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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共产主义大楼

本报记者 林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31日  12 版)          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安化楼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东南二环内,中介公司挂出的这栋大楼的出租屋价格远远低于周边楼盘。年轻的租客心急地想着,只要薪水提高就尽快搬出这里;一些与这栋大楼相伴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则盼着在某天早上醒来,能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末,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3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破土动工。   关于公社大楼,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这样回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的描绘:“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如今在广渠门内大街边显得落寞的安化楼,正是3座公社大楼之一,它曾经承载过意气风发的“首都和全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盼。   已经85岁的徐钦敏老人始终觉得,那是一种叫信仰的东西。   他的儿女在这里长大,从这里离开;他的老伴儿在这里衰老,在这里去世。半个世纪过去了。   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北官厅大楼与福绥境大楼,一个已拆迁,一个面临拆迁。   安化楼也正在老去。它的墙皮已经斑驳,老式的木框窗户上净是碎裂的玻璃,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就将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早被人称作老徐的徐钦敏仍然守在这座大楼里,并不时向远道而来的探访者描摹楼里不为人知的历史画面,以及他内心“从未泯灭的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公社大楼的设想诞生于那个高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年代。那时候,金诚才30岁出头,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刚刚带着家人从上海迁往北京。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公社大楼的设计者之一,他本来的任务是和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赶来的建筑师们一起,支援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十大工程”。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金诚回忆,“十大工程”之外的这一特殊建设任务由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自负责。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金诚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捧着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开起了“一个又一个务虚会”。   “要把职工特别是妇女从繁琐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投入生产,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户就不用开火做饭了。”   “职工们都上班去了,孩子谁管呢?最好把幼儿园也盖在大楼里。”   “虽然一切有供应,针头线脑总需要的吧,最好每层有个服务部。”   ……   坐在位于北京西南二环外的家中,已经85岁的金诚精神状态并不好。他得过脑溢血,说一段话后便要大喘几口气,但他依然清晰地记起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熬夜讨论是经常的事”。   金诚说,起先设计人员对这种综合楼的模式,心里也没底,“开始我们建议,能不能先搞一个三四层的小综合楼做个试点,成功了再成批复制。”   综合楼的方案上报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看后非常赞赏,表态说,“要搞就搞个大的嘛!”方案随即改为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大楼作为试点,再向全市推广。   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根据同一张标准图相继开工。由于“宣武区底子最薄”,计划中位于白纸坊的公社大楼则没有动工。   在崇文区,安化楼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工程”。   在老徐的记忆里,为了盖这座大楼,区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崇文区建筑公司,附近仅有的23路公交车站也特意将站名从“广渠门”改成了“安化楼”,甚至有人传说,“大楼是用人民大会堂的下脚料盖成的”。   在最终建成的3座公社大楼里,安化楼的体量居中,建筑面积为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型,主楼9层、附楼8层,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入门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门口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大厅有两根大红柱子,地上铺的是红花方砖。   大楼的内部设计同样寄托着设计者们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待,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主力户型是不设厨房的两居室,层高达3米2。   附楼的一二层是托儿所,三至八层为单身宿舍,也可以改为旅馆。主楼一层大厅是大食堂,大楼的最高层则被规划为俱乐部,“将来可以在这里跳舞、开会”。   金诚还记得,每户的厕所都预备安上浴缸,在北京民宅中从未使用过的电梯也被专门从上海引入,但因为“怕把人养懒了”,特意设计为三层以下不停。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   从一开始,公社大楼就成为老百姓向往的对象。“好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那样的楼房啊。”徐钦敏回忆道。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回忆小学老师对公社大楼的遐想:“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史铁生则坐在台下“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还暗自庆幸:“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打那以后,史铁生便常常和伙伴们爬上尚未拆除的城墙,坐在草丛边张望那“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的公社大楼,“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书馆,哪是餐厅”,有时候也会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块洗澡”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更多时候,他们会把推土机假想成“鬼子的坦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工地,然后缠着看守工地的老头问,“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   安化楼破土动工的时候,30岁出头的徐钦敏已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的厂长,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施工的地方经过。对于这座大楼,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   徐钦敏本是江苏农村的放牛娃,1938年就参加抗日,参军后在部队学了文化知识。后来在河北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过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带头喊口号。   他相信,阶级斗争的意义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工厂做领导, “一心奔着共产主义干”。   尽管心怀憧憬,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这样的大楼,过上“共产主义生活”。   在那个没有高楼和电梯的年代,关于大楼是高干楼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一回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在这楼住啊?她说,我们都没敢进去看过。我说,你干吗不去啊?她说,人家说原来这个楼是高干楼,我们哪敢进啊,我们不敢进啊。”已经80多岁的王守恒是当年房管所派驻在安化楼的水暖工,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拍着大腿回忆道。   事实上,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就地拆迁户、住房拥挤户和换房户。但搬进安化楼也有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能负担得起小间4元、大间5元的每月房租。而当时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79岁的老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得,当时换房站问了好多街坊,“好家伙,平房变成了楼房,谁不愿意?但一听房租,就都不言语了。”   显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住进这座共产主义大楼的。   姚瑞云是1961年搬进大楼的,她的老伴儿是当年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设计的衬衫苏联人都喜欢”。76岁的张青也是楼里的第一拨儿住户,老伴儿在百团大战时还当过杨尚昆的警卫员。   老人们说,楼里的老住户还包括那时候崇文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北京小学的校长和同仁医院的医生。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王守恒老爷子摇着扇子补充道,“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怕招反映。”   后来,老徐也如愿以偿地获得搬进大楼的资格。他用花市大街上30多平方米的平房换来了三楼西侧一间8.7平方米的单身宿舍。    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大楼迎来了新住户,却没有迎来崭新的共产主义生活。   3座公社大楼相继建成时,人民公社热潮已近尾声,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金诚清楚地记得,一次去石景山区开会,市里的一位领导告诉他“气候要变了”。史铁生也发现,“顿顿吃炖肉”这句话说了没多久,便“老也吃不上炖肉了”。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0年11月,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报告批评了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   安化楼不得不在装潢上打了折扣。每户的浴缸并没有安装,原本计划的4部电梯也被减为两部。   因为房租较贵,安化楼过了三五年才慢慢住满,而多数的两居室单元都是两家合住,共用一个厕所。直到今天,大楼里好几口人挤在一间房的情况仍不鲜见。   事实上,大楼设计之初,金诚等工程师的想法是“夫妻俩人舒舒服服地住两居室,孩子长大了就送到单身宿舍去”。   史铁生最终也没有走进那座北官厅大楼。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金诚回忆,在3座公社大楼中,只有最先竣工的西城区福绥境大楼曾有过很短的集体大食堂生活。这座大楼里有一位叫张瑞祥的老住户,他记得自己的母亲曾经在大食堂工作过,而这位已经去世的老妇留给儿子关于大食堂的唯一记忆是,“谁也吃不饱,管分饭的人就像大耗子,把好吃的先偷吃了”。   在安化楼里,大食堂最终没有出现,幼儿园也无从办起,只有九层的俱乐部短暂地开过,但在1964年前后也被租给了一家医疗器械厂办夜校。   “公社大楼不是不合理,只是太超前。”金诚曾经这样评判自己当年遵循“大集体、小自由”标准所设计的作品。可是这位老人发现,时间不断推移,按照“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生活”设计的大楼却似乎离快步向前的时代越来越远。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3座公社大楼建成后,曾有几位同事住进了福绥境大楼,但后来就相继搬出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厨房”。   而安化楼的居民从搬进来的第一天开始,便只能在门口支个煤炉子生火做饭。一到饭点,整个楼道便充斥着浓重的烟雾,有时候还会形成明显的分界线。   “走路都要这样,就像电视里教的火灾逃生。”徐钦敏弓着背演示,“楼道里的墙全都熏黑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了1964年。那时候北京已经有了煤气灶,房管所便在每层各辟出了3间房当做“公共厨房”,大家也就此过上了一起烧水做饭的生活。   具有“集体主义”意味的是,每个公共厨房只有一个水表,水费要按照各家的人头均摊。而值日牌则挂在灶台上方,各家轮流做清洁。到周末还要每户出一人,进行大扫除。   楼道狭长,做一次饭往往要来去好几趟。老人说,冬天时端着菜从厨房到房间,菜便凉了。但在那个物质匮乏同时纪律严明的时代,人们对大厨房生活,并无怨言。   日子继续过下去,厨房像是放大镜,映着大楼里的历史变迁。   “文革”期间,厨房成了批斗的地方,小将们把“走资派”关进厨房,“打出了血”。过去并肩做饭的邻居开始相互回避,“生怕对方是黑五类”。   改革开放后,楼里住户日杂,年轻一代宁愿在阳台摆个桌子放电磁炉也不愿走进大厨房。附近的房屋中介业务员说,要是安化楼房间里能有厨房,房租起码高上500元。   老徐隔壁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进楼,那时轮班值日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值日牌不知道被谁丢进了垃圾桶。大厨房甚至成了楼道战争的主战场:有人烧水丢了水壶,有人撞见自家煤气灶被别人拧开做饭,还有人做了锅红烧肉,肉还没熟,一错眼珠连锅都被端走了。   大厨房里按人头收费的公共水表,更是最大的麻烦导火索:交水费时少报人头,在厨房里玩儿命用水,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家的洗衣机推到厨房。   为了缓解居民的怨气,2008年,房管所停用了公共水表,改为在厨房里的公共水池安装了一字排开的水表和水龙头,供各户自用。共住一个单元的两户人家也分了表,在墙上用红油漆刷上房间号,再标上“大”和“小”加以区分。   然而换了水表后,一些水龙头被挂上了密码锁,另一些阀门则层层包上了塑料袋,还有的住户索性把自家的水龙头卸下来,再把水管封死,“还不是怕别人家偷自己的水”。   公共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刺鼻的味道。厨房的地面被油垢覆盖,踩在上面有明显的黏稠感。蹲下身,角落处能找到一些指甲盖大的蟑螂,仰着身黏在油垢里。   “现在厨房可比厕所脏多了。”正在做饭的老徐把苦瓜扒拉进锅里,低着头说。    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老徐记得,大楼里最初的时光,不是这个样子的。   “老主任在长长的过道里喊一句,扫除啦!你就看吧,一个个儿的人头都从门里冒了出来。”他把热好的苦瓜放下,带着浓厚的江苏口音模仿起当年李秀梅喊人的样子。   那时的广渠门内一带,还只是成片的菜园子和乱葬岗,但大楼里似乎别有洞天。   楼里的孩子们拿电梯当玩具,刚把他们送到九层,一开八楼的门,便又在那儿候着了。但也有孩子会因为楼太大且各层长得都一样而迷路,便抱着书包蹲在楼道哇哇大哭。   大人们则喜欢聚在九层的活动室里下棋,除了围棋和象棋,还经常玩一种从苏联传入的克朗棋。每逢国庆节,楼里楼外的街坊们便都上到九层,“那天安门的烟花,看得真真儿的”。   但这份平静的时光为期不长。“文革”中,住在楼里的红卫兵小将们将大字报贴满全楼,连各家的凳子也不放过。姚瑞云记得,自己年轻时在上海照相馆拍的漂亮照片被烧毁了,每层都有的5盏大型玻璃吊灯也被砸烂。很快,楼里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被揪了出来,其中还包括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撕碎了。”徐钦敏回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大楼里的人互相之间开始不闻不问,谁也不敢接近谁。”   做厂长的老徐没有躲过那个年代。在单位里,人们在他身前点上火堆,烤得他浑身冒汗;往他打仗时留下子弹的胯骨猛踹;带着他游街,有时候走到安化楼附近,楼里的小孩就跟在后面看热闹。   邻居们说,老徐的大儿子当时才12岁,因为不堪学校里同学的辱骂,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自杀。在牛棚劳教的老徐疯了一样地赶回家,当街拦了一辆大公共,送昏迷的儿子去医院。但孩子最终也没有醒过来。   安化楼不只出过这一条人命。五层一个被认定是“黑五类子女”的小伙子,跳楼而死。另一个女孩子,也从楼上一跃而下。   上世纪70年代末,老徐获平反。80年代末,老徐退休。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楼里的下一代也长大了。   一个叫狗子的孤儿靠给小卖部搬货维持生计,后来帮人贩卖水果,再后来自己开了运输公司,搬离了安化楼。另一个老徐从小看大的孩子,靠在旧货市场卖古董买了一幢楼。   老徐曾经对他们说:“你们99%不如我,只有1%比我厉害,就是会捞钱。”   10年前,大楼对面的平房群变成了一个叫“富贵园”的高级住宅区,房价节节攀升。但安化楼仍然属于房管所的公房,不允许买卖。   一些老住户搬进了对面的小区,但离开的人从不放弃楼里的公房,给房管所交的租金每月100多元,但转手租出去却是十几倍的价钱。如今,楼里三分之二的住户都是二道或三道租客。   “现在楼里的人就像是山药蛋。山药蛋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互相不挨着。”老徐叹气道。   没人说得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楼道里挤满了旧纸箱、拖把,以及舍不得扔的破家具。原来两辆自行车能并排通过的大楼道,如今已经容不下两个人错身。据说,1998年安化楼大清理时,总共从楼道里拉走了100多车垃圾。   “这破庙似的楼从来没人整修过,房租倒从5块钱涨到了100多。”大厅里,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老爷子已经摇着扇子抱怨了半天,正跟旁边蹲着的一个二道租客念叨,“不对,华国锋的时候落过4块钱。”   “为什么落啊?”年轻的租客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为什么落,我哪知道为什么落?你告诉告诉我,现在物价为什么涨啊?”   老爷子合起折椅,拍拍屁股扭头就走,“放炮完毕,走人!”   老徐则在一旁闷头看着报纸。他订了5份报,每天看,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跟不上形势”。   他眼看着,大楼明明是公房,却被一些租户私卖出去,到房管所托托关系就能转让出租权。他也想过调查一下,“举报他们”,但最后还是觉得算了,“到头来枪口还是对着我自己”。   想不通的还有国家大事,“当初号召我们打倒大地主刘文彩,可现在那些‘地主’,比刘文彩大多了。”   因为怕自己“得了精神病”,老徐还曾特意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老徐,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建议他“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我们离死都不远了,还管这些干嘛呢?李主任你说呢?”老徐站了起来,问旁边的李秀梅。   “早被淘汰了,还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李秀梅看有外人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20年前就已经退休,她还是保持着每天下午给老住户们分发报纸和信件的习惯。7月末,她还组织了一次楼里老党员的集体活动,每个人为党的生日写一句祝福。    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了我   老人们偶尔会聊起,当年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早在2001年就在危房改造中被爆破拆除。据说,爆破在夜里进行,许多搬走的老街坊都专程回来跟老楼告别。出乎意料的是,大楼竟然有一个角没有炸掉,后来又用铲车铲了3天才拆干净。老人们执拗地认为,这是因为建大楼的材料是“全中国最好的”。   从2003年开始,位于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也传出了拆迁的消息。有人说拆迁是因为大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安全隐患,也有人说是因为“影响了白塔寺的风貌”,但更多的被拆迁者则相信,真正的原因是金融街的北扩。   如今的福绥境大楼里还剩下不到30户的坚守者。狭长阴暗的楼道里,很多房间已经被砌上了红砖,彻底封死。大楼旁的福绥境小学,如今也被并入官园小学。这座大楼甚至被人们叫做“鬼楼”,一到周末就有学生们到空荡荡的楼里去“探险”。   去年,这座早已不在新闻中出现的老楼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以这栋大楼为蓝本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主题是将其改造为专为“蚁族”群体而设的青年旅社。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翻新的公社大楼里专门设计了一个发泄室,以及一个党支部办公室。   “我希望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做一点东西,而福绥境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我把它当做改造原型。”设计者胡伟楠这样解释他的初衷。   不过他也表示,在金融街北扩的背景下,这个方案也许只是“又一个乌托邦”。   正是因为这个作品,胡伟楠已经被一家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相中,而他将要投身的设计项目,是一个高端别墅群。   关于福绥境大楼的故事,安化楼里的老人感同身受。大楼建成时,周边还是土路,现在已经变成了被称为“第二长安街”的两广路;楼旁的坟头和菜园则变成了每平方米售价4万元以上的商业住宅区。   老人们抱怨,曾经是地标的九层大楼,如今只是个“矮胖子楼”,跟环境和时代都格格不入。   王守恒记得,自己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问她家住哪儿,她都会大声说,“安化楼啊!”到了孙辈,小外孙女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带朋友进楼了。   尽管大楼门前的公交站牌上仍保留着“安化楼”的站名,但它的确正在被人们遗忘。一个年轻的租客说,打车回家,总要告诉司机师傅“去富贵园小区对面”。   偶尔,这座大楼也会被人想起来。北京奥运会前夕,灰色的大楼被刷成了粉色。前几年,一部葛优主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也在大楼里取景。谈起在这儿取景的原因,李秀梅轻声说:“破呗。”   去年,一位建筑师曾经探访过这里。离开之后,他在一篇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这一切消失,他们最不容易调适的,将不是房价、房租、平米数,甚至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优越感,将一去不复返。”   黄昏时分,斜阳笼罩着安化楼,拖出了长长的影子。   大楼老了。   门前多了一个可供轮椅通过的无障碍通道,电梯不再是三层以下不停,外墙贴上了“大楼容易造成外墙灰皮脱落现象,敬请此楼及附近居民不要在此停留”的告示。   设计大楼的人老了。   金诚伤感地说,能一起聊天的老同事越来越少,“前一天打完电话,后一天也许人就没了。”当年具体分管安化楼设计的建筑师叫张念真,已经在去年去世。   大楼里曾经的年轻人也老了。   王守恒的耳朵上已经戴了助听器;李秀梅的老伴儿去世了,陪了她很多年的狗也在前年老死了;徐钦敏的妻子去年死于突发脑溢血,他自己也曾写好一封遗书,要求死后将遗体捐给医院或护士学校做研究。   晚上7点,老徐准时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前一天蒸好的鲤鱼,坐在写字台前吃晚饭,并时不时地扭过头,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   这个狭小的房间从来没有装修过,墙壁是蜡黄色,窗户玻璃裂了缝,墙上的钟也已经停掉不走。电视机顶上,摆着老两口的合照。   1960年底的一天,意气风发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徐钦敏带着他的妻子、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一张木板床搬进了公社大楼。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相信,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本版图片由张嘉妍摄) 原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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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苏力:审判管理与社会管理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 次 更新时间: 2011-07-04 12:27:30 苏力:审判管理与社会管理 ——法院如何有效回应“案多人少”? 标签: 审判管理 诉讼成本 社会管理创新 司法独立 ● 朱苏力 ( 进入专栏 ) 【摘要】导致当下我国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诉讼成本过低。法院目前采纳的诸多审判管理具体措施,固然有保证司法公正和便民利民的追求和效果,客观上也有刺激诉讼消费的作用,因此很难真正缓解“案多人少”,并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为民。法院系统应会同相关决策部门以各种措施提高诉讼成本,并依据现行法律公正司法确保诉讼成本主要由过错纠纷人承担,同时降低纠纷人诉诸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来有效降低整个社会的司法需求,使司法得以集中有效关注更具规则意义的纠纷解决。审判管理因此不仅有独立的意义,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构成部分,将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塑造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审判管理;诉讼成本;社会管理创新;司法独立 一、问题的梳理和界定 显然是回应中共中央关于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1]针对法院系统近年来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最高法院提出了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2]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有三个,一是司法清廉;二是司法为民,即在司法职业化、专业化的同时如何有效化解主要是中国农村和基层的复杂争议,涉及审判、举证、纠纷解决的方式等;三是“案多人少”。头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司法公正问题;前者是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公正,后者则是转型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特定的司法公正。最后一个则是司法的效率或高效问题。 本文集中关注第三个问题,并且更多从宏观层面考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过近年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教育,全国和法院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惩处腐败法官,加强司法公信力的制度建设,法院系统在司法清廉方面有了一定进展;“大调解”、“能动司法”、“调解优先”、“人民法官为人民”以及“陈燕萍工作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基层的纠纷解决,调整了纠纷解决的方式,也有一定成效。在这之后,“案多人少”就成为法院系统亟待解决的问题,[3]是各层级法官最关心,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也相互联系甚至纠结。如果案件太多,法院忙于应付,无暇顾及其他,内部反腐机制就容易疏漏;案件太多,“萝卜多了不洗泥”,也很难保证法院服务质量,很难推进—相对于审判—时间和人力成本更高的调解。而且,这两方面的工作至少目前也增加了各级法院和法官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法院的“案多人少”。考虑这些因素,基于管理出效率、出“生产力”的管理学一般原理以及相关历史经验,审判管理有望至少缓解“案多人少”;进而有利于反腐和推进其他工作。 但真正有效的管理措施一定要有针对性,甚至仅仅对症下药都还不够。因此,首先要了解“案多人少”究竟因何发生?中国社会目前处于矛盾的多发期、凸显期,[4]这只是个事实描述、概括或判断;不是解说。社会矛盾增多,只是创造了潜在的,不必定转化为真实的,司法需求。它只要求国家加大司法投入,增加司法供给;而改革开放以来法院人员增加、处理纠纷数量持续且大幅增长均表明,[5]司法供给已大大增加。而如果真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中国老百姓“信访不信法”,[6]那么,涌入法院的纠纷就不可能不成比例的增加;这两点不可能同时为真。[7]还有,相关数据表明司法需求在1999年后曾多年稳定,案件激增主要是在近几年;[8]而且各类案件的增长也不是齐头并进。[9]所有这些无法用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来解说,令人怀疑有什么其他因素刺激了民众的司法需求。这就要求对司法需求激增有更经验的考察和更细致的变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针对性的提出审判管理措施,才可能从一开始就清醒地预判哪些措施可能(或不能)解决或缓解“案多人少”。 审判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管理”,要求是“以管案促管人,以管人促管案”;[10]现代管理也强调科层化,难免科层化;[11]这意味着加强审判管理与法官独立在某些层面可能有抵牾,会压缩法官的裁量权。外国司法的经验一般都是尽可能避免在审级(另一种科层)之外或法院内部设立层级。我不迷信盲从,但对他人经验也总会给予适度尊重,即使最后拒绝了。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审判管理的收益,也甚至更要考虑其“成本”(缺点和弊端),注意权衡利弊。只有利大于弊才算“加强”或“创新”,利弊相抵或入不敷出则是“折腾”。但也并不全都因为天性谨慎,也因为这是一块“奶酪”,务实的法院和法官可能不太关心,但法学人多疑,且有理由多疑。弄不好引出法学界、法律界毫无结论、毫无助益因此毫无必要的意识形态论争,不利于务实的审判管理,不利于凝聚有关中国司法的制度共识。这个后果问题同样要求细心研究和处置审判管理。 这两个问题就是本文的关注;而这种后果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关切也将贯穿始终。 二、什么导致了案多人少? 社会转型肯定会引发纠纷增加。这包括,人员流动,社会陌生化,容易引发机会主义行为,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经济快速发展和变革,利益多元,价值共识的弱化甚至部分碎裂,贫富参照系的改变也更容易引发人们剥夺感增加;为了推进、顺应改革,新法律规章和行政措施的持续出台,可能引发实体和程序权利的急剧变动甚或不可避免的断裂,人们预期不确定,也会引发更多本来未必会发生的纠纷,最典型的如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等等。 从理论上看,纠纷增加只要求更多的纠纷解决,不必然诉诸法院。但从趋势来看,社会变革会导致诸多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陌生人社会失灵,或不便使用,人们因此会更多转向司法。[12]还有一些社会因素也在激励这一倾向。为了法治的理想,也为提升司法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中国法学界、法律界多年来一直以各种方式鼓励人们拿起法律的武器,为权利而斗争;也不全是精神的,也有物质的,如法律援助[13]等等,都鼓励了司法消费。受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法院系统也习惯于用案件数量增长,作为指标之一,评价法院甚至是法官工作绩效,有意无意地追求案件增长;这种现象至今在某些中西部法院仍然存在。[14]出于经济利益考量,在真正落实“收支两条线”之前,[15]至少在1990年代不少法院为增加诉讼收费补贴财政和改善法官待遇也曾“开发案源”。[16]所有这些,尽管不止这些,从各个侧面引导纠纷人把目光投向了司法。 但目光不是动力,动力是利益,是纠纷解决的绝对收益,即综合考虑解决纠纷的个人财力、人力、精力和时间等花费后,这个纠纷还值不值得解决?这份利益还值不值得去争?有许多事,我们都忍了,不了了之,因为或者没时间,或者怕麻烦,或者收益太小。这意味着,如果解决纠纷的收益稳定但成本降低了,或是成本增加但收益增加更多,就会有一些之前不要求社会介入的纠纷走上前台要求社会解决。当然解决不必定要“走法院”,在有且事实上总有多种纠纷解决机制且收益大致相当的条件下,纠纷人会选择成本相对更低的解决机制。诉诸法院,那一定是在当事人事先看来,比诉诸其他机制的成本更低。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这些相关的主要变量,改变了这些变量在不同个体和群体中的分布。 尽管贫富差别大了,但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所有人都比先前更富裕了。这意味着:一,纠纷涉及的利益普遍增加了。二,纠纷解决的潜在收益也增加了。三,人们比先前更有钱打官司了。之前可打可不打的官司现在就可能甚至有必要去打了。 但打官司不光要花钱,还要花时间和精力。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总体上让人们有了更多挣钱的机会,打官司则要以付出这些机会为代价,这就是机会成本。如果这个成本在个体之间同等分布,那么即使经济社会发展引发了更多矛盾,考虑到机会成本,官司也不会增加太多。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甚至技术进步,例如农村的机器耕作、化肥和除草剂以及城市企业设备更替、产品升级等,都增加了农村和城市中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口。这些人不但时间和人力的机会成本相当低,而且由于失业和隐性失业财富或收入也较少,任何纠纷中涉及的利益对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也会更高。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纠纷,从理论上看,这些人一定会更多诉诸各种机制,包括司法,来解决纠纷。 有大量经验证据和日常观察支持上述分析。例如信访或涉诉上访的经验研究显示:信访中“访”增加了(因交通便利和收入增加,“访”的相对成本降低了);上访者中农民、老人、离退休者和文化偏低者数量居多(他们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更低,有时甚至为零);[17]信访还有明显季节性(春种之前,以及秋收之后到春节之前,因为对于农民来说这时段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几乎为零)。也有一些司法上的经验证据。最突出的是,尽管纠纷利益更大,更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但由于机会成本的因素,商事和知识产权纠纷反而比普通民事案件更容易“案结事了”,无论是调解还是判决。[18]有人会说,信访者和涉诉上访者是弱势群体,受欺压和损害更甚,因此更多上访。但这只是想象,架不住追问。同为农民,为什么年轻农民更少打官司、上访和涉诉上访,尽管他们更多进城打工,也更多受欺负和遭遇不公平待遇?为什么总体说来劳动力输出省上访人数永远高于劳动力输入省,你总不能说劳动力输出省贪官更多吧?还有,为什么上访和基层法院立案总有季节性,难道坏人干坏事还先看看黄历? 近年来,选择司法途径的激增,还因为纠纷人的司法成本绝对降低了。这主要因为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大幅降低了诉讼收费。[19]我做了一个简单演算。一个诉讼请求11000元的纠纷,依据1984年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20]法院收费为130元,而依据2007年的《办法》仅为75元,诉讼收费下降了约42%。一个诉讼请求为50万元的纠纷,依据前者收费为27520元,依据后者收费仅为8800元,诉讼收费下降了68% 。[21]如果视司法解决纠纷为服务产品,视诉讼收费为价格,即使不考虑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收入增加导致诉讼收费的相对价格大幅下降,依据价格理论,也可以断定,诉讼收费降低也会大大刺激民众的司法消费。 还要考察一下《办法》对不同类型纠纷的司法消费产生的刺激效果。 尽管《办法》对大额民事案件的诉讼收费降幅更大,换言之,国家对商人(公司、企业、银行)打官司补贴更多,但我判断,对这类案件刺激消费的效果基本为零。这里的关键变量是律师费。在这类案件中,律师费大大超过诉讼收费。此外,商人还大都是“忙人”,时间和人力的机会成本更高,不但不会为“小事”上法院,甚至不会因政府补贴多了就多打官司。 受《办法》刺激,效果最显著的是普通民事纠纷。这类纠纷人不请律师、不支付律师费,或得到了法律援助,“走法院”,要支付的仅限于诉讼收费。这类纠纷人的人力和时间成本通常也很低,他人的“小事”就是他们心中和生活中的大事(商人一般谁会为5000块钱欠债上法院?而对普通人,这可能是全家两、三个月的生活费)。当合并考虑诉讼收费和律师费,就可以看出,《办法》大大降低了普通民事纠纷当事人进法院的实际价格,有效刺激了大量先前不进入法院的普通民事纠纷涌进法院。这个推断符合日常经验和相关数据。过去三年里激增的案件中,确实更多是传统的广义民事案件。最典型的是劳动合同纠纷(诉讼收费为10元,由于抵不上收费的人工以及其他成本,我的调查发现,有些法院干脆一分不收,给出的理由是“司法为民”)。 应当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法院人手的增加,案件增加更多、更显著,因此从理论上看,法院一直都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案多人少,本应更早引起,却一直没有引起,法律人特别是法院的足够关注。除了前面提到法律人和法院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受经济增长模式影响,一直还喜欢和追求案件增长外,最主要的是,有几项改变和变化大大疏解了法院的压力。1990年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谁主张谁举证”以及随后的庭审方式改革,解脱了法院曾经必须承担的调查取证责任,变相地大大增加了法院的人力和财力;在依法治国方略指导下,直到21世纪头几年,法院编制总体上一直在增加,且增加较快,编制未增加的法院,案件至今不多;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法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迅速提高,全面增强了法官和法院处理案件的能力;以及,计算机的运用,交通通讯工具增加和改善,大大节省了法院的人力资本。总体看来,司法系统人力资源一直还不算紧张,有些法院一度还有余力(表现为想着主动“开发案源”或“开拓案源”,或特别强调撰写论证详细的判决书),法院系统未能未雨绸缪,及早发现潜伏在身边的这个“余则成”。 但过去几年,在中国东部和城市地区法院,上述因素可能提供的司法潜能已基本释放完毕,法院的人力资源增加也减缓了,某些地方的法院人力甚至有所减少;[22]与此同时,《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劳动合同法》等刺激司法消费的法律颁布,案件大幅增加了。这一次法院真的受不了了。 甚至,尽管必要并且我原则上支持,最高法院近年来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调解优先、能动司法、清理积案,人民法官为人民等,也从另一个侧面加重了法院的工作负担。尽管法院并不追求,但纠纷毕竟首先是涌向法院,“大调解”机制的运作因此常常从法院开始,[23]诉调对接就要法院多出力,[24]诸如此类的,法院承担了一些先前不用或很少承担的工作;[25]清理积案、[26]判决书上网,[27]为“维稳”而化解涉诉上访[28]等,也都耗费法院的各种资源;审判中,一些本想息事宁人的判决或调解,则诱发了更多的缠讼、涉诉上访甚或恶意诉讼。所有这些累积起来,既减少了可用于处理纠纷的人力,也增加了法院和法官的工作量。“案多人少”的矛盾格外尖锐了。 三、作为应对的审判管理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法院系统已经做出了一系列回应。我大致归纳为: 1.分流。通过大调解、[29]多种调解衔接、[30]调诉对接,[31]立案调解,[32]等强调“调解优先”的措施,为纠纷人提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力求分流日见高涨的司法需求。 2.增加审判资源。主要是人员增加、机构调整、业绩考核等。例如知识产权审判体制“三审合一”的改革,[33]法官助理和法官助手制度,[34]陪审员调解,[35]退休法官返聘,[36]法官的绩效考评。[37]这些制度或者增加了法院审判人员,或者在不增加法院编制的条件下通过机构调整增加一线审判的法官或优化审判力量的配置,或者是充分利用、开发边际性的法院资源(陪审员),或者通过考核竞争激发法官的潜力。 3.制度程序调整。例如繁简分流,[38]纠纷快速处置,[39]量刑改革,[40]这实际上是针对案件类型调整资源使用,通过专业化、常规化、流程化来节省时间人力,合理使用资源。与这些措施相关的还有调解优先的一些做法、司法确认调解、[41]刑事和解[42]以及执行权的调整配置[43]等措施。这些措施很不相同,但从特定角度看有共同点,就是加快审理、便利执行,特别是强制执行,经此节省法院的人力资源。 4.科技手段。例如成都中院的“两权”改革中的一些措施,[44]上海高院利用科技加强廉政建设,[45]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视频远程审理,[46]河南全省法院判决书统一上网[47]等,都大量依赖了科技手段。这些改革措施看起来更多针对了司法公正清廉问题,结果是不同程度上节省了法院监督管理的人力资本,客观上则增加了或至少是不减少一线审判的人手。 我对法院的了解很不充分,这些归纳因此肯定不全面,不完整,甚至不正确,但不会有太大差错。从效果上看,第一类着力于减少司法需求;第二、三、四类着力于增加司法供给。这些措施有针对性,但基本都是对症下药,有效果,但我认为,还不足以有效回应“案多人少”。让我仔细分析一下。 提供多种纠纷机制,从理论上看,可以分流纠纷解决。但问题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获得民众信赖并方便其使用,进而能有效分流纠纷,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另一方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创建至少在目前一段时间内会在两个方面增加而不是减少法院的负担。第一,由于目前大量纠纷首先涌向法院,基本只能以法院为中心来勾连、衔接和协调多种调解和调讼,法院扮演了分流者的角色,无论是将纠纷转给人民调解,法院附设人民调解室,还是推动行政调解或委托调解,这都会增加,事实上也真的增加了,法院的人力成本和管理事务。第二,一般而言,同判决相比,司法调解本身就需要法官付出更多心力和时间。如能确保自动履行,调解的额外成本还能扳回来;但经验研究表明,至少有一定比例的调解并未自动履行,[48]甚至会再次进入诉讼。这样一来,法院支付的人力、精力、财力就更大。 因此,从宏观上看,至少短期内,即使调解优先减少了纠纷对狭义司法(审判)的需求,却未必会减少对广义司法(判决或司法调解;后者包括案前调解、立案疏导、立案调解以及司法调解等)的需求。从长期来看,假定调解优先比较有效,由于剩下的纠纷数量仍然巨大,因此效果也只是边际性缓解了法院工作量。最核心的是,只要许多相关的工作还是由法院承担,那么调解优先的效果就只是数字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很可能,只是在法院统计报表上,司法判决和调解的“案件”减少了,但法院经手处理(分流调解、案前疏导、案前调解或立案调解等)的纠纷没有减少。 增加司法供给的三类措施都着眼于依靠制度和技术“挖潜”。很好。但前提是还有潜力可挖。因此,问题就成了一个经验问题,法院现在还有多少潜力?我不很乐观。法官普遍且大量加班是支持不乐观的最强证据。很明显,每个人都想也都会找办法“偷懒”(不带贬义);如果能想出办法,就不会有这么多地方的法院和法官加班,而且是长期加班。加班表明的是,在现有条件下,至少在许多(但不是全部)大中城市和东部地区的法院已找不出什么其他正当且能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的措施了;最简单却也最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加班。 但加班很难,也不应,持久;此外,也真没法有效化解这个“案多”。一些基层法院现在几乎已经是常规性“5 +2”(工作日加周末)、“白+黑”加班了。[49]东莞市女法官卢建文2009年办了1924件执行案件,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工作日处理8件左右的执行案件;该法院办案标兵刘晓宇法官2009年共审结案件1658件,每个工作日结案6-7件案件;该院近年来每年都有怀孕女法官因工作重负而流产。[50]尽管这可能是个案,但抱怨工作量太大在许多地区的法官和院领导当中是相当普遍的。而案件总量无望减少,可能还会有所增长。 而且,只要不是出自法官完全真实的自愿加班,任何加班工资也都无法弥补法官的非货币收益(闲暇、娱乐和家人团聚)。法官就会不快活,不幸福,就缺乏积极性,就更可能—只要不出问题—对付;而且只要有机会,而机会总是有的,就一定有法官,特别是优秀法官,以各种方式流失。已有报道,有一定数量的法官因工作压力太大而要求提前退休。[51]即使有新法官补充,人数相同,但能力不同,法院的人力资源还是减少了。 但这可能都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越是增加司法供给,加快审理,就会吸引越多的案件进法院。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世界上纠纷无数,进不进法院取决于当事人心中的成本收益。只要当事人认为司法解决最便宜、最便捷、最迅速,因此成本最低,就一定会引来一些本来也许还不打算进法院的纠纷(边际性纠纷)。换言之,增加供给、方便诉讼、加快审结,都降低了当事人司法成本,因此是刺激司法消费的措施,会加剧“案多人少”,令法院系统的生态进一步恶化。因此,尽管我尊重各地法院为增加司法供给的各种管理措施创新,但对诸如“进一步降低立案调解收费”这类建议,[52]我持严重的保留意见。 四、司法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相对成本 我只是讨论了法院,而法院仅仅是解决纠纷的机制之一。要真正看清问题,找到出路,还要把法院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放到一起来研究。这意味着,审判管理其实与整个社会管理无法分割;审判管理是独立的,但也是整个社会管理的一部分;以及审判管理也许更多是技术的,但也有战略的问题。 我认为,要促进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审判管理,法院在审判管理的宏观战略层面应当有重大调整:从增加司法供给更多转向降低司法需求。基本方向的是,增加当事人的司法(无论审判还是调解)的成本,相对于其他机制化解纠纷的成本。道理是,假定解决一个纠纷,当事人的收益是固定的,他对以何种方式、谁来解决纠纷就不会有什么固定偏好,选择何种机制,则取决于这些机制在他心目中的相对成本。如果“走法院”成本低,他们就倾向“走法院”;如果“走调解”更低,一般就会“走调解”—除非有些纠纷只由法院管辖(例如刑事公诉案件)。 法院系统也因此需要重新界定自己在整个社会管理中的功能、职责和目标。法院当然要解决纠纷,否则就没有履行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但鉴于国家财政投入有限,法院的审判资源永远有限,法院系统就只能也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它应当集中关注相对重大的、有影响力的、通过解决纠纷能为社会确认或提供某些规则的纠纷,并且其决定必须有终结性(即“案结事了”或“最后一道防线”)。这样一来,把大量相对琐细的纠纷分流到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哪怕其结果是“和稀泥”但只要基本公平、社会大致认可就行了。这样的法院,这样的结果,更符合整个国家对法院的要求;而这样的纠纷解决的整体社会格局也更符合法治(规则治理)和社会管理的目标。 法院在经历30年发展后,在我看来,扩张式发展也许已走到尽头,同中国经济一样,法院的发展也必须转型了,一定要放弃以立审结案数增长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考虑到制度的稳定,以及各国专用于审判的财政人力资源会基本稳定、最多略有增长这一根本性制约条件,法院可能必须通过审判管理以及其他综合措施来调通案件审理数量长期基本稳定,最多只能接受小幅波动和缓步增加。由于社会总会有因不测因素引发的、人们无法事先控制的案件数量突增,为保证有效且高质量的应对,我甚至认为,法院系统不仅要避免长期满负荷,而且必须始终保持有一定余力。司法的特点决定了司法不能临时抱佛脚。 如果从需求供给的角度来看案多人少的问题,法院应当采取的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做法之一就是大幅提高诉讼收费。这个提议显然政治不正确,有人会批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司法为民”。但并非如此。 第一,大幅提高诉讼收费不会影响法院对重大和重要纠纷的解决,甚至是垄断性管辖。刑事案件不受诉讼收费影响。比较重大的无论是民商事(包括知识产权)还是行政案件,当事人一般都会请律师(或获得法律援助或社会援助),当事人诉讼成本的最主要部分因此是律师费,而不是诉讼收费。换言之提高诉讼收费基本不会影响重大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进法院。因收费增加而放弃打官司的,一定是一些相对不太重要的、数额较小的、打不打都可以的纠纷,统而言之,即“琐细纠纷”。而司法的格言是“法律不理会琐细之事”。 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法院集中资源,能更有效、尽快处理对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宣示法律的存在;一些有普遍意义的判决,作为先例,会带动类似案件或纠纷的解决,例如孙伟铭案;甚至相关信息就会减少甚至消灭这类纠纷的出现—四川所谓的“二奶继承案”判决后,就没再听说全国有这类案件了。这不仅是抓大放小,抓主要矛盾,更重要的是纲举目张,“举一反三”。其实这是法治(规则治理)在效率层面上的最大好处。 第二,琐细纠纷进不了或不进法院,不意味着这些纠纷得不到公正处理。司法是正义的最后的一道防线,但这不意味着,也从来没有人说,司法是唯一的正义防线,或司法是最正义的防线。无论在哪国,法院都从来不是人们获得正义的唯一渠道,行政、仲裁、调解、和解以及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同样可以或实际提供了公正的纠纷解决。除法治意识形态死硬者,或在法治意识形态宣传前提下,真实世界中,当其他条件相当时,纠纷人都不关心谁—只要没有利害关系—来解决纠纷,总是更关心谁能公正有效的解决纠纷。人们对纠纷解决机制或解决者不会有特别的偏好,他们偏好的一般说来仅仅是从争议中可以争取到的利益(公道的,有时甚至是不公道的)。 第三,提高诉讼收费也就是调整包括司法在内的各种机制解决纠纷的相对成本。把部分纠纷分流到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这会促进各种机制的发展和相互竞争,有利于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甚至司法的创新和发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终获益者是消费者,而不是供应商。纠纷人会有更多的选择,包括自行合约解决,不总是需要法官为他/她“做主”,这既增加了他或她的自由,也有利于公民素质提高。 如果继续让大量纠纷涌进法院,问题就不会仅仅停留于“案多人少”。目前法院基本是以说服教育的方式来分流,分流后剩下的纠纷仍然数量巨大,仍大大超出法院的司法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落实为保证司法公正清廉的审判管理措施;如何在保证审判数量的同时还有效保证审判质量?这里的质量主要还不是司法清廉,而是法官在处理每一个具体纠纷中花费的心力,凝聚在个案判决中的政治智慧。 或者,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法院会出现大量案件审理和执行的拖延;但时间就是金钱,因此这还是增加了当事人的成本。其实,这也不是不可用的方法。国外法院和法官也一直都“暗暗地”用这种“排队等候”的方式来增加当事人的成本;[53]后果也不像有些法律人想象得或描述得那样—“迟到的正义就是不正义”;相反,“事情先压一压”有时会促进当事人和解,甚至一直都曾引发了积极地司法制度变革。[54] 但我更关心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司法拖延的后果。可以断定,最拖不起的一定是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广义商事案件。想想IT产业就行了,拖上一年,某个企业也许就垮了。司法拖延的后果很可能是广义的商事诉讼撤出法院,自行寻求其他节省时间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就有了至少是两个对法院不利的后果。第一,如果商事案件减少,即使普通民事案件不增加,那些不太重要、不用请律师、缺乏普遍规则意义甚至无需规则指导就能解决的、当事人拖得起的民事案件,在法院审理的全部案件中的比例增加了。这意味着,越是不太重要的纠纷,越会进法院;而越是重要的纠纷,越不愿进法院,因为当事人耗不起。这不利于国家设立法院的初衷,久而久之,还会使整个中国法院的专业水平受影响。第二,随着撤出法院的商事纠纷寻找新的纠纷解决出路,商事仲裁(这其实就是由当事人双方商定并支付报酬的私人“法官”)可能因此繁荣起来;但也完全可能,或是在民间产生,或由国家设立,无论名称如何,一些专业水平更高的准商事或准知识产权法院。[55]这对中国目前的法院系统可不是个令人振奋的信息。 还一定会导致法官流失。或流出法院,转行当律师或到政府其他部门;或是法院内部流失,即主动撤离审判一线,到法院内其他职能部门。我的调查访谈就验证了这一点。近年来,不但法官“下海”当律师的增多,还有很多法官因审判压力太大想撤离审判一线,转到法院职能部门或最好是职务晋升,甚至干脆提前退休。[56]而比较容易转行的,无论是流出法院还是获得晋升,往往都会是些司法知识技能相对优秀的法官。这样下去的长远结果是一线审判“队伍”不稳,职业化水平和专业技能衰退或至少增长不快。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会是,许多本来可能偏好司法审判的法学毕业生,因为工作压力过大,从一开始就选择不进入法院。 这些可以想见的后果都不利于我国的法院的长期发展。 五、社会管理与审判管理 因此,本文坚持在社会管理大系统和大背景下来研究宏观的审判管理,回答“案多人少”,就不是为了给审判管理带上一个时髦的帽子。看似政治的甚或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命题,其实有充沛的务实追求。而上述分析也意味着,审判管理要求进一步调整和改善法院运转的外部社会条件,需要更多的“统筹”。用国外同行的学术话语来说,审判管理需要政治性部门(立法和行政)的支持配合;用中国习惯的政治性话语来说,是要加强党政部门的统一领导和协调。说法不同,道理其实一样。 然而,尽管诉讼收费本是审判管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但目前这个手段不小心失落了,至少不全在法院手中了,法院系统无法独自采取措施。因此,要有效回应“案多人少”,也许最重要的不是大量增加法院人手(第六节会对这一点有更多分析论证),而是最高人民法院要尽快同中央政法委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沟通,修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大幅提高诉讼收费;未来还应根据国家GDP增长、居民消费指数增长以及通货膨胀率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57] 法院系统一定要以翔实、有说服力的、经验性的利弊分析来说服政治部门和决策部门:诉讼收费提高不是为了法院的利益,是有利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必不可少,是遵循社会管理和审判管理的“自然规律”。事实上,“案多人少”反映的就是司法中隐含的市场经济规律。政治决策部门当然应当有综合的政治考量,但不可能完全忽视市场因素和价格规律,至少不能长期忽视。 另一重要工作是,还是要通过中央政法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调,并以具体措施鼓励,进一步降低纠纷人诉诸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成本(收费、难度、时间)。特别是要让相关的行政机构(包括但不仅是司法行政机构)和人民调解变得更为有效。 上述两方面配合,有可能大幅减少涌向法院的普通民事诉讼,大量纠纷无需通过法院的“调解优先”就会分流到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或在社会内部自然化解。其实,只要看看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应当清楚,“调解优先”其实从来不是法院一家的,而一直是也应当是这个国家社会管理化解纠纷的方针;作为一个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机构,法院应当遵循,但不可能独自有效贯彻实践落实这一方针。 与宏观的审判管理有关的,辅助性的、但重要性一点也不低的外部工作还有,要通过正式交流渠道加强同各个广义立法部门的信息交换,使这些部门关注并研究立法的司法可行性问题,考虑司法的后果,法院的负担,而不再仅仅关注立法的政治和道德必要性;经此促进立法的稳定性,可司法性,制定明智可行的法律,全力减少因立法引发的任何“折腾”。 还必须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的协调和职能分工。前面的分析表明,目前中国法院系统承担了太多司法行政工作。就拿“大调解”联动机制的运作来说,法院和法官并不追求,却还是常常成了向纠纷人提供第一手法律信息和法律咨询的机构和人员,且不说之后还有一系列非审判性的事务工作。就为人民服务而言,这些工作谁都应当做,谁做都行;但就工作性质来看,这些工作更适合司法行政部门,特别是应由律师来承担。不能因为纠纷先到了法院,法院就先当“律所”再当法院,法官就当完“律师”再当法官。 法院必须自觉并清醒地,向相关党政决策机关提交有充分证据和说服力的研究报告,经由正式制度调整,逐步把自己目前承担的部分非司法的纠纷解决和管理工作转移给司法行政部门,转移给律师。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推动劳动分工;不仅有利于法院,也有利于司法行政部门,会促进和增强司法行政部门的发展。而这要求,法院不仅要转移责任,最重要的是要转移利益和权力。 就此而言,我在此提一个眼下连法院系统都可能反对的有关审判管理的建议:如果真的以审判为中心加强和创新管理,就应考虑至少在未来将执行业务移交司法行政部门或政府其他部门。当初把执行放在法院,目的也许是想借此促使法官判决时还要想一想判决的可执行性,因为只管判决,不考虑执行,是大陆法系司法中很容易发生的问题。但如今法院系统有了执行局,执行与审判已经分开,因此这个当年支持把执行放在法院的理由不再成立了。“审执分离”也是西方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更重要的理由是,判决和执行放在一个机构,容易引发社会的怀疑,老百姓可分不清执行法官和判决法官;同时也确实容易引发个别法官从个人收益角度考虑判决和执行,容易产生腐败行为。 如果转移,法院系统会权力受损。法院系统很可能不愿考虑这个建议。[58]但法院应当考虑的是,这个所谓的利益真的是法院的利益吗?符合法院的长远利益吗?请想一下近年来执行上的腐败给法院和法官带来的严重声誉损害。 六、审判管理与司法独立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首先,审判管理是法院高层领导,基于司法制度的总体的公正和效率考量,提出来的对策。但高层的视角和普通法官的视角不总是完全一致。领导容易侧重管理,而普通法官一般说来,则可能不希望太多受人管(这意味着,有时也希望有人管,因为至少有时可以减少法官个体承担的责任),因此两者之间就有个利益平衡的问题。但这个利益不能简单的平衡或妥协,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制度的功能。 其次,许多明眼人、行内人会问,应对“案多人少”,你干嘛放着一条明摆着的路不走?增加法院编制!而且多年来这也屡试不爽!面对当下的现实,一些法院确实必须以各种方式增加一些人手。但若作为法院系统回应“案多人少”的基本对策,除了前面的理由外,还有一个问题:增加人手也就会增加管理的必要。这就与本文主题审判管理有关了,也与这一节探讨的加强审判管理应当注意防止的弊端有关了。 审判管理是为了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包括审判的质量和数量。但只要是管理,就要有组织,有层级(显著的和隐秘的),就有决策和执行(领导与服从)的问题。这是科层制的铁律。而任何机构只要人员增加了,即使只是想增加干活的人,其副产品之一也会是科层制的增强。任何一个法院甚或一个法庭,人一多,无论独任审判还是合议庭审判,要想保证与法官人数较少时同等程度的统一和正确适用法律,哪怕部分借助现代科技,也一定要求更严格的行政管理和审判管理。如果一个庭就10位法官,管理,一个庭长就够了;一位副庭长,以备不时之需。但如果上了20位法官,合议庭就会有6、7个,一旦分别审理同类的案件,判决差别也会增大,为保证判决是法院的,而不只是法官个人或合议庭(尽管代表法院)的意见,或为防止这种分歧引发不必要的社会非议和猜测,就一定需要某种程度的内部协调;法庭的其他事务性工作也会倍增。这就要增加副庭长分工负责,就会出现不见于正式制度的新的分层(“这几个人你负责”)。这不是你我希望不希望的问题,而是势必如此,只要看看我们周围所有的机构组织,无论国内的国外的,也无论机关、学校、企业、律所,程度不同,都这样。这是现代管理的规律。 科层化有很多好处。在行政系统,科层化几乎没争议,它有利于问责,一般也会提高效率。但首先倡导科层化的韦伯就曾指出过科层化的隐含弊端。[59]科斯定理也意味着组织内部管理的收益一定会有个边界。[60]在这个边界内,加强管理,总体收益增加;一旦超出这个限度,管理加强的净收益就是负值。管理多了,层级多了,有时更不好管,也管不好。这是宏观的考量。而从组织内部的视角来看管理,哪怕再讲“管理就是服务”,管理都必须有决策和执行,有服从,管理总是关系到相关个体的权力分配和调整。这就可能与一个重要的司法命题,法官独立或司法独立,产生某种紧张关系。 我并不迷信司法独立,更不相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形式特定且唯一的司法独立。[61]而且,同样是讲司法独立,欧陆和英美的法官,法院内部的组织形式就很不同,独立程度更是差别很大。[62]各国司法系统中一直都有,也需要一定的科层制。审级制度就是一种特殊的科层制,想想,“我们说了算不是因为我们不出错,我们不出错只是因为我们说了算”;[63]甚至遵循先例和服从法律也都可以视为科层制的变种(先例和法律都是权威者的命令),目的是要保证统一适用法律,确保规则治理。而首倡三权分立的洛克之所以不谈司法,只谈行政,把司法归在行政之下,[64]根本原因也许是,在他看来,两者没多大差别。 然而,如果法官的职责仅仅是服从法律(立法者的命令),只需按三段论演绎法律,或是像韦伯想象的“自动售货机”,那么法院采纳严格的科层制就无可厚非,甚至理所当然。问题在于许多主权者(或宪法创制者)和执政者,特别是大国的,不希望司法只是简单地执行命令;让法院单立,就是希望各个法官能出于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职责,依据相对抽象的法律指令,针对具体纠纷,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偶尔附带地补充创设一些细部规则。在这种理解中,法官的职责与主要是执行命令的(中下层)行政官员不太相同了。这就要求法官在履职中,比一般行政官员,更多投入个人的政治智慧;也一定要赋予法官比赋予行政官员更大、但有规则限制指导的裁量权。从这个视角看,司法独立或法官独立,不是为了法官个人的尊严,也不是相信一个人当了法官就比当行政官员更智慧了;只不过是弱化科层制、激励法官智力投入,有效化解纠纷,明智规则治理的制度之一。 这有两方面的意味。从理论上看,司法独立并不排斥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司法独立或法官独立尽管不是司法的全部和最高价值,也还是重要的价值。正如一位学者雄辩的,司法追求的其实是司法独立的最优化(optimization),而不是最大化(maximization)[65]也因此,事实上,世界各国司法制度设置大都混合了科层制和法官独立的因素,尽可能令两者尽可能兼容。基本做法是,在审级制度(科层制)下强调法官个体独立地适用法律和遵循先例(但理论上不得“法官造法”),在任何单个法院内尽可能不设立(英美)或弱化(欧洲大陆)科层制因素。 而要实现这一点,任何单一法院的法官就一定不能多,以防止法官或合议庭之间出现需要新层级予以弥合的、适用法律和政治决断上的当下分歧和历史断裂。[66]法官数量一多,即使是为了保证司法公正清廉,保证判决标准的统一,都要求加强监督管理,而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官积极、智慧地应对新颖、复杂案件的空间和能力,未必有利于司法的公正和高效。 基于这一考量,总体而言,世界各国即使遇到诉讼爆炸、案多人少,也不像其他部门遇到事多人少时那样,急于增加正式法官的编制;而会更多用多种手段来调控。或是提高诉讼收费,或是扩大法官(特别是上诉法官)的案件选择权,或是增加法院的非正式法官人员编制。[67]例如,美国如今也广泛使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但不由正式法官履行,更多由律师或其他也许号称但并非真正的“法官”来履行。[68]这不仅是政治部门的共识,也是(至少在美国)法院和法官的共识。在美国历史上,联邦法院和法官一直以各种方式抵制立法与行政部门出于无论何种目的的大量增加法官。[69] 但我还是更关心当代中国司法现实。中国目前许多法院的法官数量已经很多,不少法院已经有上百位甚至数百位“法官”,科层化程度也很高。有研究表明,即使在基层法院,也只有大约30-40%的人员在一线审判,法院院长、副院长甚至各庭庭长基本从事管理,有审判职称的人员当中,只有70-80%从事审判。[70]在更高层级的法院中,我想,一线审判的法官数量可能更少。因此,中国的法院审判和行政管理都已经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甚至也是中国法官自身目前特点的必需。也是基于实证调查,我早就,也一直,认为中国法院应加强法院管理研究;[71]也大力支持成都中级法院的“两权”改革的方向,认为这是法院面对现实,非常重要的尽管是被逼出来的审判管理制度的创新。 但中国司法现实也同样要求充分考虑司法自身的特点和社会对司法的另一些要求。当代中国司法面对的问题太复杂了,法官要有效履行其政治治理责任,必须有出色的司法,案结事了,有良好的社会效果。法官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依据制定法规则,以三段论的方式演绎出结论,然后喊一声“法律至上”或“司法至上”就把别人唬住了。中国司法同样,甚至更需要法官的智慧和积极性(这不就是“服务大局”的要求吗?),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创造性(这不就是“能动司法”的追求之一吗?),因此有必要赋予法官有比中下层行政官员更大的裁量权。在审判管理中,这个因素同样值得关注,甚至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实用主义的考量。 由于不非常熟悉法院的日常运作,我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细致建议,但我还是提出一些,在加强和创新审判管理的大背景下,旨在增进法官独立性和裁量权的意见,供参考。 例如,把法官的工资收入同法官级别挂钩,不再同职务挂钩。这会弱化至少部分法官对职务的竞争(这种竞争往往会使某些法官在一些并非必要的方面表现得“很听话”);或许还会减少法院内诸多机构副职的必要,即使法官人数不变,也会增加一线审判的法官;这会令更多普通法官受惠,鼓励较多的法官集中关注审判;以及,有可能在经济上增强众多法官相对于不适当的行政管理的独立性。而最近一则关于中央强调政法机关的财政保障体系的新闻报道中似乎也有这个意思,尽管我不确定。[72] 另一个措施也许是,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适度放权给法官。比方说,在一些法院确定认为是“无谓”诉讼或恶意诉讼中,允许法官个案裁量的形式(而不是统一制定规则的方式),要求败诉方,除支付诉讼费之外,还要向胜诉方全部或部分支付胜诉方的其他与诉讼有关的费用,特别是律师费。这不仅会增加了败诉方的诉讼成本,会有效减少无谓诉讼、琐细诉讼和某些恶意诉讼,降低司法的需求,而且,尽管这个权力不大,但还是给了法官一个小小的有限“自由”,会增加法官的司法独立感,增加法官的非货币收益。另一个实例是成都中院的孙伟铭案判决。即使审判管理令法官在某些方面的裁量权压缩了,这也会是一种制度性的补偿。 其他还可以纳入考量的是,如果《民事诉讼法》依照某些学者建议修改,改目前的两审终审为三审终审,我建议,三审不应当是义务性的,而应当是裁量性,即三审法院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某案的三审。最高法院则应当全面采用这一原则。 我的这些建议未必可行,甚至完全错误。但我只是想借此指出,加强审判管理中并不全是收权、限权或监督,仍然有放权的一面,应当进入审判管理的视野,全面权衡和考量。 七、结语 只算结语而不是结论,是因为,首先,审判管理作为问题,经验研究还刚刚开始,我不可能有真正坚实的结论;其次,我完全没有真实的法院生活经验,许多信息不了解,许多问题还看不准,不敢妄称结论。甚至本文看起来“避轻就重”,没谈许多法官可能更关心的可操作的审判管理,而是奢谈了一个相对宏观,任何单个法院都无法操作的审判管理问题,也是想掩饰我的无知和无畏。 尽管如此,审判管理确实是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大问题。审判管理研究在中国有比在任何他国都更重要的实践意义。[73]不仅是“案多人少”,每个法院的法官人数很多等,而且中国法官目前的一些构成特点(例如,本科或硕士毕业进法院,相对年轻;缺乏足够的司法、政治和社会经验,法院内部实际上有也必须有一定“师徒制”职业培训;广大的基层法院中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受过专门职业教育训练的法官;许多基层法官来自当地,有严重人情之累;以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转型也使法院很难稳定定位),所有这些都要求,也事实如此,中国法院一直比西方国家法院更重视法院内部的管理。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太少,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没看到有哪篇文章把中国法院的组织结构(不仅仅是审判组织)及其工作机理说清楚。中国需要面对司法实践问题中逐步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司法的发展提供切实的指导。 事实上,本文只是把一些问题摆了出来,将相关的考量摆出来,希望这种“摆”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小心谨慎但最终必须是成功有效地推动中国的司法发展。不是刻意追求中国特色,只求在有效回答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让它自然形成。 还有一点,尽管第六节讨论了审判管理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并且更侧向司法独立,但必须坦白,这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审慎。而所谓审慎,还不是个人怕事,主要是怕折腾法院。若单就这一研究本身,以及基于我目前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对中国法院各方面的总体了解,我感到的是,中国法院系统以及相关的理论很可能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究竟是以法官独立为核心价值之一来建构法院系统,还是以科层制为基本方向来构建中国的法院系统和组织。从人类历史上看,英美法院走的是前一条路,欧洲各国法院系统和法官则基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早已背离了英美的路。[74]中国法院的组织架构和实际运作都更多属于欧洲法院传统,但在理念上一直更多接受了英美的司法独立命题及其表达。由此,导致了中国的司法实践与法学表达和法学教育之间有严重的分裂。我不知道这反映的是中国法律人的智识保守和猥琐(缺少创新和自我表达)还是法律人的政治激进和天真(“同世界接轨”)? 种种因素都令我预期,中国会日益趋向欧洲大陆的科层制、专业化司法。中国法院内的专业庭是一个标识,职业制(career)法官是另一个标识,不仅与英美的旁门制、通才型法官完全背道而驰,也比欧陆国家法院走得更远;中国法官,最终会和欧陆法官一样,成了(法院系统内的)公务员。预期不等于欢迎。在有更系统全面的经验的利弊分析和足够细致的政治考量之前,我不事先肯定但也不拒绝这一方向。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真能解决中国社会和司法的问题,并逐渐制度化,那么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崛起,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最终还是不承认一种比西方各国更为科层化强调审判管理的司法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创新。或许,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独立。 无法预期的后果要求我慎重,出于对前人(尽管是外国人)智慧和经验的尊重,我也不想草率断言和主张。但作为学者,诚实和勇敢(我知道,这可能会面对一系列政治正确的批评)要求我坦白这一预感,指出这一抉择已经出现甚或迫近,与法律人分享,欢迎学界“拍砖”,唤起对中国司法实践和中国学术的自觉,共同关注这个哪怕最终没成现实的可能性! 【注释】 [1]社会管理创新是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但这个概念最早是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2]王胜俊:《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8月24日1版。 [3]《案多人少何以应对》,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4月7日8版(深圳法院);《案多人少,隐忧呈现难题待解》,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4月26日(成都法院)8版;《应对案多人少的现实之选》,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5月31日3版(上海法院);以及《东莞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突出》,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3月7日3版。 [4]《认真学习贯彻两会精神,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载《人民日报》2010年03月23日1版。 [5]1979年全国法院系统工作人员约为5.9万人,其中法官估计将近4万人;2010年全国法院系统工作人员约32万人,其中法官19万余人;审理案件数量,1978年为61万余件,而2010年估计将超过1200万件。 [6]《“信访不信法”现象值得高度警惕》,载《广州日报》2010年2月2日B5版;《信访不信法的根子在依法维权难》,载《法制日报》2010年3月29日3版。 [7]从大量纠纷涌向法院这一事实来看,我趋向认为,不存在所谓“信访不信法”问题。这是法院自我安抚也安抚上访者的一种修辞。民众上访有可能是某些合理请求因司法公正缺失而未得到满足,但也有某些请求法院是从一开始就不能,也不应满足的。在这个意义上,民众只希望以一切可能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并不存在信谁不信谁的问题。 [8]从统计数据上看,1978年之后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总数在1999年达到峰值后,多年一直基本稳定,甚至略有下降;而2008年,全国受理和结案的案件数量均上一年都上升了11%左右;2009年,则再分别上升了6.3%和7.2%。(《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4期,2009年4期和2010年4期)。 [9]最典型的是2008年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当年就引发全国劳动合同纠纷增加将近一倍;次年继续急剧增加。请看,《劳动争议案件当前五大特点》,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7月13日4版。我并非质疑相关决策者和立法者的政治判断、立法意图和立法权能;事实上,我完全赞同中央政府近年来为解决民生问题做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支持通过立法来具体落实这些方针大计。但政治判断要求我们更应面对现实,追求更为有效的实现这些良好政治追求的途径和手段;我的分析只是指出,这些立法(法规)在因果关系上直接增加了法院的审判工作量。 [10]前引[2],版2。 [11]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 by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ed.by Talcott Parsons, Free Press. 1947.pp.330ff. [12]苏力:《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与法治》,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3]《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14]请看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在一些法院和法官心中,案件减少甚至被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请看,例如,“天津海事法院开发案源工作已见成效”,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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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NPR:中国重开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辩论

核心提示: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博文引起了"毛左"的激烈反弹,但是茅老说:"我不害怕上法庭辩论,这将不是对我的审判,而是对毛泽东的审判。" 原文: Chinese Reopen Debate Over Chairman Mao's Legacy 作者:LOUISA LIM 发表:2011年6月22日 【图:数千名中国学生举着共产党旗和已故的中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现在举行这样的庆祝可谓"恰逢闹时",因为"毛左"们正在奋力还击针对毛主席和他所造成的数千万人死亡的抨击。】 就在中国准备庆祝7月1日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新的迹象表明围绕着前领袖毛泽东的遗产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斗争。 这场在网络上上演的冲突背景是高涨的革命年代怀旧潮,与此同时,一名年轻的左派点名挑战一位上了年纪的胆敢公开批评中国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经济学家。 毛主席逝世已将近35年,官方的结论是毛有"七分功、三分过"。这个评价并不服众,因为毛的经济管理不善和政治恐怖活动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 【图:现年82岁的改革派茅于轼最近批评毛的文章引起了一场风波。不过,他愿意上法庭辩论。"这将不是对我的审判,而是对毛主席的审判。"他说。】 现在,82岁的具有改革思想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在中国重新打开了对这位主席的辩论闸门。在一篇大胆的文章中,他写道,毛主席不应该再被视为神。 "20世纪最大的三名侩子手是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是国外历史学家的普遍共识,而毛泽东杀了最多的人。他们都是邪恶的代表,"他告诉NPR(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但在中国,毛泽东的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广场。中国若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区分基本的是非。" 茅于轼认为,毛泽东的遗体应该从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移走,中国的货币上也不应再印他的头像。 "现在,所有的纸币上都有他的头像,"他说。"以前则不是这样。我认为这表现的是对中国人民缺乏尊重。" 毛的支持者对批评的反应 这样的话在北京仍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特别是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为建党90周年准备庆典。中国已经上映了一部众星云集的大片――《建党伟业》――该片描绘了毛泽东在成立共产党时所起的作用。影片以第一届党代会收尾,毛为首届党代表们领唱,显示出党的历史合法性与这位主席密不可分。 这也是茅先生发表了批评毛的文章而遭遇批评怒潮背后的原因之一。一个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呼吁要让茅于轼因"颠覆罪"而被起诉,这一活动甚至已经收集了5万个签名。请愿书已经送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4岁的范景刚是该网站的创始人,他也开了一家专卖毛泽东著作、文革时期的电影,已经如查韦斯(译注①)等领导人自传的书店。范说茅于轼已经太过分了。 "他发表的文章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底线,"范说。"在任何国家都不能侮辱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信念、反抗政权"。 他相信,经济学家茅于轼并非在单打独斗,这是旨在推翻政府的一项更庞大运动的一部分。 "[茅于轼]代表的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被赶出去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的地主阶级,"范说。"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茅于轼说,这篇文章是他一年前就写好的,只是最近刚贴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篇文章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他说。"我是一名学者。我所写即我所思,而没有仔细想过[发表的]后果。" 但他为这种坦率付出了代价。他曾接到过恐吓电话,使他的妻子位他的安全而忧心忡忡。乌有之乡的创始人范先生却不认为这算什么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威胁,"他说,"那将意味着中国再没有一个爱国者了。" 尽管如此,茅于轼说他愿意上法庭。 "我不反对上法庭辩论谁对谁错。如果是这样,那将不是对我的审判,而是对毛主席的审判。我不认为法院会接收这个案子。"他说。 "红色文化"的复兴 【图:淮安市的官员们在淮安人民大会堂以演唱爱国"红歌"的方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在政府试图以唱"红歌"(爱国歌曲)来灌输忠诚的这种全国流行的"红色运动"中却出现了这种争议。在表现对党忠诚的最高级别的表演中,90名部长最近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准备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项运动开始于西南城市重庆,是爱出风头的市党委书记薄熙来的心血结晶,他正在谋求晋升到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之中。 在这个城市"唱红"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犯人们因为"唱红"表现上佳而获得减刑,精神病院里的患者也以"唱红"辅助治疗。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克里・布朗(Kerry Brown)说,从感情上说,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号召力是近来的领导们都不具备的。他认为,这项运动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对革命时期的怀旧来缓解社会不满。 "如果说有政治上的校正作用的话,那就是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是个平等的社会。这一直是过去十年的大问题,出现了太悬殊的不平等,"布朗说。 对这场运动不感冒 "唱红"运动在网上一直受到讥讽,许多网民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另外有人谴责在1960和1970年代让中国陷于混乱的"文革"又死灰复燃了。 《凤凰周刊》的首席专栏作家叶匡政说,他反对"唱红"运动中的"暴力崇拜"元素,因为它庆祝的是中国革命的开端,在此期间中共通过暴力夺取了政权。他还认为,这一运动揭示出中国领导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 "我认为这一政府导演的运动体现的是[党]为了掩盖弱点而采取的大胆行动,"他说。"人们唱得越高昂,就越凸显了主流价值观的匮乏。" 这些以旧日红装、复古歌曲和歌颂毛的主旋律电影构成的"唱红"运动说明中国的宣传部领导们在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又返回了旧日窠臼。而这对宣传者来说也有风险――其结局可能只凸显了中国已经脱离了毛时代。 译注①: 乌戈・查韦斯,现任委内瑞拉总统。身为玻利瓦尔革命的领导人,查韦斯提倡他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拉丁美洲的整合、和他所谓的反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他也大力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及美国的外交政策。 相关阅读: 《 纽约时报》: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有着深刻的分歧 《金融时报》��中国:毛和下一代领导人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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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的南非

我只去过一次南非,那是2006年1月,我直飞开普敦,在那儿玩了一个礼拜,然后搭上一辆越野大巴在南部非洲5国晃了两个礼拜,至今回味无穷。 回想起来,开普敦还算安全,我敢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不过也得是白天。约翰内斯堡我只住了一天,完全没敢进城,只在郊区待着。后来遇到过一个在非洲做生意的中国妇女,跟我详细描述了她在约堡遭到的3次抢劫,一次比一次血腥。最惨的一次她开车回家,被一群武装暴徒尾随进来,把她绑在椅子上拿枪对着她,要她交出保险柜钥匙。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不敢保证不尿裤子。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商人太爱露富,我看也不见得,不信你可以去试试。 南非真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国家。这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仅约堡所在的一个省的GDP就占整个非洲的四分之一(而且不是靠卖石油)。可是南非的失业率最近几年一直超过25%,HIV病毒携带者的比例也一直超过四分之一,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开普敦大街看上去和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只有一个不同,那就是在街上行走的人除了游客就是黑人,你几乎见不到一个当地白人居民。可实际上南非的白人非常多,是非洲最多的。 如果追溯历史的话,最早的白人居民早在300多年前就随着欧洲商船从好望角登陆非洲,在南非开垦土地,过着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史学家把他们叫做“布尔人”(Boers)。Boers这个词在荷兰语里就是“农民”的意思,南部非洲历史上第一种通用语言-“非洲语”(Afrikaans)就是荷兰语的变种。布尔人虽然是欧洲移民的后代,但他们长年脱离欧洲,对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各种现代思潮完全一无所知,《圣经》是他们唯一的精神食粮。 1795年英国人占领南非,开始施行包括解放黑奴在内的新政策,这让布尔人很不快,遂开始了反抗英国统治者的斗争。他们离开海岸,向内陆挺进,一路上看到所有的原始村落都一片狼藉,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血腥的战争。布尔人以为当地黑人平常就是这样打打杀杀的,因此更加坚信黑人是未开化的原始人,自己为非洲带来了文明。其实他们只不过正好遇到了一次非洲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史学家把它叫做“迪法盖”(Difaqane),意为“强迫迁徙”。这是由位于南非东南部的祖鲁国(Zulu)发起的一场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大屠杀,祖鲁人兵强马壮,当时的祖鲁国王沙卡(Shaka)组织了一支特种部队,其成员不准结婚,专门打仗,所以祖鲁军队所到之处所有的原始部落就都遭了殃。 后来史学家对祖鲁国的这次大屠杀有很多不同的评价,有人甚至认为沙卡是为了统一非洲的黑人部落,共同对付白人统治才这样做的。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白人进入非洲的时期非常类似于我们的秦始皇时代(说白了这就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穿越小说题材)。 1838年,北上的布尔人和祖鲁军队干了一仗,结果大胜。布尔人认为是上帝保佑了他们,因此更加骄横跋扈。其实,用火枪对长矛,岂有不胜之理?英国政府一开始对两强的争斗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毕竟布尔人是信基督的白人后代。可后来眼看局势控制不住,便出兵干涉,最终打败了布尔人,取得了对南非的控制权。当然那时的英国政府也不是什么黑人的福音,只不过他们比保守的布尔人进步一点点罢了。 由此可见,南非的原住民并不一定就是乐善好施的好人,而白人(特指布尔人)也可以认为自己是南非的原住民,与黑人有同样的权利(否则汉人就必须让出台湾)。换句话说,南非实际上是保守的白人(布尔人)、进步的白人(英国人,也包括来自国外的进步势力)和黑人这三方势力角逐的战场,所有的矛盾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 至于说到老南非政府施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应该说是很糟糕的。但后来南非施行民主选举,黑人全面接班,是否就为南非带来和平和繁荣呢?我看也不见得。大的政治问题我搞不懂,我只举个小例子。开普敦有很多贫民窟,我去参观过,里面反而很安全,为什么?就是因为贫民窟是按照旧的家族(或者部落)管理模式进行管理的,而南非的大城市则是按照现代的法制制度进行管理的,其结果就是在贫民窟里老百姓反而生活得很好,而在约堡自由的大街上却是险象环生,宛如人间地狱。 (开普敦贫民窟内的一家民间自办幼儿园) 难道当初的解放黑奴,平权法案,以及施行民主选举都是错的?决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历史不能这样假设,当初有当初的情况,当时的白人政府之所以出让权力,开放民主,是一种顺应自然的过程,别无选择。后人所能做的,不是指责谁对谁错,而是吸取教训,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比如,我们就可以扪心自问:如果现在就在中国施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我们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准备好,我们的知识分子(包括媒体)应该做些什么? 每日一歌:贴一首以前贴过的老歌,是我在开普敦听到的一支当地黑白混杂乐队Hot Water的一首歌,歌名叫做《Go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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