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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作者:杨银波 来源:吴敏老师荐文 来源日期:2011-8-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7 12:08:05 阅读量:64次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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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开阳>我为什么反对中医

中医的未来,必定是向现代医学靠近。自民国开始便有人提“废医存药”,我以为废除中医基础理论的医学应用是未来的必然,至于这套理论体系在文化学上的研究价值还是值得研究的,中医部分著作的语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可因理论的薄弱而彻底打死。对于传统中药,我以为以标准的研发过程是必然的,毒理研究,成为现代化药物。 我为什么反对中医 刘步筑(北京大学) 一 中医概述 判断一个事物,首先观察要对其的定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定义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观察这个定义可以看到首先是“中医药理论”,什么叫中医药理论呢,简而言之就是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我们不妨同时看一看中国古典哲学的内容。先秦哲学即包含天人、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有无、常变、心物、名实等范畴,两汉时期盛行的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基础,与中医之间的关系不可谓不深入。宋明理学中的“养德”、“主静”等概念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易•系辞》有:“阴阳交合,物之始,阴阳分离,物之终。合则生,离则死。”而《素问》有:“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重阳死,重阴死。”明张介宾亦有“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可见中医的一脉相传与中国古典哲学是不可分离的。甚至很多时候,两者描述的是一件事物,一个道理。 下面说说“实践经验”。实际上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主流中医是看不起“经验”的。此处做个说明,以中医基础理论中阴阳五行为理论指导的治疗是正统的疗法,而实践经验中产生的疗法可称为“验方”,由于某种产生过个别治疗效果的治疗方法称为“偏方”。我们经常说《本草纲目》是中医药经验的集大成,此言略欠严谨。其中一万一千有余的医方存在大量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基础的“天人感应”术。如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可治疗不孕症、暴水蛭以通血脉(水蛭会吸血,中医认为将其晒干可以活血化瘀)等。(说句题外话,李时珍这部著作的确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至少解决了中药学“草木不分,鱼虫互混”等问题,也否认了“久食水银,长生不老”、“炼食硫磺可长肌肤益气力”等无稽之谈,究其所以,以一句中国历史教学模式来说,李时珍终究存在其固有局限性)因此无论是上古、中古或是近古的中医典籍中,仍然无法摆脱中医基础理论束缚。 二 中医的对立面 目前民间普遍的说法“中医”的对立面是“西医”,其实不然。中医作为一种传统医术,与任何其他国家/民族的传统医术都具有相似点。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对应脏象相似的是,古希腊医学有天地四元素(土、气、火、水)对应的四体液学说,这种学说同时将体液与脏器对应,肝-血液、肺-粘液、胆-黄胆汁、脾-黑胆汁。与阴阳五行的此消彼长相似的是四体液的平衡与失衡。与中药四气(寒、热、温、良)五味(辛、甘、酸、苦、咸)对应的则是西药的冷、热、干、湿。可见中医与西医只是平行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中医、西医在WHO都被划分到“另类疗法 ( alternative therapy)”范畴,由于现代医学的兴起(现代医学仅仅是西方近代医学的延伸,而后者的起点是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在他之前的发现肺循环的塞尔维特被活活烧死,出版了剑指盖伦诸多谬误的《人体构造》的作者维萨里亦遭教会迫害,这是西方近代医学与“西医”对立的明证),西医在西方医学界便逐渐被抛弃了,但是在西方民间仍然还有人信奉自然疗法、草药疗法、顺势疗法、脊柱按摩疗法、反射疗法、虹膜诊断术、颅骶疗法、触摸疗法等“封建”残余。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反智运动给另类医术的联合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他们组成全国性、世界性组织,对西方政界施加压力,要求政府解除对另类医术的限制甚至资助另类医术。在目前,美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接受某种另类医术,如果把祈祷疗法(通过祈祷来治病)也算进去,这个比例则超过了60%。 三 差异 古典医学当道的时代与现代医学当道的时代有何差异,且看一张图:     (笔者注:平均期望寿命是对人的生命一种有根据的预测,即预测年龄某岁的人今后尚能生存的平均寿命,而不是即时的人群死亡年龄的均值) 有人质疑这种比较当中包含战争状况、饮食与营养、生活方式、职业、心理、环境等因素,而不仅仅是医学技术水平的原因。问题是这种质疑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因为首先无法复制一个单因素模型以控制变量寻求相关性,其次这些因素之间互相关联得太过紧密,甚至有不少线性关系明显的。但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是,围产技术大大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疫苗接种阻止并部分消灭了可致大规模疫情的微生物传染病,抗生素治疗防止大部分疾病的深入发展,预防医学的兴起在降低高血压、冠心病、癌症等常见疾病上也起了很大作用(事实上是因为这些常见病的兴起带动了预防医学的发展),这本就是延长人群平均寿命的依据。 四 为什么说中医不是科学 之所以不用“伪科学”一词主要是照顾到绝大多数中国同胞的民族情感,”Pseudoscience”一词是如何定义的呢?”A claim, belief, or practice which is presented as scientific, but which does not adhere to a valid scientific methodology, lacks supporting evidence or plausibility, cannot be reliably tested, or otherwise lacks scientific status”,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大概是“任何宣称为科学,或描述方式看起来像科学,但实际上并不符合科学方法基本要求的知识、方法论、信仰或是实务经验”。用“伪科学”一词形容中医并不过分。 对医学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医学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医、西医与西方近代医学的差异是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的分野,西方近代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不同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区别。这四个模式的划分有助于我们解读中医的表在特征,这部分内容将在下文谈到。 我们要弄清楚中医是不是科学一定要搞清楚以下三个问题:1.什么是科学;2.什么不是科学;3.中医符合科学的地方有哪些,不符合科学的地方有哪些(为什么要问“什么是科学”而不是“科学是什么”这是逻辑学的问题,恕不展开讨论)。 1.什么是科学?首先,科学理论必须是自恰的,即本身能做到逻辑上的一致性,至少要能自圆其说,不能前后自相矛盾。其次,符合科学理论必须是简明的,不能包含不必要的假设和条件,为以后的失败留好了退路,也就是说, 要符合 “奥卡姆剃刀”的原则 (所谓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 Ockham’s Razor),是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提出。他在《箴言书注》2卷15题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较少的东西;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奥卡姆剃刀原理可以归结为: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再次,科学理论必须是能够被证伪的,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永远正确、不能有任何的修正。最后,科学理论必须是有清楚界定的应用范畴的,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领域中能够适用,而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 2.什么不是科学?科学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文化界限,没有什么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差别。凡是声称某种科学只有中国人(或者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才能掌握的,肯定不是真科学。科学与信仰无关,凡是声称“信则有,信则灵”的,肯定不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和“信仰”划分开) 3.(中医符合科学的地方请反对反对中医者自行查找)这里只从阴阳五行谈中医不符合科学的地方。中医有“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素问•五常政大论》),其中“气”的概念无论《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还是后世的著作都是说不清的,阴阳同样是个抽象的概念,“阴阳者,有名而无形。”任何事物都可以分成阴阳,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自然一直划分下去,“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但是什么是阴,什么是阳,也是模糊、抽象而无明确的标准的。并且既然万物都可以随意划分阴阳,而阴与阳之间又可以存在任何关系,这样的学说当然能够解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然而实际上还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试问科学分门别类,哪一支具有定义模糊的核心关键词?哪一支以玄学的用语来做开篇?再说五行,五行的相生相克最初来源于对木、火、土、金、水五者属性的观察,然而这种观察当然是非常原始、粗陋的,根本经不起推敲 (如水银属金还是属水?金与土构成的化合物算哪一门?)由此可见,所谓的气、阴阳、五行都是非常模糊、抽象的概念,并非客观具体的事物或现象,无法界定和证明。然而,它们又是无所不在,时刻发生变化,并囊括了各种可能的关系,它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可以根据需要对一切事物和现象做出解释,这本身就违反了科学的限定性原则。 另外,科学具有可验证性。而可验证性属于客观范畴。中医讲究的则多是“心法”、“顿悟”等主观性极强的“内证实验”。包括许多医案的记载,许多医生明明是没有什么经验积累的,然一种疗法治愈了两三人便开始著书。退一步讲,不说统计学意义,单是常识判断,这有任何道理么? 五 不科学却为何“有效”? 以上只是通过论述“中医重要基础理论不符合科学”证明“中医并非科学”,是为节省篇幅(如果加上诊断的谬误并剖析治疗的思维方法,仅此一段话可以写出近万字)。下面回应一个最可能最为广泛的质疑:“有用不就行么?”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明庆龙年间有人发现通过种人痘能够预防天花(确比琴纳确提前一百多年,技术上落后于后者),这是一种经验结晶,且效果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无可比拟。但是中医却将这种经验套用基础理论解释为“天花是小儿先天就有的藏在命门中的“胎毒”,而种痘是为了把胎毒引出来。当牛痘术于19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后,中医家也要来个“中西医结合”,对种痘后的反应进行辨证施治,认为是“脾经毒甚,血热违和”,这显然并非以中医理论为基础而是单纯的经验疗法,是为“验方”。 再如,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关于治疟的相关文字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而《本草纲目》对青蒿截疟也有相关论述。现代医学证明,青蒿乙醚提取中性部分对疟原虫红细胞内期有杀灭作用,可以抑制疟原虫成熟,在当时也确有治愈的病例。到了清康熙年间,皇帝得了疟疾,而太医束手无策。传教士献上金鸡纳(主要成分是奎宁,可以抑制疟原虫繁殖)方才病愈。原因是什么呢?由于语言的流变以及文献的残缺,葛洪的验方也走偏。由于后人误解了青蒿为香蒿(并不能治疟疾),而非臭蒿(黄花蒿,含青蒿素),此验方也算作废。另外,中医认为疟疾病因为“外感疟邪、疫瘴湿毒之气或风、寒,暑、湿之气,内则正气损伤而发病”。《疟论》云:“夫痎疟,皆生于风”,内经《生气通天论》言:“夏伤于暑,秋必痎疟”。对于间日疟的描述是“感受疟邪之后,疟邪与卫气相集,邪正相争,阴阳相移,而引起疟疾症状的发作。疟邪与卫气相集,人与阴争,阴实阳虚,以致恶寒战栗;出与阳争,阳盛阴虚,内外皆热,以致壮热,头痛,口渴。疟邪与卫气相离,则遍身汗出,热退身凉,发作停止。当疟邪再次与卫气相集而邪正交争时,则再一次引起疟疾发作。”相信任何一个学习过寄生虫学的医学生都能看出其中的荒谬来。 以上两个例子主要是说明中医的有效性往往建立在实践经验而非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实际上古时无论常见病还是在某一时段广泛流行的传染病,验方的诊治都是主体。实际上,非科学中医基础理论已经不是中医实践的依托,而仅仅是治疗的说辞。甚至有些时候(如上述的青蒿治疟的误传)以非科学的态度往往导致经验的湮没。 而中医的“有效性”并不能说明仅仅是中医的治疗手段治愈疾病,疾病的治愈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致病因素的自限性与疾病的自然转归。即致病因素不足以长时间干扰机体,或机体的免疫力足以抵抗、消除致病因素;2.心理因素,通俗地说就是“信则灵”,关于这点司马南在《我是司马南》一书中详细地描述过九十年代末期中国信众最多的非政府组织“确实有效”,流亡美国的李教主确有“一点通”(病患久医不治,被李教主轻轻一点便可以活动)的例证。“信则灵”在当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阶段的名称便是“心理作用”,如新药研发对照试验中加入的安慰剂也可使患者症状减轻。那么使用中医诊疗手段造成的身体康复是否说明中医真正有效呢?最简单的例子是你低烧时使用抗生素和静养休息不用药之间,最终结果都是康复,但是时间快慢,相信发过烧的人都能体会到。 六 中医领域还未更正的错误认识 上文提及中医基础理论中气、阴阳、五行的模糊性与无限性,这些描述并非科学,却也无法在理论层面被证伪。这并没有关系,因为五行对应着五脏(肝、心、脾、肺、肾),而中医必须面临五脏的功能作用与相互关系。 1.中医把心当成了思维器官,“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厂”(《灵枢•邪客》)“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西方古代医学也有这种错误的认识,但只有中医至今仍然坚持“心主神明”,而认为五脏和其他脏器都分担着人的精神活动。“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擅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这是硬把大脑的功能瓜分给与其他器官了。’’ 2.对于肾,“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难经•三十九难》)。这是把肾当成了主要的生殖器官了,这显然是因为注意到精液和尿液都是从尿道排出的。中医不知道肾只是一个排泄器官,而是按照房事之后身体“虚弱”的位置的经验,把肾的作用说得无比重要和广泛,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源”,其功能是藏精、主水、主纳气、主骨、生髓,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司二阴。于是许许多多疾病都能被说成是“肾虚”导致,几乎涵盖了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泌尿系统、运动骨骼系统、呼吸系统的诸多相关疾病。甚至连传染病,例如“痨瘵”,也被说成与“肾虚”有关。这又是生硬地把肺部的疾患专题到膈膜之下了。 3.其他的器官:脾是重要的储藏血液的场所和最大的周围淋巴器官,具有过滤血液、破坏衰老的红细胞、调节血量、产生淋巴细胞和免疫应答等功能,并无消化功能。中医至今还声称脾主运化,是人体消化系统的主要脏器,通常“脾胃”并称;而储藏和调节血量的功能实为肝所有。中医除了认识到“肺主呼吸”外,还加上了调通水道,负责体内体液的运行和排泄,显然又是把血管的作用套了过来。 以上可见,中医对脏器功能的认识具有过多荒谬之处,与解剖学、生理学背道而驰,基本是错误的。而中医特有的“经络”又是怎么回事呢?“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外踝之上,无所隐故也。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灵枢•经脉》)“当数者为经,其不当数者为络也。”(《灵枢•脉度》)现代医学解剖学逐渐完善之后,人们发现经络和血管的位置有所偏离,中医界便号称这是两套系统。中医有“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经络”(《黄帝内经》三部九侯论篇),“心者血,肺者气。血为荣,气为卫,相随上下,谓之荣卫。通行经络,营周于外”(《难经•论脏腑》),实际上就是在说经络中走的是血,有气为护。为何如此解读,大概是跟古代粗糙的解剖学相关。人死后,尸体中的动脉血迅速排空,而静脉血依然存在,这就是“气血”之说的来源。非独中医如此,古罗马的盖伦也是这样解读的。有人说现代中医学为什么又称“经络是另一条、肉眼不可见的通行系统”呢?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行思考。 诸多错误观察的原因在于什么呢?我们无法要求古人的观察有多么细致,他们对于已知的(如肺主呼吸)记录下来,而未知的只好套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解读,这才造成了诸多如今看起来可笑的错误。如今有人将这些脏腑虚拟化,声称这些脏腑不是特指而是代指的一个概念,并非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器官。那么这点也在逻辑上说不通,古人连实体尚且粗通皮毛,又如何看得到内在?也有人以“不同的逻辑语言”评价中医认识论与现代医学认识论的差异。实际上即便现代医学中,器官之间以及不同器官的细胞之间存在正负反馈可以用“五行”理论中的相生相克重合,在细节上总是会有很大的出入。而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一种认识论,作为一种哲学体系的应用,不仅存在与现代医学科学已验证的事实有很大出入,甚至这种认识论的滞后性与缺陷不足以支撑中医实践(第三部分列出的人均寿命部分说明),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七 中药的现状 谈论这个问题是,首先要介绍药物研发的过程,主要分为开发过程(包括靶标的确立、模型的建立、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的优化。这些步骤主要是现代医学药物合成的过程)和研究过程。研究过程则包括临床前实验(实验室研究与动物实验)与临床实验(临床Ⅰ-Ⅲ期实验部分可能需要做临床四期实验)。详细内容请阅读药物研发的相关文章。这一段可举的例子太多,而全文其他部分对中药也多有涉及,故从之简略。 中药在世界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使用,然而多属非正规药物,并且出过不少严重的问题。如美国麻黄被当做膳食补充品销售,长期服用导致至少12人死亡、心脏病发作和中风;在比利时,至少有70人因为服用马兜铃科草药作为,导致肾脏间质纤维化,而需要做换肾或者血液透析;日本曾使用小柴胡。中药在中国也有着层出不穷的问题。如前些年的蚁力神中查到了西弟那非(伟哥的主要成分),如广西某厂家在维C银翘片加入了对乙酰氨基酚(解热镇痛药)。更严重的则是中药毒性,如台湾卫生署和美国卫生部门发现很多中药中包含汞、砷等,牛黄解毒片每片包含50毫克雄黄,尽管不会分解为砒霜,但是在体内沉积也会伤及心、肝、肾、脾甚至神经系统;2003年发生的龙胆泻肝丸事件导致上百人罹患尿毒症。 以上毒性较重的药物多少有些人为成分,而部分药物长期使用除了具有肾毒性还具有肝毒性。除此之外,中科院院士曾毅曾研究过1600余种草药,其中52种药物具有致癌性。问题是,和现代药物相比,中药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关于急性毒性的负面新闻,盖是因没有科学的实验,没有统计的根基。       八 中医的现状与中医药的未来 先说说国外。首先是世卫组织。世卫组织在1996年11月意大利米兰会议上提出了64种针灸的适应症,其中大多数提到的是镇痛效应。关于针灸疗效的问题很多国家的医学组织也进行过小规模研究,但是各种实验中均没有发现非常显著的差异(并且针灸实验必定是单盲实验)。关于针灸疗效的机理,有研究结果提出针灸刺激神经系统促进内啡肽的分泌,也有提出脑岛部分活跃的报告,但至今尚未有明确结论。同时世卫组织提醒过某些草药的滥用会导致身体损伤甚至死亡(上一段已经涉及),并提出草药的滥用会导致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在美国,中药是作为膳食补充剂使用的,并没有任何中药被FDA批准上市(吐个糟,没有任何中国大陆人生产的药被FDA批准上市)。并且某中药如果声称可以对身体起作用,则必须声明“该说法未获FDA评估。该产品不用以诊断、处理、治疗或防止疾病。”如果宣称对什么病有疗效,属于虚假宣传,会受到处罚。因此执照医生不会在处方中开给病人,医疗保险公司也不会支付看中医、买中药的费用。这样,中药就进不了美国主流市场,只能被边缘化。 事实上,中医从业者在美国的地位也是被边缘化的。美国一些大学医学部设有中国传统医学课程供选修,但是,这也不是为了培养中医的。“美国针灸学校”可能附属在某个医科大学内,它本身不是中国国内意义上的“医学院”。它只是培养针灸师(授硕士),不培养“中医师”。目前美国并没有“中医师执照”,只有“中医针灸师执照”和“中药师执照”。中医师不能自称医师(Medical Doctor),不论是印名片、做广告还是挂招牌,都不能用医师的头衔,否则会被以违法论处。 在英国,药监部门认为英国市场上的某些中药产品是很不可靠的,可能含有危险成分,并且通常含有非法成分,为此多次发布针对中药的安全警告,并成功地起诉销售含马兜铃酸、汞、麻黄碱等有毒成分的中药商人。有人传闻英国已有3000家中医诊所,但是这些大多数是开在商业街或者购物中心的小诊所,10余平方米的房间,摆上一两张床就是一家诊所。而来诊所看病的,多是医院或者家庭医生看不了的或不愿看的,如:颈、肩、腰、背痛,神经官能症,皮肤病,男科疾病如阳萎早泄,不孕不育,戒烟减肥等。 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文化的相似性,日本古典医学与中国也是相似的。日本人以隋唐时代从中国学习的经验结合文化结合,以及16世纪时田代三喜、曲直濑道三等人的努力,产生了师承于中医中药的医疗体系,称为“皇汉医学”(中医在日本被称作“汉方医药”)。明治维新时颁布《医制》、《医生开业考试法》,规定中医也完全一样用现代医学考试,不及格者就不能重新开业。从此中医在日本成为非法,“皇汉医学”走向没落。 最后看看中国。举国的情况我不敢妄加评论,我们只是简单地看一看北京唯一一家中医三甲医院的自我介绍:“北京中医医院设有检验科 物理诊断科 放射科 病理科 核医学科等医技科室 拥有核磁 CT ECT 螺旋CT DSA血管机 大型全自动化分析仪 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等现代化医疗设备”,实际上这里很多地方和日本的发展一样,在现代诊断手段如CT,B超,X射线,内镜,核磁共振已经非常普及的时代去接受望闻问切诊断的中国人只会是越来越少。纵观北京纯正的(没有检验科、X射线等近现代检测设备的)中医医院,说得上名字的也就是同仁堂、平心堂、御源堂等。其他的莫不是让你检查一圈,最后把个脉,套上两句理论的说辞,开个药方了事。 而中国的中医学院又如何呢?只要看看这些中医医院招收人才时的中医/现代医学学生比例便一目了然。实际上中医学院开设的课程中,现代医学的科目也在逐渐上升,这是中医学院进步的一面。 而中医的未来,必定是向现代医学靠近。自民国开始便有人提“废医存药”,我以为废除中医基础理论的医学应用是未来的必然,至于这套理论体系在文化学上的研究价值还是值得研究的,中医部分著作的语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可因理论的薄弱而彻底打死。对于传统中药,我以为以标准的研发过程(上文已经提到过)是必然的,毒理研究,成为现代化药物。并且抛弃了中医基础理论以后的中药,剩下的无非是成分提取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因中医界的偏执让发达国家抢先,并部分注册了专利。 中医界务必抛弃自身的优越感,勿以民族情感绑架中国人,需知人类的健康生死还需交还给全人类的科学医学负责。倘若中医界还以古人留下的个例提取的医案为傲,无视医学带有的普适性的客观规律,继续以神秘主义的玄学说辞招摇过市,必将被淘汰。 (采编:管思聪 责编:管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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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亚洲自由电台:发课公司委律师促开税务听证会 路青披露艾未未软禁及近况

发课公司委律师促开税务听证会 路青披露艾未未软禁及近况 自由亚洲电台 2011-06-29 艺术家艾未未取保候审后被税务当局追罚巨款。星期二,他的妻子路青向本台介绍丈夫获释后的情况;代理发课公司税务案的律师浦志强则表示,已要求税务部门开听证会,解释处罚的理由和程序。 上周三回到家的艾未未,周一接到北京市税务局官员发出的缴税及处罚告知书,他拒绝在告知书上签字,理由是自己不是发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该公司的法人、艾未未的妻子路青星期二告诉本台,已正式委托浦志强、夏霖律师代理此案。 路青:我们请了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强他们帮我们代理经济方面的问题。 记者:艾未未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路青:就是回来以后瘦了24斤(12公斤)。在里边吃饭这些都没有问题,在里边就是完全精神紧张,没有精神上的自由。 记者:他现在还要去医院检查身体吗?需要吗? 路青:还没有,但是要去。 现年53岁的艾未未原来体重127公斤,据其家人透露,艾有高血压及糖尿病等,要靠药物控制。路青在丈夫被扣押的八十多天,一直担心艾未未的健康。 在介绍艾未未服药情况时,路青说:“这个(治疗糖尿病)药够吃,有时候药对他是必须的,他以前一直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这些药。糖尿病很麻烦的可以并发别的问题,所以很不好。 记者:艾未未现在出门可以吗? 路青:出家门可以,但是,因为他现在是取保候审,他要跟他们打一个招呼。 记者:他们会批吗? 路青:会的。跟朋友吃个饭什么这些会批,这个没有什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周曾表示,艾未未在取保候审期间仍然处于涉嫌犯罪调查阶段,未经批准,不能离开所居住的城市。 路青也披露了艾未未的近况,虽然公安在艾家门外装有摄像机监视来人,但仍然阻挡不了朋友探望艾未未。 她说:“就是有朋友来见,很多朋友来看他。” 艾未未工作室的同事刘艳萍星期二探望艾未未后告诉本台:“我是昨天去看他了。他身体状况还不错,我们也聊了一会。我也问他,我说,怎么上面说你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就说实际上他不是法人也不是股东,只是设计人员,也从来没看过财务报表,也不知道什么涉税的那个事情,他都不知道。他觉得很奇怪的这些事情,也希望能见到刘正刚和胡明芬,想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 记者:觉得请律师处理比较专业一些,是吧? 刘艳萍:对,这个律师是法人路青请的。 北京市税务局的两位官员本周一告知艾未未其须补交欠税五百多万元及罚款七百多万元,合共一千两百多万元。发课公司于是委托了律师。 代理律师浦志强星期二对记者证实,他和夏霖律师接受了委托。 “准确的说是发课公司委托我和夏霖代理他们的税案。我看了现有的材料,觉得跟艾未未没有关系。(涉税)最早该到2000年,但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会计凭证,也没有看到所有的账簿资料。” 浦志强对记者说,已经向北京税务部门递交申请,要求召开听证会,解释对发课公司进行处罚的理由和程序是否正当。 “现在因为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所以就税务机关所做出的予以处罚的决定,到底依据的事实,也就是少缴税款的事实,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作出判断。我们已经向税务机关提交了要求听证的申请,相信税务机关会在15天之内安排一个听证活动。在这之前,我们会要求税务机关把他们拿走的账本或者是凭证,还有公章最好能够退回来。” 对于这一巨额处罚,他说:“希望这样的一个处罚,如果说要做出的话,他是要建立在事实和法律,并且合乎常情的基础之上的” 早前,艾向探访他的朋友透露,公安声称已释放两名发课公司职员刘正刚及胡明芬,但至今仍联系不上。 刘艳萍说:“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他是在询问期间心脏病突发送到医院抢救,之后大约在十几天以前被转到兰州武警医院治疗,监视治疗。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取得联系。” 虽然公安声称,与艾未未同期关押的刘正刚和会计胡明芬等四人,于上周获释,但外界无法获得他们的消息。而对于这两位真正了解公司财务的关键人物,再次下落不明。 浦志强律师说:“据我所知,艾未未本人向税务机关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总是需要找到真正了解公司运营情况的工作人员,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维护发课公司的合法权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链接: http://goo.gl/jTZ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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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俞正声与姚立法的一段交集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俞正声说,“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问:“对党的未来怎么看?”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一条微博的蝴蝶效应 2011年6月20日下午,一堂特别的党课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坐在讲台上的,是身着白衬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环坐在俞正声面前的,是来自上海交大所有院系所有年级的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部分教师代表,人数达5000人之多。 学生们穿着中午发到手上的统一T恤,按颜色坐成一个个红色和黄色方阵,整齐鲜艳。正对着俞正声的方阵,举着巨大的红色标语──“纯洁、坚定、永远跟党走”。这也是上海交大等方面为这堂特别党课反复斟酌敲定的主题,这句话也出现在俞正声上方的巨大液晶屏幕上。 这并不是一场枯燥乏味或是充满宣传动员辞令的演说。这堂近两个小时的党课上,俞正声不仅主动谈起了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文革”等时期的争议话题,还毫不避讳地触及一些社会敏感问题,并不时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临近之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选择到上海交大上党课,却要从一条最近网上热议的微博说起。 5月中旬,在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大四学生党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一位同学分享了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则“冷笑话”──一个女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 支部书记董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围绕这条微博,支部内进行了一场信仰危机的讨论。讨论后,大家决定把“无论何时何地,亮出党员身份”作为这个支部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党课的主题。 这个主题针对的是当前的社会现状──“现在很多同学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主观上蛮淡漠的,不会主动说自己是党员,当有一些是非争辩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党员身份,表明自己应该持有的立场。”董雪说。 最后,支部决定向学校里其他毕业支部乃至社会发起“亮出党员身份”的倡议。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也给俞正声写了一封倡议信。 出乎董雪意料的是,不仅几天之后收到了俞正声的回信,各方也顺势促成了邀请俞正声来学校上党课的构想。“没想到会搞那么大。”董雪说。 有意思的是,两年之前,刚到上海履任不久的俞正声,也曾到复旦大学上过一次“党课”。那一堂主题为“坚定党的信念、坚持党员本分”的党课,也是“结缘”于一封毕业生的来信。 只是当时那次党课,只局限于两百人左右的毕业生党员代表。而这次,是面对近五千名师生,并且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生日之前,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的党课。 关于中共诞生,关于新中国,关于毛泽东 6月20日下午两点左右,5000名师生就座。按计划,各个院系轮番唱起了《歌唱祖国》、《保卫黄河》、《打靶归来》等红歌──曲目是学校提前确定好的,大屏幕上还滚动着歌词。 半个小时后,俞正声走进了体育馆。“交流是为了讲心里话,念稿子大家不爱听……我今天给大家上党课……没有教育人的意思。”向来不用讲稿的俞正声,这次也不例外,这番开场白先赢得了大学生们的掌声。 俞正声说,“我想讲两点,一点是坚定的问题,一点是忠诚的问题。”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的书国内没怎么出,也会从各种渠道流入国内。怎么样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间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随后,以中共历史为脉络,俞正声给学生谈了几个“怎么看”。 他说,“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北洋军阀丧失一点控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时机。很可惜的是,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 俞正声说,“报纸上当然没点共产党,但是说救亡图存的思想下,民主共和发展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俞正声说,“我是在哪儿看到这种言论的?是在我们上海的报纸上,而且是转载的北京的报纸。” 对于这个问题,俞正声举了自己4月在《新华文摘》看到的一篇文章为例。该文谈到,1920年,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的宁夏海原大地震,地震后一个月当地政府才向北洋政府上报了求救信息,得到的捐款也极有限。“我到上海以后,感觉很多人对上海的(上个世纪)30年代很留恋。30年代上海是金融中心,全国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上海是沙漠中的绿洲。2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了,上海为海原大地震做了什么?上海的富商们为海原大地震贡献了什么?” 在俞正声看来:“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俞正声强调,在这种时代特点下,中共诞生,就是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就是不能让社会、官僚们熟视无睹群众死活的状况在中国继续下去,所以才产生了共产党。 他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新中国的建立”。 “有人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军事上比国民党高,我觉得是不对的,根本上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俞正声随后谈到农民参加土改。 “有的同志说,土改就是农村里的痞子,把地主的财产分了,乱打乱杀,这个现在很多文章里面讲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土改中乱打乱杀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个地区群众的反水,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抗战时期也发生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群众拥护解放军和拥护共产党呢?从根本上说,土改运动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艰难的探索”。 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 如何看待当下的矛盾? “30年来国家有很大进步,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俞正声一一数道。比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现在银行高管一年薪水几百万,有的银行,老总一年可以几千万,“而上海的最低工资线是一个月一千两三百块,这可是几百上千倍的差距”。 “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此外,俞正声还谈到了当前社会矛盾不断地涌现。他说,“有一些社会矛盾是属于干部处理经验不足,没有在早发阶段赶紧处置;有一些社会矛盾是越渲染越大,本来没那么大。”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俞正声也历数了他所认为的原因。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难以避免阶段性的混乱。而这种快速发展、分配上的变化、财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人们谋取利益的冲动。 “这是正常的。”俞正声说,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的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新世纪利益多元多变,是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这是任何国家快速发展的阶段都难以避免的。 还有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分工变化,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他还强调,这不光发生在中国。 “第三,还有我们工作的不足和体制的缺陷。”俞以分配问题为例,他说,邓小平1993年就讲过,分配问题可能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难,应该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鼓励用各种方法去进行探索。“我想我们对小平方针的认识和实践上做得不够。” “此外,干部的监管使用上还有制度性的缺陷。”俞正声顿了一下说,“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不过俞正声告诉听众,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标准,他每个月工资一万一,“不算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市长韩正低一些。“抽烟是自己买,衣服也是按照市场价格买。” 俞正声也提醒说,(解决当前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建国以来的教训是什么,是急于求成,以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是GDP赛跑,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投资、那么大的货币量。” “我们总要找到新的途径和办法,就是靠各方监督的办法。”他甚至举了个自己的例子,他去年10月去崇明检查工作,结束后随行人员邀请他去看看当地一个湖。当时,大量游客在那,俞正声一行至少有四五辆车就开上去了,然后上了船。 俞说,从船上下来,游客就跟他打招呼。“第一句是,俞书记好;第二句就是,你买票了没有?我赶紧让秘书把票补了。”这段自嘲,也引得学生一阵大笑。 因此,“还是要扩大公开,置于群众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方面我们总要找一种制度性突破,扩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主动谈起敏感话题 谈到当下,对于一些政治领域的敏感话题,俞正声也不避讳地向学生们主动说起。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共产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他说,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大陆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 “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俞正声抛出一串反问。 他强调说,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俞正声还谈到另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在网上热议的“独立候选人”问题。 有意思的是,曾经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与来自湖北潜江的自荐竞选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之间,还有一段交集。 俞正声回忆道:“我在湖北时,潜江的书记说,我们有一个群众推荐的候选人选上了,经常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要区分情况,群众推荐不能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要分析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真正希望参与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个是要支持的;第二种是他想参与监督但没有经验,有时候说话偏激,这个也要支持,不要在乎;第三种可能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第四种可能就是出于想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 俞正声问这位书记,姚立法处于哪种状态?他说,还没有到第四种。俞说,你还是要帮助争取,不管是处于哪一种,只要他讲得对,你们都要改正你们的工作缺点,即使是不对,你也得改正你的缺点。“后来县里说,美国国务院请姚立法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问怎么办?我说,让他去呀,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么走下去,性质是要变化的。” 俞正声说,处理这种问题的界限,就是是否赞成宪法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在于他给你提多少意见。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中国的现实,如果离开了党,国家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今年都66岁了,干不了几年了,你们都是年轻党员,未来怎么走,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你们决定的。希望你们把握好未来的政治方向。” “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不会有希望。” 俞正声还向学生谈起“忠诚”的话题。“我说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不是一句空话,体现在很多的思想里。” “在座的有不少上海人,上海现在常住人口将近1/3是外地人,要不要取得上海户籍?要不要享受跟上海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俞正声说,“同学们是心里赞成还是表面赞成啊?这势必会涉及到一些利益。我们现在的高中不允许他们上,势必有一天,高中要给他们开口的,高中要开口子,等于大学也要开口子,大学开口子,等于原上海籍的高中生考大学就有竞争了,上海户籍的同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啊?”说到这里,他批评说,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进展太慢,有关部门的同志思想局限太重。 他停了一下,说道,“作为党员,就应该赞成。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这也不敢贸然地进行,上海老百姓很有意见。慢慢地循序渐进,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是明确的。” 他随后提到,忠诚也要“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他举例说自己在山东任职时,有一年山东的走私很厉害,大量走私汽车。“我当时在青岛担任市委书记,青岛刹住车了,威海、烟台都疯了。正好到北京开会,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济南军区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中央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 他随后还举了一个有关朱镕基的例子:“朱总理是好领导,你不跟他讲真话,他不信任你,你跟他讲真话,他反而相信你。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我对朱总理很尊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鼓励你讲真话。”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对党的未来怎么看?”在学生的欢笑和掌声中,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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