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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第21期 《六四囚徒:沉默的受難者》

2012年6月14日出版 提前發放文章 【主編的話】 說吧,六四/長平 【封面故事】 編者按 沉默的受難者/崔勁草(音頻訪問) 香港悼念李旺陽萬人大遊行/黃麗萍 (視頻) 工運領袖李旺陽與六四/王超華 傾聽失語者的聲音——專訪《子彈鴉片》作者廖亦武/鄭語(音頻) 【愛上深度:《廣東二次改革》 】 重建細胞:社會組織鬆綁/梁正燁 社會組織管理的香港經驗 專訪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梁正燁 【愛上深度】 從中國到埃及——專訪作家何偉 文/ 朱曉玢 【多拍一點】 愛裏怎會有恐懼  香港印、菲女同勞工群像/孫玨 【愛上噪音】 侗族大歌-山裏草莓 【多說一點】 平反六四,啟動政改/趙楚 六四無需平反,人民已有公論/蔣亶文 ————————————————————————————————————————— 21期目錄 【主編的話】 說吧,六四/長平 要想理解當下中國的問題,「六四」必須被正面地、大聲地講出來。總有一天,你會發現,「六四」不再敏感。在民眾對李旺陽的哀悼中,我看見這一天並不遙遠,它已經開始向我們走來。 【封面故事】:《六四囚徒:沉默的受難者》 編者按: 李旺陽之死,讓我們發現,過去二十多年的六四敘事,只是六四運動極少的一部分。六四運動不僅僅只是天安門廣場或者長安街上的兩個月的悲劇,事後的大規模鎮壓 是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除北京之外,尚有數以萬計的各地參與者被處以嚴厲懲罰,而外界及傳媒對此甚少關注。他們在過去的二十三年中,如何背負著六四的沉重 包袱度過牢獄生涯?他們無法正常地發出聲音,不能像那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受難者那樣公開地講出他們的苦難。他們杯水車薪一樣的努力被不斷地掩蓋、忽視和摧 毀。他們如何在這樣一個顛倒是非的世界裡秉持著不被主流社會理解、認可乃至被反對的價值? 李旺陽就是這些受難者中的一個。他讓我們知道,冰山一角下方,還有這些沉默的受難者。 沉默的受難者/崔勁草(音頻訪問) 「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所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由死而生李旺陽/唐荊陵 這是一位為了實現給眾人帶來福祉的民主制度而奉獻了生命的人!漠視他、鄙視他、踐踏他、虐待他和殺害他的人在安享自己的日子。 香港悼念李旺陽萬人大遊行/黃麗萍 (視頻) 六月十日,中環出現了一片白菊花海。短短三天,號召了二萬五千位黑衣人高舉白菊,為李旺陽討回真相。透過主流媒體 的報導,結合公民組織的行動,然後網上動員,不只六四、不只七一,更多的香港人走出來,一個更具效力的凝聚民間力量的模式成型。 工運領袖李旺陽與六四/王超華 全國各地產業工人在六四鎮壓前並沒有大規模參與抗議,但在六四鎮壓已經發生後,義無返顧地走上街頭,參與堵路、封橋等激烈行動,其中重要而連貫的內在邏輯,正是以往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形態。 六四後四川受難者記事/歐陽懿 我們那一代人,那些從廣場上走下來的人,那些從廣場上走下來走散了的人,請你記起當年的誓言,請你傳說當年的歌聲和故事,告訴你的家人,你的鄰居,你的同事——下屬或上司,還有你遇見的路人。如此,那些因堅持而受難的人將不孤單,那些想要堅持或接力的人會獲得勇氣。 傾聽失語者的聲音——專訪《子彈鴉片》作者廖亦武/鄭語(音頻) 在蒼茫的中國大地,究竟有多少像李旺陽這樣的沉默的受害者?廖亦武的新書《子彈鴉片》歷時多年蒐集、採訪,今年終於得以面世,揭開了黑暗冰山的殘酷一角。 【愛上深度】:《廣東二次改革》 重建細胞:社會組織鬆綁/梁正燁 在廣東針對民間社團組織的一系列「鬆綁」舉措之前,  這些民間組織早已各顯神通自尋生路,政策放開給他們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真正可期的空間,但未必可以立刻變現;政府的傳統管制思路與民間的活力開放還存在相當大的認知差距。 社會組織管理的香港經驗 專訪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梁正燁 第 一,要降低登記門檻,提供多渠道登記。第二,以稅務局作為監管機構,去監督NGO的慈善地位。第三,政府監督NGO的財政,但在資金方面,政府應該 作一個支持的角色。中國政府剛剛脫離對於NGO的恐懼和誤解,慢慢需要認知到,民間組織和他們是一個平等地位,是「夥伴關係」,而不是「伙計關係」。 選舉有中國特色的工會/鄭依依 深圳市在2012年到期換屆的163家企業工會開始直選工會,基層員工開始走上這些企業工會的領導位置,開始在迷惘中探索工會前進道路,但實際上深圳大多數自組工會和勞工組織的前路,仍然看不到光明。 廣東共識:公民社會引領中國二次改革/咼中校 汪洋在廣東推動的一系列社會建設,公民社會有望去妖魔化,以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以公民社會為目標的社會建設,有望成為十八大後中國第二次改革的新動力。 【愛上深度】 我在埃及的「一千零一夜」/施盈竹 埃及總統大選,兩位候選人,一方是舊政權的代表Shafiq,另一方是穆斯林兄弟會主席Morsy,民眾意見出現嚴重紛歧,人們擔心,支持舊政權代表民主走回頭路,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則可能讓埃及變成伊斯蘭國家。 從中國到埃及——專訪作家何偉 文/ 朱曉玢 「現在的埃及人非常關心政治,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不害怕他們所說的話,言論難以置信地自由;而在中國,大部分人不願意談政治,他們更想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中國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的時代,埃及卻正在經歷一個政治變革的時期。」 【多讀一點】埃及專題小書評 【多拍一點】 愛裏怎會有恐懼  香港印、菲女同勞工群像/孫玨 犯罪學大學本科畢業的Jean,六年前在菲律賓勞工機構做義工的時候,接觸過因性傾向受到歧視而遭雇主炒魷魚的女勞工Mia的案子。至今回想起來,在沒有性傾向歧視條例的香港,她還是覺得公道難求。 【愛上噪音】 侗族大歌-山裏草莓 貴 州省黎平縣岩洞大歌隊的隊員們,是一群年輕的金嗓子。當他們的同齡老鄉紛紛遷移到沿海打工賺錢,成為流水線上沉默的歌手時,他們選擇在京城大聲唱著民族的 歌——2009年被正式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侗族大歌。侗族人沒有文字,沒有樂譜,民歌都是由歌師口傳心授,世代流傳。所謂侗族歌隊,類似古希臘歌劇 之歌隊。侗族人的唱歌天賦,更是經過漫長的稻作文化的積澱洗禮,保存千年。其歌聲深情婉轉,宛如天籟。 侗族歌隊在北京/程西泠 音樂是血液裏早就存在的,侗族大歌是否消亡,是侗族年輕人不能左右的命運和劫數。 抵抗失傳,保護大地的聲音/程西泠 侗族人的音樂凋落民間,成為了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黔東南旅遊的金字招牌,流行歌手裏偽東方的陪襯。而現在,土地凋零,年輕人外出打工,和政府對大歌的支持流於表面,歌隊的年輕人無以生存,侗族大歌的經典作品已經很少有人會唱。 【愛上新媒體】 關於「黑紙」的七個好奇/朱曉玢、呂睿 有人說年輕人是一張白紙,那不如就把白紙寫滿,變成黑紙。香港的「黑紙」絕不是傳統雜誌,也非網絡起家,新媒體的樣式永遠在打破人們既有的想象。 【多讀一點:中國大趨勢】 開槍還是不開槍:中國與東歐的後極權主義/Mark R. Thompson 具 有本土正當性的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危機中得以存活的原因在於其對自身的「德性」(virtue)保持了信任,而且人民解放軍保留了對中共的忠 誠,並遵守命令向抗議民眾開槍。與蘇聯的衛星國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地緣戰略及意識形態上保持獨立性的中共精英從上層保留了其正當性。 【多說一點】 平反六四,啟動政改/趙楚 對 於今日執政者而言,誠如有識者所說,六四的鎮壓不僅是鄧公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包袱,也是鄧公遺留給諸君的最大歷史正資產,執政黨欲繼續向下沉淪,以 至為歷史所拋棄,還是決心向上提升,在民族振興的偉大未來獲取一席之地,這取決於諸君一念之間耳——世界在看,三千年列祖列宗在看,那些失去兒子、兄弟姐 妹的人們在看,千百萬念茲在茲的親歷者在看,諸君的良知和兒孫也在看,你們不可能對此繼續假裝無知。 六四無需平反,人民已有公論/蔣亶文 「六四」本身是一道時代的分界線,它加速了一代人從跪求民主的臣民到直起身來爭民主的公民的轉變,如果說在此之前,民眾承認改革的主動權在中共,那麼經此之後,更多人意識到自由要靠自己來爭取。 六四屠殺不可寬恕 評柴玲的「寬恕」說/吳仁華 寬恕的前提還必須包括責任者的懺悔,至今沒有看到有責任者為六四屠殺事件懺悔。對不懺悔的責任者談寬恕,難免自作多情,難免有些滑稽。 飄蕩的藍裙子/沉揚 望著長安街對面的那堆屍體,尤其是藍色的裙子,沒有憤怒沒有恨。只有至今回想也感到可怕的一種奇怪的平靜。在一個瘋狂的世界裡,「生命可貴」真是屁話。 【《陳平談話錄》連載之二】 陳平 X 吳強:氣候政治與消費主義 消費資本主義不會是一個永久性的文明形態,因為他建立在不可再生資源使用和刺激消費之上。氣候政治,否定不可持續發展的政治模式,尋求一種跟氣候變化相協調、相適應的經濟社會模式,尋找社會的另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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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到埃及-專訪作家何偉

4月20日埃及開羅數千人集會反對軍方統治。 「現在的埃及人非常關心政治,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不害怕他們所說的話,言論難以置信的自由;而在中國,大部分人不願意談政治,他們更想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中國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的時代,埃及卻正在經歷一個政治變革的時期。」 文/ 朱曉玢 何偉小檔案: 何偉(Peter Hessler),1969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1996年以「和平志願者」的身份來中國,從事教職之餘開始了他關於中國的寫作。他的中國紀實三部曲包括《江城》、《甲骨文》和《尋路中國》。此外,他也是《紐約客》、《國家地理雜誌》、《紐約時報》等媒體的撰稿人。 eter Hessler有一個很酷的中文名:何偉。過去十幾年裏,這個叫何偉的美國人走遍中國,寫下轟動的中國紀實三部曲,用冷靜的口吻,記錄著這個國家火辣辣的改變。 他寫中國,非敵非友。他旁觀的眼睛裏看到的,是一個充滿細節、層次多樣的土地。那片土地上,有猝不及防的遷移和堅持不懈的守護;傳統的老人和熱愛新鮮事物的孩子悄悄地撞到一起;人們生活在隱形的政治環境裏,或渾然不覺,或裝作渾然不覺,他們平靜的生活表面下是關於國家前路的暗湧。何偉的中國紀實,緩慢但精緻,於是他的三本著作,不單在美國暢銷、很快也在華人讀者圈中掀起波瀾。 在中國學習、工作、生活多年,已使何偉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通,後來他又娶了漂亮的華裔太太。大家都以為他該在中國長期定居 下來的時候,何偉選擇了另一種可能性——去中東。 今天,何偉正和他的家人,住在埃及首都開羅。 革命的風暴給開羅帶來了不同於往日的複雜性和趣味感,這裏歷史悠久、文化豐富,這正是何偉想要停留的地方。 他說,最近正在寫一篇關於穆斯林兄弟會的故事。除此之外,他也依然愛和小人物打交道,熟練於和小商販稱兄道弟。從這些人的身上,一個國家的變化顯得更加真實可感。在開羅,他的阿拉伯語還不夠好,但他也沒有放棄和身邊的人不停對話。何偉描述最近認識的一位新朋友:「一個拾垃圾的人,很友好也有趣。他從人們丟下的垃圾裏,知道了那些人的好多事情。」 人在埃及的何偉,和在中國一樣,如魚得水地運用自己的旁觀法則。他一邊和當地人打得火熱,一邊又默默地在紙上,將周遭莫測的變幻,凝結成動人的故事。故事裏,不見了兄弟、朋友,這些鮮活的人本身,最終成為構築故事背景的一個個小色塊,鋪就成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底色。 從中國到埃及,記錄者熱情滿滿,無論是埃及還是中國,變化總讓何偉著迷。 何偉多次向媒體提到,再過幾年,仍想要回到中國。他想念他的朋友和學生,想念川菜。 好在開羅有一家不錯的川菜館,可以簡單滿足他對中國部分的想念。 以下是陽光時務對何偉的專訪: 陽光時務: 是什麼吸引你來埃及的? 何偉:我2007年決定去中東。我的太太和我都想搬到一個很不同於中國、複雜而有趣的地方,一個有悠久歷史和豐富語言的地方。而且,這個地方要有雜誌社和出版社感興趣的故事。因此中東是一個很順其自然的選擇。 最初我想的是,不去敘利亞就去埃及,我們設想可能在那個地方呆上三年。因為我的兩個孩子誕生,我們推遲了出發的時間,後來又想要等到她們一歲大的時候再走。就在這段時間裏,埃及爆發了革命,我們不再可能去敘利亞。所以開羅也是一個順其自然的選擇。我們很開心來了這裏。 陽光時務:什麼時候來的埃及?至今去了埃及的哪些地方? 何偉:我去年10月去的埃及,大部分時間都在開羅。這裏和中國非常不同。因為政治環境的關係,如果外國記者去埃及的小城市生活會有一些麻煩,而且我還沒有取得政府的信任,對我來說最好還是呆在開羅完成我的稿子。不過現在稿子剛完成,我可以稍微四周走走。 陽光時務:埃及的小城市和開羅有什麼不一樣? 何偉:埃及和中國的不同在於,開羅之於埃及,比北京、上海之於中國,意義大得多。在這裏,沒有什麼大中城市,所以,認識開羅顯得很重要。即便如此,我還是希望找一個小地方做些調查。我可能會在開羅的郊外找一個地方或者去離埃及不遠的城市。我曾經在 Isma’aliya(注:埃及城市名)呆過,那裏去開羅大概一個半小時,我很喜歡那裏。對我來說找到一種方式去平衡我在開羅的觀察很重要。 到目前為止我主要的任務是學習阿拉伯語。現在我可以和人進行基礎的對話,我想再過七八個月,我可以不需要翻譯做一些採訪。阿拉伯語沒有中文那麼難。當然我現在有孩子,不能像在涪陵那樣想去哪就去哪了。 陽光時務: 你去埃及前曾經在一次採訪中說過,現在的埃及政治無處不在,但你會令所講的故事盡量規避直接的政治性。實際情況是怎樣? 何偉:我現在正在報導政治新聞,我在寫有關穆斯林兄弟會的事。在選舉的時候,這是正當時的題目,而且也可以豐富自己的背景知識。再過一段時間,我會去找一些不那麼直接的主題,就像我寫中國那樣。我寫的中國故事,當然非常政治性,但不是直接的——我寫政治怎樣影響學校裏的孩子們,鄉村裏的村民,或者它不怎麼影響工業小鎮裏的人們。 最重要的是讓事情自然地發生。對我來說,現在適合去寫一些基礎的故事,因為我剛開始和當地人交流,學到了很多東西。沿著這個方向,我發現了一些同樣打動我的別的地方和事。當我的阿拉伯語和背景知識更好一點的時候,可能是選舉後,我會再回到Isma’aliya去,去看看那裏有沒有吸引我的故事。 陽光時務: 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革命中的角色是什麼?你怎麼評價他們? 何偉: 我認為,雖然他們正逐步失去人們的信任,但仍然有足夠的實力贏得總統選舉。 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複雜、有趣的組織。簡單地說,如果他們想要好好地治理這個國家,還需要做一些重要的調整和改變。 而且,他們將如何與軍隊協商,還顯得不太明朗。好多不確定。穆斯林兄弟會有一些明顯的弱點,但這裏沒有其他強勁的組織存在,這是個嚴峻的情況。當一個獨裁的體制形成,就不會允許其他團體發展起來,當這個體制瓦解,會出現嚴重的空白。 陽光時務:就你的觀察,互聯網對埃及革命有影響嗎?人們使用網絡的情況如何? 何偉: 受過教育的埃及人依賴網絡,不過埃及還有很多人是沒有受過教育的。 這裏的文盲率很高,我想應該有30%,窮人也比中國更多,所以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在使用網絡。 然而受過教育的人使用互聯網很頻繁,年輕人很習慣使用Facebook。我認為過於拔高互聯網對革命的影響是錯誤的,這像是一種科技宿命論。網絡是很重要的工具,但是革命的推動力,那些變革中的不快或慾望,是來自別的東西。我個人不太相信網絡力量。人們可能會因為匿名,而在網絡中表現得更加粗魯無理,我喜歡面對面的交流。我沒有Facebook,雖然我本應該有。 陽光時務:埃及人和中國人對待政治的態度有什麼不同? 何偉:我覺得很不同。現在的埃及人非常關心政治,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不害怕他們所說的話,言論難以置信地自由。而在中國,大部分人不願意談政治,他們更想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中國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的時代,埃及卻正在經歷一個政治變革的時期。 陽光時務:你覺得在未來中國有可能出現類似埃及的革命嗎? 何偉: 當然什麼都有可能,革命可以在任何時候發生。我們還學到一件事,就是所謂專家在某些看法上通常是錯的。我並不認為我自己是專家,所以我可能錯得更多!不過我一直以來的感覺是,中國仍然離革命有一段距離。它最終會出現,不過我懷疑沒有那麼快。中國和埃及有很大的不同。在埃及,52%的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這些人甚少有經濟發展上的機會,這也是走上街的示威者們的核心訴求。在中國,年輕人從不會像這樣抗議。他們感悟到的是要在學校裏好好讀書,然後成功,不能在政治運動中浪費時間。而且因為計劃生育,青年人的數量並不多。我在埃及遇到很多年輕人,他們有多於三個兄弟。這導致了他們不會像中國青年一樣感到類似的壓力和責任。 陽光時務:你現在還會關心中國的新聞嗎?通過什麼渠道了解? 何偉:雖然不是那麼頻繁,我還是會不時上網看看中國的新聞。我還和在中國的人,比如以前的學生、其他朋友聯繫,他們會和我說起中國發生的事。現在中國當然有不少怪異的政治事件發生,不過埃及更甚。所以在我眼中,中國仍然看上去非常平靜。 陽光時務:我留意到你也較少提及網絡、新媒體對中國的影響。 何偉: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對類似的預想很警惕。 我覺得人們傾向去相信科技可以做所有事,誘發革命,改變政府。然而這些力量來自其他方面。教育也來自其他方面,互聯網並沒有使中國人的教育程度更高。你走進一家網吧,大多數人在用QQ聊天或者玩網絡遊戲,他們看上去不像在對五四運動進行深度歷史的研究。 我認為政治改革更容易發生在中國的經濟增長停止了或者急劇變慢了的時候,中國的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開始感到他們沒有了機會。這是我的直覺。我不認為和互聯網有太大的關係。一旦它開始了,人們會不安且想要改變,然後他們肯定會使用互聯網這個工具,去了解信息,去組織策劃,給政府施加壓力。但網絡本身不會帶來革命。 陽光時務: 有人說你對中國的觀察比不少中國人都更細緻、更準確。 何偉:一個中國記者花同等時間去做這些事,也可以達到這個程度。區別在於,我的工作情況允許我花大量的時間調查以及寫作,這挺奢侈的。《江城》這本書的誕生,也是因為我在涪陵的日子不那麼忙,我可以仔細地寫一些日記。回到美國後的一年半時間裏,我的父母讓我住在家中,使我得以完成那本書的初稿。 其他的書中的內容來自我為《紐約客》和《國家地理》寫的東西,這些雜誌支持我寫一些長線的選題;而且我的第一本書在美國也賣得很好。所有這些意味著,我不怎麼需要把時間花在一些細碎的選題上。但我覺得一個中國記者很難像我這樣。事實上,在歐洲也難,美國不太一樣,美國有這些做長線題材的雜誌。這和國家的大小以及寫作傳統有關。 陽光時務: 《甲骨文》會在中國內地出版嗎? 何偉:近期內都不會。但在台灣已經出版了,也賣得不錯。書中的話題太敏感了,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明年我將出版一本文集,書名Strange Stones,中文版(在中國內地)將和美國同時出版。中文版裏將收錄部分《甲骨文》中的文章。 陽光時務: 過去在內地出版《江城》和《尋路中國》的過程中,有沒有受到什麼阻力和干擾? 何偉:多年來他們都告訴我,我的書不可能在內地出版。或者,必須對書進行大量的改動和刪減,但我不願意這樣做。直到形勢終於改變,我敲定了出版合同。這兩本書裏都有一些小的刪節,不過這些刪節不是很重要。 最初是耐心的問題。我等了幾年,然後上海譯文出版社和我簽了合同,他們說他們會如實、照直翻譯。所以那時候我很慶幸,慶幸沒有在此前簽下任何要對書進行大幅度刪改的出版合同。這件事上主要是時機,事實上現在政治環境也改變了一些, 我聽說出版社的翻譯比以前更保守。我覺得,如果是今天讓他們來翻譯我的這兩本書,會和現在看到的有一些不一樣。我的書能在政治環境相對平靜的時期被翻譯,還是幸運的。 陽光時務: 在你看來,記者和作家的身份有什麼不一樣?你更喜歡人們怎麼定義你? 何偉:怎麼定義都可以。我可能自認是個作家,因為對我來說,寫作手法非常重要。但我會也做很嚴肅的調查研究。你們可以說我寫的是非虛構的小說,或者文學新聞。它的目的是,在耐讀又好看的文章中,融入審慎的調查和對事實的絕對信奉。我從不虛構,我像一個好記者一樣,會花時間弄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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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運領袖李旺陽與六四

圖/Benson Tsang 全國各地產業工人在六四鎮壓前並沒有大規模參與抗議,但在六四鎮壓已經發生後,義無返顧地走上街頭,參與堵路、封橋等激烈行動,其中重要而連貫的內在邏輯,正是以往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形態。 文/ 王超華  六四二十三周年甫過,湖南邵陽八九工運領袖李旺陽「被自殺」猝死,震驚了所有對中國維穩體制抱有疑慮的人,也首次將人們關注八九六四的目光聚焦在學生之外、北京之外,並讓我們再次注意到八九年的工運萌芽。這是一個海內外輿論都經常忽略的殘酷事實:二十三年來,因參與八九民運而遭受迫害的大多數人,並不是當時的在校學生。 學生佔據道義中心 八九民運震驚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學生佔據了天安門廣場,而各國新聞機構,因戈爾巴喬夫訪華,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聚集北京。他們去捕捉中蘇交惡二十餘年後的和解新動向,卻迎頭撞上八九民運。電波傳遞,天安門的學生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都獲得高度象徵意義,也成為統治集團必欲除之而發動血腥清場的對象。其後很多年裏,天安門、廣場、八九學運、六四,是可以互相指代的詞彙。中共當局費盡心力才逐漸使前兩個詞彙在互聯網上脫敏。 大學生成為運動的中心,與八十年代的政治氣候有關。改革開放的口號攪動社會人心,既支持了當局改變路徑也影響到中共獨斷的可能。 1983年發動「嚴打」,僅從網上不全的信息來看,就有數万人喪命,造成「社會青年」的寒蟬效應。大學生卻因當局強調科技和知識的重要性,仍有天之驕子的虛妄自豪,在僅僅一年後的國慶遊行隊伍中打出自製的「小平您好」橫幅。 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學生身份都是參加抗議示威時,相當有效的保護傘。六四後被捕入獄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受到的懲治遠比工人和一般市民為輕。當時為「殺雞儆猴」而從嚴從重從快處死的「暴徒」,沒有一位是在校學生。當時嚴判長達二十年徒刑者,也幾乎全都不是學生。近幾年,北京因六四入獄者陸續刑滿釋放,生活無著,貧病交加,家人也難以承受負擔,雖然海外人權組織多有呼籲,卻很少得到輿論重視。 屠殺者卻「一視同仁」 大學生參與政治抗議的相對優勢,也造成當時社會各界傾向於以「聲援」身份上街,而且大多以「工作單位」為依托。當時北京有「社會閒雜人士」嫌疑的摩托車「飛虎隊」,四處增援,傳遞消息,當局很快就將他們視為便於攻擊的薄弱環節,六四前已經在媒體上進行抹黑。 但隨著抗議擴展,民眾的憤怒和抗爭,已經超出這些長期積累下來的謹慎。戒嚴令發布當天,運載部隊的軍車就被成千上萬的民眾圍堵在長安街大北窯路口,雖然當時還沒有互聯網,震撼人心的現場畫面卻口耳相傳,人人皆知。宣布戒嚴後的兩個星期,廣場學生組織堅持固守,縮小範圍。北京全市範圍內的大規模抵抗,基本都是市民自發維持,並積極邀請各校學生加入,以壯聲勢。 事實是,從外地調入的戒嚴部隊,一旦得到指令,強行入城清場,開槍射殺抗議者時,無分老幼婦孺,遑論學生市民。即使是路邊住宅的高幹樓和外交公寓,也並不稍作區分。有證人目睹也有照片作證,當年倒在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或者從街頭和廣場周邊緊急送往醫院救治的,有不少學生,特別是外地赴京聲援請願的學生,但大部分是北京市民。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至今沒有確認身份。 這是政府針對平民百姓,濫用國家暴力機器的惡性事件。李旺陽本人生前遭遇,以及他因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而「被自殺」後,家人親友遭到控制至今消失不見的事實,在在顯示,當局既恐懼民眾的公開抗議,也害怕受害者揭示鎮壓真相,不惜濫用再濫用,使惡質更惡質,責任者作惡益發無所忌憚,官方幾乎完全沒有糾錯可能。 工人的聲音 六四開槍之後,很多省市地區的抗議,持續延燒了整整一星期。這是各地進入真正全民抗議的一周,也是很多地方工人力量取代學生成為抗議主力的一周。此前的工人示威,大多數還是以聲援姿態出現,成立工人自治組織的,只是極少數。李旺陽是少數先覺者之一,成為邵陽工自聯主席,並因此先後兩次入獄長達二十餘年。 如果說學生群體當時還有社會地位的優勢,八十年代的工人已經開始面臨遭到背叛的前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一心致力於引入市場經濟,除了挑戰以往僵化的意識形態藩籬之外,並無意鼓勵開放的思想交鋒,也無視對基本原則立場的梳理和辯論。在討論及試行破產法和勞動合同法的過程中,關注的只是效率和發展,工人的工薪保障、就業保障、福利保障,全都沒有進入議程。工廠內部改革,同樣只強調保護國家和企業作為資方的利益,並藉用以往意識形態,誘使工人以「國家主人翁」身份,勒緊腰帶為國家分憂解愁作貢獻,放棄自己應得的權益。 一些新左派學者,以此為根據,證明八九年抗議運動中的工人成分,主要是出於抵制當時這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改革,希望返回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筆者以為,這是對當年工人狀況的一種簡單化誤讀。 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長達五十多天的八九民運,從來沒有造成工廠停工停產,更不必說工人集體罷工了。很多學生主動跑到工廠區,試圖策動,都沒有成功。以這種解釋來說明八九年自下而上、前所未有的民眾大規模抗議,毋寧說是事後為了立場需要而臆想出來的理由,可以安慰于一時,卻無助於揭示真相,還原歷史。 全國各地產業工人在六四鎮壓前並沒有大規模參與抗議,但在六四鎮壓已經發生後,義無返顧地走上街頭,參與堵路、封橋等激烈行動,其中重要而連貫的內在邏輯,正是以往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形態。六四前的按兵不動,帶有促生產不添亂的意味;鎮壓發生後的有限爆發,既有一種不能容忍的道義衝動,又有等待國家自己糾錯的猶豫。六四鎮壓後的黨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種心理狀態,極為便利地拋棄背叛了幾千萬曾為國家工業化付出幾十年心血的整整一代國企工人。 與此不同並意識到工人必須在主體意識上與國家資本切割的,有北京工自聯的韓東方等人,也有湖南邵陽的李旺陽。不少當時的學生和知識界人士,曾經與他們站在一起。他們才代表了當時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警惕。他們反對旨在剝奪工人權益的經濟政策,也公開主張工人必須自下而上地組織起來,獨立自主地參與政治事務。這使李旺陽遭到令人髮指的殘忍迫害,再清楚不過地揭示出,今日中共當局站在資本一方殘酷壓榨勞工的本質,揭示出中國崛起背後,勞工權益特別是政治權利被剝奪的現實。 中國政府必須追查李旺陽死亡真相,必須還李旺陽親友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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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死而生李旺陽

這是一位為了實現給眾人帶來福祉的民主制度而奉獻了生命的人!漠視他、鄙視他、踐踏他、虐待他和殺害他的人在安享自己的日子。 文/ 唐荊陵 一個人死了。 李旺陽先生在6月6日的不知什麼時間離奇地掛在邵陽市大祥區醫院七樓的窗櫺上,因為酷刑早已失明的眼睛望著窗外,腳上整齊地套著拖鞋,平平地站在地上,悄悄地走了,不明不白地走了。 二十一年的鐵窗苦難,他從身高一米八三、風華正茂、英俊倜儻的青年,被活活折磨成不能行走、雙目失明、耳不能聽,身高甚至萎縮到只有一米七三! 對我來說,他是一位未能謀面的民主老戰士。2007年春節,我從湖北老家返回廣州的途中路過長沙,有幸接觸了湖南的謝長發、李贊民、趙志華等諸多從民主牆時代就開始投身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士。此後不久,李贊民和趙志華來廣州遊玩,他們正是李旺陽先生在民主牆時代的戰友,同為邵陽人,這也是我和邵陽人結下友誼的開始。 從他們的講述中,我聽到了他們和李旺陽先生一起經歷的激動人心、或是令人悲傷、或是讓人憤怒的經歷。李贊民先生自己也是被囚十多年,他本人曲折多難的牢獄經歷所寫成的篇章卻被當局扣押或銷毀,他那次來到,卻更多地介紹了李旺陽先生的事蹟,因為李旺陽當時尚在獄中。 李旺陽出生於1950年11月12日,在高中畢業後到邵陽玻璃廠當工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時東歐波蘭團結工會取得不錯的成果,中國則有民刊運動——全國有諸多地方出現了一些民間刊物,逐步脫離文革中路線鬥爭的方向,開始指向民主常識的傳播並提出民主化的訴求,其中以魏京生先生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的提法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其他如貴州、湖北、浙江、上海、廣東等地也有活躍的民刊。學界有人統計當時有名可查的民刊達到103種。傳遞著關於民主的知識。 1983年的邵陽雖然地處偏僻,信息相對蔽塞,但時為教師的李贊民與趙志華、李旺陽還有其他一些朋友也一起舉辦了《資江民報》,並設立邵陽工人互助會,一度參加者多達數百。他們還在業餘時間走出去將自己編輯和印行的《資江民報》出售,同一售賣點的銷量常常是遠高過當局的報紙。即使時隔近30年,聽到他們談起這些,仍然能感受到他們當時的喜悅。 鄧小平在完成其奪權行動並穩固權力基礎後,很快開始了嚴厲和廣泛的全國性鎮壓,李贊民先生等人因此被判入獄,李旺陽也被抓,後免於刑事處分。恐怖鎮壓沒有讓他退縮和轉向。大概也是因這一段經歷,使得他錯失了結婚的時機。而以後更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 誰能想到這只是他苦難的抗爭生涯的啟幕呢? 中國民主運動的地火始終在運行中,80年代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一個短暫的知識傳播空間,並最終激發了轟動世界的89年民主運動。1989年5月,雖然鄧小平等通過自己掌控的媒體連續幾次發布了殺氣騰騰的公開恐嚇,各地的遊行規模始終不減,當時,李贊民先生出獄時間尚不長,李旺陽自告奮勇去到北京關注當地的學生運動。 我聽民刊時代邵陽另一參與者曾先生提到,李旺陽觀摩回來,為當時形勢所鼓舞,十分激動,似乎深切感到某種召喚。他竭力呼籲大家起來聲援學生民主運動,自己則多日不眠不休,睏了就打個盹後繼續工作,親手製作多面旗幟,廣泛聯絡各界朋友,發起建立邵陽市工自聯並任主席,經過大家努力,還爭取到一輛公交車來幫助派發傳單。 當規模巨大的八九民運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鎮壓後,李旺陽不避危險,仍堅持舉辦了六四死難者追悼會並遊行到政府門前抗議,後被指控為「反革命份子」,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於6月9日被捕。本來一審時被判十年監禁,但在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時李旺陽激昂自辯:「遊行示威、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我既沒有罪,也沒有錯。……中國工人已經覺醒了!……這個政府已經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正是這一上訴,他最後反被加刑至13年!在這一波行動中,李贊民先生也再次重判入獄。邵陽很多人士也被波及。 關押在看守所裏的時候,李旺陽因為始終堅持原則立場,拒絕當局的強制思想審查而被多次毒打,當局更以所謂「態度頑固」將他被列為重點打擊對象。 李旺陽以及其他很多名不見經傳的六四受難者或者政治犯,被關押在湖南龍溪監獄,很多人被酷刑虐待。1990年1月,另一名著名政治犯,湖南溆浦的張善光先生,曾親眼見到獄吏對李旺陽的殘酷虐待:為了迫使李旺陽認輸,居然用老虎鉗扭緊土銬,致使其雙手血液無法流通,很快李旺陽就昏倒在地,為了不出人命,見其好長時間不能甦醒才被迫送醫! 面對龍溪監獄的殘酷迫害,李旺陽毅然選擇了絕食抗爭,和中國很多監獄一樣,龍溪監獄當局根本不在乎犯人絕食,先讓你餓幾天,等你受不了自己復食,四五天後再不復食,則開始強行灌注。由於無論什麼辦法也不能讓李旺陽屈服,龍溪監獄當局居然用鐵鉗和螺絲批撬開他的牙齒灌食,當場把他的牙撬掉了兩顆! 如此種種獸行,不堪盡述。龍溪監獄的這些酷刑醜聞終於傳到外面,到1990年3月,當局為避嫌,將關押在龍溪監獄的幾十名政治犯(包括學生和市民)全部轉移到位於益陽市的湖南省第一監獄,也就是赤山監獄。後來到1999年,迫於國際輿論壓力,湖南省當局實行了對所有「6.4」犯一律減刑兩年的政策,李旺陽得以在坐牢11年後於2000年出獄。只是被多年摧殘苦害的他已經不能憑己力走出監獄的大門了,他是被人抬著出來的! 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他出獄後,只好由幾乎同樣生活窘迫的胞妹李旺玲和妹夫趙寶珠照應。起初,他還盼望能治好病,過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嚴重的病情和毆打折磨導致的後遺症,以及巨額的醫療費用很快就粉碎了他的希望,他不僅沒有恢復行走能力,反而完全癱瘓了。這更將相依為命的一家人帶到絕望的邊緣。 他除了追討被監獄酷刑導致殘疾應付的賠償之外別無選擇,2001年1月他請妹妹妹夫將他抬到邵陽市委市政府門前請願,並聯合其他湖南民運人士絕食抗議,共絕食22日,要求解決醫療和生活問題。國際媒體也紛紛予以關注,迫於輿論壓力,當局假意先做安撫,把李旺陽收進了醫院,一開始還出了一點錢,然後就很快就不管了,在積欠了醫院一萬多元錢後,李旺玲夫妻無奈只好將李旺陽再次接回家中。 在此一抗爭行動中,李旺玲則因接受海外媒體訪問竟被湖南當局處以三年勞動教養,李旺陽本人於5月6日在大祥醫院再次被捕,6月11日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9月11日,邵陽市中級法院將他判處10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重新關入沅江監獄。 在與邵陽和湖南其他地方更多人士交往的過程中,我也不斷聽到李旺陽的傳奇經歷和遭遇的非人磨難,而他都戰勝了這一切,保持了不屈的立場和不變的追求。我在了解這些少人關注的偉大犧牲後,曾向一些朋友提及,其中一些人也曾伸出援手,這雪中送炭的情誼總是讓人不能忘懷,只是這裏暫時不便提到他們的名字。 因為辦理邵陽武岡楊寬生「被自殺」一案被當局再次勞教的時候,我曾再次到訪邵陽,乘便拜會和結識了李旺玲女士,也加深了對李旺陽先生的了解。 又是十年,一位已經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半老的人,再次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關押十年,直到2011年5月5日他才再度回到親友身邊。那時我和我太太雙雙被當局囚禁,一在黑獄,一在家中,無法與他們分享這短暫的重逢的喜悅,但我仍如以往一樣,希望有機會可以面見他,向他致敬。 2012年6月6日的早上,我接到朱承志先生泣不成聲的電話,告知了我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李旺陽先生在醫院非正常死亡了!我實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幾天前,我在網上看到關於李先生的專訪,作為一個身體很虛弱的病人來說,他的精神應該是很飽滿和樂觀的。 當局未經調查,就已經向家屬聲稱說他是自殺了!我本來是有其他案件辦理路過湖南的,當即決定改道去邵陽,可是到邵陽所見,卻是眾多友人已經被當局強力驅走和軟禁,李旺玲女士夫婦被嚴密看守在臨時設置在民族賓館的靈堂裏,李旺陽先生的遺像孤單地擺放在床頭櫃上。媒體人士也被特務騷擾驅趕。 上帝啊,這是一位為了實現給眾人帶來福祉的民主制度而奉獻了生命的人!漠視他、鄙視他、踐踏他、虐待他和殺害他的人在安享自己的日子。上帝看義人之死極為寶貴,我們怎麼看待他的死呢?他的錚錚鐵骨,他的不計成敗利鈍,都是寶貴的財富。 他的死,終於點燃了大地的怒火,2萬5千名香港市民對著匆匆火化他遺體的人發出怒吼,身披白紗懷念他的逝去。當看到隊伍中那一張張年輕光潔的面孔,我說我在這裏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李旺陽的靈魂就活在這人群中。 作者註:文中提及的有關人士的講述如與事實有出入,本人願承擔相關責任。又或者因時間關係記憶或有錯訛,又因種種原因無法向相關人士一一核證,請相關人士及讀者諒解。 (作者係廣州知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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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受難者

(圖/Benson Tsang) 「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所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文/崔勁草 「李旺陽,邵陽人,參與八九民運,(判刑)13年,2000年獲釋;2001年接受境外電台採訪和『中國人權』8,000元人民幣生活資助,遭判10年,現在湖南赤山監獄服刑。」 以 上數十字,是由旅居西班牙的中國異見人士黃河清編錄的「六四底層列傳」名單,有關「六四鐵漢」李旺陽的簡介。其實,要不是李旺陽生前(5月22日)接受了 香港有線電視的訪問,以百病纒身、嚴重傷殘之軀,在鏡頭前擲地有聲地說無悔參與八九民運,「就是砍頭我也不回頭」,並在受訪短短兩周後(6月6日)在下榻 的醫院離奇身亡,相信海內外知道「李旺陽」這個名字的人很少。 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在香港社會激起震怒,民情的凶湧迫使一些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承諾去信中央政府要求徹查李的真正死因。可是,一眾知名度比李旺陽更低的「六四」沉默受難者,多年來又得到海內外的多少關注? 「暴徒」的下場 根據黃河清的「六四底層列傳」(收錄於蔡淑芳所著的《廣場活碑》),「六四」後全國15個省巿,共有逾1,700人遭抓捕和判刑,當中北京巿便佔了1,209人。全國共有26人被判處死刑,當中只有一人上訴後改判無期徒刑,其餘當年全被槍斃。 而 由張良所編著的《中國六四真相》,列出全國因為牽涉民運而被捕(包括向當局自首)者,截至1989年6月底更多達5,104人。官方資料方面,北京巿委辦 公廳在1989年8月所編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提到,北京巿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 在 八九民運時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聯絡部部長的北京異見人士李海,在九十年代初期曾進行有關「六四」後被當局判刑和迫害者的調查。他接受《陽光時務》 訪問時稱,當年北京巿政府管轄的五個監獄或監禁處所,合共有500到600人,因為牽涉八九民運而遭判刑囚禁。其中104名判刑十年以上至死緩不等的重 犯,全被關在位於北京巿朝陽區南豆各莊鄉的北京巿第二監獄,至今還有小部分人仍然在囚。 「他們當中以普通巿民、工人居多,也有一些京郊農民,被判監禁的學生人數不是很多。因為曾參與民運的學生,相對普通巿民都較有組織,有訊息渠道,因此政府對他們往往都有點網開一面。」 「他們不少人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也有很多人被控以蹤火、搶劫、參與暴亂等罪名。很多被捕者其實都沒有與戒嚴部隊正面(暴力)衝突,例如有巿民因為僅僅在街上拿走士兵遺下的軍用包,或是檢起子彈頭,就被控以搶劫罪名,判處七年、十年的監禁。」 現年58歲的李海,因為在九十年代長期從事追蹤「六四沉默受害者」情況的調查和統計工作,1995年因「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當年,公安把他的調查資料全數充公搜走,因此他目前也只能憑記憶講述當年報告的內容。當中不少史料,難免因此散佚。 李海稱,根據他當年的統計,北京當年共有八人因為被指縱火焚燒軍車被判死刑,當中只有環衛工人王連禧,最後因為經醫學鑒定為智障人士而沒被處死。他在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2007年出獄。王出獄時僅靠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過活,生活非常艱難。 「政 府對這類人的打擊都很重。他們當中很多沒有什麼政治目的,只是同情學生,就因此被指是『暴徒』,關押了很多年。他們出獄後,遭受貧困的生存壓力,很難找到 較好的工作,也很少拿到政府的低保,終生沒有配偶。」在八十年代曾在北京中醫學院任教的李海稱,他在2004年獲釋以來,也從未得到過政府的低保,一直以 來只能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濟維持生活,還要長年受到當局的重點監控。 「自 出獄以來,警察對我的騷擾都非常厲害,不少時間我都被軟禁在家。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當局對我的打壓更變本加厲,有幾次我被政府人員綁上雙眼帶 走,關在招待所地下室或者是賓館,一關短的就是一個星期,長的就是四十多天。這樣我的生活就很難正常,工作也很難搞。」 不為人知的迫害 同 樣曾經參與八九民運的江蘇異見人士江棋生,在三年前的「六四」20周年前夕,曾整理發表《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他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說: 「當年大部分省份,都有一些積極參與民運的人。四川、湖南、山東等,有些人判得很重,死緩、無期徒刑、十五年(監禁)以上的都有。當然根據我瞭解的情況, 到今年六四23周年了,除了北京還有幾個人還關在監獄裏之外,其餘各地的都放出來了。」 為 了撰寫這篇報告,江棋生在2009年上半年聯絡了全國各地關注「六四」受害者的人,向他提供了一些比較完整的名單,並參考了「天安門母親」組織以及一些海 外中國人權組織的資料。「拿到倒是還算順利,但是過程中也被當局嚴密地監控,後來(政府人員)就到我家裏來抄了兩次,把電腦、把材料全部抄走了。」 「北 京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群,判刑判得最重,就是『六四』屠殺那一天,起來反抗屠殺的工人和市民。這群被當局稱為『六四暴徒』的群體,得到境外有關機構的關注很 少。他們關進去的時候都二十來歲,有的關了八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三年。例如今年的李玉君,出來就是關了二十三年,四十多歲也沒有成家,也沒有謀生的 本事,也沒有知名度,家庭往往也不敢站出來為他們說話。所以他們的處境應該是比較差的。」1989年時年僅22歲的小販李玉君,當年因為點燃了一輛普通民 用運送油料的「解放牌」油罐車,阻止解放軍入城,結果被當局以縱火罪判囚23年。 對 於李旺陽的「被自殺」事件,江棋生表示真相仍然有待尋找。他雖然從未與李旺陽有過交往聯繫,但認為李當年積極投身八九民運,出獄後仍然繼續為民主奮鬥,因 此又換了第二次監禁,形容「在中國願意為民主獻出自己絕大部分東西的人,為數已不多」。他慨嘆說:「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所 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孤立待援 在 內地,官方傳媒至今對李旺陽之死三緘其口,即使在微博、討論區等網上平台,網民討論李旺陽事件的氣氛也並不熱烈。一名在上海某電視台供職的媒體人說:「相 比於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當年學運領袖,李旺陽的名氣不大。此外,邵陽巿位處偏遠,歷年來外界關注都不多。即使他的死在香港激發了萬人遊行,我身邊朋友 知道他的人也不多。」他對這次事件在香港引起強烈反應,感到有點不解:「坦白說,內地『非正常死亡』事件實在太多了,為什麼去年底廣東陸豐烏坎村民薛錦波 之死,又沒有像這次引來這麼大的反應呢?」 這 名經常「翻牆」瀏覽海外敏感資訊的媒體人形容,李旺陽事件目前僅在內地公共知識分子等「小圈子」群體獲得關注。「李旺陽所做的事情,可能跟民眾最直接的利 益離得太遠。與上次烏坎事件的薛錦波之死比較,徵地、拆遷這類的事情經常發生,很多民眾利益都受到侵害, 所以因此發生的『非正常死亡』就比較受人關注,因為人們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但是李旺陽所做的,比如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等,就不是大家眼下最關心 的。」但他補充,一些人還會默默關注李旺陽事件,但就不願意公開談論,更遑論以實際行動聲援了。 在 海外有較高知名度,曾經因為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判囚12年的湖北異見人士秦永敏,去年5月曾在網上公開呼籲海內外各界有心人慷慨解囊,向當時剛剛出獄的李 旺陽捐款,以解決他生計問題的燃眉之急。可惜,當時只在美國之音等少數長期密切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海外媒體,以較大篇幅報道這個呼籲。至於香港主流傳媒, 直到李旺陽不幸離奇去世前,對他卻甚少關注。《陽光時務》記者近日曾多番聯繫秦永敏,但電話一直未能接通。 「普 通人如果真要幫忙的話,那還是很容易的。即便他們知名度低,但是真正要瞭解到他們的基本情況,應該並不難。可惜的是,真正著手去幫的人比較少。」江棋生慨 嘆,境外傳媒以至有關團體,以往一直很少關注「李旺陽們」這類知名度較低的長年受迫害異見人士,他們長年因此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我想對他們來說,經濟 上最好希望能夠雪中送炭吧。他們中間不少人都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也很不穩定,也不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險。其次,在政治上,即便他們名氣不大,也應該如實 地肯定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 身 兼職工會聯盟秘書長的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李旺陽生前曾積極投入工人運動,其家人長年也生活結据。為了援助李旺陽的家屬,職工盟已為李家設立捐款專 戶,目標是為他們籌集50萬港元,以應付李旺陽的後事和家屬日後生活所需,超出之數則將會撥作設立永久「六四紀念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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