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嫖宿幼女罪—存废之争

核心提示: 性,官员,富人,涉世未深的在校女生让中国刑法典里一个不起眼的罪名,为千夫所指。 "被指为放纵犯罪、为权贵提供“免死通道”的嫖宿幼女罪,立法本意却是严惩。实际上,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高于普通的强奸罪,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情节严重的嫖宿行为,并不排除可适用强奸罪“从重处罚”。" 性、官员、有钱人,涉世未深的在校女生,让中国刑法典里一个不起眼的罪名,为千夫所指。 2012年5月底,盛产五金工匠的浙江永康,包括市人大代表和企业主在内的几名嫌疑人,卷入了一场对在校女生的性侵事件。当地警方称这是一起介绍卖淫案件,涉案人被认为“涉嫌嫖娼”。 有限的公开信息中,受害人是否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目前尚不得而知。在刑法中,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最高可判死刑,如果和幼女之间存在自愿性交易,往往会被认定为嫖宿幼女罪,最高刑期是十五年。 公众已经按捺不住担忧:涉案的官员和商人,是否会以“嫖宿幼女罪”被追诉?在他们看来,如果以此罪起诉,意味着这伙罪该万死的禽兽不仅可以逃过一死,最多也只面临15年的牢狱。 从贵州习水到陕西略阳,再到如今的浙江永康,频发的性侵事件背后,人们开始越发不满1997年写入刑法典的那条罪名——嫖宿幼女罪。 可能的立法原意:减少死刑、严惩嫖幼 嫖宿幼女,从字面上让不少人条件反射式地反感。2012年的儿童节当天,作家韩寒撰文质问:“幼女就是幼女,强奸就是强奸,什么叫嫖宿幼女?”他说:这是恶法,必须取消。 说到恶法,想必当年的立法者都会大呼冤枉。南方周末记者遍寻参与立法的人士和立法资料发现,提出这个罪名的出发点,带有严惩罪恶的成分。 “嫖宿幼女”首次被提及,是在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这一罪名独立出来,以单行刑法的形式被法律规制。内容完全一致: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罪论处。 1996年刑法修订启动,参与修订工作的刑法学者高铭暄回忆,立法工作机关曾将上述规定(嫖宿按强奸论处),直接移植进1996年8月8日的刑法分则修改草稿及之后的一些稿本中,直至1996年12月中旬的草案,也仅有用语的微调。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林维发现,1997年3月1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印发的刑法修订草案中,嫖宿幼女仍然是按强奸定罪。 12天之后,形势逆转。1997年3月13日,大会主席团通过的草案,将嫖宿幼女单独定罪。第二天下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刑法修订案。那条现在引发轩然大波的罪名,藏身于第360条第2款: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嫖宿幼女罪是“横空出世”,还是在之前的草稿中出现过,目前在公开资料中难以考证。 立法机关有限的阐释,刊载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1997年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中。官方强调,嫖宿幼女的行为,“极大地损害幼女的身心健康和正常发育”,增设罪名是为了“严厉打击嫖宿幼女的行为”。 刑法学界普遍认可官方的这一解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分析,当年的单独成罪,的确有严惩嫖宿幼女行为的目的,所以起刑点就是5年,这在刑法较为少见——连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的起刑点都是3年。 对立法原意的其他解读,一种观点是,有必要对强奸和嫖宿作区分。 "立法释义 第三百六十条:本条第二款是关于嫖宿不满十四岁幼女的犯罪和处罚的规定。嫖宿幼女的行为,极大地损害幼女的身心健康和正常发育,且对幼女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使有不良习性的幼女在卖淫泥潭中越陷越深,有的幼女被染上性病贻害终生。为了严厉打击嫖宿幼女的行为,本款将嫖宿不满十四岁的幼女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根据本款的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嫖宿幼女的行为,无论嫖客是否明知嫖宿对象是幼女,均构成本罪,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说,1997年之前,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个案,一些不满14岁的幼女发育比较成熟,自己也谎报年龄,且属于自愿行为,将这类案子视为“强奸”,在法律制定者看来有不妥之处。各地司法机关也有些拿不准,曾请示到最高法院。 “嫖娼毕竟不同于强奸”北大教授陈兴良主编的《罪名指南》一书透露,1997年刑法修改讨论中,有学者提出将嫖宿幼女的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的主张。“对这个主张,立法机关非常重视,认真讨论后,认为应当采纳。” “当年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北大刑法学教授储槐植回忆,强奸罪设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类,单独设立嫖幼罪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类,表明了刑法所要保护的是不同的法益,“刑法学界大多数是赞成的”。 对立法原意的另一种推理是:减少死刑。 1997刑法修订时,减少死刑是重要主题之一。周光权表示,此前将嫖宿幼女以强奸罪论处,最高可判死刑,实际上判死刑的也不多,“嫖宿幼女罪单独成罪,不再挂死刑,也是考虑到国际上减少死刑的压力。”国内一位刑法学泰斗在私下场合也曾证实:嫖宿幼女分离出来,主要是考虑到死刑。 “恶法”何恶之有? 嫖宿幼女罪被解读成“为权贵强奸下一代专设的免死通道”,显然是立法者所始料未及的。 盛产煤炭和酱香型美酒的贵州省习水县,2009年4月曝出性侵幼女事件:11名女生被以拍裸照和殴打等手段胁迫卖淫,其中有3名是未满14岁的幼女;而参与买春的人员中,竟有5名习水县的公职人员和一名县人大代表。 检方以“嫖宿”而非“强奸”的罪名提起公诉,更引发举国愤慨。 习水县检察院检察长任炳强解释:这是为了更严厉地打击违法犯罪——嫖宿幼女罪的量刑起点是5年,而强奸罪的量刑起点仅为3年。旋即有评论指出,故意忽略最高刑罚,这是在“迷惑公众”:强奸罪最高可判处死刑,而嫖宿幼女罪最高刑只有15年。 网友直呼:习水案必须死刑伺候! 汹涌的民意导致该案提高了审级,由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则临阵脱逃,“我不愿为这种人辩护。” 习水效应此后不断发酵,几乎无一不是与官员或公职人员的涉入有关:浙江临海市的气象局副局长,云南曲靖的法官,福建安溪的职校校长,陕西略阳的村镇干部。 反对的呼声直接指向要求取消“恶法”。国内知名论坛天涯社区里,出现了一个热帖:《废除嫖宿幼女罪,凡有女儿的家长都顶进来!》有网友在跟帖中表示,以后每天都会至少顶一帖,一直顶到嫖宿幼女罪被废除为止。 各种知名人物乃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声援。妇女和儿童保护团体冲在最前。 2010年3月,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提案建议取消嫖宿幼女罪,一并按强奸罪论处。她认为,将幼女在道德上做了区分:良家幼女和卖淫幼女,设立嫖宿幼女罪,意味着刑法对幼女的保护不再是平等。 “老百姓认为这个罪名成了部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免死牌。”2012年3月全国两会,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说。 一些网站制作的专题标题,不约而同发出质问:谁把受害幼女变成“妓女”?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该罪名弱化了社会对这一行为后果的认识,人们会认为“强奸”是重的,而“嫖娼”是轻的。 童话大王郑渊洁在微博上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性侵幼女一律按强奸罪论处”。看到报纸上说中国未成年女性怀孕流产大幅增多,他认为除了性教育缺失,还与增设嫖宿幼女罪有关,“自那以后,中国未成年女性怀孕率逐年递增”。 声讨嫖宿幼女罪,在2012年5月底浙江永康和河南永城相继发生性侵女生事件后,再次掀起高潮。 上海律师张培鸿观察了最近一轮的争论,他认为,论者未必是冲着法律规范的细节而来,背后显然有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群体意识转化的因素,譬如同情弱势群体、关注幼女身心、对性工作者的怜惜与关爱。 “官场的腐败与底层生活的艰难,使得任何一起偶发的个案,都会转化成对现行法律的声讨。”张培鸿说。 业界谨慎:废了又如何 司法机关似乎故意与民意作对,且坚持到底。 尽管全民一致讨伐,高层痛斥,领导指示“顶格处理”,习水案的结果是:7名曾性侵幼女的被告人,以“嫖宿幼女罪”入罪,刑期从14年到7年不等。习水案之后的上述其他案件,除了职校校长被以强奸罪、嫖宿幼女罪数罪并罚外,其他均以嫖宿幼女罪论处。 作出这些判决的法院纷纷背负枉法骂名。 广东一位中级法院刑庭的庭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所在的法院,审理的嫖幼案件并不多,从法条的具体适用上,目前看不出这个罪名有太大问题。“因为嫖宿幼女罪,本身就是对幼女的保护,如果嫖宿的是成年人,只是一般嫖娼行为,只能给予治安处罚。” 强奸罪的犯罪分子,并非扔下点钱,就可以变成嫖宿。据上述人士介绍,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嫖宿幼女的犯罪构成条件其实十分严格:要求在卖淫场所,必须有嫖宿行为,即给付一定的钱、物质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换取幼女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还有,必须是幼女自愿与嫖客发生性关系,以换取金钱或者其他物质利益。 “这(嫖宿幼女)和强奸罪的主观恶性还是很不一样的。”上述人士称,“现在社会上要求取消这个罪的呼声,不太理性,和醉驾入刑的性质差不多。” 高铭暄、陈兴良、赵秉志等知名刑法学者都曾表示支持习水案的判决,而被千夫所指。他们的观点大体为,既然现行法律如此规定,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北大刑法学教授储槐植认为,这一条款的存废问题,全社会可以充分讨论,如果社会情绪或者说民意代表公义的话,立法机关应该考虑。但他个人认为,刑法作为基本大法,还是要保持稳定,不能轻易受社会情绪的左右。1997刑法出台至今仅15年,已经修改了8次。 “不能以现在的社会情况,去评判当年的立法。”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分析,目前社会上其实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其一是,保留嫖宿幼女罪,如果嫖宿情节严重的,以强奸罪的从重情节论处,最严重的可能判无期或者死刑。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对现行法律不用改动,就可以部分满足公众对于“乱世需用重典”的渴求。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取消嫖宿幼女罪,回到1997年前,一律按强奸论处。这一方案的优点是:简单明了,与目前舆论的呼吁一致。 不过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由于强奸罪起刑点比嫖宿幼女罪低,取消之后,钟情于幼女的买春者,很有可能反而被轻判。武汉一家基层法院的刑庭庭长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了类似担忧:如果取消嫖宿幼女罪,对嫖宿幼女犯罪的惩罚力度将会变轻。 学者储槐植认为,现有法律对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5到15年),定得已经相当重了,“实践中强奸也不见得判这么重”。 根据2010年10月1日起试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奸淫幼女一人次,量刑起点为3到5年的幅度之内。各地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于奸淫幼女的量刑起点,也大多未超过5年。湖北一位法官证实,量刑指导意见出来之后,没有加重情节的强奸罪,很多都判3到5年。 问题就来了:如果嫖宿幼女的行为,被以强奸罪论处,却得到了比嫖宿幼女罪更轻的处罚,废除这一罪名是否还有必要? 最激进的主张是,只要是与十四周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就归为强奸罪。理由是,幼女并没有性处分权,对幼女应特殊保护。 嫖宿幼女单独成罪,法律界最初也存在一些争议,主要是认为其它法条否定了幼女性承诺的能力,这一条又部分承认了这种能力,在逻辑上说不通。不过,后来绝大多数刑法学教科书,基本上都采取承认立法合理性的态度,对该问题不再讨论。 与2003年关于奸淫幼女是否需要明知的大争鸣相比,批评嫖宿幼女罪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已经逐渐消隐在学界的研究视野中。 2003年,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行为人确实不知被害人为不满14周岁,双方自愿的性行为若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法理学者朱苏力即在网上贴出了他的《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一文,拉开“二十多年来最大的一场论争”。国内绝大多数知名刑法学家和非刑法的知名学者卷入辩论,成为中国刑法学界在人民大学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与会学者多达八十余人。 从会议记录来看,刑法学者们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他们对于无条件的“客观归罪”多持反对意见,理由是,刑法既要保护社会,也要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两者统一,才是“顺乎法治发展潮流的”。 (部分观点引述相关学者公开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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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岂有“适度容忍”空间?

行贿受贿者滥用有限的资源,损害民主,对中国、对世界,恐怕都没有“理解”与“允许”的余地。尽管反腐之路充满诸多障碍与挑战,但人类从未也不可能停止反腐的脚步,中国能更不能给腐败划出“适度”的空间。 【侨报6月4日社论】在中国,反腐败问题一向能够最大限度地挑动公众的神经。连日来,关于“适度腐败”的话题持续发酵。 自上周具有官方背景的京城某报刊发题为《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文章后,便犹如捅了马蜂窝,一时间,网民的口水与板砖齐飞,反讽意味浓厚的“适度体”在网上走红,连其他主流媒体也对该评论进行声讨与“围剿”。 该文题目看似批评腐败、倡导反腐,但腾讯网转载该文时,将标题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因为文中坦承:“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尽管在“误导读者”的指责下,腾讯网于次日发表致歉声明,但公众的情绪并未平复。 而就在各界就是否“适度容忍腐败”展开论战之际,主管纪检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在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中国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中共要充分认识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决不手软、决不姑息。 由是观之,中国上下对于腐败已呈全民共诛之态势,对于腐败,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可能有“适度容忍”的空间。 于情——从历史的角度讲,腐败问题由来已久,试图解决腐败问题的努力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从空间的角度看,反腐是世界性难题,目前没有哪个国家敢说绝对没有腐败现象。但有腐败现象的存在,并不等于公众容忍了腐败。刚刚过去的2011年被看作是反腐败的转折点。 全球一波又一波的反腐抗议有一个共同根源:各类腐败激起的公愤。在中东,人们走上街头,驱逐损公肥私的政治精英;在印度,社会活动家安娜·哈莎尔多次发起反贿赂绝食运动;俄罗斯杜马选举舞弊之后,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产阶级抗议运动;甚至在美国和西欧,民众也集会抗议,反对失业、公司贪婪和社会不公现象。 而在当下中国,腐败虽未得到有效遏制,但民间对腐败早已深恶痛绝,中共对反腐的决心也一直很坚定,北京高层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必须对腐败零容忍。中国总理温家宝甚至提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可见,对腐败零容忍,是一个社会中上上下下难得的价值共识。在此情形下,该社论要求民众“理解”与“允许”腐败的字句,岂非在挑战中国官民的道德底线? 于理——“民众允许的程度”如何界定?几百元(人民币,下同)?几万元?还是上亿元?山东德州市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受贿164万元,却认为自己就是“占点小便宜”。贪官眼里可以“适度容忍”的腐败,却是民生利益不能承受之重!正所谓“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在中国上下“零容忍”的环境中,腐败尚且如此猖獗,一旦社会有哪怕百分之一的“容忍”,只会给一些贪腐失范的权力掠夺利益创造借口与理论支撑,后果不堪设想。 于法——民主法治与社会公正并无中间地带。对待腐败行为,就应坚决果断打击。被称为全球“反贪典范之都”的香港,对腐败实行的就是零容忍,不管金额大小,只要是贪污,就要一查到底。据记载,香港查处的受贿案涉案金额最少的才10元钱。无独有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对败零容忍,据报道,因为白喝三杯酒,美因茨巿长被迫辞职……可见,以法治将权力关进笼子,以监督对腐败实施零容忍,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间来不得半点“适度”空间。 行贿受贿者滥用有限的资源,损害公众基本人权、经济发展和真正的民主,对中国、对世界,恐怕都没有“理解”与“允许”的余地。尽管反腐之路充满诸多障碍与挑战,但人类从未也不可能停止反腐的脚步,中国能更不能给腐败划出“适度”的空间。 (编辑:萧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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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雾天”亮起中国环境问题红灯

“黄雾天”出现,亮起的是中国环境问题红灯,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任何的遮掩和推脱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面对现实,迎接挑战,才能动员全民参与,找到治理之道。 【侨报6月14日社论】一觉醒来穿越到“黄土高坡”,是这几天大陆中南地区居民的真切感受。“整个武汉被烟雾笼罩,好像全城都在生炉子”。当地环保部门的监测结果显示,11日武汉的空气污染是近1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天。南京的清晨则像黄昏,被怪异的黄色浓霾笼罩,空气质量一度跌至今年以来最差。湖南长沙也发生“逼近沙尘暴历史峰值”影响的雾霾。 裹在漫天黄雾下,网络上各种耸动的消息不胫而走——武钢锅炉爆炸、武汉青山区的化工厂氯气泄漏等传言四起。 面对谣言,有关部门反应倒是挺快,6月11日,2名武汉年轻男子易某、于某因造谣被警方行政拘留。但比辟谣慢的,是给出真相。各地环保部门无一例外解释,恶劣的天气与大范围焚烧秸秆有关。然而,秸秆焚烧年年有,为何今年特别猛?就在灰霾蔓延的时候,武汉气象局还煞有介事地发出个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却不说明大雾呈黄色的原因,让人们更加迷惑。 面对这10年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有关机构的解释不慌不忙,惜字如金,又怎能不出现谣言? 而且,这些解释将问题都推到焚烧秸秆和气候条件上,回避了城市本身的污染问题,显然是难以说服公众的。 从环保部最新公布的数据看,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是很严峻的,多数城市细颗粒物超标。空气不是一夜之间被污染的,多年来肆无忌惮地排污,是这次大规模污染不可推脱的背景因素。 抛开历史说现状:事实上,中国的空气是否已经脆弱到了不堪秸秆焚烧的地步?如果是,那就直接告诉公众。不管造成如今这脆弱的空气的罪魁,是政府工业布局的不合理,还是企业的大肆排污,如今,这空气就是全体中国人必须同呼吸共命运、谁也逃不掉的现状。 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次“黄雾天”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案例,它警示公众,空气污染与每个人相关,每个焚烧秸秆的农民都负有责任。因此,治理空气污染需要全民的努力与合作。没有全民观念的改变,没有全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空气质量、环境污染的治理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各级政府的责任是不能回避的。 中国副外长崔天凯近日表示,中国人不要把(治理空气污染的)希望寄托在一些外国驻华机构身上,“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也超出了他们的意愿。”崔天凯说得非常正确,中国的空气改善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民众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政府、相关机构上,但政府也更应该表现出公开透明、更加主动的姿态,这样才能赢得全体民众的支持与合作。 其实,“神九”都要升空了,“神女”都要飞天了,秸秆焚烧真是那么难的问题吗?专业人士早已给出很多解决办法:一是企业回收,用于燃料发电、制成农畜饲料或建筑板材;二是利用机械粉碎回田,经过腐蚀当做肥料。无论是秸秆还田、秸秆制沼气、秸秆发电、秸秆块化做燃料等,都不太受农民欢迎,因为这些办法无法给农民带来收益,相反还得增加人工成本。 对于老百姓来讲,最不需要计算成本的办法就是一烧了之。 可见,真正制约秸秆焚烧的是成本问题。如今,中国GDP已经跃升全球第二,2011年,政府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政府有这个财力来解决问题——制定和完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相关配套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能源企业加以培育、扶持,实施税收优惠。与此同时,还应给农民相应补贴。因为无论是秸秆的收集、运输、贮藏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直接参与。 “黄雾天”出现,亮起的是中国环境问题红灯,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任何的遮掩和推脱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面对现实,迎接挑战,才能动员全民参与,找到治理之道。 (编辑:萧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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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制度改革须突破碎片化困境

抽丝剥茧之后回看延迟退休年龄之争,不管有多少反对之声,有一点不能忽视:中国逐渐走向老龄社会,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要想解决养老金困境,就该从制度设计入手。 【侨报6月12日社论】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保部)最近似乎陷入一种骑虎难下的局面。自从6月5日该部透露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后,引发舆论强烈反响。一周过去了,无论是官办媒体还是商业网站,舆论呈现一边倒的反对态势。而从人保部的强硬表态来看,官方也有不得不推行的压力,政策已难有转圜空间。 事实上,以往这一话题也屡被提及,每年“两会”都可见相关提案,但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一次,眼见政府打算玩真的,民众的反弹可想而知,毕竟涉及自己切身利益之事,怎能不着急。综合舆论来看,反对延迟退休的理由,主要是挤占年轻人就业机会、高龄就业者存在劳动风险和隐形歧视、养老金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赞成延期者理由有二:一是国际惯例,比如欧美国家普遍65岁退休,二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力资源短缺现象将会加重。 国际惯例也好,形势需要也罢,背后原因无非是养老金账户入不敷出。截至2010年,中国国家养老金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下同),但实际却只有2039亿元,还有天大的窟窿待补。 据测算,延迟领取养老金可使养老统筹基金一年增加40亿元、减支160亿元,一加一减,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虽然效果立竿见影,但显然杯水车薪。而养老金缺口将长期存在并持续扩大。 据世界银行此前公布的报告,如按照目前制度及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中国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这一数据让人不寒而栗——工作到80岁,恐怕也解决不了养老问题,这简直是竭泽而渔。 也有专家学者给出折中方案,即弹性退休制,让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发挥余热,让重体力、低学历劳动者按时退休,早点享福。这倒能使各类人群按自己的需要做出养老决策,也能避免人才浪费,使劳动力、人才有序交替。但民众仍缺乏信任感,他们担心监管与考核不足,“弹性”会演变成惯例,延迟退休反倒为特权阶层提供了继续享受特权的便利条件。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也会以弹性退休制度为挡箭牌,这无异于在制度上固化其利益,公众显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 推迟退休年龄还必须实现基本的公平。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公务员不交养老保险,退休时拿的养老金却比交保险的企业员工还高?这种种疑问刚好戳中了中国社保制度的软肋——高度碎片化,即根据不同人群的身份制定不同的养老金制度。目前全国范围内至少有四套不同的养老金制度:公职人员退休金制度(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虽算作一类,但待遇仍有差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算上各地五花八门的土政策,可谓眼花缭乱。过度分割使全国缺乏一套统一的养老制度,想做到公平自然就是缘木求鱼了。 而比利益分割更为严峻的事实是,目前的几套养老体系还存在不少覆盖盲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保障的重点在城镇,人口占比多的农村长期被忽视,农村居民参保意识弱。媒体报道,即便在经济发达的浙江慈溪市,中青年农村居民参加新农保率仅为10%左右,即使参保,大多也是选择最低档缴费。同时,2010年,全国有1.53亿外出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就业,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仅为3284万人,由于工作不稳定而频繁参保、退保,也颇让有关部门感到无奈。 抽丝剥茧之后回看延迟退休年龄之争,不管有多少反对之声,有一点不能忽视:中国逐渐走向老龄社会,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要想解决养老金困境,就该从制度设计入手。 一方面,完善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将公务员与其他职工退休金制度“并轨”,整合社保制度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创造条件让更多年轻人有就业机会,解决结构性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从根本上实现养老金“开源”。 (编辑:萧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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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法官嫖宿幼女二审改判6年 强奸罪不成立

核心提示: 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原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杨德会因涉嫌强奸和嫖宿幼女,一审被判处无罪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 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原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杨德会因涉嫌强奸和嫖宿幼女,一审被判处无罪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21日,曲靖市中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被告人杨德会因 嫖宿幼女罪,被判6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杨德会的行为不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而根据骨龄鉴定,被害人余某某的年龄在14周岁与16周岁之间。对于公诉机关指 控杨德会犯嫖宿幼女罪,证据不足。马龙县法院一审判决杨德会无罪,杨丽萍犯强迫卖淫罪和介绍卖淫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 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 对一审宣判结果,富源县检察院以“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曲靖市中院二审不公开审理后,21日作出判决,撤销马龙县法院的一审无罪判决,改判被告人杨德会犯嫖宿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中新网报道,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2月27日,杨丽萍伙同他人为牟取利益,对被害人徐某某(1995年2月7日生)进行殴打和语言威胁,迫使其与他人发生性关 系;28日下午杨丽萍等又强迫徐某某与杨德会发生性关系,因其不愿意,杨德会让她们把人带走,后杨丽萍等劝说徐某某后杨德会与徐某某发生了性关系,并向杨 丽萍支付了200元和一包烟;当晚杨丽萍又将被害人余某某(生于1995年农历9月28日)带到杨德会住处,杨德会向杨丽萍支付了200元后,与余某某发 生性关系。同时法院还查明,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期间,杨丽萍多次介绍他人向杨德会等人卖淫,从中牟利。 据介绍,余某某是超生儿且生在外地,户籍是在出生两年后才登记的;余某某的母亲只知道女儿1995年出生,具体的月份日期不记得了,经骨龄鉴定,余 某某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鉴于无法得出余某某未满14周岁的证据,一审时只有宣布杨德会无罪。二审时,依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合法有效的《户口证明》 和《出生落户证明》,余某某在案发时属不满14周岁的幼女。 关于杨德会是否对徐某某实施了强奸。曲靖中院认为,杨德会主观上具有嫖宿的故意,知道徐某某不愿意即让杨丽萍把人带走,主观上没有强奸 的故意,客观上也未采用暴力胁迫手段,且事后支付了嫖资,因此不构成强奸罪。 关于嫖宿幼女罪,是指嫖宿未满14周岁幼女的行为。被害人余某某在案发时属未 满14周岁的幼女,证人证言证明杨德会嫖娼、嫖宿时经常提出希望对方是处女,他自己也供述估计余某某可能十五、六岁,因此其在嫖宿时应当知道余某某可能不 满14周岁,故构成嫖宿幼女罪。一审判决在采信被害人余某某年龄的证据上有不当,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曲靖市法院当天下午就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其新闻发言人表示,对所有案件包括这起涉及法官犯罪的案件,法院都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判。对于给 法院“蒙羞”、丢丑的事绝不护短、不手软。杨德会2009年已被免除副庭长和审判员职务,11月被开除公职。法院将以此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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