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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张千帆:中国宪政的路径与局限

要完成从宪法到宪政的过渡,中国需要一套能够保证政府对人民负责并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人民自己必须看到宪法制度对权利保障的作用,对制度改良形成自己的诉求并主动参与到制度建构的过程中来。宪法和法律制度无疑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只有在人民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落实 内容提要:中国近年来的宪政发展呈现出两条路径:一条是以齐玉苓案为标志的官方路径,另一条则是以孙志刚事件为标志的民间路径。本文简要回顾两条路径所取得的主要宪政进展,并审视其成败得失,最后指出民间宪政路径的内在局限。如果国家制度结构使得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都将宪政作为对既得利益者的威胁,而非对所有人的权利保障,那么宪法将注定得不到落实;要真正落实宪法,人民自己还得站出来维护属于自己的权利。 关 键 词:中国宪政;齐玉苓;孙志刚;司法审查;民间宪政 众所周知,就和法律不等于法治一样,宪法和宪政也是不能互为一谈的两回事。在经济和法治改革30年中,不同层级的立法者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规章,但是中国至今仍然面临着如何落实这些法律规范的问题。对于1982年《宪法》来说,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更大,因为民法、刑法乃至行政法都可以通过诉讼形式获得一定程度的实施,唯独“国家的根本法”却因为迟迟不能进入诉讼而至少得不到司法的实施,从而使中国长期陷于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态。①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缺失是最显然和最直接的原因,但也只是一个表层原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呢?至少从2001年最高法院对齐玉苓案的批复首次适用《宪法》开始,宪法学者一直在论证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是终究功亏一篑。事实上,不仅齐玉苓案后无来者,而且2009年最高法院自己终止了齐案批复的效力。②齐玉苓案的“短命”表明,司法审查的缺位本身只是宪法制度缺陷的现象而非根本原因;要纠正这种制度缺陷,只是靠几位开明、善意甚至锐意进取的法官或行政官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司法审查对于实现宪政是必要的,而宪政维护和促进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那么“人民自己”才是推动宪政进步的原动力。③在法治国家,人民可以在日常的非“宪政时刻”依靠有效的宪法制度保护自己;④但是在这套制度确立之前,人民在缺乏制度依靠的情况下没有别的选择,往往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换取基本生存的权利。 本文沿着两条路径,梳理并分析中国近年来的宪政发展。一条是以齐玉苓案为标志的官方路径,但是这条路径随着2008年底最高法院终止该案批复的效力而寿终正寝。另一条则是以孙志刚事件为标志的民间路径,民众首次通过网络等媒介工具强烈抗议地方官员的不当行为酿成的悲剧,进而将矛头指向严重歧视农民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收容遣送制度。可以预见,这条路是艰难崎岖的,但是自2003年以来却取得了重大制度进展。本文简要回顾两条路径所取得的主要宪政进展,并审视其成败得失,最后指出民间宪政路径的内在局限。如果国家制度结构使得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都将宪政作为对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威胁,而非对所有人的权利保障,那么宪法将注定得不到落实;要真正落实宪法,人民自己还得站出来维护属于自己的权利。 一、宪法死了抑或宪法万岁 宪法规范和现实之间的脱节或许在法治国家看来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屡见不鲜的常事。事实上,中国古代法律或律令也面临和现代同样的实施困境。据说汉景帝一度废除肉刑,悉以鞭刑代之,但是这项人道主义敕令却因为狱卒滥用执行权反而导致更多的犯人被打死;直到皇帝亲自减少鞭数,严格规定竹鞭的形状和尺寸并禁止行刑过程中换人,情况才有所缓解。⑤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执法都能变得像鞭子的尺寸那样具体,而法律内在的模糊和灵活必然给执法官以滥用执法权的充分机会,进而产生和法律本意相悖的结果。现实中的规则和书本上的规定不是一回事,吴思的“潜规则”一词形象概括了中国法律和现实之间的差异。⑥无所不在的潜规则不仅困惑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也同样困惑着近30年的法律改革。在规定和现实脱节的意义上,宪法似乎确实是“死”了。 然而,中国宪法虽然至今处于“休眠期”,却并不意味着宪法失去了社会意义。许多人都为宪法实施的进展感到着急,但是这并不表明宪法在中国只是一个“门面”而已。即便短视自私的官员具有忽视或规避宪法的天然倾向,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开始认真对待宪法,因为宪法毕竟被设想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制定的。一位老人在百余街坊的支持下,手持《宪法》阻挡开发商雇用的黑社会强拆自己的房子,这动人的一幕足以体现宪法在人民心中的地位。⑦确实,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最后都难以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这位老人最后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房子,但是本文的主旨正在于说明,即便宪法的实际影响看似微不足道,人民不断提升的宪法意识仍然在某些情况下发挥了关键作用。 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即便一部没有实施的宪法仍然可以为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发挥一定作用。 第一,几乎所有政府都关心自己的形象,即使威权政府也不例外;这一点可以作为不证自明的行为假定,无须赘述。废弃宪法、过度滥权的后果必然是人民遭殃,进而导致大规模社会冲突和不满,最后社会目睹这些负面新闻的结果必然是损害政府形象。即便地方政府一直试图隐瞒贪污腐败、群体冲突、煤矿爆炸、环境污染、食品中毒等自己会被查究责任的负面事件,但隐瞒真相变得越来越难。事实上,网上几乎每天都能随意浏览到事关政府官员的负面事件。⑧如此频繁的报道必然对中央产生压力,促使其采取措施维护形象。 第二,政府官员并非完全是纯粹利己的自私动物。即便官员并不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他们并未完全脱离群众,因为每一个政权都要通过某种机制更新血液。例如,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就把一些平民出身、熟读经典的青年进入统治圈,从而维持了政府和社会之间哪怕是微弱的联系。今天,中国也有类似的程序从学界、商界等职业群体吸收有才能的人选,更不用说重要的法律和规章本身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合作的产物,而后者比一般老百姓更熟悉法治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不可否认的是,中央政府和社会精英至今仍然是宪法和法律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事实上,虽然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村民1978年就私订契约打破“人民公社”桎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认了小岗试验的合法性,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济改革。⑨在1989年《行政诉讼法》首次授权“民告官”的时候,平民百姓几乎没有听说过“行政诉讼”一词,而政府自愿制定该法以限制自己的自由裁量。1982年《宪法》本身是由宪法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的,⑩四次修宪逐步确立了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与平等地位(1988年和1993年)、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1999年)、尊重人权和私有财产(2004年)等基本原则,而这些宪法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和学者之间的合作努力。2007年,国务院通过《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各级政府都要遵循公开透明原则,要求各级政府披露当地灾难并对故意隐瞒事故等违法行为规定了处罚。(11)因此,政府的自利性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内部没有落实宪法和法律的动力;相反,对于偌大中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不乏能干、开明、负责并愿意促进国家法治的官员。(12) 最后,虽然政府到了实施宪法和法律阶段确实会变得吝啬得多,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法律就完全失效,而只是说它们的实际效力被打上了法治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很大折扣。但是不论多么微不足道,这些法律多少还是产生了一定效果。如果法律主张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这些法律的存在至少为权利受到侵犯的人民提供了道德力量,并帮助中国社会清楚认识到公权滥用的错误。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民间宪政与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宪法或法律规范和他们实际利益之间的关联,并开始有意识地用宪法和法律保护自己。老人持宪抗拆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例,许多处境类似的个人或家庭纷纷用法律手段挑战公权力行为。2007年夏,正值《物权法》通过之际,重庆“最牛钉子户”就成功迫使当地政府在公共压力下低头,并获得了满意的拆迁补偿。因此,中央政府颁布进步的宪法修正案和法律之后,实施新规则的压力随之产生,好比政府和公民之间达成了一项新的契约,违背契约将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新法未必具备有效的实施机制,但是它代表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共识,一般不允许走回头路。于是,一旦通过了一部新的良法,政府似乎进入了一条单行马路。今天,无论哪个统治者都不可能删除宪法规定的人权、法治、私有财产或任何受到普遍拥护的条款,而不激起媒体、学界和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应;(13)任何执政者都不可能取消行政诉讼、信息公开、程序正义或其它被普遍认为对于公民的法律保障至关重要的制度或原则,而只有在其能力范围内落实这些规定和机制;如果它们得不到有效落实,政府即被认为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 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及其修正案“虽死犹生”,对于今日中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官方路径之兴衰 推动宪法实施的动力既可以来自民间,也可以来自政府。和民间宪政路径相比,官方路径成本更低也更有效,但是存在缺乏可持续性等根本局限。2001年的齐玉苓诉陈晓琪案在法学界可谓家喻户晓,无需赘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能动之举不仅暗示了法院适用宪法的可能性,也激起了学界和社会的极大热情。然而,事后的发展并未能维持乐观的期望。法院不仅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步骤,在“宪法第一案”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可实施的宪法权利体系,而且一直消极回避宪法。事实上,自2001年之后,中国就没有再出现一个所谓的“宪法案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在宪法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近年来,在某些平等权诉讼中,原告甚至在法院内外获得胜利,但这些案件没有一个是依据宪法而获得判决的。 例如在2004年的“乙肝歧视第一案”中,安徽省因在公务员考试中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而受到起诉。原告张先著主张公务员录用标准侵犯了其担任公职的平等权利,违反了《宪法》第33条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芜湖中级法院虽然判决原告胜诉,拒绝录用的决定因“证据不足”违法,但是完全回避了宪法问题。事实上,安徽省高级法院行政庭的庭长似乎认为平等条款仅适用于法律的错误适用而非法律归类本身,因而不能适用宪法。(14)在1982年《宪法》制定初期,中国法学界确实有人坚持这种保守解读,但是至少近二十年来早已被抛弃。这项判决与其是维护当事人的平等权利,不如说是体现了中国法院缺乏适用宪法的基本担当和知识积淀。 事实上,所谓的“宪法司法化”刚一诞生便已夭折。然而,最高法院新任院长似乎对司法化的“名存实亡”还不满足;2008年底,最高法院下达的通知正式终止了齐玉苓案批复的效力,却连一句哪怕是敷衍的理由都没有。(15)事后看来,齐玉苓案的夭折是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的,当时负责该案批复的始作俑者黄松有的落马已经为其埋下伏笔,(16)而宪法司法化开辟的官方宪政路径也随着官员仕途的没落而终止。 齐玉苓案批复的兴衰可以从司法改革的更大背景下得到理解。(17)自1999年以来,雄心勃勃的司法改革原本是要将原先过度政治化的法院职业化,进而使中国的法官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官”。(18)现在看来,司法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司法的政治化外观,军服、肩章、大盖帽换成了法袍和法槌,但是法官的思维似乎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更重要的是,法院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外部的司法环境几乎没有一点变化,尤其是政府和司法之间的控制关系没有任何变化。法官在院长的领导之下,院长又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整个司法结构高度依存于政治权力,根本无力抵御政治干预,因而实际上无法履行《宪法》第126条关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构和社会团体干预”的要求。在启动10年之后,看上去疲惫不堪的司法改革已经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10年之前,司法改革朝向职业化的共同目标;10年之后,最高法院却和少数学者联合起来提倡“司法大众化”,甚至回到延安时期的“马锡五模式”。实际上,这条路线的“改革”非但不可能真正让“人民”发挥更大的作用,(19)而且只能进一步削弱司法威信和职业化,加剧司法政治化并进而产生更大的司法不公。 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趋势以及齐玉苓案批复的个案命运证明,在缺乏民间意识和支持的情况下,宪法和法律的明文条款将继续保持“休眠”,而不会发挥实质性作用。毕竟,既然现代宪法的核心在于保护广大人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保障只有在人民自己出面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效力。和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孙志刚事件不同,齐玉苓案的夭折只是在法学圈子里激起过一点涟漪,(20)而从来没有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产生任何争议。司法改革确实在法学界得到压倒多数的认同,但是在最高法院前任院长和少数法学家的推动下单兵突进,而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一旦遭遇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便必然失败。 三、孙志刚事件与民间宪政的兴起 齐玉苓案体现的司法创意代表了制度改良的官方努力,而这类努力不但极其罕见,而且在没有人民的觉悟和支持下也难以为继。然而,这显然不意味着中国在过去30年没有取得任何宪法成就。从取消剥夺亿万农民自由的“人民公社”到建立承认农民基本自由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再到废除收容遣送并改革将农民捆绑在农业土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户籍制度……中国人权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极大改观。更重要的是,推动这些改革的原动力并不是少数开明官员,而是宪法所要保护的普通男女老少。 在中国民众推动的这条宪政路径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齐玉苓案两年后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但是和前者不同的是,孙志刚事件不仅产生了持续的制度影响,而且还开创了民众、媒体、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维权模式。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本来是发生在广州收容所的一起滥用公权悲剧,但是经过媒体报道后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民众通过媒体尤其是网络对孙志刚的个人悲剧表达了强烈的同情,对肇事者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并通过青年法学家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公共视线聚焦到造成这起悲剧的制度根源——收容遣送及其所服务的户籍制度。最后,社会抗议引起了中央高层关注;为了维持自身形象与统治合法性,中央不仅责令地方纠正错误,而且采取果断措施废除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并代之以自愿救助制度。 孙志刚事件不仅终结了一项剥夺自由和歧视农民的恶法,而且触发了一系列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重要影响的公民维权事件,包括仍在持续的城乡户籍(21)、劳动教养、刑事正当程序和死刑复核(22)、农村征地和城市拆迁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事实上,绝大多数这类改革可以被认为是“孙志刚模式”的产物,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共享了孙志刚事件经历的同样过程。孙志刚模式可以被归纳为三个连续步骤:一是旧制度造成的悲剧受到媒体披露,二是媒体报道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抗议,三是社会反响震动了中央并促使其采取纠正措施,甚至废除旧制度,形成新制度。不夸张地说,2003年之后的中国维权事业基本上是在“孙志刚模式”下展开的,而只要中国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和政治运行机制保持不变,那么中国式维权就跳不出孙志刚模式。 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成为孙志刚模式的最新注脚,并有望借此催生新的城市拆迁制度。1990年以来,中国加速了城市化和城市改造进程,而土地公有制、不受控制的地方公权力和公正补偿原则的缺位等因素加在一起,为地方政府创造了过度征收和过度发展的巨大动力。(23)没有公正补偿,财产征收必然剥夺公民的基本生计,造成大量上访并成为群体性暴力冲突的首要原因。(24)2004年修宪和2007年《物权法》都表达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但是都没有明确要求以公平市价为标准的公正补偿。法律漏洞加上法律“没牙”,造成地方政府肆无忌惮地行使《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剥夺公民财产的授权。(25)2009年12月23日,不人道的城市拆迁制度终于衍生了唐福珍自焚悲剧。(26)比孙志刚事件更进一步,手机现场记录的自焚视频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北大五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后,国务院法制办在公众压力面前迅速启动了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程序,并很快出台了一份征求意见稿。(27)然而,由于征地拆迁直接涉及地方“土地财政”,正式修改草案迟迟不能出台。和收容遣送不同的是,旧的拆迁条例通过授权压低补偿、强制征收而产生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其修改必然因面临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而困难得多。(28)虽然法制办一度表示倾向于规定公正补偿并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但是人民并不直接参与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过程,因此结果尚难预料。毕竟,中国的地方政府承担着落实绝大多数中央法律和政策的重任,并对于落实程度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孙志刚模式能在征收拆迁领域推进到什么程度,目前尚难定论。 四、孙志刚模式的内在局限及其超越 虽然齐玉苓案所启动的宪法司法化尝试昙花一现,但中国宪政仍然沿着孙志刚事件开辟的民间路径持续发展。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的唐福珍事件,中国宪政就在这条崎岖之路上蹒跚而行。虽然本文的评价是总体乐观的,但孙志刚模式是否能继续引领中国的宪政改革并渐进消除造成社会悲剧的制度根源,却前途未卜、充满变数。 1.孙志刚模式的内在局限 即便孙志刚模式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继续运行,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宪政制度进步的代价极其高昂。尤其在如今各类社会悲喜剧和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状态下,要产生足够的公共影响并触动中央采取任何行动,通常必须是惊天动地、人命关天的大案。孙志刚和唐福珍都是旧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制度改良铺路,只有如此震撼人心的悲剧才足以激发中国公众的良知并带来有限的制度改革。事实上,就和人们对无所不在的贪污腐败早已见怪不怪,对触目惊心的审计黑洞已经呈现“审丑疲劳”一样,中国公众对于社会悲剧的“耐受度”也随着各地各式悲剧的频发而不断提高;放到今天或不久的将来,孙志刚乃至唐福珍事件都未必能激起当年的那种轩然大波。 其次,孙志刚模式的结局是高度不确定的。对于这一点,看看这个模式迂回曲折的运作方式就不难理解:先是必须存在足够震撼人心的事件,事件真相还必须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并产生足够强烈的社会反响,最后才有可能震动中央并促使其进行相关领域的制度改良,而中央政策不仅要纠正造成悲剧的特定政府或部门行为,而且还要为全国各地各级政府贯彻落实。在事件发生—社会影响—中央改革—地方落实这个漫长流程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障碍都足以阻塞整个改革的链式反应。虽然悲剧事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并不鲜见甚至每天都在发生,但恰恰是社会悲剧和群体性事件的常态化使得人民和政府都趋于“适应”、疲惫甚至麻木。媒体报道可能受到地方政府压制,陕西渭南进京拘捕反映当地移民问题的作家谢朝平就是一例。(29)中央政府则可能感觉改革时机不到,或在地方压力下踌躇不前,或采取象征性改革姿态平息舆论,而实质性改革却被束之高阁;即便旧制度获得实质性改革,也会面临中国央地博弈中常见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地方政府和中央玩起“捉迷藏”游戏,新制度为人民带来的好处则难以落实下去。 事实上,早在孙志刚事件和唐福珍事件之前,收容遣送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就已经制造过不止一起死亡事件,但它们或者是没有被报道,或者是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或者是未能触动中央采取改革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孙志刚事件对于制度进步的推动只是一次幸运的偶发事件,中央恰好在废除收容遣送的必要性上和社会基本达成共识,并和当年汉景帝规制竹鞭一样,采取了完全废除强制收容的清晰措施,从而没有为地方滥用自由裁量留下太多空间。但是在其他领域,即便中央政府决策已定,改革也未必能在各地收到同样效果。例如,至少自佘祥林案件以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明确禁止刑讯逼供,但是近年来各地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却有所回升,(30)而比佘祥林案性质更为恶劣的聂树斌案则至今没有得到纠正;(31)虽然最高法院明确要求重审,但是河北省高级法院却一再拒绝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至受害人家属和律师交涉多年,该案仍原地踏步,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32) 归根结底,宪政进程中的不确定性是源于公民权利缺乏制度保障。在自由民主国家,任何层级的政府都主要通过周期性选举对其选民负责;相比之下,中国各级政府并不直接受制于选民压力,因而也不会感到有义务采取符合民意的措施。不仅政府行为不能受到有效的法律监督,而且法律和政策本身就往往是出于保护既得利益;即便是纠正最公然的恶法也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的复杂平衡,譬如政府官员的自我利益、公共形象以及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等。这种左顾右盼的权衡必然是结果不确定的,并随着社会状况和领导个人特征而发生变化。虽然公众对唐福珍事件反应强烈,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订却在地方政府的重重阻力下迟迟不能出台,只是最近发生的又一起拆迁自焚事件才推动了变法进程。(33)事实上,变法的启动不仅没有延缓城市拆迁,而且促使对拆迁前景忧心忡忡的地方政府加快步伐,各地竞相违规“突击拆迁”,造成了比唐福珍事件性质更为严重的悲剧事件。(34)大多数这类事件发生在农村的事实也表明,即便《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成功修改也不能改善农村征地拆迁的状况。虽然国务院法制办表示将同时考虑农村征地拆迁问题,但是农村变法进程很可能阻力更大,结果也更难预料。 最后,制度改革不仅面临政府阻力,更根本的是,中国公众的一般观念并不总是接受现代宪政原则。发生在刑事正义领域的两起案例提醒我们,民众对官员腐败和黑恶势力的深恶痛绝未必能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动力,却足以促成情绪化司法并使之丧失对法治的耐心和宽容。如果2003年的刘涌案显示民众对刑事正当程序的法律意识不强,那么2009年重庆“打黑”衍生的李庄案则表明民众的法治意识尚不成熟。对于习惯了政治运动风浪的中国民众来说,运动式司法或许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将近半数的网民在调查过程中表示接受法学界争议激烈的李庄案判决。(35)这些案件表明,中国社会只是有条件地接受生命权或正当程序。公众对公权滥用的受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深表同情,但是对于已被媒体定性为社会公敌的刘涌或为贪官污吏辩护的李庄之流,他们并没有太多耐心守候公正审判所必备的正当程序。法院则过于孱弱,完全不足以抵御政治干预或社会压力。 2.孙志刚模式的超越 孙志刚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公众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反应机器,只是对其密切关注的社会事件表达自己的情绪化判断。即使公众反应产生了一点实际效用并成功触动中央采取纠正措施,这些事后纠错也必然只是迟到的正义。在本质上,孙志刚模式不是改善防止公权滥用的制度能力,而只是提供了纠正程序的一种触发机制,而这种纠正机制本身不仅从预防角度来看必然姗姗来迟,而且完全不足以防止一个受制于公权滥用和腐败的陈旧制度安排不断产生的恶性错误。事实上,连中国公众都已经呈现出“审丑疲劳”。几年前,审计署报告揭露的资金违规现象还引来各界口诛笔伐,如今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却再难以引起公众的兴趣。(36)正如谚云,“抽刀断水水更流”;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人民自己需要站出来积极参与公共决策并监督实施。 近年来,中国公共参与出现了更为积极的新势头,具体表现为公民对于地方公共决策发挥更加能动的作用。在以下列举的三个例子当中,两个都是地方居民抗议当地政府决定可能严重影响其健康、安全或生活质量的环境保护行动,一个则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针对地方和部门歧视而自发组织的平等保护行动。如上所述,乙肝歧视的受害者确实赢得了有利的司法判决,并成功促使中央政府取消公务员招录过程中的乙肝歧视,(37)但是普遍意义上的乙肝歧视仍然存在。例如在大学录取中,申请人在入学前仍然被要求进行体检,而乙肝就是体检项目之一,阳性检验结果仍然构成拒绝录取的依据。(38)只是在益仁平等非赢利公益组织的持续推动下,卫生部才最终决定取消教育和就业领域的乙肝歧视。(39)这一次,公益组织甚至没有向法院起诉,尽管诉讼有时仍然被作为启动政策变革或实施有利政策的工具;既然法院对于守护宪法平等来说是靠不住的,那么更有效的办法往往是影响行政部门直接进行政策改革。 孙志刚事件四年之后,厦门发生了一起历史性公民维权事件,数千厦门居民来到市政府大楼前“集体散步”,抗议其在离市中心7公里不到的海昌建造PX化工厂的决定。(40)就在数月之前的“两会”上,厦门大学著名化学家赵玉芬教授领衔的一百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反对工程上马,但是没有成功;相反,当地政府要求反对者撤回意见、保持沉默,国家环保总局也对工程的环境影响作出了有利评价。看到精英们通过官方渠道的努力失败之后,厦门居民主动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自发组织到市政府门前“集体散步”,并最终成功迫使市政府放弃了工程计划。(41) 厦门“集体散步”之后,影响生活环境的地方决定在全国各地都激发了公民参与和抗议行动。例如厦门事件数月之后,上海市居民针对可能产生电磁波污染的磁悬浮列车工程诉诸类似行动,并成功迫使市政府中止工程计划。(42)2009年,广州市政府计划在番禺区建造垃圾焚烧厂,许多周边居民担心自己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因而就垃圾处理的替代方案进行辩论并在市政府举行大规模抗议。经过犹豫之后,广州市政府公开表示愿意考虑多数民意支持的替代方案。(43)这些事例表明,主动积极的公民参与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滥用公权力。无论是维护平等权还是环保行动都显示,一旦特定群体的重要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就可能公开采取积极行动来保护成员自己的利益,并有效利用网络和传统媒介来放大自己的声音。(44) 然而,即使这些公民参与的成功事例也在很大程度上分享孙志刚模式的内在局限。事实上,厦门事件本身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45)事后看来,它的成功带有侥幸成分。更为根本的是,既然现有制度对其成功没有任何保证,厦门模式不可避免地缺乏可预期性和可复制性;它的成功只可能在上海、广州这些相对“文明”的地方复制,那里的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自由表达更加尊重,对于使用武力则更为克制。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显示同样程度的尊重和克制。虽然PX化工项目被赶出厦门,但是并没有离开福建,而是被迁移到漳州,而漳州政府重新包装了工程,并仔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群众集会重演。(46)厦门事件一年之后,几乎同样的PX化工项目在人口更加密集的成都“上风上水”之地开工;当地居民模仿厦门“集体散步”,结果却截然相反:不仅没有说服成都市政府回心转意,而且组织者受到拘捕甚至定罪。(47)和孙志刚模式不同,厦门模式并不要求中央亲自干预,但是公民维权仍然面临同样的制度障碍。 五、结语——民间宪政的前景 中国宪政经验佐证了克雷默教授关于人民宪政的主题:如果没有人民积极参与制宪及其实施,宪法就不可能转化为宪政。(48)正如麦迪逊指出:“人民自己”才是自由的最可靠守护者。(49)一旦人民从政治舞台消失并把权利保障的任务完全委托给政府,他们很快会发现宪法就是一张废纸;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一部良法与其说是纠正不公的手段,不如说是掩盖不公的门面。中国最高法院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失败验证了这一点:在缺乏人民支持的状态下,齐玉苓案注定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宪法确实对保护人民权利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本文所示,这种作用带有极高的代价、不确定性和不可复制性。 中国经验同时证明,民间宪政论也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在规范意义上,人民当然是所有公权力的最高源泉,政府纯粹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使权力;如果政府实际上偏离了这个基本目的,那么一定因为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宪法框架出了问题。这个笼统的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无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人民如何才能守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呢?没有人民支持的司法审查本身显然是不够的,却不失为人民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一种具体机制。正如孟子两千多年前早已指出:“徒法不足以自行”,(50)而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在道义和制度约束下忠实执行法律的政府。在当今中国的日常公共生活中,无论是厦门“集体散步”事件等少数成功事例还是许许多多的失败事例都证明了一个共同点:没有适当的制度支持,人民的维权必然是“逆水行舟”,维权斗争艰难困苦、代价高昂,而获胜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虽然人民是所有正义事业的最终推动力,零散、孤立的抗议是不可能实现目标的;相反,抗议、游行、集会等维权表达方式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受到保护,尤其是周期性选举、为了争取选民支持而自由形成的政治团体、不同权力中心的相互制衡以及政治中立机构的司法审查。这些制度非但不威胁人民的政治和宪法最高地位,而且还为宪法体制下的民众参与提供具体内涵。事实上,既然是宪政,就只有通过受宪法约束的政府才能实现,因而民间宪政注定不可能是纯粹“民间”的,而只能是在人民推动乃至主导下实行的一种宪政。 要完成从宪法到宪政的过渡,中国需要一套能够保证政府对人民负责并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人民自己必须看到宪法制度对权利保障的作用,对制度改良形成自己的诉求并主动参与到制度建构的过程中来。宪法和法律制度无疑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只有在人民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落实。 注 释: ①参见张千帆:《认真对待宪法——论宪政审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 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法释[2008]15号),http://www.chinacourt.org/flwk/show.php?file-id=132344,2010年12月1日访问。 ③美国学者克雷默教授曾专门以此为题出版“人民宪政”学派的代表作,参见[美]拉里·克雷默:《人民自己——人民宪政主义与司法审查》,田雷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导言部分第1~8页。 ④See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vol. 2):Transform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 5-27. ⑤参见《汉书·景帝纪》、《汉书·刑法志》。 ⑥参见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自序”部分。 ⑦包丽敏:《政府发出强制搬迁通知书,老人手持宪法进行抵制》,《中国青年报》2004年4月5日。 ⑧仅在2010年4月11~27日就发生了数起受到全国关注的重大事件,其中既有看守所和劳教场所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也有质疑政府落实安全生产规定的煤矿爆炸事件。具体事例参见洪启旺:《湖北两男子拍摄上访被送精神病院》,《羊城晚报》2010年4月11日;刘灏:《开封劳教所学员被“冲凉死”,3人目睹全过程》,《潇湘晨报》2010年4月13日;褚朝新:《唐山劳教者“骷髅死”,1.8米重70斤》,《新京报》2010年4月14日;钱昊平:《山东威海看守所一在押人员疑遭针刺死亡》,《新京报》2010年4月17日等。 ⑨参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⑩参见许崇德:《亲历中国宪法的发展》,《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9日。当然,学者是在政治指导下起草《宪法》,参见王汉斌:《邓小平亲自指导1982年宪法的起草》,《法制日报》2010年3月15日。 (11)例如2008年9月9日,山西襄汾县发生严重溃坝事件,地方官员试图瞒报死亡人数,结果事后遭到国家安监总局的调查,见杜宇:《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发生瞒报》,《南充晚报》2008年9月18日。 (12)例如中央编译局设置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几个确实锐意改革的地方政府曾经获奖,见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index5.html?no=1,2010年12月1日访问。 (13)例如201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改草案》,其中包括限制代表独立行使职能的条款,受到学术界和媒体广泛争议。然而,最终修正案并没有吸取社会意见,但是同时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实部分吸收了全国人大内司委征求的专家意见,譬如坚持保留村委会的3年任期,尽管基层干部普遍要求将任期统一改为5年。参见张千帆:《村委会组织法修改须确保农民民主权利》,《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21日。 (14)参见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15)同时撤销的其他司法解释都附有简单理由,同前注②。 (16)朱燕:《黄松有不服一审判决将上诉》,《新京报》2010年1月29日。 (17)参见张千帆:《转型中的人民法院——中国司法改革回顾与展望》,《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8)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原话,参见《高法公布五年改革纲要》,《人民日报》1999年10月23日。 (19)参见张千帆:《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6日。 (20)例如参见《法学》月刊2009年第3、4期刊登的争论,即便宪法学界内部也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1)例如参见《农业户口将逐步取消》,《新京报》2007年3月30日;《南京取消农村户口》,《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25日;《广州将试点取消农村户口,用身份证取代户口簿》,《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5日。 (22)参见刘炳路:《佘祥林蒙冤11载,有罪推定是祸首?》,《新京报》2005年4月14日。 (23)See Fran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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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穿墙方式

来源: http://abloz.com/2011/08/01/new-way-through-the-wall.html 据外电报道,一种新的反互联网审查方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诞生,并取名叫telex 反互联网审查系统。与以往代理和隧道方式不同,这种穿墙方式没有代理主机IP。 代理和隧道方式,必须在墙外有一个服务器来代理。但该服务器IP容易被审查系统发现并屏蔽。而新的方式,根本没有代理IP。用户需安装一个客户端。 当用户访问一个被屏蔽的网站,客户端会采用https的方式,访问一个合法没有被屏蔽的网站。审查系统看到的是访问合法网站。但协议头里面添加真正的 Telex工作站公钥加密的目标地址。另一头,需部署Telex 工作站,就是路由器。这种路由器看到由其公钥加密的协议后,用私钥解密出真正的目标地址,再用境外代理获取内容。 据该实验室人员说,目前该技术还是测试阶段,已经成功从中国破墙而出,访问被屏蔽网站。 虽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方法,但困难的地方是,这些路由器需部署在大的ISP的主干路由上。而ISP并没有任何动力来做这件事。另外,如果政府审查系统也部署冒充的Telex工作站,就还是可能屏蔽访问。还有,政府可以在其路由器中禁止其不能解密的https访问。 ――――――――――――――――――――――――――――――――――――――――― 需要翻墙利器? 请 安装Wuala ,查找和添加gfwblog为好友,就可高速下载翻墙软件,或访问 http://tinyurl.com/gfwblog 直接下载。 推特用户请点击 这里 免翻墙上推特 请点击 这里 下载翻墙软件 更多翻墙方法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到: [email protected] 请阅读和关注 中国数字时代 、 翻墙技术博客 GFW BLOG (免翻墙) 请使用 Google Reader 订阅中国数字时代中文版 (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feed ),阅读最有价值的中文信息;以及 GFW BLOG(功夫网与翻墙) http://feeds2.feedburner.com/chinagfwblog ,获取最新翻墙工具和翻墙技巧信息。 推特用户请点击 这里 免翻墙上推特 点击 这里 下载翻墙软件 更多翻墙方法请发电邮(最好用Gmail)到:[email protected] 翻墙技术博客 GFW BLOG (免翻墙) 阅读 中国数字时代 (免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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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耀桐:论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许耀桐:论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标签: 官僚主义 干部人事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 ● 许耀桐 ( 进入专栏 ) 【摘要】反对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反对的官僚主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方面沾满官僚习气的官僚主义;另一类是追求特权、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第一类可以说是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第二类则是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继续推进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必须提高思想认识抓紧反对官僚主义,坚定不移地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继续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反对官僚主义 阶段 类型 对策 反对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这个任务和斗争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因为官僚主义是生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赘瘤,是毒素和祸害,如果任由官僚主义滋长、蔓延,终将导致党和国家的覆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申,坚决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始终保持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 一、反对官僚主义经历的三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建党成立90年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在三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因此,和这三个时期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在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①],从而举起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旗。这里所说的“苏维埃管理制度”,是列宁领导的有别于旧剥削阶级的“官僚国家”的新型国家制度。官僚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是,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苏维埃管理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紧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当好人民公仆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有效遏制和战胜官僚主义的新型国家制度。 官僚主义产生并寄生于国家权力机关,没有国家权力机关,自然就谈不上存在官僚主义。本来,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武装斗争阶段,为什么还有必要反对官僚主义呢?这是因为,在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方面,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苏联共产党是通过城市暴动一夜取得政权的,因此,它在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后才着手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而中国共产党走的则是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很早就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掌握着局部地区的政权,所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就开始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到议事日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一些基层苏维埃政府“一贯命令群众,政权的威信很低”,整天忙于事务主义如“办差”、“招待过路人”、“打路条”等[②]。为此,在《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专门讲了必须“反对官僚腐化现象”,强调共产党员“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③]。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官僚主义”概念,他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43年6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是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相对立的领导方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时刻告诫全党要警惕官僚主义的发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问题,不要让它危害革命事业。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我们党特别注意防止执政后脱离群众,党员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现象发生。最早察觉并自觉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是习仲勋。1950 年5 月20日,在庆祝西安解放一周年纪念的干部大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同志作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讲话,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称作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⑤]号召“揭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⑥]。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随着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毛泽东把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⑦]1953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认为官僚主义是反动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⑧]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 砍掉它三分之二。”[⑨] 这一时期在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上,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也有深刻的论述。1963年, 周恩来专门写了《反对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中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⑩]在我国有着肥沃的土壤,很容易侵入党和国家的肌体。邓小平也认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11]因此, 他强调克服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绝不能松懈怠惰。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反对官僚主义进入新阶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官僚主义的表面认识上,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 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 还有自己的特点, 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 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12]显而易见, 邓小平认为党的国家机关中出现官僚主义现象, 一是与历史传统文化有关, 二是与我们过分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 因此,消除官僚主义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 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一是进行体制改革,而且后者更为重要。邓小平提出的过于官僚主义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的思想,是对新时期反对官僚主义的新认识,新发展,我们只有深化体制改革,才能釜底抽薪,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在这一时期,江泽民和胡锦涛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即在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前提下,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政治作风上坚持清正廉洁, 反对以权谋私;在组织路线上,坚持任人唯贤, 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江泽民把反对官僚主义同反对形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 领导全党制定了“八个坚持, 八个反对”, 其中第五条就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本质和要害就在于是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 做官当老爷。江泽民领导全党采取许多措施, 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的顽症”。胡绵涛针对党内官僚主义的陋习指出:“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 致使一些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 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 一些本来可以缓解的矛盾进一步恶化。这些不良风气如不坚决刹住,势必严重削弱党员干部队伍的战斗力, 势必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最终妨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 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 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11年4月,中宣部理论局组织选编出版的《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选编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分为“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关于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关于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关于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关于群众工作主要任务”、“关于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六个专题,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精神,为反对官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科学划分官僚主义的两大类型 什么是官僚主义,列宁曾经指出,“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13]这说明,官僚,指的是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队伍里,一些受到封建传统影响或利用体制弊端空隙,在从事行政事务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脱离群众侵犯群众的现象以及利用手中权力追求特权利益的人。可以说,官僚的种种言行表现就构成官僚主义。 关于官僚主义的形态表现,周恩来作出20种分析。这20种官僚主义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颛顸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害党害国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14]周恩来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是因为它暴露了官僚主义的实质,它的致命要害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15]邓小平也具体地列举了在新时期官僚主义的24种主要表现和危害: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官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瞒上欺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 等等。”[16]邓小平指出,这些官僚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 或是在国际交往中, 现在都已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共产党反对的官僚主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方面沾满官僚习气的官僚主义,诸如周恩来、邓小平指出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公文旅行”、“互相推诿”等等;另一类是,追求特权、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诸如周恩来、邓小平指出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欺凌群众”、“徇私行贿”、“贪赃枉法”、“敌我不分”、“害党害国”等等。成为官僚主义的人,第一类可以说是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第二类则是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这两类官僚主义和官僚者,在今天仍然都还继续存在着。 从第一类有着严重工作缺陷的官僚主义者的情况来看,先以决策方面为例,本来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应该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好决策的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基层干部意见和建议,发挥咨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听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官僚主义者那里,却出现了“不民主、只集中”或者“让你民主走走过场、最后集中听我拍板”的现象。由于官僚主义者破坏民主集中制,导致了决策的严重失误。例如,据披露,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大约2万多亿元的总投资中,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有1万亿元。[17]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八五”期间投资的400多个全国重点项目,2/3没有效益。仅1998年,就连续发生几起高达数十亿元的投资失误。“十五”期间,我国公共决策的失误每年估计都达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516项由国债投资建设的项目中有136项未能按时完成,占到1/4。2006年国家审计署查明,仅10个中央企业决策失误的损失就高达145亿元。[18]又如,根据有关调研材料表明,在一些地方,由个别人拍板定案几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决策规定。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唯上论”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围绕领导批示开展决策,围绕“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开展决策,其中个别人决策的作用占了很大比例,有的地方或部门个人决策的比例大约占了50%—70%左右。官大的定了的事下面就必须做,即使决策错了,下属也不敢纠正,有谁敢对领导说“不”呢!正所谓:“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这就是说,“顶撞”领导的要倒霉,就会丢掉职务和岗位;为了保住职务和岗位,可就千万别去“顶撞”领导。这就助长了领导的专横和无所顾忌,导致了“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的出现。 再以政绩方面为例,党的思想路线和根本作风是实事求是。共产党干部需要讲政绩,但政绩既不是靠作秀、耍花样“玩”出来的,也不是靠蛮干、霸道的作风“逼”出来的,一定要通过艰苦努力,靠着实干精神、科学精神干出来的。取得政绩要光明磊落,才能经得起检验、流芳百世。 但是,在一些官僚主义者那里,政绩却成了弄虚作假、“数字出官员,官员出数字”的工具手段。有一位乡长在文章中自述政绩造假,他说,“我在乡镇政府干了11年,当乡长两年。县委、县政府对乡镇的政绩考核在很多方面背离实际,逼着乡镇干部造假。一些干部甚至认为,干工作就是一级骗一级。造假好的干部反而得到提拔,这就形成了错误的导向。我们乡1.9万人,农民占95%,人均耕地0.87亩,主要收入靠打工。农民平均每年可用现金是六七百元,可2006年上报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4600多元。这是为达到‘小康’考评标准,满足上级领导‘政治需要’而造假的结果。几年前,我们乡曾有一次报得比较实际。当时全乡21个村中有8个排在全市倒数第10位,乡领导被县领导批得狗血淋头,第二年就只有壮着胆子虚报了。现在一些干部的精力主要用在讨上级欢心上,在办公室闭门造车、炮制成绩。这些具有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作风飘浮,使得党和政府的工作落实不下去,党心不顺,政令不通。”[19] 从第二类腐败变质、劣迹斑斑的官僚主义者的情况看,现阶段集中表现为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有些官僚主义腐败分子公开鼓吹腐朽的“权力发财观”,广东省佛冈县原县长廖添财在一次中学开学典礼上大肆宣扬:“你们(指学生)为什么要读书呢?读书就是为当官发财。当官就要当大官,当个科长有什么意思,要当县长、市长、省长,发财就要发大财”[20]。 安徽省原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是该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陈兆丰的突出表现就是大肆受贿卖官。“要想富,动干部”,陈兆丰深谙此道。他利用乡镇换届、撤并乡镇、机关机构改革时机,大批调整干部。方案都由他一人拿,组织部只能按照他的方案去履行手续。经查,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的干部达110人,由此他获得贿款150万,每顶官帽价值平均一万多元。在定远县,陈兆丰被老百姓私底下称为“陈千万”。定远县是安徽省沿淮地区的一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县,1990年,陈兆丰开始到这个贫困县当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2002年从该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去职,升任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前后仅10余年的时间,他就敛取了近千万的家财。[21]对于当前这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曾将他们犯案的特点归结为八大方面:(1)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团伙性;(2)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3)吏治和司法腐败严重;(4)经济发展的热点领域往往成为腐败案件的高发区;(5)领导干部“傍”不法“大款”现象严重;(6)作案方式和手段诡秘,更具隐蔽性;(7)一些腐败分子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赃物,涉案人员向外潜逃;(8)查处与反查处、腐蚀与反腐蚀斗争相当尖锐激烈。[22] 2011年,正值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进行新一轮换届。为了保证换届工作平稳、健康、有序开展,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其中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严禁买官卖官。不准以谋取个人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索取、收受或者变相索取、收受贿赂。严禁跑官要官。不准采取拉关系、走门子或者要挟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或者职级待遇;不准封官许愿,或者为他人提拔调动说情、打招呼。”这些规定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当下官员变质、官德败坏的第二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极度的担忧警觉和坚决清除的决心。 比较以上两类官僚主义,第二类性质更加严重。如果说第一类官僚主义者尚属于党内、行政范围内的党纪、政纪处分之内,那么,第二类官僚主义者则属于须移交司法,按照刑事犯罪给予处置。第二类官僚主义者事实上已经变质蜕化,必须清除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队伍。当然,这不等于说第一类官僚主义者不会造成严重危害,例如那些严重渎职者,由于瞎指挥,造成决策的重大失误,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对于第一类的官僚主义中的这些严重渎职者,也须移交司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继续推进反对官僚主义的四项对策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充分说明,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过去发生、现在发生、今后也还会发生官僚主义。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坚决地与官僚主义和官僚者作斗争,党和国家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尽管我们党已经为此付出了90年的艰辛努力,但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将是长期的、持续的。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1.提高思想认识抓紧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官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顽疾。本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新型的国家,实现了由“社会主人”到“社会公仆”的转变,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滋生官僚者阶层的温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就不再有官僚主义了。事实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官僚主义就没有绝迹,官僚主义不仅相当普遍地“复活”了,而且十分严重。列宁指出:“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23]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国家[24]。在当代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坦率地说,当前在党和国家机关中依然存在种种官僚主义,而我们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却重视和强调的不够,缺乏有力的部署。我们决不能对官僚主义掉以轻心,熟视无睹,置之不理,仍然需要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抓紧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深入持续地继续下去。否则,就难以遏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党和国家机关就会再度出现从“社会公仆”变为高踞人民之上的“社会主人”的逆转。20年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和丢失国家政权,不能不说与官僚主义的复活和官僚者阶层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2.坚定不移地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如果说官僚主义是阴魂,害怕见到光亮的话,公开性就是置官僚主义于死地的利器。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增强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公共治理的环节、过程的透明度,并且提高了公众的知情度和参与度,官僚主义就无可藏身了。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就是要打造“阳光政党”和“阳光政府”,使政党和政府成为“透明政党”(Transparence Party)、“透明政府” (Transparence Government)。“透明政党”和“透明政府”,就是要求政党和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和实施的公共管理措施、管理流程必须及时公开,而不予公布的就绝不可以实施、执行。近年来,我国的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党务公开方面,通过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式。在政务公开方面,我国的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多部法律、行政法规等已对相关政府信息的公开做了规定,力求使政务更加公开、透明,使人民大众对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监督方式等能够一目了然,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是,现在的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也远未到了健全完善的地步。据有关专家估计,不少地方在执行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仍阻力重重、步履维艰,只有60%的及格率,真正贯彻落实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大力推进实行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让党务和政务受到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3.继续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反对官僚主义主要采取开展运动的方式不同,今后反对官僚主义仍应按照邓小平所强调的以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为重点,走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之路。要积极稳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理顺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要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 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切实地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继续优化政府结构、行政层级、职能责任,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在纵向行政层级方面“上下一般粗”,上面的权力大责任小,下面的权力小责任大,在横向行政层级方面,“左右一样齐”,职责交叉、关系不顺、相互扯皮、争权推责的根本弊端;要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各级政府部门在机构设置上,加大横向覆盖的范围,将类似职能尽量集中在一个大的部门之中,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减少行政管理层级;要加强行政问责制,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要精简公务,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安排,把各级干部从“把行政工作做好,就要发更多的文、开更多的会、作更多的讲话、开展更多的评比”这样的“四多”思维观念中解脱出来。要出台严厉的制度规定,真正做到“四减”,即:减文、减会、减少讲话、减少评比。例如,除了重大的政策性文件外,属于工作性布置的不必发文;要召开的会议,也主要集中于决策制定方面;讲话稿要简明扼要,主要由领导者自己起草,提倡即席讲话;塑造良好的党风政风。 4.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从干部人事角度说,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反对官僚主义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为此,首先要从干部的“进口关”进行防范,坚决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不良分子“混入”党和国家机关,这就要实行选任类官员以公开竞争为要求的普选,让人民群众行使选举权,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对考任类干部,则要通过严格的公务员考试,好中选优,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干部队伍。其次,要从“管理关”管好所有干部,如,严格责任制,实行领导干部重大责任追究制度;还要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 定期的群众“满意度”测评制度,领导干部财产的申报制度, 落实干部廉洁自律的督查制度, 等等,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 原载《理论探索》2011年第4期 --------------------------------------------------------------------------------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第42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年版。 [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第43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1979年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 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习仲勋文选》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习仲勋文选》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⑩]《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列宁选集》第1卷,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8—42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 参见刘根生:《“反对”意见的价值》,《瞭望》1999年第1期。 [18] 参见范大华、姚瑞华:《决策合法化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决策导刊》2007年第2期。 [19] 参见段羡菊:《一位乡长的自述:我们被变了味的指标考核逼疯了》,《乡镇论坛》2007年第18期。 [20]《瞭望》,1998年第43期。 [21] 参见吴贻伙:《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狱中自白》,《检察日报》2006年12月5日。 [22] 参见《刘丽英说我国仍处在腐败易发期》,《党政干部文摘》2002年第12期。 [23]《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4]《列宁全集》第32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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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祖陶:初试轮椅

一 因腰疾被视为“半残体”已多年。由于行动不便和实在放不下手头那支笔我整整10年未曾走出武汉市的大门。平时只要走出家门百把米,如能叫到出租车在市区内公园景点、高端影院、超市作些有限的活动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对于一个耄耋老者来说,这样的生活也算得上奢侈的了。 当人们看到我既前屈又侧弯的身躯行走的艰难都说我应该考虑坐轮椅了。我是绝对不愿迈出这一步的,真的那样,我对生活的自信也就会大打折扣,一切都将改变,真希望无限期推迟这一天…… 10年不出市,一朝飞巴黎,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很多人为我捏一把汗。女儿不放心要请假来接我们,一是她的工作不允许,二是花费太大,三是不符合我们希望自己安排自己的主张。由于我们在与钟点工的相处中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依托他们解决了出行接送的诸多难事。 签证一到手,就立即办理机票。由于孩子们的坚持并给与实际资助,我们终于同意买头等(或公务)舱机票,这个数字相当于我们两个老者半年退休金的总和,是经济舱的3倍多。有意思的是,买的是电子机票,并不是传统的厚实纸质机票,只打印一张“电子机票行程单”,我们心里还有些不放心,这不算数怎么办? 更没底的是,先行出国探亲回国的老友告诫我们一定要申请轮椅,一是机场太大,根本走不动,另外机场太复杂,你也搞不清登机的路线与登机口,何况你行动又困难。感谢老友提供这么重要的信息。正是有了轮椅服务,行动难的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就这样我第一次接受了轮椅。在购票处申请到了一个“全程轮椅服务”。可是当时还是心里没底,空口无凭,立字又无据,到时候没有怎么办?出票方反复要我们放心,也就不好再纠缠了。 二 我亲历了从武汉飞巴黎的全程轮椅服务,还在上海换了航班。真正享受到了在国际航空领域的周到服务,感受到了这个领域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契约精神。我们 一到武汉天河机场办手续时仅出示护照,就为我们办理了去上海和巴黎两种登机牌,不久两名工作人员推来了一个轻便轮椅让我坐下,这是我第一次坐上了轮椅,由工作人员带领我们通过安检到贵宾候机室,把轮椅放在旁边,并说到登机时再来推我。这一切令我彻底放心了,并在心里为机场的现代化管理打上高分,虽然这还只是全程服务的开头啊!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很快到了上海上空。只消稍稍俯瞰一下上海壮观的夜景,就不禁为我们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叫绝,这种感受与我们16年前第一次走出国门到达美国纽约的上空的惊喜可以相比拟! 当乘客纷纷走出机舱,空姐非常亲切地让我们别着急,轮椅马上就来,果然一个上海小伙子推着轮椅来了,我坐上了。我真为我申请了轮椅而庆幸,否则一切将是不可设想!我们10年前也是从浦东机场飞巴黎的,也算是旧地重游吧,可是,你找不到当年的感觉,完全想像不出浦东机场获得多么前卫广阔宏伟的发展——在2010年的世博会有序地日吞吐达数十万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小伙子的任务是把我推到飞往巴黎的航班候机室,其中还要通过海关,这个路径是如此漫长,足足花了20几分钟。由于是走的特殊通道,完全看不到奔忙的人群,贵宾候机室中绝大部分是外宾。小伙子同样告诉我们,到登机时会有人再送我上飞机。 这一段坐轮椅,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的神经压迫症状一来我是走不了的,这么长的路我是绝对不行的。轮椅呀轮椅,我初试轮椅就用在骨节眼上了。本来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免费申请轮椅的,肖静宁坚持自己完全可以胜任步行,只为我个人办了申请。小伙子走的比较快,她背着双肩包几乎是竞走的状态跟随着,其中经过几段自动通道也是未停止走动。她说这又一次考验了自己的状态。有意思的是,上海小伙子也不减速,肖静宁也不好意思让他走慢点。后来小伙子说,“没见过这样会走路的老太太!”这一句话让她欣喜不已!她竟然高兴得当即给了他50元“小费”,因为先前也听说有小费之事,但她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给,给多少。后来他们就聊开了,小伙子说这是国际航班给小费是顾客的自愿行为,是对我们服务的奖励,领导并不干预,国外旅客都给,国内很少给,我们也不好开口要。啊!你们大学教授嘛就是不一样!肖静宁说,应该的,谢谢你,还握手道别。肖静宁后来对我说这50元也是对她自己的自信和状态的奖励! 三 由于受大气强对流的影响,飞机在浦东等待了一小时才起飞。经过10余小时的飞行,于巴黎时间早上7点多钟到达戴高乐机场,一名年轻健美热情的法国姑娘推着轮椅在出舱口接我来了,我真是好高兴,我们给她5欧元表示感谢,她说了好多法语我们也不懂,看得出来她非常高兴。在出站口我们看到了久久等候的女儿女婿,当我们激动而亲切拥抱时,法国小姑娘真心为我们祝福。女婿以为我没有小额欧元,没给小费,就送了她5欧元。一大早法国小姑娘的运气真是不错呀!女儿说,这也是树立中国人的热情友好的形象,让他们觉得为中国人服务是很好的一点小小的投资吧! 通过全程轮椅服务的过程,我顺利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将开始弥足珍贵的享受天伦之乐和领略异国风情的三个月的不寻常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一心愿,多少人在为我们服务,多少人为我们祝福,我要实实在在地真诚地说声谢谢!这一旅程也使我实实在在地真正地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在与国际接轨迹中的进步、发展和变化的步伐。 一到女儿家,与10年前相比,法国的天还是那样湛蓝,那么美,那么宜人,没有一点喧嚣。只是女儿家变化太大了:别致的欧式小别墅令我们惊讶,绿草茵茵、鲜花盛开,还有串串葡萄的小花园尽情地向我们展示主人勤劳和情趣。这是10年奋斗结出的果实,这是一个有能力肯奋斗就能实现自我并有利他人的国度,我为他们自豪! 与10年前相比,我真的很老了,我的身躯与行动能力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要面对现实,不悲观,不泄气,因为有亲人的至爱,有社会对老年人、残疾人的日益尊重与关照,我的心情格外好。女儿听说我的全程轮椅故事很感兴趣,因为她租了一个轮椅也不敢说,怕我不愿意。为了与大家同步,为了更多更好地领略巴黎这个美丽而独特城市的风光与文化,在塞纳河边,在巴黎圣母院,在香榭丽舍大街,在艾菲尔塔,在凯旋门,卢浮宫,拉德芳斯广场,在枫丹白露城堡……这些10年前曾留下我流连忘返步履的地方,将留下我的轮椅的轨迹。这是生活的自然状态。在游览巴黎的这一美好特殊时刻,我会乐意坐上轮椅,充分享受我的亲人们抢着推我的那一份令人羡慕的好福气。 (2011-07-16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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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 为什么独裁者总是很敏感?

核心提示:独裁者总是有很多事情去为之发愁。他们看到敌人无处不在。 原文链接: Why are dictators always so sensitive ? - PostPartisan - The ... 来源:华盛顿邮报 作者:William J. Dobson 发表时间:2011年3月23日 译者:蓝枫( @ lawrence2020 ) 独裁者总是有很多事情去为之发愁。他们看到敌人无处不在。如果不是某些外国势力密谋推翻他们,就是存在着宫廷政变的风险、心怀不满的军方、或者——正如我们在最近几周所见——本国民众发动反抗他们统治的起义的威胁。 从独裁者的角度来看,其中的许多威胁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任何独裁政权都需要去确保军方感到满意。就拿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来说。他是首位缺乏军事资质的中国领导人。所以,一时间好像几乎每次拍照之时,都可以看到江泽民将勋章别在这个或那个将军的身上。 同样,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政治算计也是危险重重。每当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看到有人的政治生涯一路高企之时,他就会让此人靠边站。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段短暂时期,埃及前外长阿姆鲁·穆萨(Amr Moussa)看起来像是一位未来领导人。因此,穆巴拉克于2001年将他派驻阿盟 (the Arab League),等于是将其打进了政治炼狱(显然,穆巴拉克的直觉是准确的。穆萨有意在今年秋天参选总统) 。 可那为什么暴君和独裁者对于哪怕是最微小的威胁都极易发怒呢?为什么缅甸军政府害怕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为什么中共在一提及达赖喇嘛时就会气得怒火中烧?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象征主义的力量。他们要么已懂得一个人、一个重大事件甚或一个简单的手势是如何带动人们以某种方式行动起来的,要不然他们就永远都想不通。 我最钟爱的有关于此种象征主义的例子的其中之一就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周年纪念日。请记住,埃及的示威活动开始于1月25日并非偶然。这一天是埃及当局所预留出来的一个全国性假日,即“警察日”(Police Day)。并且,观看过从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传来的镜像的人都知道,埃及人并没有对本国的警察给予特别高的尊重。警方应该有一个使其获得尊敬的节日的想法只是自讨没趣。因此,青年活动家就会选取这一天来展开集会。事实上,他们在2010年的“警察日”曾试图去发起游行。唯一的不同只是这一次产生了效果。 让专制政权感到棘手的难题是,他们掌权的时间越长,他们所制造的具政治敏感性的纪念日就会堆积得越多。日历上遍布着一个又一个的旨在提醒人们记住独裁政权所犯下的罪行的敏感日子。 在这方面,以中国为例是再好不过了。中国领导人每天都得去翻阅一份布满了种种有争议性的纪念日的日历,这些纪念日或许会提醒公民当民众对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之时会产生什么后果。 对中国的政治日历表作一番速描,涵盖了3月10日(1959年西藏起义纪念日)、4月1日(1978年民主墙运动终结纪念日)、5月4日(1919年五四运动纪念日)、6月4日(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7月5日(2009年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7月22日(1999年对法轮功运动的镇压)以及10月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每当这些日子到来之时,当局就必然会感到紧张不安,动用力量搜寻可能会召集民众反抗共产党的“黑手”和“捣乱分子”。 2009年最让北京感到惊恐不安——当重大敏感日接踵而至——据报道说,中共成立了专门的高级行动小组,被称为 “6521委员会”(数字6521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西藏起义50周年、天安门大屠杀20周年和镇压法轮功10周年)。北京深知周年纪念日的重大象征意义。 最近,我偶然地碰到了中国当局的过敏症发作。我当时想在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一些的时候前往中国。显然,我不会在6月3日或9月30日抵达。我原打算12月出发。在中国学者刘晓波将会于12月早些时候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很明晰之后,我不得不取消这次旅行。我再次将旅行日期替换到2月份。2月很平静。当然,中东在几周之前开始了全面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由于害怕它所正目睹的茉莉花革命,它就开始严加防范禁闭,先发制人地对任何它所认为的有威胁性的人加以逮捕或软禁。 当然,从外围看,这很像偏执狂。但是,从独裁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利害关系甚为重大,使他对即便是象征性的威胁也要严阵以待。中东许多国家的政权并未预先考遇到某些征兆。而如果中共在未来某一天判断失误,那么它就还可以有机会去打造最富有意义的重大政治性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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