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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媒体札记:“扶不起”的老太

(2011年8月31日) 一 在江苏,感叹世道险恶的例子不仅有“南京四逃犯劫持客车,警方开枪处置”的突发新闻,影响更加久远的恐怕还是“南通一名司机扶起受伤老人被诬肇事者”。如果说之前的彭宇案、许云鹤案还有事实争议,那么这桩凭借监控录像水落石出的风波,算是给了那些哀叹“人心沦丧”“好人做不得”者一个铁证。 根据本地媒体报道,8月27日,江苏如皋交警接到报警,称一辆大巴在如皋石庄镇西边的张黄立交桥上撞倒一名骑三轮车的老人后逃逸。面对调查,这位家住石庄的石姓老太称,那辆撞倒她的大巴是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公司的班车。接到警方通知,客车司机殷红彬赶到交警中队接受调查,可所述与石老太太指控完全相反:自己开车经过张黄立交桥,下桥时发现前方有辆三轮车横在路面上,靠近后看清楚是一名老人被压在车下,于是他靠边停车,下车搀扶那位老人。车上的乘务员和乘客可以作证。为了避免班车误点,他将老人交给一位刚好经过现场的村民,就开车离开。 一方称自己是乐于助人,而另一方称对方就是肇事者,各执一词之时,警方发现飞鹤快客大巴车都安装了车辆监控系统,能够实时记录车辆前方情况。于是,经过调阅监控录像,警方发现,正如殷司机所述,当车辆开始下桥时,前方道路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随着车辆慢慢靠近,可以看到,是一辆三轮车横躺在路当中,隐约能看到摔倒老人的一条腿。 在江苏拥有最多读者的《扬子晚报》昨天通报,当记者找到石老太家时,这位躺在床上不停呻吟的老人连声说“我对不起司机师傅……”,称自己被另一辆车撞后“头脑发昏”,误以为后来将自己扶起的正是肇事者,“后来清醒过来后,才想起来不是这辆车,心里很后悔。”而报警人、石老太之子“既内疚又委屈”,他承认当时“是听了旁边者说的情况,让我们误会了好心人。” 正如文章所述,此事经中央电视台在事发次日介入报道后,石老太及家人“受到来自多方的谴责,承受着极大压力”。不仅是央视新闻主播以“别让好人不好做”为题点评,呼吁“降低做好人的法律风险,提高说谎者的法律成本,才可以打消救人者的后顾之忧”;那句“情感底线能受得了几个这样的老太太?”的全民质问更是流传广泛,所谓“归根结底是其涉及到人性中的最基本最普通的善与恶,触碰到人们对于助人为乐的情感底线,拷问着社会的诚信和道德”。本就以年青人为主体的网络留言者口诛笔伐,不留情面,发泄“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愤懑,斥责老太太们“没有道德”、“诈骗”,哀叹社会现实无情、雷锋精神将死,质问“以后还有人敢扶老太太吗”,宣布“遇见什么事情也别停车了,不然就讹上,说都说不清”。彭宇案和许云鹤案中的法官被频繁提起,人们痛心于那些依据“性本恶”做出的判决是多么败坏人心、错误示范。 今天,时评作者们更是集体上阵,为这个时代寻求“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答案,最大的问号指向“如果车上没有摄像头”。 《新京报》发表作者评论,叹息“虽然好心人恢复了清白,但人们却高兴不起来……殷红彬事件和彭宇案件本质上没区别,都是善良被邪恶压制的结果,只是,殷红彬运气比彭宇好一些而已。”获得新浪头条推荐的这篇文章指责,“在个人私利的膨胀下,有的人完全不顾廉耻,恩将仇报。如果这个脉络不断延续,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是伤害人们的善良之心,二是摧毁社会的基本道德秩序,三是伤害人际间的基本信任”,认为石老太太的说谎行为“不止是违反道德那么简单”,就此呼吁执法机关以诈骗未遂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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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章敬平 | 国家秘密不能让我们感到神秘和恐惧

2009年6月23日,当我听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草案,脑海中立即冒出十年前学习保密法的感受。在我从法律文件上看到“国家秘密”的那一刻,我想到的是电影中的“特务”,亦如情窦初开的小男孩默默猜想的少女的月经,有点神秘,有点恐怖。     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以无数像我这样的人民的名义,审议这部规制了我们20年的法律,我想告诉以我等公民的名义进行审议的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们,作为一个非官非兵几乎从不涉密的普通公民,我对修订之后的保密法,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国家秘密不再让我感到神秘,更不能让我感到恐惧。     我希望国家秘密不再让我感受神秘,不是愚蠢地要求修订后的保密法不再保守秘密,而是希望它能处理好国家秘密和我的知情权之间的关系。在民族国家楚河汉界军备竞赛不见减弱谍报大战如火如荼的今天,从来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我,丝毫不敢看轻保密法所看重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在偶然之间,情势需要我履行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我会不折不扣地履行。可是,一切负有保守国家秘密义务的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的头头脑脑们,不能以国家秘密为借口,将本来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瞒得严严实实,将本来应该在太阳底下公之于众的信息,搞得神秘兮兮的,连问都不能问。     我希望修订之后的保密法尊重我的知情权,除了满足周知世界的一己之私,还有期待我们的政府更为法治的考虑。我们的政府早已通过总理宣读过一份简称为“法治政府纲要”的承诺书,答应按照法治政府的定义,还我们一个廉洁的政府、高效的政府、透明的政府、守信的政府。正因为此,国务院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让我们拿起知情权的鞭子,督促政府往公开、廉洁、高效、信用的方向跑。可是,我听说,跑着,跑着,就遇到了保密法的阻碍,闹出法规之间打架的笑话。且不论道听途说的消息是否可靠,我仍然希望修订后的保密法,像个人似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两部可能相互抵触的法规和谐共处相得益彰,避免那些心怀鬼胎的官僚们,躲在充满鬼魅色彩的掩体中,打着“国家秘密”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捞钱劫色骗荣誉。     我希望国家秘密不再让我感到恐惧,不是要求修订之后的保密法放弃必不可少的暴力机器,而是希望暴力机器不要盗用国家秘密的名义,随意侵害我的个人权利,干涉我的隐私,妨碍我的生活。什么样的信息才是国家秘密?国家秘密的密级谁说了算?什么样的行为可能导致国家秘密的泄漏?等等这些问题都得说清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们,你们需要避免我日后可能的麻烦。你们不能让我看着弹性空间甚大的法律条文,听专司保密调查的机构和个人,任意解释,随意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们也不能让你们审议通过的这份法律文件,对涉密问题规定得过于笼统,使我无法厘清自己行为的边界,让我一不小心瞥见红头文件的时候,就手足无措,担心自己刺探了国家秘密,浑身不自在。面对一部分官方资讯,我希望它们不再是“皇帝的新装”,看得,说不得。我不愿意泄密,也不愿意因为恐惧而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为了保守天下人都知道的所谓“国家秘密”,而扼住自己的喉咙。     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有知情的权利。我希望修订之后的保密法,不要让我这样的普通公民,一听见“国家秘密”四个字,就心生鬼魅,感到恐惧。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请你们不要反过来问我,究竟怎样修订,才能保障我所珍惜的自由和权利。我得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们,我不知道,因为立法的ABCD不是我的专长。更为重要的是,你们是我这样千千万万个纳税人花钱“聘请”的服务员,在你们努力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那天起,你们就用行动宣称你们接受了我们的委托,让我们满意是你们的职责。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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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章敬平 |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也不是政治家

我们是记者。我们以采掘新闻为天职。我们传播新闻,让住在小村庄小市镇里的平民像国王一样,享受知道的权利。我们的前辈,用马匹,用驿站,用邮差,用电报电话;我们用传真机,用可视电话,用手机,用“伊妹儿”。采集传播新闻的手段始终在变,不变的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责:自由而负责任地传递新闻,让公开、充足、未受污染的信息,驱散密室的阴霾,填平不对称的信息鸿沟,福佑公众。尽管真相永远在他处,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我们的老板可以和客户讨价还价,我们会因为所在媒体的广告的上涨下跌,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福利,但这不是我们贱卖自己的理由。足够的酬劳,完备的合同,的确是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前提,可收入不是我们出卖公众知情权的借口。我们不是被人用枪逼进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我们可以选择做银行家,我们也可以选择福利薪酬更优厚的媒体公司,我们不是终身受雇于哪一家媒体的“包打听”。       我们不是神话中的人,撒谎一次不会成为撒谎者,受贿一次亦不会成为“文丐”,但选择以记者为职业,就得听命于我们与无数受众从未签署过的契约。公众才是新闻的购买者,尽可能客观、公正、翔实地向公众报告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新闻当作商品的话。买家转瞬即逝的兴趣,注定会使易碎的新闻产品了无踪迹,但我们不能因之而轻慢它在那一天的意义,无论它们多么琐屑细微,都是我们记录的那个日子的永远记忆。       我们不是商人,但我们不排斥我们所效力的媒体,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时段,与其他媒体竞争。我们参与竞争,鼓励我们所在的媒体战胜对手,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竞争的媒体市场,才能消弭平衡公共舆论的威胁,更为接近事实真相,更能实现公共利益,也能予我们更为方便的福利。       我们是记者,不是政治家。像政治家宣示的一样,我们信奉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人类迄今发现的最好的价值观。和百年中国新闻史上那些灿烂流芳的名字一样,我们视宪政中华为基本理念,认为宪政是最好的政治安排。但我们的职业是记者,不是政治家。我们是新闻的记录者,不是新闻的制造者。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争取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的路径,是记者的职业手段,而非政治活动。我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我们不能利用记者的权力,将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张,粗鲁地硬塞给读者观众和听众。蛊惑,煽动,打倒,改良,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仅仅负责报道。当然,任何一个记者,都难以做出没有倾向的报道,我们所要争取的,是竭尽所能地限制我们参与政治的冲动,而不是放任。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为公众守夜的“狗”,我们的使命是发现问题。理论上说,政治家也背负同样的职责。但西方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家作为“家”的才华,有时候在于制造话题。备受关注的话题是我们靠近公众的武器,但我们的话题首先应该是真实世界的真问题。记者的职业定位,决定发现问题比制造话题更重要。转轨时期的中国,有向上的痛,也有向下的痛。如何理解“痛”的性质,用什么样的良方去医治“痛”,是政治家的事。我们的职责在于发现痛处,而不是哗众取宠,用伪问题骗取公众的眼球。       政治家看重意识形态,我们也是。就我们的现实而言,规范比意识形态更急迫。新闻学是一门学科,新闻业是一个行业,记者是一个职业,有学科就有学术规范,有行业就有行业标准,有职业就有职业技术。为什么要在报道中写上“据悉”?如何在报道中把握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名誉权的分寸?怎样看待反倾销中的民族主义和贸易规则?可用“等等”无限罗列的技术问题,是否真的已被我们掌握?       看看我们过去的报道吧,想想我们有没有因为畏惧而巴结富人,因为怜悯而偏向穷人?有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偏见,替代新闻业的技术准则?我们再也不能一遇地方官员和私营企业主的争执,就先验地假定政府在打压私营企业。不能一见大火矿难,就确定腐败的主题,再让事实迁就于观点。过去,我们失望于前辈同行“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新闻价值判断,现在,我们要小心自己落入“市场经济好计划经济糟”的窠臼。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也不是政治家。请返回我们的原点,遵守记者必须遵循的原则,视客观公正为我们头顶的灿烂星辰,以免像少数政治家那样,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沼,像少数商人那样,被利润所吞没。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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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章敬平 | 为什么离职总是难免的

多数被动离开媒体的人,若干年后都不愿回首他或她曾经的故事。就像我看过的离婚的人,很少有人愿意说起过去的婚姻生活。 岁末年终,送别同事的歌声,又一次唱起。 我已经很少和同事们应酬,但我还是如约而至,在午夜的钟声越过零点的时候,来到广州城区的一个KTV。 被送别的人,是我的同事,若干年前,她还短暂地做过我的头,仅仅几天,我们还没有说过几句话,她就匆匆告别了北京,来到这座南方的城市。 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会因为生活的变故,来到南方,进入她所在的报社,再度与她成为同事。 看着KTV里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真想笑,我还没有完全熟悉这里的人和事,她就要走了。从南方重回北方,八年的时间,重新返回了起点。 过去,我没有问过她,为什么从北方到南方,我猜测,可能是为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新闻理想。第一次短暂的同事经历,她在我的脑海中遗留了一个细节: 为了写一句令自己满意的话,她坐在我旁边的那台电脑上噼噼啪啪反复地改。改善,改善,先改而后善。我想,如此对待文字的记者,一定是个追求完美的记者,一个在乎理想的新闻人。 第二天早晨,我和她一起吃早餐,她说到家庭,说到孩子,说到她对新闻的理解。尤为感佩的是,她说她的走,不是因为害怕理想的失落,而是希望她对孩子能有更多的在身边的爱。十年了,我在很多新闻机构送别过许多同事,伤心、怨愤,往往是离别的基调。大多数离开单位的人,若干年后都不愿回首他或她曾经的故事。就像我看过的离婚的人,不愿意说起过去的婚姻生活。 大凡愤而离职的人,多数是有些理想、有些能力、有些脾气的“三有新人”。离职的缘由大致有三: 所在媒体丧失理想,忘记媒体本分,不能给他或她插上飞翔的翅膀; 所在媒体过于官僚,动辄枪毙稿件,贬损了他或她的劳动价值; 所在媒体无视人才,不能给他或她腾挪的空间,妨碍他或她的前程; 所在媒体江湖争斗,或者是输了牌,或者是赌了气,或者是左右为难,不愿夹缝中做人,意兴阑珊而去。 离职的人,走的时候,有的和风细雨,有的大闹天宫,有的按合同履职到最后一刻,有的上访告状将内部纠葛演变成公共事件。无论怎样的结局,均为我们所在的这个行业贡献出茶余饭后的谈资。 起初,我在同行聚首时,听这些江湖上煞有介事的纠葛,还觉得蛮有意思,日子久了,就厌烦了,一听人说起江湖,抱怨老板和同事,就想拱手别过。从业十年,见惯了江湖恩怨,渐渐懂得,很少有哪个恩怨能分得清是非。越是接近市场化的媒体,媒体和个人之间的不愉快就越多,很多不愉快往往是因为我们和单位之间的关系没有摆正。彼此就像一对感情破裂的夫妻,都觉得对方辜负了自己。 最近这两年,以理想为旗帜的清君侧运动少了,相应的,以理想的名义集体出走的案例也就少了。感觉十年前就在圈子里混的少年英雄成熟了很多,离职虽然越来越频繁,但理性得多。人们越来越将离职看作个人选择的结果,而非媒体和员工之间的恩怨情仇。 别人的事,我很难说清,自己的事,则是明明白白的一本账。 我第一次离职的时候,四分是因为少年攀高枝的冲动,六分是因为找不到新闻理想的门。当我充满怨愤地跟领导说,我要走,我再也无法忍受动不动枪毙稿件的蛮横无理。领导也很怨愤,我看到他的眼睛在说话: 我给了你工作,我给了你编制,我给了你什么什么, 我猜,他的眼睛还在说: 把我曾经给你的都还给我! 后来,我在新的媒体又离职了,理由很简单,我要去一个容易对家庭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机构。领导们似乎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理由,分手的时候,彼此都觉得对方不错,虽然,我们曾经也有过一晃而过的不愉快。枪毙稿件,偶然也会带来不愉快,但是,曾经的难受已经减轻了许多。 记得汶川大地震期间,我去四川,在震区,一周内写了四五条稿子,极度疲惫。由于种种可以想见的原因,最后见报的只有一篇评论。很多同事给我发短信,安慰我,我回复一个同事说: 虽然我的稿子被枪毙了,但是,报社已经为我的稿子支付了对价,给了我稿费,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能想通,并不表明我不难过,稿子被枪毙了,怎么会不难过?我为了写水临绵阳城下的稿子,一次次熬夜采访,看人们在大水来临的夜晚是怎样度过的。我将那篇稿子当作我在地震中最好的稿子来对待,心力和人力投入都很大,最后还是从头版头条中被撤下。可是,我怨谁呢?又不是报社领导因为讨厌我枪毙了我的稿子。何况,报社按照规定,枪毙掉的稿件也是支付奖金的。我还要怎样?奖金不能解决内心的懊恼,但它毕竟是一个补偿。 从我的叙述中,你们可以发现,我已将自己的工作兑现成一笔生意,虽然这个词听起来很刺耳。但是,我们如果遵守生意规则,播种商业文明,生意又有什么不好呢?西方人早已将新闻变成了一笔生意,可是,这笔生意并未让新闻界忘记责任,生意中的公司和记者,也没有闻到刺鼻的铜臭。 2008年秋天,我去路透社考察,他们的门口放了一本大大的书,让每一个进来的人先翻他们的书,当然不是要求你一定要翻。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呢?是路透社历史上所有因公殉职的人。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员工的尊重。 我想,如果我们的同行看到这样的大书,可能会生出诸多羡慕和感慨。的确,在快速公司化的中国新闻界,我们看到了生意的蒸蒸日上,我们看到了合同对记者编辑的商业约束,却未看到公司化背后有什么样的商业伦理在表达媒体对人的尊重。 在中国新闻界整体上还没有形成好的企业文化的时候,我们孤立地要求一两家媒体如何如何有君子之风,既没有必要,也不现实。我们只能将媒体和记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合同关系,将彼此看成一纸民事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我们只能依据合同,按照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对方履行合同的给付义务。我想,如果我们彼此之间都能这样想,我们可能不会哭得那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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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章敬平 | 江湖是需要兄弟的

我没有与生俱来的江湖兄弟。我像一个乡下来的孩子,怯生生地穿行于京广线两头的新闻编辑部,是新知、故旧和乡贤驱散了我的孤独和怯意。 2000年春节刚过没几天,我拖着一个行李箱,裹挟在潮水般涌动的民工中,挤上北上的火车,孤独地离开合肥。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经由两个寒风中裹紧棉被的保安的指点,我终于摸进了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中国新闻社那栋陈旧的大楼,在一片狭小的办公区域,莫名其妙地开始了新闻江湖的又一段旅程。 安徽的新闻江湖已成快乐的记忆,消失在并不如烟的往事中,眼前是一个看不见底看不到头的新的江湖。 江湖是需要兄弟的。 没有兄弟的江湖,孤独、冷清,且让人胆怯。不同于那些出身于北大、人大、复旦的新闻人,我在京城没有自己的同学,换言之,我没有与生俱来的江湖兄弟。我像一个乡下来的孩子,怯生生地,懵懵懂懂地穿行于《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部,是新知、故旧和乡贤驱散了我的孤独和怯意。 新知 刘丰和任雪松是我在京城最早的两位新知。 当时,刘丰是《中国新闻周刊》的新闻部主任,年届而立,案头放着儿子的照片,笑哈哈地说“三十儿立”。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和他的系友们表现出的整体特征一样,刘丰特别善于做新闻。 任雪松和我是同龄人,性情温和,乐于助人,在那个不喜欢做公务员的年代,他辞别北京市某机关,辗转跑到《中国新闻周刊》做了编辑。 我赶到《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部的那天下午,办公室就刘丰和任雪松俩。晚上,编辑任雪松带我回他的出租屋,吃了顿河北人过年的饭菜。 第二天早晨,上班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因为价格,我和任雪松差点和司机打了一架。可能是因为那时的北京还没开奥运会,司机们还不会唱“北京欢迎你”,脾气很大。 随后的日子里,刘丰在中新社的小屋,任雪松在民族大学附近的出租屋,成了我混迹京都最初的庇护所。 好玩的是,生于辽宁的刘丰是满族人,生于河北的任雪松是蒙古族人。我没有想到,我在北京最早的两个朋友,竟然是少数民族人士。 《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部当时没有多少人,骨干中,四个人大的,一个复旦的,一个武大的,一个川大的,他们多数人学新闻,少数人学中文,这集中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央新闻单位和教育部直属高校之间的分配接受关系。我们还可以看出人大新闻系毕业生在当时北京新闻单位中的领袖地位。 他们是根正苗红的“正规军”,此外还有自由征募的“志愿军”,一个北京医科大学的医生,一个合肥工业大学的建筑师,一个江西师范大学的语文老师,看看他们毕业的院校、所学专业,就可以窥见彼时新闻江湖的端倪,发现某些市场化新闻改革的细枝末节。拜市场化改革之赐,热衷于新闻的非新闻专业人才,仰仗独自修炼的新闻禀赋,也和人大新闻系的高材生们一起,做起了“做中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的梦。 那时候,新闻单位普遍存在“正规军”和“志愿军”的差别: 干的是同样的活,在帮派内部的升迁机会、工资待遇等,却不完全相同。即使是市场化改革较为先进的《南方周末》,大学毕业刚刚分配到报社的正规军和从江湖上征募的志愿军,虽然实现了同工同酬,但晋升机会也并不均等。 十年后的今天,《南方日报》集团那栋大楼里的新人,都将档案放在了人才交流中心,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大体实现。怎么说,这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吧。 任雪松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本来可以进入“正规军”序列,可他毕业分配的时候,没有直接进新闻机构,而是去北京公职机构弄了一个公务员的指标,留在北京,而后回归本专业。 我在京城的新知中,好几位是“逃出”行政机关投奔“新闻延安”的“志愿军”。拙诚的《商务周刊》主编高昱前脚跨进某中央级机关,弄了个留京指标,后脚就溜了出来;谦谦的《外滩画报》原主编陈涛,在国务院某部委晃悠了好几年,还是顺着七年哲学教育的余脉,杀进了《南方周末》。 这些,在人民大众高呼“生子当作公务员”的今天,简直就是逆潮流而动的犯傻,可是,此类事件当年为什么会频频发生呢?我没有做过详尽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很难说得清楚,通过我和他们偶然的交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 其一,天生就不喜欢做公务员,厌倦公务员的生活方式。其二,新闻记者的待遇优越于公职机关。2000年前后,一个年轻人走进《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媒体,与他们走进国家机关的收入差别,多则七八倍,少则三四倍。其三,生来就有“闻青”的气质指向,对新闻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喜爱。 故旧 不到半年,我慢慢熟悉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环境。 有一天,我在编辑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在我的江湖生活中相当于茅十八之于韦小宝的方三文,以南方周末式的热忱约我晚上小聚。 福建青年方三文现在是网易的总编辑,那时候则是《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副站长,是《南方周末》从北大应届毕业生中招录的正规军。 当时,我与方三文的交道其实很少。之前的1999年的夏天,曾经是福建高考文科第二名的方三文,去合肥出差,看到我写的某个新闻素材,邀请我吃饭喝酒说黄段子。那时候,我是《南方周末》的粉丝,以受宠若惊的心态,靠近了代表先进文化的方代表。 几天之后,我们又在合肥,和一个共同的朋友,一位可以写入侠客传的新闻界的奇人,喝了回咖啡。世事如棋,步步难料,当年那位搞得江湖上风生水起浊浪滔天的朋友,如今已锒铛入狱,徒留一声叹息。 当晚,方三文打了一辆出租车,停靠在中国新闻社楼下。我顿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世界真他妈的小啊!” 我对这句话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十年的江湖生涯中,我时常有此感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有意思。以我个人的眼光看,方三文待人固然热忱,骨子里却没有江湖习气。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同志,竟然无意之间将我领入一个深远的江湖。 我与《南方周末》的亲密接触是从方三文开始的。虽然我未能在方三文的引荐下成为南方周末人,却和南方周末人有了很长时间的交往,并在交往中深受《南方周末》新闻观的影响。我的第一本书《向上的痛: 2000年以来中国转型之痛》,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南方周末式的作品。 我的江湖行走方式,也受到了方三文或深或浅的影响。那时,我们都是快乐的单身汉,无牵无挂,白天采访写作,晚上去三里屯泡吧,或者在《中国青年报》后面的那条簋街,邀一群新闻界的男男女女,呼天喊地,胡吃海喝,吹牛神侃。 最初侃的是新闻业务,老说新闻怎么写,采访怎样突破。后来有一天,突然大家厌倦了似的,说,算了,别无聊了,不准再谈业务,要谈就谈风月吧。业务虽然不谈了,新闻江湖的传闻还是一长串,毕竟干这行的,谈风月,还是离不了新闻江湖。 这些对我而言,不仅有趣,而且重要。我是安徽乡下的新闻民工,纸面上习得的新闻,就像新闻史一样正襟危坐,且经不住历史的考验。神侃海聊,于我大有裨益,一方面,它让我理解了当时最好的、新兴的新闻操作,另一方面,它助我完成了对京城、对大报大刊的“去魅化”。 方三文还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帮我扩大了江湖圈子。今日与我往来甚密的新闻界的朋友,很多是在三里屯喝着方三文买来的酒,慢慢认识的。我与高昱夫妇、与陈涛,都是在三里屯的酒吧见的第一面。 京城之外,新华社浙江分社的张奇志,也是方三文介绍认识的。那时候,大家采访喜欢结伴而行,一同去杭州采访的时候,我认识了张奇志。倘无意外,张奇志应该是我终生不弃的朋友。 认识张奇志对我很重要。我对浙江的认知和写作,一半归功于他。没有他,我的《浙江发生了什么: 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可能就不会写成。 比写作更重要的是,张奇志对新闻、对生活的态度,犹如一面镜子,时时提醒着我、纠正着我。他所设定的标准,虽然我不可能做到,却可以在对照的过程中,自警自省,及时回头,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滑得太远。 方三文对我的影响,还在于拜码头的行走方式。他喜欢走到哪里,拜访到哪里,与当地新闻界的人交往。我不但跟着他认识了一些人,还青出于蓝胜于蓝地学会了这种行走江湖的方式。 2004年,我去兰州开会,下午就要乘飞机离开,上午抽空给《读者》杂志社打了个电话,说了我是哪个单位的,我叫什么名字,我要拜访一下贵刊。《读者》杂志社的头儿,很客气地接待了我。 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头儿问我,你既没有事先联络,也没有官方手续,何以会想到单枪匹马地拜码头? 他说,他们接待过很多来访的同行,像我这样上门的,还不多见。 我自己却丝毫不觉得奇怪。从2000年开始,我就习惯了每到一个城市,就通过各种非常规途径,拜访当地的新闻人。 乡贤 到北京谋生之后,我给《中国青年报》的张坤打了一个电话。 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张坤,是《安徽日报》大院中走出的乡贤。乡贤,这个陈旧得有点封建的词,在我心中,接近于一个贬义词。张坤虽然改变了我对这个词的看法,但我仍然不太喜欢这个词,因为它多少有些迂阔。之所以坚持用了这个词,是因为我的新闻生涯中,乡贤委实具有莫大的榜样价值,让我见贤思齐,我的写书、读博士,都与他的影响分不开。 曾经做过安徽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张坤,有过那个年代的优秀青年才有的经历,在安徽农村当区长助理,在《安徽日报》印刷厂上夜班,等等,走的是一个党报系统优秀青年的正统路。 或许是新闻理想的激荡,20世纪90年代,张坤离开《安徽日报》,去了《中国青年报》安徽记者站。2000年之前,《中国青年报》至少影响了生于1960和1970两个年代的新闻人,大学时代,《中国青年报》在我的剪报中占据了无与伦比的篇幅。记得方三文曾经说过,他曾写了一篇什么文章,准备投递给《中国青年报》,在通往编辑部的路上,他踯躅紧张了很久。 我在《合肥晚报》的时候,张坤在《合肥晚报》开了个专栏,名字叫“在路上”,写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行走,极大地刺激了我对行走、对行吟诗人的向往。 2000年,我去《中国新闻周刊》的时候,张坤刚刚从合肥卷铺盖到了《中国青年报》,做要闻部主任。原本没有同乡概念的我,出于对张坤的专栏文字、对《中国青年报》的敬仰,以及对京城大而无当的不可知,根据前辈们的引荐,去东四十条那个新闻人眼中专属于《中国青年报》的胡同里,找到了他。 如今信奉结缘不攀缘的我,当时并不认识他。更没预料到,我的岳父母和他的父母,竟然共同居住于安徽某一个院子的某一栋楼上。 攀缘能结善缘的事例,对我而言,仅限于此。当时,他妻儿老小都在合肥,一个人蜗居在一间狭小的单身宿舍里,除了无休无止的夜班,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见到我,长兄似的,很热情。 后来,我经常深更半夜跑到他的那间小屋。我迄今未能想明白,那时的我对新闻的热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两个人,彻夜彻夜地谈业务。 那时候的张坤,真的是勤奋,写过一本又一本的书,我心中萌生了像他那样写本书的冲动。某个半夜三更,我们谋划一本写新闻的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名字都取好了,末了,不知为什么泡汤了。 这本书虽然泡汤了,我想写一本书的冲动,从此未曾放下。2004年,我写第三本书的时候,张坤还给我写了一则书评。 他给我写书评的时候,我已在苏州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了。我能去法学院读博士,百分之百是受到了张坤的启发。他在山东大学读宗教学博士,主攻道教的日子里,时常跟我分享他的学习心得。 念头起于张坤,付诸行动,却得益于另一位乡贤查庆九。但我认识查庆九,却非因为张坤,而是法制日报社的王桂元先生,我在中央新闻媒体中见过的最质朴的人。 2001年底,王桂元将我领进门口站有武警的法制日报社大楼。《法制日报》是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旗下有一拨报纸和杂志。作为《法制与新闻》的副总编,王桂元领着我去见总编辑张新庆先生,他们希望我为他们的杂志写稿子,我与《法制日报》的交道便由此开始。 后来,仰赖张新庆先生的举荐,我担任了《法制日报》旗下另一份杂志的主编,因为个人的原因,半途撂了挑子。迄今想来,仍然觉得有愧于张新庆先生,这使我一直不敢与他谋面。 在此过程中,王桂元介绍我认识了时任法制日报社副总编的查庆九。他像大哥似的跟我说,你们是老乡,应该认识一下。 查庆九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一口气读完本科和硕士之后,去《法制日报》做记者,而后当上了评论部主任。 查庆九是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著名法学家罗豪才先生的博士生。当我告诉他,我想报考法学博士时,他建议我读宪法与行政法学,认为该门学科对新闻记者的成长助益良多。考虑我定居南京的现实,他建议我去考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杨海坤教授的博士。 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高人指路。一年过后,我如愿以偿地投入杨教授门下,成了一名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并在致力于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博士论文中,竭尽所能地论述了新闻自由这一宪法学概念。 遗憾的是,数年过后,拿到博士学位又获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我,兴趣已不在新闻。 乡贤中,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和凤凰网总编辑吴真,都对我产生过一言难尽的正面影响。我们仨本科阶段师承一脉,吴真还是我本科论文的答辩老师。他们在凤凰卫视中文台这个平台上,给了我两次试水电视政论片的机会,让我这个电视的门外汉,差一点摸到了电视的门槛。 不单单业务,刘春很早就传授给我的“二八工作方式”和“洒脱生活方式”,还提高了我的效率和快乐指数。有一回,吴真跟我感慨,他从刘春身上看到太多值得学习的优点,可是,年过三十,心态的建设大体完工,习惯的力量很难撼动,明知那些优点妙不可言,却只能远远地欣赏而不能效仿了。 我同样感慨,我从吴真身上看到的种种优点,譬如拙诚,我同样只能欣赏而不能效仿了。因为,我也年过三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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