丙区是国务院机关,周总理的西花厅在丙区,还有普通干部住在里面,文化革命中就全给清出去了。 那时候中南海很热闹。夏天的环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12点以后可以去游泳,游到一点半就离开,因为两点钟要上班。毛主席在北京时,一点半后肯定来游泳。他有一个专用的更衣棚子。换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一点半上来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故意磨蹭,这样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就会招呼:“你们都来游啊!”毛主席说了,谁还敢管?小孩们喊着,“毛爷爷好”!就纷纷跳下水。那时我年纪稍大一点了,比较自觉,不会这样做。冬天,中海结冰了,会铺溜冰场,还有人管理,就在离北海大桥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在上面滑冰。 丙区有个紫光阁,边上是国务院小礼堂,经常放电影。原来放电影,一是甲区有个电影厅,给主席看,有时候我们也去看。后来我们主要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比如像“冰山上来客”等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当时童小鹏也住中南海,他不但爱摄影,自己还有个小的8毫米电影放映机。他有些二战的片子,二战那个大海战等,他有时也放电影。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要买票,一般都是外边公演的。偶尔放一些内部电影,但不让我们小孩看。门口会挂个小黑板,只准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内,那就属于内部电影了。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就自觉不去了。有次,童小鹏的儿子不满意了,他就自己写个牌子:今日电影大人不准入内。好多干部都在看,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在那放他的小电影,不准大人入内,很搞笑。 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1〕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8341部队的各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8341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现在的三米线左右,出手就有。你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住到“海里”以后,有时就能见到毛主席了,但大多是离得远远的。因为中南海里有规矩,孩子们不能干扰领导人的工作。当时就是遇到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领导人,这种场合我一般也都不问不说,规矩挺大的。中南海的生活环境一开始还比较宽松,有些院里的孩子,可以带同学进海里来玩,登记一下就行。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因为父母交待了,觉得是中央重地嘛,所以我从来没有带任何同学进去。当然住中南海里面各家的孩子经常是串来串去的,这个人家也不管。孩子们相处得都还可以,一般不怎么打架,比较和谐。那里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来呢,领导人之间也还互相往来,后来共产党内部情况也是有点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一般来讲,他们之间也不是经常串门,工作忙嘛,另外估计也是串门怕串出问题、惹麻烦。像我父亲在的时候,一般只带我们到总理那儿串串门,散散步,他们工作关系比较多。    ◇ 政治启蒙 住到中南海那年,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开窍了,关心政治了。 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史。当时整个中国在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等。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我当时发不了言,只有听的份儿。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比如林立果〔2〕,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王的同学,也只比我大一岁,却可称作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事,现在我还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下面有个手枪队,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让手枪队枪毙谁。我听了后,觉得不可思议:不都是共产党,不都是红军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好,如何如何……当时我也不太懂,听了后,又对另外一些同学说了。结果立刻被一个同学抓住:“好,你反苏!我去告老师。”当时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社会上还在讲中苏友好。“反苏”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把我吓得够呛,有好几天,都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啊,以为自己“犯大错误”了。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都是朋友,但是和这帮朋友说的话,那帮朋友可能理解不了;那群朋友说的话,这群朋友可能不爱听。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说说而已。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后来又得了肾炎,休了两年学。因为老治不好,父亲挺着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去治。华东医院是高干医院,住院的都是军长、市委书记这类人。他们也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聊天时也不避讳我。经常听他们聊天,也算是另一种政治“启蒙”吧。我记得有人讲到批判彭德怀,那人讲:彭德怀是军阀作风,然后指着我说,他老爸是马列主义作风。我当时听听也就过去了。彭德怀是谁?不大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么回事儿,但是他怎么反党,还是弄不清楚。不过我也不问父亲。一是他从小就告诉我们:“我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多问。”所以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自觉地不去问。第二个呢,是怕讲错了,可能父亲挨训。 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几个孩子:最近中央决定,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让刘少奇当,你们学校传达了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我大哥接茬说,感觉“比较突然”。父亲有点不高兴,说:“怎么突然啊?少奇同志很早参加革命,也是党的领袖嘛!” 所以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他要问我什么,我能搪塞就搪塞过去,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迟钝的印象。他说,昊苏〔3〕文采比较好,老三(我排行老三)比较迟钝,但是比较忠厚。这是他对我的评价。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我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讲党史都很少,有时候他跟我妈妈有一些交流,就说你们出去吧。 不过偶尔听到父亲在家里讲过的一些话,却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开始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排除异己”的时候,父亲有一次说,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到了文化革命中,这实际成为我怀疑运动的依据了。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 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父亲的官比别人大,他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红的思想。我父亲反对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我在少年时代,头脑里人人平等、工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概念非常强。长大后,和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老师同学都说,不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干部子弟。记得休学期间,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脑瓜了。我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和父亲平时教导我的这一套相一致。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信条了。 ◇ 文革前的学潮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1965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4〕,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5〕,很快又批判“四家店”〔6〕,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 文革是场窝里斗 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文化革命开始,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有时连周末也不回家。后来,我母亲去工作组了,我父亲在外交部也“着火”了,大家都在“运动”中,交流很少。对外交部的运动,我从来不问,有意识地不问,“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将来出什么事。那时候,对党内斗争问题,我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八中的运动是从前任校长的事情开始的。他原来是解放军少校,大约在1960年转业到八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部队那套“三八作风”带进了八中,要学生们像士兵一样操练。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学生普遍营养不足,要减轻负担。学校的其他领导因此批评了他,后来他调到六中去当校长了,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师支持他,对八中后来的领导不太满意。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认为老校长代表解放军的作风,受到“修正主义黑线”的压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的“高三⑷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线了,万里他们的讲话,肯定就是“黑话”了。大字报也就一下子贴满了校园。6月9日,又有大字报揭发说,学校有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学生就自发地开大会揪斗了学校领导,会场上,学生情绪都非常激动。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句名言。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很枯燥。大家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下去,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到,彭真,罗瑞卿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罗瑞卿还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呀,要搞国际主义”。怎么他们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讲了,他们是反革命,那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见为实”啊,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7〕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那是7月29日大会之前,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去听听。我进去以后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自己跟自己斗,朋友和朋友斗,这还有什么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着,想得特别多。我觉得,这不对呀,这么闹下去,好像就是窝里斗。    ◇ 主席说:陈小鲁不提倡打人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等于宣布了撤销工作组。之后,各学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来领导学校的运动。八中选举校文革是工作组撤了后,由我们几个学生领袖组织的。 我以前当团支部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干,心中有数。可在工作组干了一段以后,就觉得这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心里很虚。所以我不想进校文革,可选举的结果,我得了1100多张票,差20多票就满票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 进入8月份以后,红卫兵兴起。八中也有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还有的同学宣布“解散共青团”。当时我组织观念挺强。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入团可是宣过誓的。红卫兵要取代共青团,那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退团的。 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很多同学也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对于对联,我劝他们用毛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反正用毛主席的诗总不会有错的,谁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态度,这是讲策略吧。后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不过,有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使我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8•18”之后,北京市排斥外地学生来北京串联,规定外地学生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外地学生来北京后,没地方住,没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乱了。于是周总理召集了一个会,有铁道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政府的头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领袖参加。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等都参加了。总理讲,请红卫兵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决定的。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红卫兵和旅客混在一块儿,北京站很乱。红卫兵抢占了列车。旅客花钱买了票,走不了,意见很大。 说到这儿,总理去接个紧急电话。我当时不知深浅,就跟铁道部的领导说:这件事好办,北京有那么多火车站,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把他们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铁道部的那个领导说,“这不行,你们不懂,很复杂的。”然后说了一大通技术上的事。我也就不说话了。一会儿,总理回来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嘛。这么多车站嘛,让旅客单独走一个车站。你们为什么就不做?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铁道部的领导态度立刻就变了,说:“是,是,可以。”我当时不懂人情世故,就觉得,我的意见和总理是一样的啊!总理说出来,你们就满嘴的“是,是,是。”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么多理由,为什么不跟总理讲呀?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啊?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总理接着又训我们了,说外地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我们说,“就地闹革命”嘛。他说,人家是来“取经”的,你们再不开校门,我就下命令“打开中南海接待外地学生!”听总理这么一说,我当场就给当时在八中管广播、管联络的同学打电话,赶快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不然总理就要把中南海打开。这样,北京的学校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了,他们的食宿就有安排了。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我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的一个人家发现了反动的东西,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过去。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学校里的武斗什么的,我都没参加。学生们在学校里斗老师,我也坚决反对。有个老师后来对我讲,当年他在学校挨斗,我在旁边站着,有人给他戴高帽子,我就给摘掉。斗完了,赶紧就把他带回教研室。他非常感激,说,要不是当时我在,他不定要挨多少打。看到当时学生随便打人的情形,我对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很迷茫。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自杀,也是那样。有一帮学生打人,打得不像话了。我说,你们不要打他,“让他回去反省”。我们专门把那个楼看起来,不让人进,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我父亲告诉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Read More

[转载]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

原文地址: 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 作者: MZ《合唱团》 【扬帆按】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        这些疯子可以要求公务员唱,但是他们有什么权利要求人民群众唱!不会唱难道全抓起来吗?     重庆要求人人学唱36首红歌                  电台电视台循环播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0日06:29    重庆日报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近日,市委宣传部就组织传唱“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发出通知,要求把此次评选活动作为当前文艺工作的一件大事摆在重要位置,作为宣传文化战线向建党90周年献礼的一项重点活动抓紧抓好。   据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中宣部指导下,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自去年7月启动以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为期半年的广泛征集和层层筛选,日前已从18132件参评作品中遴选出36首初评入围歌曲。在广泛传唱的基础上,最终将于5月中旬评出10首获奖歌曲。   通知强调,这36首初评入围歌曲风格形式多样,旋律优美动听,从不同角度唱响时代主旋律,歌颂党,歌颂祖国,讴歌美好生活,是新鲜的、优秀的红歌传唱曲目。   通知要求,要通过多种方式,认真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唱,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便于学唱传唱,中国网络电视台《唱响中国》官网已刊载36首歌曲的试听和视频,《光明日报》从4月10日起每天刊发一首新歌简谱,学习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版发行36首新歌集锦(CD、DVD)。   市属媒体从4月10日至5月20日,对这36首歌曲进行高密度宣传推广。其中,重庆卫视循环播出歌曲现场版及推介宣传片;重庆电台新闻频率每天不同时段循环播出歌曲;市属平面媒体转载《光明日报》刊发的歌曲简谱。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发挥重庆群众红歌传唱活动优势和“唱读讲传”活动特色功能,把36首初选入围新歌作为全市社区红歌赛、“天天红歌会”及重要节点演出等活动的重点曲目加以推广,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唱。要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和音乐教育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教唱领唱,使之人人会唱、人人能唱、人人爱唱,进一步掀起我市红歌传唱热潮。

Read More
  • 1
  • 2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