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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卡扎菲误判了什么

卡扎菲倒了。 2011年8月24日,当占领阿齐齐亚兵营的反叛者四处搜寻着卡扎菲住所的稀罕物之时,卡扎菲只能通过录音讲话表达自己的强硬,称自己撤出了首都的黎波里,而撤退只是一种战术安排,他还号召全民起来抵抗反对派。但卡扎菲所说的全民抵抗迄今没有发生,恐怕也再难上演。卡扎菲王朝已经终结,仅留的悬念只是卡扎菲会像萨达姆一样被拎出地洞,还是会像“南联盟三奇”那样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或者干脆像本·拉丹那样被击毙。 令一部分人意外的是,在的黎波里“陷落”的最后时候,没有连天的炮火,没有残酷的巷战,此前利比亚国家电视台上殊死保卫领袖的誓言,也被证明只是浮云。 进入21世纪以来,曾经的新兴民族国家,在那些被称为“独裁者”或“领袖”的领导人中,卡扎菲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前有穆巴拉克、本·阿里,还有更早的萨达姆。相比其他人,卡扎菲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个。他在位42年,让人几乎忘记了他是何时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 “绿色广场”曾记得那个27岁青年的荣光,更见证了他荣耀的顶峰。仅仅在两年前,利比亚庆祝革命胜利40周年之际,这里搭建起了巨大的舞台,竖起了卡扎菲巨大头像,全国狂欢了一周,而庆祝的核心主题就是对卡扎菲的感恩,参与庆祝的民众用最夸张的语言来称颂他的英明和成就。 他在国内接受内地万民称颂的同时,在国际上的处境也如沐春风。在“9·11”事件后,卡扎菲以一个180度的大转身,一改此前反美急先锋的角色——他第一个要求缉拿本·拉丹,并向美国表示哀悼;2003年,他宣布对洛克比空难承担责任,并付出了巨额赔偿;随后,他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6年5月与美国恢复邦交;2007年10月,利比亚重返联合国安理会;2009年,卡扎菲重新登上联合国的讲坛。彼时的卡扎菲如鱼得水,他甚至幻想着成为非洲的精神领袖,率领着非洲子弟兵抵抗“大国”对非洲的殖民。 一切到此戛然而止。在卡扎菲登上联合国讲坛一年多时间后,2011年2月15日,受包括突尼斯和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动荡局势影响,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发生了反政府暴动。 从当时的情况看,双方的实力确实相差太大。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的卡扎菲可能以为,轻轻松松就可踩熄这帮怎么看怎么像乌合之众的叛军。接下来的国际干预或许也没能让他动摇。毕竟,他曾经独抗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从它的狂轰乱炸中多次掸掉灰尘,重新骄傲地站在他的人民面前。 他拒绝了反对派让他下台,拒绝了非洲联盟提出的和谈,也拒绝了国际社会给他最后的体面,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强硬。 他忘记了,这已经不是他年轻时那个刚刚建立起的崭新的国家,一切都充满了无限希望与可能的时代,不是他组建人民大会让众多部落都能够分享权力、参与国家管理的时代,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发展经济,向民众提供廉租房和公费医疗就能够让人们心怀无限满足与感激的时代;更不是只要他站出来,人民就会自动和他站在一起的时代。 长期被吹捧已经让他高度自恋,越来越远地脱离现实。他已经很难听到真话,经过42年对异见的清洗,反对者都走向了地下。至于人民,卡扎菲可能以为,实现了人均GDP一万美元,加上廉租房和公费医疗就能让他们不吭声。但他错了,人民最终看到了石油收入并没有落到老百姓的口袋里。正如一个利比亚人帕格特对记者说的:“普通利比亚人并没有从经济改革中得到好处”,“绝大多数受益者依然是有权有势的精英”。而且,一个现代社会的人,不会仅仅满足于恩赐的温饱。卡扎菲或许忘记了艾森豪威尔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民只要温饱就能够满足,他们还不如呆在监狱里。” 卡扎菲最大的误判,应该是他没有想到国际干预会如此强势。不得不说,此次国际干预模式是一种新创造。二战后,鉴于法西斯极权的惨痛教训,联合国得以成立。这使得一个国家残酷对待自己的民众不再是“家事”,关起门来虐待孩子的家长,已不能被文明的邻居所接受。联合国的章程实际确立了这种国际干预的正当性,“国际执法”越来越多地成为了现实。这让萨达姆和卡扎菲们始料未及。 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还是卡扎菲们转变得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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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我的哥哥是个农民工

那天,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哥哥从老家来我所在的城市打工了。周日,我辗转找到了哥哥所在的工地。见到我,他十分惊喜。哥哥干的是室内水电安装,同来的还有村里的几位乡亲,我见到他与同伴住在简陋的临时工棚,眼下仍是酷热时,我劝说哥哥住到我家,可哥哥说:“出来干活,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在这儿挺好,大家都在一起。”我便不好再坚持。 想当年,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让弟妹们安心读书,长我两岁的哥哥在读完初中后,无奈而坚定地选择了辍学。我和弟妹们相继通过高考的“独木桥”,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有了工作,各自组建了家庭,过上安定的生活,多亏哥哥的奉献!如今侄女在读大学,小侄子在读初中,哥哥负担有多重,不言而喻。虽说有我们弟妹接济,有父亲的退休金,但毕竟有限。且我们兄弟都有共识:“救急不救穷,关键还得靠自己的双手。” 不过,每当看到图片上因为一身汗渍宁愿蹲在角落而不愿落座的地铁中的民工,看到公交车上因为携带收购的废旧物品而被众人拒绝上车的老人,我还是禁不住心头发酸:这其中也许就有我们的父老和兄长啊!虽说知识改变命运,在我内心里,却从来不愿以此来解释哥哥与我们弟妹生活境遇的不同。人本无贵贱之分,这个社会,应该给每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起码的体面和尊重! (作者为安徽省运管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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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传销,为何在中国屡禁不绝

阳谋论与现代政治格格不入,是政治运作宫廷化、暗箱化、权力不见阳光的产物,是非民主政治的通病。 阳谋论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长期盛行,“阳谋文化”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传销骗局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轻易击退了社会上下十余年来“打传”的努力。 2011年8月中旬以来,广西来宾等地异常猖獗的传销引起广泛关注,这些传销者动辄万人聚集、公然在市政府、公安局门口聚集。媒体曝光后,公安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最高领导都做出批示,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再次登场。在抓获传销分子九百多人后,浩浩荡荡的传销队伍正撤离广西,据报道,来宾、南宁等地的火车站的离站人流因此猛增数倍。 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对传销的扫荡式打击多次上演,但历年“打传”的经验告诉我们,传销很难从此终结。 1998年国务院10号文件全面禁止传销。十几年来,国家各有关部门大力打击,媒体对其危害性大力宣传,传销却屡打不绝:今日之传销队伍已不乏大学生、研究生等高学历人员;许多被解救者对有关部门的解救行动极为抵触,他们痛哭流涕,痛斥解救行动毁了其光明前程;许多人千里迢迢去解救亲人,但一与传销团伙接触,却很快变成狂热的传销分子……诸种荒谬绝伦之事,在神州大地,在光天化日下,连篇累牍地上演,实在令人困惑:传销何以有如此魔力? 近年来,针对不断进化、升级的传销活动,“反传销协会”、“传销康复中心”等公益组织积极介入,一些媒体、作家深入调查,许多曾经的传销受害者主动现身说法,专家学者们开展一系列研究,这些努力使我们对传销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以解开上述谜团。 一个基本答案就是,传销的魔力,在于它不仅是一种骗术,一个“非法集资、携款潜逃”的骗局;它更像邪教,是一种带有很强的宗教、意识形态色彩的精巧、严密的洗脑术。这种洗脑术之所以如此成功,正因为它与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心理十分契合,犹如一款犀利的病毒软件,轻易突破国人的心理防火墙,侵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系统,篡改系统,使系统按照它的设计运转,实现非常“完美”的洗脑。 当下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基础是传销活动赖以生存、壮大的肥沃土壤。这种土壤不被改变,传销就难以禁绝。下面我们将依据近年来出现的有关传销的一些调查纪录、亲历报告,来分析传销为什么是一种带有邪教性质的洗脑术,以及这种“邪教”由此兴起的文化心理基础。 (崔敬梓/图) 一场造就“新人”的革命 “洗脑”是精神控制的一种形象说法,其目的就是全面改变、控制一个人,使被洗脑者沦为操纵者的工具。被洗脑者不仅是被动的工具,他可以去对他人进行洗脑,将洗脑程序无限地复制下去。事实上,一切宗教、意识形态都谋求全面改造一个人。传销在这一点上与之非常相似。 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宗教,向来是穷人与受压迫者的福音,传销团伙吸收的对象也主要是农民、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等“弱势群体”:“这么好的行业,我们穷人翻身就指望这个了!”在传销者口中,“行业”是神圣的字眼,“行业”就是他们的上帝、大救星。 宗教讲“奇迹”,传销也大讲“奇迹”:“你不相信奇迹,但奇迹就在你身边”。宗教讲“见证”,传销叫“分享成功经验”。教会有一套由各级主教、牧师组成的教阶制度,传销也有一套等级严明的干部队伍担任组织、布道工作(上课),“课堂”就是集中布道的场所。宗教都有自己的圣典,如“福音书”等等,传销也有其圣典。 作家慕容雪村在其亲历传销后写成的纪实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中讲道,传销者每天要做的一项重要功课就是抄、读那份文辞粗陋、错字连篇的《业务洽谈》:“一个字都不能抄错,连标点符号都不能错!为什么,我告诉你,《业务洽谈》四千二百九十五个字,每个字都有它的含义,每个标点符号都有它的道理!你错一个字、错一个标点符号,意义可就完全不同了!”传销团伙中还经常开展煞有介事的“整风”:“只要你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是交心的行业。”宗教有成佛登仙的美好愿景,传销者管这叫“上平台”。传销者中流传的说法是:上平台那天,会有数辆奔驰或宝马来把自己接走,所有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像崇拜大明星一样,对自己高声尖叫。 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重要特点是口号盛行,传销团伙中也盛行各种口号。一切思想观念都被标语化、口号化,比如“四大快”、“五大保障”、“六大杀手”、“十二心态”、“三多三宝”等等。而实际上,所有口号、标语的实质就是将一种哲学、思想删略、简化,使其庸俗化、教条化,以便传播,动员群众,口号的大量出现正是一种有活力的思想沦为教条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志。被洗脑后的传销者,头脑中充满口号。这些口号的作用,正如密尔所说,只是把人心僵化、硬化起来,并像一名监守心灵的哨兵一样,阻挡任何其他鲜活的信念、思想进入。 宗教性的组织形式,加上信息隔离、言论控制、高强度的宣传攻势,以及运用“找平衡感”、“提生存危机”、“提自信”、“提激情”等一整套心理操控术,成员之间互相监督、感染,一个个“新人”就诞生了。 绝大多数传销者入伙后精神面貌会焕然一新,觉今是而昨非,人生一下子找到了方向。湖北青年王浩根据自己半年多的传销经历,写成《传销洗脑实录》一书,里面记录了某传销者的肺腑之言: “以前的我是个结巴……很多人看不起我……别人发给我的工资比当初承诺的要少,我却因为胆怯和结巴,不敢找人争辩。在社会底层,我过得很难受。可是在这里,我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找回了自信。只有在这里,我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他们主动把讲故事、讲课的机会给了我,让我得到了锻炼……” 传销团伙中严明的纪律、高强度的励志操练使挫败感很重的底层民众一时斗志昂扬、精神焕发。团伙的组织管理也相当“人性化”。通常每一套房子住十几个成员,被称为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倡导热情待人,感恩敬业,杜绝酗酒、赌博、吸毒、偷窃等一切坏毛病。 很多传销组织号称有18种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帮人”。在这种氛围中,社会上饱受欺凌的弱势群体极易找到尊重感、归属感。 社会生态的丛林化、过度贫富分化、道德失范,正是传销兴起的重要根源。 披着政治化外衣的传销话语 传销话语体系具有强烈的泛政治化色彩,把本与政治无关的东西都扯到政治上来,以政治的概念术语、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对待这些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中央集权传统最深厚的国家,两千多年来,政治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强大的主导力,社会完全从属于政治,独立于政治的市民社会迟迟不能真正形成。这导致中国人在对待经济、科技、艺术、教育、体育等一切问题时都有强烈的政治本位意识,离开政治思维模式就无法理解这些问题。 泛政治化现象在传销话语中有典型体现。比如传销组织中广泛流传的《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的第一条:“每位业务员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关心他人、大公无私、树立勇为他人做奉献的精神,认真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风貌,……”第十一条:“各级业务员要把上级的会议精神不折不扣地及时传达到位,一级抓一级,层层抓好。”这完全是模仿政治文件的口气、叙事方式。 传销团伙有个众口一词的说法,认为传销是国家暗中支持的一个新生事物,是国家为对抗国外企业入侵、应对WTO、保护民族经济等等特地引进、扶植的,因而不但合法,还肩负着救国救民的伟大、神圣的使命。广西的传销组织中广泛流传这样的荒唐说法,说是凤凰卫视曾这样报道他们: “在祖国的大陆上,正发生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支不穿军装的部队,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打造百万富翁的摇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志之士,他们在媒体的掩护下,忍辱负重,积极运作,默默构筑着祖国的经济长城。” 他们还有鼻子有眼地杜撰出传销(他们称之为连锁销售、资本运作、网络营销、人际网络、电子商务、直复加盟等等)是原经贸部长某某1998年5月12日从新加坡(或美国)引进的,以及1998年国家在“青岛会议”上制定出“十六字方针”等等。对“十六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各团伙的说法有所不同,有的是“允许存在、鼓励发展、低调宣传、规范试点”,有的是“允许存在、限制发展、低调宣传、严格管理”等等。 除了这些大致的共性外,不同地区的传销组织还附会上一些有各自地域特色的说法,如陕西的会说其所从事的“行业”是国家为支持西部大开发而特地引进的,东北的会说是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河南的会说是支持中部崛起,广西的会说是为了开发北部湾等等。广西的传销群体中曾广泛流传一条短信:“上海东方早报头条:国家投资广西五万个亿,打造七千万个百万富翁”。 经过这样一番泛政治化的论证、包装,“传销意识形态”精确地契入每个缺乏现代政治社会观念、只会以集权政治的思维方式看待一切的从业者的意识深处。 中国特色的“阳谋论” 传销话语中非常吊诡的就是“阳谋论”的泛滥,集中表现在他们关于国家“暗中支持”、“宏观调控”的说法。 十余年来,国家对传销大力打击,媒体猛烈揭批,这些事实显然与传销团伙所说的“国家支持”相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未给他们造成多少障碍,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行骗的借口:国家支持是“暗中”支持,并不明说;而有关部门的打击、媒体的报道,其实是国家对这个行业的“宏观调控”。 至于国家为什么要“暗中”支持,他们有多种说法。比如,传销虽是中国民族经济崛起的希望,但WTO不允许中国搞,中国为了钻WTO的空子,就暗中搞,公开大张旗鼓的打击是“做做样子给外国人看”;传销是国家给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发财的农民、穷人的一次翻身的机会,因而要靠穷人之间互现转告,如果国家公开宣传,说有这么一个行业投入几千可以赚到几百上千万,数钱数到手抽筋,那所有人都会趋之若鹜,这不但违背了国家的初衷,还会造成社会混乱;国家打击是为了本行业的健康发展,目的是要淘汰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媒体的负面报道是“狼”,有狼存在,兔子(传销者)要经常奔跑,因而保持良好的体魄,反而能生机勃勃等等。 打传行动中,“网头”极难抓到,抓到的基本都是下层人员,传销的受害者,达不到犯罪的程度,一般在说服教育几小时后就被放了。这正成为他们坚信“国家支持,宏观调控”的铁证:“如果我们真犯了法,为什么不抓我们去坐牢?这不是宏观调控又是什么?”这样,他们很快又回到“传销第一线”。这就是“国家打击反而成了行骗的借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吊诡局面?这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是中国政治长期以来“阳谋”盛行的结果。政治中的阳谋论,主要表现就是权力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可以采取各种欺骗手段,可以信誓旦旦、暗下杀手,可以“钓鱼”、“引蛇出洞”,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然,这种“目的”被宣称是利国利民的,否则就是“阴谋”。 阳谋论的流行有非常恶劣的后果,就是社会中丧失一切有公信力的话语。一切明言的东西皆不可信,“暗中”都可有其他解释。因为是“暗中”,所以存在无限种可能,怎么解释都行。这时公权力机关的各种辟谣、声明都无济于事,反而会被视为新“阳谋”。“阳谋”正是这样一个“自我毁灭的怪圈”。 有现代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公开性是现代政治的根本原则,公共事务的公开化、透明化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根本不同之处。在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政府指示媒体大量发布欺骗民众的信息,又在暗中做相反的事,这是骇人听闻的,这样的事一旦曝光,必致政府下台。阳谋论与现代政治格格不入,是政治运作宫廷化、暗箱化、权力不见阳光的产物,是非民主政治的通病。 阳谋论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长期盛行,“阳谋文化”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传销骗局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轻易击退了社会上下十余年来“打传”的努力。 出路何在? 传销是一种带有邪教性质的组织性犯罪,不仅使广大受害者的财产蒙受重大损失,而且对其心灵造成深刻、长久的毒害。传销绝非疥癣之疾。如上文分析,传销大肆兴风作浪,有深厚的社会事实基础与文化心理基础。因而,要消灭传销,不能仅靠工商、公安等部门一阵风式的“打传”行动,消灭其赖以生存、壮大的土壤,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消除过度的贫富分化,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民众获得生活上的安全感;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使民众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能够获得基本的尊重,从而对社会产生归属感;还要使广大民众逐步具备现代政治观念,提升公权力的公信力,培育其他有公信力的社会力量,才能使传销组织“宏观调控”式的诡辩、蛊惑无机可乘等等。 这些正是目前改革开放面临的根本问题。解决上述问题,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然而,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作者为湘潭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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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伦敦骚乱,英国不相信“法不责众”

尽管2012年伦敦奥运会迫在眉睫,但8月初在伦敦发生的大规模骚乱极大地损害了这个城市的形象。美国《纽约时报》在反映骚乱的文章中援引了一位喜剧作家的话:“这是历史上最差的奥运‘开幕式’。”因为一直以世界一流大都市形象示人的伦敦,用一场看似笑话的骚乱招待了所有人关于奥运的幻想。 按照许多人的思维,为了明年奥运会的大局,伦敦当局应该尽快降低此事的负面影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过伦敦当局似乎完全没这根筋,骚乱过后,伦敦警方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抓捕行动,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将骚乱肇事者绳之以法。据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8月15日报道,英国伦敦警察局代理专员蒂姆·戈德温日前透露,共有三千多人将因参与不久前伦敦发生的大规模骚乱活动受到审判,这也将是英国现代最大规模的审判。 戈德温誓言让所有骚乱者和劫掠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并表示警察的抓捕行动规模将是空前的。他说:“我们会将三千多人送上法庭。尽管这份工作很艰巨,但我们有许多照片,我们有许多视频监控记录,我们也发动了许多人参与抓捕行动。” “法不责众”这个词在伦敦当局看来完全是浮云,在他们的法治观念里,似乎谁只要犯法了,谁就必须付出代价。当然,也压根没有为了奥运会,为了所谓的国际形象而放过肇事者的打算。 此次被捕的居然还包括伦敦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切尔西·艾夫斯,这位18岁的女足明星因为打砸警车、抢劫手机商铺而被捕。此事被英国媒体广泛报道,似乎一点都不给自己的奥运会留面子。 23岁的大学生罗宾逊因为趁乱偷了一箱矿泉水而被判6个月监禁;在曼彻斯特滋事的28岁男子承认偷走两件毛衣和两件音响器材,被判监8个月;另一名22岁男子承认袭警,被判监4个月;一名叫奥邦亚努的42岁男子,承认公开羞辱并妨碍一名警察,被判监禁14个月……因参与骚乱被抓的有百万富豪的女儿、正在舞蹈学院学习芭蕾的高材生、小有名气的歌星。英国人的秋后算账,真是毫不含糊。英国首相卡梅伦始终在强调,要让肇事者“必须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代价”。 18岁的丹尼尔·萨坦·克拉克和其母已经收到政府发来的驱逐信,要求他们立即搬出由英国纳税人支付的一套价值22.5万英镑的两居室廉租房。原因在于克拉克参与了骚乱并在一家商店偷窃了电子商品而遭起诉。英国当局认为他们再也没有权利享受纳税人出钱提供的廉租房福利。包括首相卡梅伦在内的多数英国人支持这些严厉的惩罚措施,因为在他们看来,违法必究、维护法律的神圣和尊严才是最重要的“大局”。 【点评者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英国警方如此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英国民众以及世界舆论都找不到太多理直气壮的谴责理由。 责任编辑: 史哲 助理编辑 陈斌 实习生 张雪歌 网络编辑: 上官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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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被过度解读的拜登吃面

2011年8月18日,美国副总统拜登一行5人在北京姚记炒肝店用餐,点了5碗炸酱面,10个包子,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以及可乐等,总费用79元。 在拜登用餐期间,炒肝店外,中国武警五步一岗、三步一哨,周边停靠了超过50辆警车。 拜登套餐 @李航宇 :拜登,你真不给“面子”。拜登公干来北京,谈判认真拒宴请。小店五碗炸酱面,大家立马开了眼。费用总共七十九,不够一杯茅台酒。拜登自己掏腰包,居然不要开发票?支付小费还道歉,口称人多造不便…… @芮成钢 :有感于拜登吃面:1.美国政治家善于塑造公众形象,这是制度决定的;2.美国使馆很会做公关传播美国,值得借鉴;3.美国人吃饭确实没那么讲究,尤其是中饭,政要明星也常常一个三明治就解决,这是文化差异…… 在拜登用餐期间,炒肝店外,中国武警严阵以待 【点评者说】 拜登吃一碗面,让中国民间、舆论又是一波躁动。“作秀”说有之,“公共外交”说更有之。其实,一美国高官到中国来,近距离看看中国民众怎么生活,体验一下地道的北京小吃,可谓人之常情。在美国政治文化中,一顿简餐更显感情。2010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美,两国元首共进的一顿午餐就是到汉堡店点了两份套餐。和这次姚记炒肝店不同的是,美俄总统身边就几个贴身警卫,没有我们这么大阵势。其实,警车少点、一切如常,才更能体现中国国泰民安。 责任编辑: 史哲 助理编辑 陈斌 实习生 张雪歌 网络编辑: 上官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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