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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唯辛 | 背包的故事

      1975年高中毕业,我和全国千万个毕业生一样,“响应”毛泽东号召去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是壮劳力,虽然经常被农场总部召去画《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革命”宣传画,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干挖粪、割麦、除草等地道的农活。     下乡劳动有报酬,以“工分”计算。壮劳力干满一天十分,妇女和老弱农工一般计八分。十分到底值多少钱,要看生产队年底的收成,刨去成本再一平均,就能算出来。    记得1976年, 我所在的第十二生产队每十分值人民币一元多,我一个月挣两百多分。那一年我挣到两千五百多工分 ,意味着我挣了250元人民币,刨去一年的伙食钱,大概分得100多元钱,那是我生平得到的第一笔巨款。     年底分红工钱到手,给父亲买了一条香烟和一瓶生产队自产的白酒,把剩余的钱和一本手抄的《印象派画传》小心翼翼地装进中学使用过的黄色旧背包里,踏上了回家的路。     农场并不远,搭乘长途汽车两小时到乌鲁木齐市郊区,再转乘市内公共车就可到家。那是个叫做“石油新村”的中转站。那是冬天,昼短夜长很短,想回家的人很多,车却很少。在人群中往最后一班车上挤,当我抓住门把手的刹那间,斜挎在身上的背包掉落了。     那是一个单薄简陋的挎包,仅仅是些许棉线将带子与草绿色背包连接起来。装有白酒、“手抄本”和“年薪”的旧挎包,不堪疯狂的拥挤,包带断了,车已开动。虽然夜已降临,但在白雪的映衬下,我清楚地看到,断掉带子的背包变成黑色的剪影落在地上,瞬间被人群和黑暗吞没。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从此,我就很注意各种挎包背包,从质量到形状,从品牌到设计,从公文包到双肩背包等等,无一不做仔细观察和欣赏。比如在机场等行李,我会一点都不着急,津津有味地欣赏传送带上移动的每一个箱包。我甚至学会从箱包的质量、设计来判断主人的身份和品味。     后来工资多到能够买得起好点的包时,就开始买包。到现在,我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箱包,有便宜的,也有昂贵的。     这次在美国西雅图国际机场的免税店看到一种在国内标价四千多人民币的TUMI牌包,在那里仅卖一百多美金,实在忍不住又买了一个。这是一个制作精良的背包,从拉链到提手,细节讲究,质量上乘。。    我想,如果当年有这样的背包,“手抄本”、“年薪”和给父亲的礼物就不会丢失了。       这次买的TUMI牌挎包,连接件均为黑色哑光金属质地,防弹布料,极为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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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李伯勇:如此“说话启蒙”

李伯勇:如此“说话启蒙” 作者:李伯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9 15:21:19 阅读量:2次     一   近日,人民网-《人民日报》赵振宇的《今天,怎样讲好真话》是21世纪过了10年之后,代表官方对国人的一次关怀性的说话启蒙。“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如此引用列宁的话,心平气和,富有理性,以平等之心相待,而不是用“敌对势力”、“受了蒙蔽”一类具有意识形恐吓力态杀伤力的真理性话语,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可是,缘由追根究底的习惯,此文不由让我纳闷:官方认为讲真话是个老问题,这么说我们以前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没讲真话,而是假话流行,我们有力量么?我们的力量又体现在哪里?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流媒体都显示“我们很有力量”,进入了经济大跃进时代,高铁、高速公路、豪华的城市建设……显然这些灿亮的硬件并不是“力量”的象征。   再就是,“今天”而不是“昨天”更不是“前天”由人民日报提出“怎样讲好真话”,而且,“怎样讲好真话”一下子跨越两个层次,即“可以(允许)讲真话”和“怎样表达真话”,赵文关注并提出了“讲好真话”导向性药方,就是“至少需研究以下四个问题:一是谁来说,即明确传播者自己的身份,社会角色不同,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同;二是对谁说,即研究说话的对象,针对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根据接受对象的不同确定自己的传播方向和策略;三是说什么,即研究听话者的需求,确定传播内容;四是怎么说,即研究描述和评论方式,提高说真话的效果。”真是滴水不漏呀!圈内圈外、墙内墙外、群体内群体外,渠道十分明细,这样就能有效地做真话表达了。拿二千多年前孔夫子的话说就是“非礼莫视、莫听、莫为、莫讲”,此“礼”就是官方钦定的秩序也。所以一个寻常国人想说真话依然不容易,说穿了,上头要听的是按照一定规范一定渠道传去的真话,否则你说了真话也等于没说。   此话放在改革开放前的年代同样是真理,比如彭德怀的万言书(当年的右派就不用说了),他对毛泽东的诘难,都有违于这四个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没给最高当局的面子。于是体制内彭德怀这些心直口快的人(从一定职位的官员到一般的知识分子)都遭到了整肃,于是大家很快学会了“说话”,比如彭德怀的检讨书开头,还要充分肯定一下毛的“三面红旗”,李庆霖为下放儿子处境艰难的“上书”,还得吹捧毛的知青下放决策如何英明。这就平添了坏政策得到普遍拥护的假相,客观上推迟了最高当局的纠错,但是这确是“讲好真话”的艺术。国人早就这样实践了,学会了“说话”,把真实的内心捂得紧紧的,心里在滴血也装出一副心服口服的样子。官方更是舌如巧簧,比如在“失业”一词上覆盖了“待业”“待岗”一类体面的字眼,更不用说官方可以动用公权力不断修改“失业率”了。   年轻的国人没有经过这样痛苦的历练,加上民间的口头话语空间确是增加了,再说公平公正公开不是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可以用眼用心测量,真话也就随口而出。这里有个无可回避的时代背景,就是互联网的普及,国人不但可以动口讲,还可在网上表达真实的观点,假话也就成了过街老鼠,没有多少人看那些主流报刊就是证明。官方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但不忘行使指导和引导之责,设置了有形无形的框框。就是承诺了,地方政府会不会执行还是个问题,因为地方政府不会有中央的雅量。   由于现实的腐败渥浊,连体制内的人也纷纷加入民间说真话大军里,可见这真话冲着官方,不为官方喜闻乐见,官方死死捂住传媒(先是纸质后是互联网),不让民间的真话汹涌澎湃。一般的老百姓怎么会讲究他的“真话”放在哪个渠道合适?民间真话毕竟要传到官方,在一些官方半官方场合,一些发声人还是有良心,但他们的发言还是依照体制惯性,先称颂一番本来就是错误的政策,再讲一点几点问题。所以,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开放,在我们国家真话倒越难讲,越难表达了,而错误决策和政策造成的不良后果(隐患)以灾难形式争相发酵。赵文所说“面对新形势,政府应带头讲真话、讲好真话”,实际是承认了许多时候政府没讲真话,至少没带头说真话。   其实政府是分级别的,级别越低的政府越受制于实际利益(包括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级别越高的政府更多的是盯着高层政治利益,以此维护个人的利益。为了政治利益不丢分,就必定说假话,像“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样的表白就是握有权势的筹码,像前些年沙氏病流行卫生部长睁眼说瞎话的表白,上面决不会追究的,至多挪个位置继续做同样级别的官。即使体制内有个别高官说真话(比如温总理几次答记者问),掌管当局最高政治利益的媒体主管,会断然封杀或删改,不让国人知道“真话”。可见赵文所指的“政府”实指地方政府,他的“四点”包含着为最高媒体主管张目和谋略的充分余地。   赵文的要义不在鼓励说“真话”,而是“真话”如何表达。所以,我们不必为赵文的开明欢呼。可他不经意在塑正说真话的“中国模式”——在舆论严加控管的环境中如何让真话浮现。    二   其实,赵文还重复着一种准官方的运作模式:不讲好真话后果是严重的;从今天开始,不要追究过去,让我们现在开始按这四点有序地讲真话吧。   共和国60年历史,有过几次讲真话的时候,那只是昙花一现,倒被高层“引蛇出洞”“秋后算帐”,以种种莫须有罪名大加挞伐,以致一种强权声音横冲直撞,宣传媒体总是热火朝天,最高层一声令下,民众莫不热烈拥护,形势莫不大好,帝修反莫不垂死挣扎。70年代初我下放的农村生产队连年减产,可报纸(只有人民日报、江西日报、赣南日报)仍报道“丰收”,早稻还在晒场上,报纸就报道“全国夏粮超额入库”,而且有现场照片和人物采访,我当时天真地想:恐怕全国都丰收,只有我所在的大队不行。后来知道讲真话的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干部们都学乖了,拿现在的话就是“讲政治”,照着上面的调子喊。80年代初实行包产到户,开始县乡领导想不通,抵制,并不是出于“讲真话”,而是恐惧又一次站错队而造成自己出局。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当年是主管县里工作的副书记,这位县领导迟迟不实行包产到户而受到地区(上级)的批评,开会坐冷板凳,受到“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批判,事后他感慨地对家人说:这是令他最舒服的一次批判。原来他内心深处是希望包产到户的,可他就是打死也不说。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官民都学会了讲话,顺竿溜就是。这小小的事例倒提醒我们,大权在握时别以为周围的人都真心拥护你,眨眼就离你而去——利比亚卡扎菲的遭遇值得深思。   彭德怀的检讨书,李庆霖的上书——无数人的检讨话语都是开头来一番“皇恩浩荡”式的歌颂,所讲问题也是尽量缩小,“上头”才好接受,同时自我贬低自我检导。“上头”听到的真话真情已经过伪饰了。我看,赵文的“四点”必然导向这样的结果。基本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恶性发酵,但主流媒体上肯定会宣扬“全国人心意气风发讲真话”了,又是“中国经验”啊。   我以为,现在提倡讲真话,先不要先框定若干“渠道”,而是要认真反思一下过去假大空流行的教训,找出其根源,别让现代的国人提着一颗心来讲真话,开始不免七嘴八舌,还叫人心惊肉跳,只要不断健全社会的话语空间,理性自然会扎根,私下讲的跟会上讲的一个样,不必担惊受怕,这才是“话语启蒙”的正道!   201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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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新华网:专家称窃听门事件暴露西方国家新闻观虚伪本质

新华网北京7月19日电 日前,新闻集团旗下的英国小报《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丑闻而停刊,引起广泛关注。部分京沪专家认为,这一事件直接暴露出当今西方媒体逐利的本质,以及其长期 以来所标榜的所谓“自由”“公正”“人权”理念的虚伪。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势将对西方新闻监管模式产生重大冲击。 “窃听门”将对西方国家新闻观产生震撼 专家认为,一直以来,西方媒体及西方国家总是高举“自由”“人权”旗帜对他国进行指责,但此次“窃听门”事件的发生,无疑是对西方国家新闻观和优越感的一次重大冲击。 “窃听门”事件充分暴露出西方媒体逐利的本质。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学副教授凌昊莹认为,《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表明,包括《世界新闻报》《太 阳报》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媒体是以逐利为目的,这种逐利性使其难以做到所谓的“真实客观”。在西方既有市场体制和新闻体制下,媒体的逐利性导致其新闻报道不 可能做到其标榜的“纯粹、独立和客观公正”,其实现进行自我约束非常困难。 博联社总裁马晓霖认为,窃听丑闻源于西方媒体内的利益和竞争驱动,尤其是当前纸媒已是夕阳产业,为了扩大发行,增加影响力,西方小报采取窃听的方式来获得消息,直至打破社会道德底线、触犯法律。 此外,这一事件的出现与默多克新闻集团内部管理不善和外部缺乏制约,也有着很大关系。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新闻国际公司在英国平面媒体中形成了垄断之势,自认为能量巨大,一手遮天,从而藐视法律,无视道德底线。 “窃听门”事件是对西方“自由”“人权”理念的巨大反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绚表示,隐私权是人权中最根本的权利之一,是关于人类尊严 的权利。但一些西方媒体以知情权为借口,偷换概念,大肆破坏他人隐私权。西方媒体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却在“窃听门”事件中公然冒犯公众的隐私权,这是对 人权侵犯最直接的例证。默多克新闻集团唯一的目的就是盈利,为了扩大发行量和吸引广告将社会责任抛在一边,这说明西方媒体在背离人权和道德的路上已经走得 很远了。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君超表示,现在西方动不动就拿“新闻自由”为挡箭牌,以牺牲他人自由为代价实现自己所谓的“自由”,结果必然是对“新闻自由”的滥用。“新闻自由不能成为媒体侵犯个人隐私权自由的保护伞。” 天天在线CEO陈湘安说,“窃听门”事件暴露出西方媒体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这次窃听事件涉及4000多名受害者,《世界新闻报》这种行为已经突破已有的伦理道德底线,是犯罪行为。 “窃听门”事件将对英国乃至西方新闻监管产生重大影响。陈绚认为,默多克在世界媒体圈中影响巨大,不少媒体都去效仿他所谓的“成功”,打着新闻 自由的旗号粗暴干涉他人权利,进行窃听等侵犯人权的行为。作为全球性超级媒体集团,新闻集团等西方媒体对其他国家的小媒体具有信风标式的影响。而此次对新 闻集团旗下小报的查处,也将对奉行其新闻理念的众多媒体产生震慑。 王君超表示,英国议会不赞成拿法律限制新闻自由,于是成立了报刊投诉委员会以求实现媒体自律。但在这种模式下,小报窥探隐私的事件却屡禁不止, 这也使得英国民众对这种自律模式产生质疑。因此,“窃听门”最大的影响在于英国会不会因此改变报业自律的模式,这不仅会对英国的媒体界产生影响,也会对英 联邦国家的媒体形成影响,乃至影响全球新闻行业管理的制度安排。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20. | Permalink | 党的政策亚克西 Post tags: 新华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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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毛泽东切断中国国家法人和概念

两岸人都在筹备和庆祝百年庆典,中华民国百年庆典筹委会的苏进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作为辛亥革命100周年来庆祝,共產黨人将它视作资产階級革命。”苏进强还说:“人民共和国的庆祝,很可能会比我们的隆重,因为他们更有钱。” 媒体报道说,北京对台北百年大庆没有提出什么大的抗议,尽管中华民国在北京眼中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中华民国”对于北京统一阵线的拉开,仍然具有利用价值。 关于“中华民国”国号 关于更换国号故事的一个版本(《黄炎培日记》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记载):“夜,在毛主席住处颐年堂小组讨论……年号改从公元(一九四九),但不禁用(三八)”。此处“三八”即指中华民国纪年的“民国三十八年”。 次日又有如下记载: 午,周恩来、林伯渠邀餐六国饭店,会集征求人民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下应否去掉原稿简称中华民国一个括弧。 此前,《共同纲领》草案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写法,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写上的。黄的日记过于简略,另一当事人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的秘书)曾详述午宴上关于国号问题的讨论: 当日出席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孝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但轮到第三位发言时,形势很快逆转: 清进士周致祥说,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產黨和毛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司徒丙鹤:《司徒美 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辑,第三十页)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 1965年,毛澤東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1949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19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问题等。 那个时候,毛主席身边的周善培(浙江诸暨县人)向毛旁敲侧击地说:“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于是,共產黨把中华民国这个招牌砸掉了。 毛澤東砸了“中华民国”,可能是出于私心考虑,他本人可能想当中國的“华盛顿”。美国人对华盛顿和国父的理解,国父应当具有以下功绩:其一,组织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其二,建立了国家管理运行制度。其三,建立了一套价值体系和对外政策。从以上三方面来看,华盛顿被人们称为美国的国父。 中國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澤東都明显不具备这些条件,至少说他们不具备完全的条件,所以,中國至今没有国父。 关于“破旧立新” “立新”不一定要“破旧”,这是毛澤東直死不明白的道理,这是蒋中正死前就明白的道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黨,一路打来,一路输于共產黨,直到败退台湾时,蒋还不明白为什么。 1966年,毛择东在中國大陆发起“纹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破坏。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 根据蒋中正的日记,他痛定思痛地想:我为什么打不过共產黨?据说他在阳明山训练那些年轻的军政干部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国民黨处处打不贏共產黨?为什么共產黨比我们厉害?他从答案当中去寻求怎么样去对付共產黨的一些灵感。 当大陆搞纹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他找到一个重要的灵感,那就是你们破坏中华文化,那我就要復兴中华文化。 当我们这代人在大陆几乎花百分之百的时间去读毛语录的时候,我们同一代的台湾人都拼命地读《四书》、《五经》,他们在学校里读一本书叫做《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这本《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简单的说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里面一些重要篇章抽出来的。 在老蒋先生统治台湾的时候,他很重视中华文化,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另外就是在社会上看到的,就是谈中华传统文化那些文字、文章非常非常多,乃至当时广播跟电视节目里面也经常在讲这些东西:“忠孝节义”或者“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八德”等等。 在台湾长大的我们的同龄人,应该说大量时间是浸润在中华文化的这些价值观里面,它对人格塑造各方面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 我们这代(50后、60后)中國人的营养不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它表现为一种严重的信仰混乱。我们被切断了中國传统,我们拒斥现代文明。当我们这代人在中國建设大舞台上,扮演主角时,中國的建设就更加错乱了。难怪,孔子像进退天安門,这些时间,比我们翻阅一本《论语》的时间还要短。谁敢说,这个民族不错乱?谁敢说清楚,这个民族信仰什么? 传统的中國人最讲究礼仪,我们这代人不讲了;传统的中國人尊老爱幼,今天的中國人不爱了;……。 被切断的中國传统,还能被重新连接起来吗? 毛澤東挺“伟大”的,至少他的“教育”很“成功”。当你跟80后、90后留学生对话时,你立刻会发现毛澤東的“成功”。他们一会儿为中國五千年传统文化骄傲,一会儿要西方人给中國信心:你们美国、欧洲国家建国几百年,我们中國才60年。 中國大陆出来的留学生挺喜欢划等号的,一会儿把中國与五千年划等号,一会儿把中國与中共划等号。很悲哀,70后、80后、90后比我们这代人更加错乱。 “神圣罗马帝国” 一般视为德意志第一帝国,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王国统一日耳曼地区到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末任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为止的德国,一般视为德意志第二帝国, “德意志第三帝国”(Deutsches Reich),也是后来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正式国名。 二战,德国战败,战后分裂成了东西德,但是联邦德国宪法法院 1956 年 (vgl zB BVerfG, 1956-08-17, 1 BvB 2/51, BVerfGE 2, 266 (277),1973 年 [BVerfGE Bd. 36, 1-37 (LT1-9) BGBl I 1973, 1058] 和1987 年 [Bd.77, S.137,150,154,160,167] 先后判决:德国的国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德意志(第三)帝国。 中國的国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哪里? 中國的宪法法院在哪里?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切断中国国家法人和概念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49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4) 评价晚年毛泽东的三种角度 (0)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1) 粪土当年救世主——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0) 神话的破灭——真相毛泽东 (42)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理念 (5)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人生境界 (4) 毛老人家误人不浅 (0) 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 (5) 毛泽东罪行录 (2) 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 (32) 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2) 毛泽东有权只受颂扬、不受批评吗? (1)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6) 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的严重教训 (1) 毛泽东及其教训 (1) 毛泽东之子文革时被武斗致死 (0) 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血腥“土改”? (3) 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 (20) 有感毛主席一生不穿防弹服的理由 (6) 旁观毛泽东时代 (0) 揭秘毛岸英之死的谜团 (1) 推荐两篇“毛泽东研究”期末考试论文 (2) 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 (5)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4) 战略和策略——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 (11) 战争与信用——毛泽东的地缘政治遗产 (9) 当代的领导人应该继承毛泽东什么 (5) 广场——偶象的神坛 (9) 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 (8) 可以崇拜毛但不能搞邪教 (0) 分析毛泽东决定参加朝鲜战争的真实原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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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6/2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email protected] ) 以便与大家共享。   《每日电讯报》 – 艾未未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选为“荣誉院士” 《纽约时报》 – “偶发艺术节”因向艾未未致敬而被中国关闭 法新社 – 人权组织称中国在内蒙的镇压行动令人联想起 “六四” 《纽约时报》 – 为异议艺术家辩护,香港显出叛逆姿态 《卫报》 – 希拉里称中国黑客攻击 Google 是严重事件 《卫报》 – Gmail 被黑事件:证据指向蓝翔技校 《华盛顿邮报》 – 中国政府拒绝 Google 的指控,称其“捏造事实” 《纽约时报》 – FBI 将介入 Google 被中国黑客攻击事件的调查 《华尔街日报》 -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抱怨政府不透明 中国新闻网 – 中国学者以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中国 《华尔街日报》 – 周小川是否骗了中国领导人? 《商业周刊》 – 温家宝刺激住房建设,中国贷款泛滥的阴影挥之不去 程致宇 – 北京挽救坏债能解决问题吗? 法新社 –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否认美国有意遏制中国   《 IEEE 光谱》杂志 – 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你可以说些什么? 《经济学人》 – 苹果、中国和阶级斗争 《华盛顿邮报》 – 中国的航天企业高管在违反美国出口禁令案中认罪 《纽约书评》 – 新北京的高昂代价:评《北京记录:现代北京城市规划的政治与现实》   【社会百态】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 在中国,电影票房成功的三个秘诀 《纽约书评》 – 中国辉煌的“新”历史 《每日电讯报》 – 中国少年卖肾买 iPa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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