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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两岸统一基础——46宪法

两岸统一基础——46宪法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30 本站发布时间:2011-8-30 15:00:18 阅读量:2次   对1946年12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以及会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我们这边的评价一向甚低。官方说法是: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后,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规定,单方面召开了这次“国民大会”。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以及胡适、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社会贤达”1600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无所作为,推选吴稚晖为会议主席,蒋介石等48人为主席团成员,洪兰友为秘书长。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故又称为“制宪国大”。有的甚至还称人家这次大会是“伪国大”。至于这部事实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宪法,官方的评价则是: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 年1月1日由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计14章 175 条。《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特点是:以自由平等为标榜,坚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名,保障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和官僚资本的经济垄断;以“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之名,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之实。   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关键是因为其主要参与政党为中国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而中国共产党和民盟(除民社党外)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并拒绝承认其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然而,事实上这次国大通过的宪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看,都有其杰出之处——很多地方就是今天我们采用的宪法也望尘莫及的。   说到46宪法的意义,首先应该看到: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使得国民党的合法性问题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解决。谈到国民政府的合法性,这个话题可能比较宏大。中华民国的法统来源于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对这个法统的继承和延续。而此前主导这个法统的是北京北洋政府,但经过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及曹锟贿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实际上已经大大耗尽了北京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所以后来通过武力讨伐而取得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具有一定的道义资源,但这还不足以成为合法性的充分理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面临重塑政权合法性的历史任务,如此方能继承延续中华民国法统。而1937-1945年在中华民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时,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卫国战争胜利,废除了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所有屈辱不平等条约,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这无疑成为战后国民政府合法性来源之一。   从理论上讲,一个合法的政权应该建立在超验正义的价值基础之上,而宪政能够有效地抵御强权政治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破坏这些价值基石,所以一个合法的政权还应该包括两个方面:超验正义的价值观和护卫这些价值观的宪政体制。从双十协定的签定到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无疑表明了当时政府推动宪政建设方面的诚意,这两次协定和协商所拥有的民主内容与民主品质,基本上都体现在后来“制宪国大”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中。这部宪法在宪法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法还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 等内容,在这部宪法文本上无论就其设计的国家权力的分立、平衡与制约,对政府权力的明确限制,以及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其他民主国家并无实质差别。这是一部真正按宪政精神设计的宪法,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普遍的价值标准基础上,如果历史给以其时日,也许中国将开创另外一个局面。   就其现实意义而言,这部宪法许多规定也极富现代宪政思想,便是在今天也令我们心向往之。   我们不妨就宪法中涉及“人民权利”部分来看过究竟。关于“人民权利”这部分,该宪法规定:1、人民平等:宪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该说法涉及妇女权利,政教分离,民族平等,阶级平等,党派平等,从而彻底根除父权主义,政教合一,一党专政等社会流弊,保障人权。 2、人身自由:宪法对人身自由有严格规定,任何司法或警察对人民的拘禁须于24小时内提交法院,并由法院裁决应否羁押。宪法要求未触犯法律者不受任何刑罚,即无律文则无刑罚。因中国人口买卖之风相沿极久,为保障妇女自由,宪法规定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居住迁徙自由:宪法明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3、 工作与财产权利:宪法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 4、意见自由:意见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著作自由,教学自由,表演自由,通讯自由,刊行自由等。对于这些自由,宪法均有规定。如宪法第十一,十二条“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根据这些规定,新闻审查制度,特许制度均属违宪;而司法院644号释宪声明,人民宣扬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主义,在言论层面上均属于言论自由,符合宪法之规定。对于讲学自由条款,根据司法院司法解释,大学自治应予保障,不得干涉大学办学自由。5、信仰自由:宪法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该说法已经废止了天坛宪草之“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说法,以避免儒教设置类似国教,干涉信仰自由。6、集会结社自由: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根据司法院644号释宪声明,建立宣扬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主义的政党也符合宪法结社自由之规定,若该团体有违宪行为当依法处置,但不得预先阻止结社自由。 7、人权救济:宪法设置了人权救济机制,“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 8、人权保障:宪法规定各项人权,“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即非上述明列之情形,不得以法律限制人权。相比之下,五五宪草则采取人权间接保障主义,即规定非以法律,不得限制人权。而后来在政协宪草制定时,依据中共的提议,将原稿中的“非以法律不得限制之”更改为“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从而采取了人权的直接保障主义。   该宪法中对于人身自由是严格规定,所谓“任何司法或警察对人民的拘禁须于24小时内提交法院,并由法院裁决应否羁押。宪法要求未触犯法律者不受任何刑罚,即无律文则无刑罚”这类富于现代法治思想的规定,在今天仍具借鉴意义。而在有关“言论自由”之中的“根据司法院644号释宪声明,建立宣扬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主义的政党也符合宪法结社自由之规定,若该团体有违宪行为当依法处置,但不得预先阻止结社自由”这类宽容,更是我们今天宪法也难以企及。又比如对于讲学自由条款,“根据司法院司法解释,大学自治应予保障,不得干涉大学办学自由”,也几乎可以解开我们今天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死结。   遗憾的是这次宪政过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内战的硝烟吞没了国人的宪政憧憬,中国大陆人失去了一次实践宪政的最好机会。46的民国宪法文本在当时的意义在于至少表明了政府的一种姿态,也既对一种普遍的价值观的追求。她的诞生“标志着制宪国民大会和制宪的成功,标志着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历经外患内忧和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终于由军政、训政而走向了实行宪政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华民国之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由此而被确认。”   我们知道,宪政的建设,首先需要政府提供宪政的基石和框架。宪政的理念只有在政府拿出了宪政的制度和框架之后才能更快更好地深入人心,46的民国宪法文本后来随着国民政府的迁台而被带到台湾,为后来台湾的政治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台湾经历了两蒋的威权专制时代,民国宪法关于涉及到公民权利的条款被冻结,但无论朝野都认为这只是非常戒严时期暂时性的应急之策,而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基本是政府和民众的一项共识。也正因为46年民国宪法文本的民主理想才开创了台湾宪政民主的制度缺口,一旦非常时期过去,戒严的法理性基础便不存在,剩下的只要按宪法文本上的条款一项项落实就可以了。   2011年6月16日消息,马英九在出席《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新书发表会表示,蒋介石“最大的贡献是制定并实施‘中华民国宪法’”,因为这部“宪法”是一部“涵盖全中国人的‘宪法’”,更是现在“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依据”。   的确,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回到46宪法,以此为基础,中华民族的统一或许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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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 | 怎样解开“二巴”文化的死结?

2011年08月21日 15:37:48         怎样解开“二巴”文化的死结?                     许锡良 西方文化追根溯源,人们考证出,西方文化发源于“古希腊”与“古希伯来”,因此,后来就叫“二希文化”,这是有道理的。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与古希伯来的信仰体系融合,构成了一个理性信仰的文化体系。这样说大致是不错的。 然而中国文化呢?有人戏称为:“二巴”文化,即嘴巴与几巴,也就说,中国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两样东西来构建的,舍此之外,并无其他的要事。只是儒家文化说得文雅一些,“食色,性也”,这是文雅一点的说法,通俗地翻译一下就是嘴巴与几巴。食,就是嘴巴上的事,色,就是几巴上的事。离开了这两点,中国文化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内容。食,是维持现有生命存在的,色,是维持人类作为种族延续的。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中国人穷的时候,则只能够“穷则独善其身”,而一旦富的时候,“富则妻妾成群”。中国文化中虽然也有神,但是不是有来信仰的,而只是用来祈福的,说到底其实只是用来贿赂的。中国人既不真诚地信神,也没有俯视大地与仰望天空的习惯,对大自然与人类本身的奥秘都全无兴趣。思想是多余的,自然世界也只是“万物皆备于我”,对于专制皇权来说,“万物”也是包括人的,因为人也是“万物之一”,必要的时候杀他们成仁,舍他们的身取义,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春秋大义。女人只是专制权力淫乐的工具。中国的圣人对人的“二巴”关注最多,也禁忌约束最多。一方面,“民以食为天”,强调“食色”是人的自然天性,另一方面,又说可以在“信”面前或者圣人认为其他的必要的时候,“去兵”、“ 去食”,圣人明明知道,去食是必定要饿死的,却又强调,“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把取信于民与人的生存对立起来了。也难怪,后来程朱理学会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再到现在版的“不劳者不得食”,“不服者不得劳”,其实都是有文化上的承传关系的。其实这并不是对孔子学说的背叛,而是相反,是很准确的继承与发扬。孔子的所谓为“信”而去食,其实只是去别人的食,对自己却是完全另一翻情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甚至吃的时候还“席不正不坐”,因孔子有胃病,吃精美食品的时候,还要“不撤姜食”,佐料不够精美全面还不行。 孔子对平民百姓的好色权,也是严加防范。曾经立下的规矩特别多,而且特别严格。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其实,他自己就是私生子,就是非礼的产物。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所谓“野合”就是野外男女通奸,也就是说孔子的生父,不仅大胆放肆地“非礼而视”,“非礼而听”,“非礼而言”,更重要的是“非礼而动”的典型代表,而且还“非礼”之后“动”出了结果——生出了据说让中国人免于万古长夜黑暗世界的孔子。孔子,对别人好色严加防范,但是自己好起色来,却是另一套。而历代皇帝学得最到位,一方面在民间倡导“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方面却模仿孔子带学生的办法,储蓄三千宫女,选拔七十二嫔妃。就像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描写的那样: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这样的场景是十分不人性的。 “子见南子”其实就是孔子好色的经典故事,他对子路反复辩解,语气那样强烈,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不做亏心事,心情应该淡定,为什么要在一个学生面前那样急切的辩解呢?无权无职的孔子尚且这样,要是孔子真的做了高官,有了实权,其情妇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个呢。其实男女之事,本来这也是人之常情,人类若不好色,爱情就难产生,后代就难以繁衍,在试管婴儿与人工授精以及生物克隆技术尚未发明出来的远古时代,人类就有灭绝的危险。只是,这当子事,要与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分离开来,权色交易是不行的,应该完全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不能够有丝毫的强迫。 孔子儒家与法家联手发明了中国的“二巴”文化,后来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中国人至今仍然无法摆脱其桎梏。本来人生嘴巴,至少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是用来吃饭,第二是用来说话。但是,由于嘴巴被剥夺了说话的功能,因此,仅下吃一项。而由于世事不让说,发生了灾难,也无法得到讨论,不能够寻找根源。因此,嘴巴文化总也感觉自己是吃不饱的。越是吃不饱,越是要“民以食为天”。嘴巴的功能越是退化为“吃喝”这一项。中国人,至今仍然特别喜欢用“吃”来说明一切事情。利益受到损失,叫“吃亏”,利益得到关照,叫“吃香喝辣”,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职业,叫“吃哪碗饭的”,当兵不叫当兵,叫“吃粮人”,打起招军旗,不愁吃粮人。为皇家做事,叫“吃皇粮”,信天主教叫“吃天主教”,稳固的职业,叫铁饭碗,稳固而优越的职业叫“金饭碗”,即使夺取江山,建立政权这样的大事,也可以用“吃”来表示,如“赢者通吃”,或者叫“问鼎中原”,鼎,就是古代人用来煮饭用的器具,特别是人数众多的时候用的烹饪器具,说到底还是离不开一个“吃”字,如此等等,如果把吃这个动词作了组词,会发现汉语里,关于“吃”的词汇真的是特别多。这叫饿出来的真理。说中国文化就是“嘴巴文化”真是不会错。 至于另一“巴”文化,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文化其实既不关注天,也不关注地,却喜欢专门关注人家拉屎放屁。中国的太监文化或者叫阉人文化,就是专注人的几巴的文化。周永坤先生说,古希腊罗马文化是男人文化,有男人的阳刚之气,而印度文化是女人文化,有女人的阴柔之美,而中国文化就是阉人文化。说得实在是太有道理了。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文化,其实既害怕男人的阳刚之气,也不需要女人的阴柔之美,他们只需要“阉人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几巴,不是原生态的、天然的、生理功能健全的生命力象征的生殖器,而是被经过皇权改造过的,为皇权服务的被阉割过的器官。据说即使远古如甲骨文里,阉字,也是一边是有**与睾丸的生殖器,一边放着一把锋利的刀。与许多民族的祖先公然崇拜生殖,把生殖器高大挺拔林立坚竖着相比,中国人早早就用一把权力的小刀把那命根给根除了。有些是自宫,有些是被他宫。这是因为,这样做的全部目的只在一个,那就是“放心”,用儒家的说法就是“忠”与“孝”。怎么表明一个男人在为后宫服务的时候,同时又不监守自盗?那就是彻底将那命根割了去。不仅睾丸要完全根除,而且连**也不能够留。伴随肉体上的阉割的就是精神的阉割。至今,中国人要取得权力,在仕途上攀附时,还要学会把自我阉割,否则不小心阳具一挺,仕途就完蛋了。香港作家金庸先生对中国几巴文化观察是十分细致入微的。在其武侠小说《葵花宝典》中曾经经典地概括为:欲炼神功,必先自宫。只有自宫,才能够成全大业。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得一人者,得天下”的权力格局,此一人是谁?那是明摆着的。就是“普天之下”与“率土之滨”都莫非他的皇帝。要得到他的赏识,就必须让他对你放心,而要让他对你放心的最有效果办法就是阉割法。从肉体到精神的阉割,历代皇帝喜欢重用身边的太监,这不是没有缘由的。因此,中国的第二巴文化,其实是残花败柳,残渣余孽,那个巴虽然还是巴,不过却已经不是天然完整的有性功能的几巴,而是伤痕累累的伤巴的“巴”了。 中国的道学家们,常常就是上管人的嘴巴,下管人的几巴的典型。管嘴巴的方式就是,你要是胆敢乱说,就让你不得好吃,甚至不得好死。因此,告密之风在中国颇为流行。管几巴的方式,到现在就是扫黄打非,计划生育,从传统的阉割术进步到今天的结扎术。结扎术据说,人的性欲还保留着,算是开始有点人性了,但是,却再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可见,要做好一个中国人,一是要管得住自己的嘴巴,二是要管得住自己的几巴。管住嘴巴是因为,病从口入,因此,你不可以乱吃,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你要乱说的时候,宁愿让你乱吃,也不可以让你乱说,因这,比病更要命的是“祸从口出”。思想罪,文字狱,千年不绝。管住几巴,用今天的行话说,就叫“要经得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这种文化不是从权力让人腐败的角度去考证,使得制度重构,防止权力所带来的腐败,而是要让人学会克服体内激素——荷尔蒙的冲击波,结果还是圣人说得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即使是英雄也难过美人关。“好德”与“好色”相比,不幸的是,胜利者总是造物主给的荷尔蒙。 那么究竟要怎样解开“二巴文化”的死结?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回到人性化社会,用民主法治取代专制皇权,无论人的嘴巴还是几巴,还是顺应其天性的好。 2011年8月2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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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七星论道>第五期:医学和科学的逻辑

中医是该存该废? 中医有没有合理性?西医就是完全科学的吗?“挺中”或者“倒中”,又都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对中医存废的争论,其实是人文思想的一个大议题,它涉及到对科学和文化的认识。偏执的观点,也会反映在这些问题思考上的狭隘。 在站队之前,你是否能逻辑自洽地说服自己呢?本文的作者,给我们介绍了医学和科学的不同逻辑。也许你会从本文得到一些启发,而且你会觉得站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医学和科学的逻辑 文/ 杨昉 (北斗撰稿人) 前几天看到一句话很经典,说网上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就像月经一样每个月都要来一次。 其实参加论战双方,都有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被某某权威忽悠一下,就跟着人家跑了。 “挺中派”的领袖权威人物,即有学院派的衰朽,更有到处招摇撞骗的骗子。他们拒绝接受任何现代医学观念,拒绝反思中医自身的种种弊端,固步自封。“倒中派”的领军人物,自封为医学专家,抬个“科学”的棒子到处打人了。 孰不知医学本是一门实用的技术,而且可以说是人类所有技术中最特殊、最复杂的技术,科学仅仅是辅助医学发挥更好效能的工具之一,医学行为本身还牵涉到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大量非自然科学因素,面对纷繁复杂的疾病,以及与患者直接关联的社会、心理、伦理问题,医疗行为的决策过程就象NBA球员参加比赛一样,已经成为了一门复杂的艺术,不是靠简单的医学原理、简单逻辑推演能够解决问题的。   医学是科学吗? 方舟子说过一句话:“医学首先是一门科学,不能用不科学的东西来治病”。此话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科学”的基石是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最不可少的手段就是“控制变量”,学过高中物理的人都知道,要验证牛二定律F=ma,就要让一个变量不变(如合外力F),然后通过实验观察另外两个变量的关系。这在物理中很容易实现,在生物学中也不难,无非是多弄死些老鼠就是了。 然而医学的境况则大为不同,“控制变量”是最难做到的事情,因为你的实验对象是人,而且是患有某种特定疾病的人,病人来找你不是来给你当小白鼠任你摆布,而是要你帮他解除病痛。而且同一种疾病,病人的情况千变万化,性格、体质、情绪、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等等,每个要素对病情的发展都可能有决定性影响,要实现“控制变量”实在是难上加难。 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把大量某个要素相近的病人分为一组,其他要素的差异视为“噪音干扰”,然后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剔除“噪音”,但这就要求参与实验的病人数量相当庞大,要进行这样的实证研究,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所需的经费无疑是天文数字,尤其对于那些发病率低的疾病,采集数据的周期就极为漫长,而对于不那么受重视的小病,也难得有人会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实证研究。 因此,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医学,这句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哪怕一个小小的疾病,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都需要天文数字般的研究经费以及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的漫长研究周期。 方舟子经常挂在嘴边上说的“科学”的医学研究,其实就是指由1962年美国颁布的《科夫沃—哈里斯修正案》所规定的三期临床研究模式,即:首先在健康志愿者身上进行的相关的毒理、药理研究,证实其毒副作用在人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第一期通过后,第二期就在小范围内对病人进行临床试验,以对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加以验证。第三期,则是由执业医师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三期试验都完成之后,才能进行新药申请。 然而方舟子没搞懂的是美国人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研究模式,并不是因为美国人觉悟高,科学素养好,所以高瞻远瞩的发明了一种超越过去以往一切医学文明的先进研究模式,相反,这是现代医学沿着生化科学的发展模式前进时,出现了空前的巨大危机,这才给自己打了的一块破补丁。 20世纪初,化学研究突飞猛进,人类发现、合成的新型化学物质的数量可以用“大爆炸”来形容,面对这些人类重来没有接触过的新物质,科学家往往根据它们的某种属性,推测这种物质可以治疗某某疾病,然后经过简单的动物实验,发现果然可以产生治疗效果,然后就可以上市了,甚至很多新研发的药物仅仅因为理论上合理就直接推向市场。 然而这种医学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多灾难,例如1937年美国一家制药公司开发的“万能磺胺”,在未做动物实验的情况下就推向市场,结果造成了107人中毒死亡,主持该项目研究的负责人也因为内疚和绝望而自杀。 而举世震惊的“海豹胎”事件标志着原来这种生化医学的研究模式非但不是造福人类,反而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1953年瑞士一家药厂试图开发一种新型抗菌药物,合成了一种叫做沙利度胺(酞胺呱啶酮,thalidomide)的药物,但是试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完全不符,沙利度胺没有任何抑菌活性,该药厂便放弃了对它的进一步研究。 然而联邦德国另一家药厂又开始研究沙利度胺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并发现该化合物具有一定的镇静催眠作用,尤其能够显著抑制孕妇的妊娠呕吐反应,于是1957年10月商品名称为“反应停”的沙利度胺正式投放欧洲市场,此后的不到一年内,“反应停”风靡美国以外的亚、欧、非、澳等洲国家,作为一种“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抗妊娠反应药物”,成为“孕妇的理想选择”。 然而“反应停”广泛使用不久,各国都出现了大量罕见的“海豹胎”畸形新生儿,即没有臂和腿,手和脚直接连在身体上,很像海豹的肢体畸形婴儿。这些产妇都曾经服用过“反应停”。 仅在欧洲和加拿大,出现的“海豹胎”婴儿大约就有8000人,并且还大约有5000到7000个婴儿在出生前就已经因畸形死亡。因此从1961年11月起,“反应停”在世界各国陆续被强制撤回,梅里尔公司也撤回了申请。经过长时间的法律较量,研发“反应停”的德国公司支付了1.1亿西德马克的赔偿,被迫倒闭。 1962年,在“海豹胎”事件的促使下,美国才出台了《科夫沃—哈里斯修正案》,规定了三期临床研究模式,药物的严格审批制度,使得临床用药的有效性、安全性都有可靠的临床证据作保证,其毒副作用也在人体可承受范围内。 这就是方舟子整天挂在最边上的“科学”的医学研究方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我想再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三期临床研究并非什么高瞻远瞩的,具有高度医学智慧的制度设计,而纯粹是早期的生化医学研究模式无以为继时,现代医学给自己打上的一块破补丁。 正因为如此,三期临床研究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有关药物的临床研究仅需入选数十至几百名病人,在数周至数月内即可完成,研发者所关心的是该药物是否能使某项指标发生改变,不良反应是否在可控的范围内。例如降血压的药物,只要经观察它可以有效降低血压,又无对肝、肾、骨髓等脏器的毒性作用,大多数病人对药物可以耐受,便可以得出该药物安全、有效的结论,就可以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但药物是否能有效降低死亡率、能否改善病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药物的长期效应如何,这些问题却不得而知。 例如八十年代,医学界普遍认为抗心律失常药物可以减低心肌梗死的发作机会,于是厂商研发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只需要证明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对肝肾功的损害在人体可接受范围内,那么药物就可以上市了,但是后来的循证研究发现,长期服用这类药物会显著增加患者的死亡率——这是根本无法通过三期临床研究揭示出来的问题。       科学的医学 要说最完美的“科学”的医学研究模式,那就是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也被称为“证据医学”,其核心思想是:医生的个人经验、医学理论的推论、动物实验的结果、专家的看法和建议,都不足以作为支持是否采用某种治疗方法的可靠依据(当然,这些内容也可以作为辅助医生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医生的临床治疗方案应该建立在可靠的临床证据基础上。与以往临床研究只重视短期疗效不同,“循证医学”尤其强调对疗效的评价要重视治疗对患者的远期影响,如治疗后能否使患者生活质量有所改善,能否降低死亡率等等,必须体现“长治久安”的长期效应。 什么是可靠的临床证据呢? 最理想的证据就是经过了大规模对照研究,并且进行了长期追踪获得的证据。目前循证医学中最好的证据,大多由跨国的几十家或数百家医院共同参加,实验中都设有对照组,对成千上万的患者长达3 ~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追踪观察。 当然,要获得这样的证据是极为困难的,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极其巨大,如果每一项医疗措施都必须经受这种严格的临床检验,那么医学将寸步难行。因此循证医学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将那些不是那么严格的证据也纳入医学证据的行列,对证据的可靠性划分了若干等级。 (1)上述涉及数十家医院的大规模研究难以执行,那么小规模的、设计良好的对照实验也是级别较高的证据; (2)再次级证据是非对照研究获得的证据; (3)来自临床经验、描述性研究或专家委员会报告的权威意见,则属于再次一等的证据。 医生的医疗行为建立在以往临床研究基础之上,以高质量的临床证据作为预测医疗效果的依据,而非仅仅凭借医师的经验和理论的推测,这样的医学无疑是真正“科学的医学”。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医和西医,那时同样有诸如梁启超、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一大批西方文化的介绍者把中医批得一文不值,但是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医和西医究竟谁更科学? 象前文提到的“万能磺胺”“反应停”,这些药物可以说没有任何循证医学证据,甚至动物实验的证据都不够充分,相比之下,很多中药、方剂都有数百年的传承历史,而且传承方式是以师徒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而且多数医师都在大量病人身上使用过这些药物,至少都符合上书循证医学中的第三级证据,即“来自临床经验、描述性研究”,甚至有的可以上升为第二级:“非对照研究获得的证据” 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些鼓吹废除中医、倡导西医的人,就象鼓吹马列主义可以救中国一样,纯粹是头脑发热、缺乏独立思考的混蛋逻辑。 同时,中医现在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极度缺乏循证医学的观念,连观念都没有,就更谈不上进行循证研究的实践了,于是每每和“倒中派”辩论时,对方要你拿出中医药有效的证据来,“挺中派”们要么哑口无言,环顾左右而言它,要么就高呼: “不要用西医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中医,这是不同的医学体系。” 这个逻辑中的“西医的评价标准”如果是指三期临床评价,那么我有保留赞同。如果“西医的评价标准”是指循证医学,那么我无保留的反对——如果中医不脚踏实地的朝着循证医学的方向前进,那么被淘汰是必然的,而且自身也根本无法向前发展。   不科学医学 所以,西医疗法如果缺乏循证医学证据,那么也是非科学(方舟子爱说伪科学)。中医疗法如果具有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那就是真科学。 于是,“倒中派”会跳出来说:那你中医有循证证据么?且慢说中医,西医具有循证证据的疗法也不多,来看一组2005年的数据: Cochrane协作网是世界上公认最可靠的提供循证医学证据的网站,截至2005年8月,在该网站所有2435个循证医学的系统评价中,只有30%的证据能给相关的临床问题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其余70%则都不能确定。即使是一些世界上流行的大病种,采取眼下最流行的治疗方法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以腰背痛为例,循证医学证据显示,全世界因为腰背痛而请病假者占所有开病假条者的1/3以上,但是从最便宜的到最昂贵的128种腰背痛治疗手段中,竟然没有一种被循证医学证据证明有效。 你看,西医真正具有循证证据的疗法也很少,这是因为开展“循证医学”研究太困难,要的经费太多,研究周期太长,所以西医的大多数疗法也还处于“伪科学”状态。 说到这里,“挺中派”且慢高兴,虽说西医目前的循证证据还不多,但人家在脚踏实地的朝这个方向往前走,那天看中国循证医学领域的权威李幼平的文章,看到一句话,颇感震撼: “WHO正式开始把世界上现在做的十万个以上的临床试验从一开始就入口把关,全部实行注册,一旦认可注册就给你一个号,就像我们现在生孩子准生证一样,一旦把你纳入进去,就全程指南监控,从标书就开始审查,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正确的,全程跟踪,直到做完,这样严格检测下来,副结果照样是结果,这是一个惊人的事情,我原来觉得做不到,但是他们做到了,这很了不起。” 这就是现代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差异,西方人认定一个方向,就会千方百计、不余余力、脚踏实地而且开创性的去完成一件事情,让人感觉惊讶、叹服! 所以,中医与现代医学的较量,不是医学体系、医学方法的较量,而是两种文明、两种文化的较量。中医人只会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几十年来虽说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研究中医、发展中医,却没有任何具有在中医领域划时代意义的进步。   作为技术的医学 前面我就说过,医学不是科学,医学是一门实用的技术。科学的任务是解释现象,技术的任务是解决问题。 从患者角度来说,医生和厨师、裁缝、乐师是一样的,厨师做出好吃的菜、裁缝做出得体的衣服、乐师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就行了,他们不是学校的老师,没必要告诉你这盘菜为什么好吃,这件衣服为什么好看,这首曲子为什么好听。同样,医生的职责是解除病人身体的病痛、不适,至于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能治好病,并不在医生的职责范围内。 因此对于医学而言,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能治病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坊间流传这样一句话:“中医是稀里糊涂让人活,西医是明明白白让人死”,此话虽说过于夸张,但如果一种医疗方法确实对某病有很高的治愈率,就是讲不清道理,而另一种学理论能把病理讲得头头是道,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治这个病,那么对于急需解除病痛的患者来说,前者就比后者强千倍万倍。 当然,这只是从患者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从整个医学体系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只知道怎样治病,但不知道为什么能治好病,这样的医学体系不可能产生飞跃式的发展,这也是中医最大的弊端所在,除了吃老本,再没有推动自身向前发展的办法。所以我一贯主张中医的研究必须引入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研究模式。 “倒中派”们经常还会有这样的混账逻辑:既然你承认中医的理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都不科学,那么不科学的医学,怎么可能产生出正确的治疗方法呢? 这种逻辑的混账之处在于:他们以为正确的治疗方法,都是象做初中物理数学题一样,依照某几条已知的原理推理演绎得到正确的答案。殊不知人体复杂得难以思议,即便现代医学弄清了全部细胞、神经、基因的工作原理,也不可能经过演绎得出正确的治疗方法。     他们更不懂得,“试错”才是推动临床医学发展的第一原动力。纵观现代医学史,几乎找不到哪种有效的疗法,是纯粹是通过理论推演得到的,相反很多重要的医学突破,大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牛痘、青霉素,小到壮阳神药“伟哥”,都是医生们偶然间发现了一种无法理解的效应,然后再通过生理病理研究来解释其机制——“牛痘”是英国医生琴纳听说挤牛奶的女工接触过牛痘后不会生天花,这才研发出来;“青霉素”则是弗莱明无意中把细菌培养皿暴露于空气中才被发现。 可见,现代药学那些令人叹服的成就,大多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偶然间被发现的,绝非现代医学理论有什么高明之处。   (经作者同意,本文有所删改!原文地址: 《关于中医的逻辑(1)》 《关于中医的逻辑(2)》 《关于中医的逻辑(3)》 《关于中医的逻辑(4)》 ) 【相关阅读】 《中医为什么有用》 《我为什么反对中医》 《我为什么反对古西医》 (责编:刘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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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艾未未博文选 18】报应 2008.06.08

报应 2008.06.08 斯通小姐说了几句人话,是人就听得明白,可就是有人装不懂。另一个叫余秋雨的,如果说他是文人中的败类,或是败类中的败类,则一点也不过。这类流氓文人,如此逍遥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个现代文明的奇迹。 两个人都是对地震而发的感慨,都引用了佛教的意思。 斯通小姐是达赖的弟子,所说的“报应”,应指有施必有报,有感必有应,故现在之所得,无论祸福,皆为报应。并不一定是世俗的惩罚的意思。“而现在发生这个地震是因果循环吗?当你不好,坏事发生在你身上。”这是浅显的理解,还没入门。比如捅了马蜂窝后被蛰,就不一定是报应的一部分。 如果她是指世俗的惩罚,那斯通就错了。在这片土地上,长久的肆虐着恶贯满盈的人和事,有如余秋雨之流,有如十恶不赦的四川省教育厅和教育部,报应却从来不会到来。适得其反的是,无辜的百姓总是惨遭横祸。小姐若有机会,求教一下达赖喇嘛,这究竟为何故。 上海文人余秋雨是不相信什么报应的,他含泪郑重告诫活人和死人,阴间和阳界,告诫成千上万个冤死孩子的父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苟存者们,“不要请愿,不要情绪激烈。”他说“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这真是让我对中国的文化人充满了敬意。 “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这是至今听到的,超级卑鄙无耻的奴才之言,是公然的反人类之说。这当然不会有报应。他借秃驴的话说,冤死的小孩们“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哈,“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该怎么说你们呢?你和你的秃驴,带上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一同去死,带着你们的“最高尊严”相互超度佑护去吧。 我悟出来了,无报应之报应。你等的存在,才是对中国的实实在在的报应。 ----- 来自艾未未被关闭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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