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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章敬平 | 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中国

曾经,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都是对的;现在,凡是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理论,就是对的。 这句话,是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对少数经济学家的批评,他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分析问题,而不应该以主义代替分析。 我听了,觉得新闻记者也应是如此。2004年秋天,当我的《拐点: 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在台湾出版的时候,我就将林毅夫的这句话,写进了这篇台湾版的序文。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20世纪80年代初,罗大佑唱出了先行一步的台湾,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进程中的失落与彷徨。20年过去了,反观21世纪初叶的中国大陆,问题早已不再仅仅是置身工业化的浪潮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既可看到一个改革中效率毕现的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可以看到一个转型中显失公平的隐忧重重的中国。 究竟如何把握和描述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25年前从台湾泅水至大陆的高级智囊林毅夫说,当下的中国,正处于200年来最好的时代。持相反观点的少数人认为,这是一个腐败肆虐的最坏的时代。被人称作“社会良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援引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说: 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又是一个坏的时代。 聚讼纷纭的局面表明,时代越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对当代历史的兴趣就越发浓厚。《拐点: 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连续三个月蝉联《南方都市报》社科类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发现,人们对仓促间写成的欠考究的文字并不在意,他们感兴趣的是,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间的中国是否真的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中国是否真的走到了一个时代的拐点,并开始25年后的第二次转型? 据我的初步观察,读者对本书的基本态度,大略有三: “认同”。持此观点者认为,我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整合和梳理,提供了一个批阅时代的模本和标本,这是一种对社会走势较为精确的独特解读和提炼。 “反对”。持此论者指称,我描述的12个月,只是一个节点,我将一个节点说成“拐点”,显得过于随意。更有甚者,将我责备成一个时代的“吹鼓手”。 “中立”。持此观点的人们觉得,我很敏锐地把握住了“公正”、“宪政”、“人本”和“多元”等这些时代命题,这也的确是胡温元年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鲜明的趋向。但一些同样在这一年内发生的、不一定符合这些趋向的重大事件,被我有意无意地疏漏了。 认同也好,反对也罢,任何评价都是读者的自由。于我,则坚持己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执掌中国的邓小平背离了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径选择,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次转型的一个重大标志,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改变了“一大二公”体制下的“平均分配”。 肇始于2003年3月的第二次转型,修正了25年来不曾松懈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径。GDP的风向标被拔除,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改写了赢家通吃的旧格局。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等等旧式社会主义的合理理念,得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发展。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转为社会体制改革为主的方向性转变,凸显了中国第二次转型的方向,显示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基调。所以我强调,此间12个月是中国第二次转型的一个时代拐点。 我在论述己见时,直接采用了四个判断句:“公正主义”终结“富人时代”;“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终结,只是“行将终结”,或者说“可能终结”。判断句的使用,只是希望用一种更为鲜明的方式,提请读者注意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 当然,我不能也不会期待人们对我表示认同。我说过,凭借12个月的新政断言中国走向,为时尚早。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但我要辩驳部分同人对我写作此书的动机的善意曲解。他们谓我借解读“当代史”之机,曲折表达我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某种期待,试图造成推动社会变革的民间舆论压力。 我以为,这样的善意曲解,染有浓郁的意识形态的印记。我从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可是我对此间12个月的梳理,只是一个记者对当代历史的技术化的解读。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始终注意避免将个人在政治上的主张渗透其中。这是因为,较之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更为技术化。顺便说一句,人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判断之所以大相径庭,往往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作祟。 几个月前,我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对时代好坏的判断中,林坚持放弃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从意识形态的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曾经,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都是对的;现在,凡是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理论,就是对的。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分析问题,而不应该以主义代替分析。 我想,世间事,事不同理同。经济学家如此,新闻记者也应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判断,完全落入意识形态的窠臼,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判断,就会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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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媒体札记:“传声筒”

(2011年8月25日) 一 三天前大有被手来擒来之势、甚至已经传出被捕乃至被杀消息的卡扎菲,直到今天仍然未能落入反对派之手。流传在中国门户网站首页和市民报纸头版的是“卡扎菲现声:曾隐身巡视,战术撤离兵营”、“反对派悬赏167万美元捉拿卡扎菲”以及“利比亚反对派称将在8个月内大选”,最新的热门画面是攻进首都的反对派士兵脚踩卡扎菲头像。 继昨日“反思利比亚战争的负面效应”、批评“西方大国操纵背影”、惋惜未能通过“政治解决”避免战争后,《人民日报》今天再在要闻版右上刊出《西亚北非面对艰难整合》,以“西方国家又将矛头对准了叙利亚”为据,强调“西亚北非地区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是由其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状况决定的,转型过程中涉及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也不是仅仅推翻了旧政权就能得到解决的”,认为转型过程“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宽容与更多的创造性,需要崭新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智慧,需要超越政治、宗教、民族界限的团结精神。” 不过,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也已通过《利比亚反对派称两日内将总部迁往的黎波里,国际社会着手应对利比亚过渡进程》,正式承认“反对派武装基本控制了首都和全国范围内绝大部分地区,后卡扎菲时代来临”。在另一则外交部昨日答问通稿中,亦以“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已基本控制利局势”设问,发言人马朝旭的最新口径已是期望祝愿:“我们一贯重视利‘国家过渡委员会’在解决利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其保持着联系。希望未来新政权采取有效措施,凝聚各派力量,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并致力于开展政治经济重建,使利人民早日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马发言人还宣布了一个对中央电视台特别有意义的消息,“经中国驻利比亚使馆和中方赴班加西临时工作组不懈努力,驻利使馆已成功将被困于的黎波里有关酒店的五名中国记者安全接出并妥善安置”。事实上,三天以来,央视除了报道最新战况、推理重建格局之外,亦反复聚焦30多名国际记者滞留的里克索斯酒店,因为这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的两名记者以及凤凰卫视的三名记者,“身处险境、食物短缺”。而今天凌晨,央视已经可以播出穿着防弹衣的记者们走出酒店画面,同期声称,记者们在获解救时,一并说服了属于卡扎菲政府的两名守卫“放下武器”,并承诺“确保他们的平安”。 凤凰网晨间则推介凤凰卫视致外交部的感谢信,并由出镜专家解释“中国国家力量为前线记者安全提供支撑”:“其实我们的国家和利比亚有着非常良好的传统……而不像西方国家,他们总是拿他们西方的价值观,或者是西方的一套民主制度,来和其他的国家打交道,而把他们的价值观往往凌驾于其他的文化之上。而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长期靠着友好的往来合作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在关键的时候就能够发挥作用了。” 不过,在一些反对者看来,中国政府在利比亚局势中的外交政策“见风使舵”,在战局僵持之时迟迟不肯明确反对“独裁者”卡扎菲更是“违背人民意志,抗拒历史潮流”,央视更是因为“选择性报道和基调”而备受嘲讽。作为代表,持续向微博受众提供迥异于中国官方媒体讯息的“榕通社”更加活跃了,老榕甚至引用那首“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自述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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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媒体札记:“霸道”惹的祸

(2011年8月30日) 一 中国大多数市场化媒体今晨都用主图展现罗伯斯在世锦赛110米栏决赛中与刘翔发生碰撞时的瞬间,向体育迷们通报那位率先冲过终点线的古巴选手最终被判犯规取消金牌、中国飞人由铜升银的戏剧性结果。 《南方都市报》一语涵盖,“刘翔的金牌被罗伯斯打掉”;《新京报》和《南方日报》都用双关语感叹“金牌失之‘交臂’”;《北京晨报》已经宣布那是一块“金色的银牌”;《东方卫报》在两人接触部位画上一个圈,警告罗伯斯“手不可以乱摸”;《广州日报》、《扬子晚报》都已经直接斥责那个导致刘翔失金的动作是“黑手”。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专门将现场图片局部放大,在头版向飞人家乡父老回放打手“小动作”;《东方早报》则已经用大半个封面刊登赞助商即时广告,高喊“用运动不负争胜的心”。 新华社就此点评,“经过了三年的挫折、厄运、大起大落,刘翔的确成熟了许多。这种事发生在谁头上都会郁闷,刘翔赛后披着国旗的确郁闷了一会儿,但随后他就跳跃着接受观众的欢呼。不说对手坏话,甚至被打了也能原谅对手,这种大度非常难得。虽然刘翔这次没有夺回世界冠军,但相信在大多数世人心中,他是‘不是冠军的冠军’。” 反复定格之余,央视体育频道今晨还发布了俯瞰角度的视频记录,展现“罗伯斯前几个栏都是跑在左侧,到最后两个栏时,急速跑向刘翔这一侧”的过程,解说评价“其用意不言自明”。于是,在发现了电视机前和微博上的国人悲愤后,新浪以评论头条推荐《刘翔“看穿”与一些人的“看不穿”》,用这篇《新京报》评论来叹息:“一些国人的看不穿,是因为他们无法从时代的大背景中剥离出来。当体育真正剥离了各种附加物之后,我们才能够领略到真正的体育之美。” 二 被《新闻晨报》用头版头条《都是“霸道”惹的祸》进行概括的,除了罗伯斯拉拽刘翔外,正是“六拒让道,吉祥遭严惩”。 一周之前,微博论坛中开始流传一条有关“吉祥航空谎报油量拒不避让,险至卡塔尔班机坠毁”的消息,发布者称,8月22日(后证实为8月13日),一架吉祥航空的航班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中,无视卡塔尔航班发出“Mayday”请求先降的呼叫,拒不听从空管指挥,没有避让,而是自行降落。卡塔尔航班落地时只有4分钟油料,所幸最后没有发生事故。发帖人就此讽刺:“吉祥航空创造了民航史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飞机喊‘五月天’不避让的历史。” 此讯经由传统媒体引用跟进后,当即成为热点新闻。吉祥航空在8月24日发布声明强调“网上部分议论的内容与真相有较大出入”,而后,新快报25日以《卡塔尔航班都求教了也不让,如果是真的,吉航太缺德》中引述卡航消息称,“当时该航班安全降落虹桥机场后,飞机油箱里还存有5吨油,可续航半个小时,并非网上流传的仅有5分钟飞行时间”,但卡航方面则强调“根据该公司规定,飞机油箱只剩5吨油的情况下,机长可以呼叫‘Mayday’请求紧急降落,这主要是出于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考虑。”次日,《南方日报》就此摘录国内飞行员评语,称这位卡塔尔航空的机长恐怕有点不了解“中国国情”:“长三角地区的空域复杂情况是出了名的”;“我只能说中国飞行员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叫MAYDAY的……返航后将面临非常繁琐的调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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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郑永年:社会抗议运动:西方与中国

郑永年:社会抗议运动:西方与中国 (2011-08-30)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六千元计划终于实现了 [时事漫画] 欧洲两三年可摆脱债务危机 [总统选举] 新总统面对新的政治生态 [利比亚局势] 利监狱大批焦尸 疑政府军下毒手 ● 郑永年 郑永年专栏 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因素催生着社会抗议呢?在众多的因素之中,恐怕没有一个比全球化更重要的了。   今天,社会抗议运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抗议方兴未艾。中国尽管强化着基于暴力之上的“维稳”机制,但社会抗议并没有减少。长期以来一直以自由民主著称的西欧社会,也开始经历新一波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法国的种族、宗教骚乱已经有年。前不久,英国很多大城市,包括素有“绅士之都”的伦敦,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骚乱。香港很多年里一直是亚洲的抗议之都,最近在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访问香港期间,又引发了新一波的抗议。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怎么了?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很显然,各种传统社会抗议理论,似乎已经很难解释今天的社会抗议了。   政治人物则往往给各种社会抗议过分简单的政治性解读,尽量推卸政治责任。当非民主社会发生社会抗议的时候,西方往往把此称之为民主化运动。在西方,无论是学界还是政治人物,一直把非民主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视为那些国家的政治权威主义的产物。当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发生社会抗议的时候,西方指向了“人权”问题。当中国的其他城市或者乡村发生社会抗议的时候,西方就指向了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权。香港的社会抗议也一直被西方的一些人视为是民主化的一部分。中国当权者本身对目前的社会抗议运动,无论是在中国内部还是海外,也只有高度政治化的认识。   当英、法等国发生骚乱的时候,又是什么原因呢?与种族和宗教相关的骚乱、内生的恐怖主义活动等,被视为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发生在英国的以白人为主体的骚乱,则被英国首相简单地视为是社会“道德衰落”的结果,更多的人也同样简单地认为是这个社会出现了“病态”。   社会抗议运动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只要社会在变迁,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社会抗议。如果社会变迁具有普遍性,那么社会抗议也必然具有普遍性,就是说,不同社会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背后,都能找到一些共同的根源。因此,今天在伦敦和香港发生的抗议运动,明天或许会发生在北京、上海、孟买、纽约、东京或者其他任何城市。再者,今天的社会抗议和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似乎没有多大的关联。暴力性抗议还是和平性抗议,也只是一个程度不同而已,甚至只有一线之差。   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因素催生着社会抗议呢?   在众多的因素之中,恐怕没有一个比全球化更重要的了。全球化至少导致了三方面的社会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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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延海 | 中国需要落实“标准防护原则”,而不是强制“术前四项检查”

中国需要落实“标准防护原则”,而不是强制“术前四项检查” 万延海 上周日,8月21日,重庆市的95岁的陈老先生从凳子上摔倒,导致骨折。医院在诊断期间为老人做了相关检查,检查项目包括梅毒一项。陈老的儿子在医院化验单发现梅毒这一项后,很气愤,他认为医院胡来,认为检查梅毒是对父亲的一种侮辱,而医院表示检查符合相关规定。 依照中国卫生部的规定,医院要在手术前对患者进行乙肝、丙肝、艾滋病和梅毒的病原体检查,以确诊患者是否感染这几种疾病,所谓“术前四项检查”。 医院方面认为,术前检查血液传染疾病,有利于对患者健康情况的全面了解,有利于预防手术过程医院内交叉传染这些血液传染病,也有利于处理手术后的医疗纠纷。 但是,“术前四项检查”遭遇各种批评。一种批评认为,艾滋病和梅毒是行为不检点的人才会得的疾病,对自己或家人做艾滋病和梅毒检查,不仅涉嫌乱收费,而且是一种侮辱。 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们却担心隐私暴露,更担心医院拒绝手术治疗,耽误急需手术治疗的病情。 问题还在于,医院进行手术前的血液传染病的检查前并不告诉患者。 笔者认为,手术之前对患者进行艾滋病、乙肝、丙肝和梅毒的病原体检查是有意义的,但是检查之前必须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必须清楚告诉患者将要进行的血液传染疾病的检查,并征得患者的同意。并且,如果患者不同意做血液传染病检查,医院方面不得拒绝提供相关的手术治疗。 第一,《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遵守标准防护原则,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消毒管理制度,防止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和医源性感染。第六十三条规定:标准防护原则,是指医务人员将所有病人的血液、其他体液以及被血液、其他体液污染的物品均视为具有传染性的病原物质,医务人员在接触这些物质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 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术前四项检查,区分对待不同的患者,进行不同级别的消毒,违反法律的规定。同时,因为疾病感染的窗口期问题,术前检查不能发现所有的血液传染病的感染者,而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手术器具就可能导致下一个使用该手术器具的患者被感染。 第二,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文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医患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当患者和医院发生纠纷时,由医院“自证清白”,否则将推定医院存在过错,进而承担相应责任。因为举证责任倒置,医院会采取过度检查。 但是,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医疗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患者需要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进行举证,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既然医院不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倒置情况下那么强大的举证压力,为避免医疗纠纷,医院完全可以让患者来选择一些检查的项目,比如手术前对血液传染病的检查。如果患者拒绝接受艾滋病、梅毒、乙肝或丙肝的检查,如果手术后出现医疗纠纷,患者承担更多的证明“医疗机期医务人员有过错”的责任。 第三,从了解患者病情,合理制定治疗方案,因为是患者自己的事情,更加应该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的权利。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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