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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档案:未领奖的诺贝尔奖得主

历史档案:未领奖的诺贝尔奖得主 历史档案:未领奖的诺贝尔奖得主 星期六(6月16日),昂山素季将在挪威奥斯陆市政厅发表演讲并补领诺贝尔和平奖。她早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今已经过去了21年。 这位缅甸民主人士被军政府软禁长达15年之久,无法出席当年的授奖仪式。当年,她的18岁的儿子代为领奖。 昂山素季星期五将抵达奥斯陆。这是她时隔24年的首次访问欧洲之行的一站。 诺贝尔奖自1901起每年颁发一次。该奖曾被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但仍持续至今。以下是在历年所有83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未出席领奖的获奖者。 刘晓波,2010年 2010年,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刘晓波正被中国当局监禁,在奥斯陆召开的颁奖典礼上,为他放置了一把空椅子。 这是74年以来,诺贝尔奖首次无法授予获奖者。 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奖颁给民主批评人士表示震怒,限制刘晓波妻子及其家人出境,并阻止其支持者前往挪威领奖。同时,中国政府还利用外交手段,试图说服他国家大使不出席颁奖典礼。 卡尔·冯·奥西茨基,1936年 在刘晓波之前,上一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缺席颁奖发生在1936年。当时,希特勒禁止和平主义活动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出席领奖。 受纳粹控制的德国媒体开始时,对这一事件保持沉默。但后来德国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极报道,描述此奖是一场丑闻闹剧,并将奥西茨基刻画成叛国贼。 莱赫·瓦文萨,1983年 莱赫·瓦文萨是波兰著名异议人士,同时也是波兰团结工会领袖。 当时,瓦文萨担心波兰共产党政权在他离境后禁止他回国。因此,1983年他的妻子达努塔替他领奖。 12年之后,他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出访挪威。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1975年 1975年,前苏联当局禁止异见人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并剥夺了他的荣誉称号。 但是他的妻子叶连娜·邦纳替他领取了该奖。 原因是在获奖信息公布之前,她已经得到去意大利看病的出入境签证。 黎德寿,1973年 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签署了两越停火协议。 1973年,两人双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由于黎德寿认为越南处于战乱之中,因而拒绝接受诺奖。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0年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但因他担心前苏联官方禁止他回国,因此他没能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曾有提议在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举办一场特殊的颁奖仪式,但是后因瑞典政府担心此举将会影响苏瑞关系而取消。 1974年,流亡海外的索尔仁尼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该奖。 让-保罗·萨特,1964年 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拒绝领取1964年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 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拒绝领取一切官方荣誉及奖项。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 起初,前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愿意接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 但后来,在来自克林姆林宫的压力下,他被迫放弃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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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儿子刘乐飞卸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

【财新网】 39岁的刘乐飞将不再担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兼任这一职务。6月12日,中信产业基金内部开会通报了这一人事调整。刘乐飞自2008年12月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CEO。中信证券在中信产业基金的管理公司里持有35%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在卸任董事长一职后,刘乐飞仍担任中信产业基金的CEO。           “刘乐飞不会离开中信产业基金,并继续管理基金的日常运营。” 接近中信证券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           另据接近中信产业基金的人士称,此次职位变动仅为内部人事调整,应不会影响中信产业基金未来的管理。“刘乐飞只是不再担任董事长。”他表示,中信证券作为中信产业基金的控股股东,由王东明兼任两者的董事长,容易协调两者的资源。           有关刘乐飞辞任中信产业基金的消息已经在业内流传一段时间,此前一直没有获得最终确认。前不久,刘乐飞曾与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一道和一些媒体高层小范围座谈,谈及中信产业基金的业绩,也没有流露出工作调整的迹象。           出生于1973年的刘乐飞在就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CEO之前,曾担任中国人寿首席投资执行官, 负责近万亿投资资产的资产负债匹配、战略配置和投资管理,成功主导了南方电网、广发行、中信证券、Visa、民生银行、中国银联、秦皇岛港等一系列大型项目的股权投资,获得了可观的投资回报,在资本市场上亦影响颇广。           更早之前,刘乐飞曾任中国人寿投资管理部总经理、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冶金部中冶安顺达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首创证券公司执行董事)等职。           刘乐飞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亦求学于中欧商学院MBA。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刘乐飞曾在财政部综合司工作三年。           2011年,刘乐飞入选《财富》杂志“亚洲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领袖”,位列22名。           2008年6月成立的中信产业基金,近年来发展十分迅猛,以募资神速、项目又好又多著称,深受业界瞩目。旗下基金包括规模为93.63亿元人民币的中信股权投资基金一期(绵阳基金)、规模为9.9亿美元的中信股权投资基金二期(美元),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的中信股权投资基金三期(人民币),以及规模为50亿元人民币的中信夹层基金一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Please enable JavaScript to view the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3112217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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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認定推出大外宣“機不可失”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楊時人 說起大外宣,焦利並不孤獨。當然這個戰略,也絕非是他這個級別的就能定下來的,他只不過是在實際操作中“跳得有些歡,蹦的有些高而已”。實際上,北京方面一直對西方媒體主導甚至一定意義上壟斷著世界話語權而感到不滿,尤其是在看到拉薩“3·14”騷亂、奧運聖火海外傳遞意外等等國際報道後,倍感窩囊和憤怒,為了強奪國際上的話語權,決定不惜揮金如土扶植各種外宣媒體,推動“大外宣計劃”。爲了不讓外界察覺有政府滲透的痕跡,後將此計劃戰略改為“外宣媒體本土化”。 所謂“外宣媒體本土化”,就是在外宣媒體對象國聘用當地的記者編輯,邀請有影響力的名流做嘉賓、譔稿,將外宣產品的巧妙的包裝成普通的、本地化的媒體產品,真真假假中,增強宣傳效果。這也是央視、新華社和其它外宣媒體共同奉行的新策略。 據中國外文局國際合作部官員劉東介紹,為了彌補外宣刊物主辦者遠離對象國、遠離讀者的缺陷,外宣刊物選題時,“將外國專家當作對象國的代表”與“第一讀者”,認為這些專家與預想的讀者是“在同一種文化氛圍下長大的”,“有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性質”,知道“本國人對什麼話題感興趣,並采用本國人喜歡的方式與語言風格介紹”。 實際上,一些被解讀爲有利外宣的國際條件也譲北京認定時下推出大外宣“機不可失”,認定現在是國內媒體海外擴張的絕好時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一些西方主流媒體為了降低成本,或被迫瘦身裁員減産,或停辦實體報紙、雜誌,甚至破産關門。現在大陸的外宣媒體出擊,無論是借殼,還是收購,還是招聘各語種的記者編輯上,都有明顯的便利。 中共的外宣工作其實已有50多年歷史。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外宣媒體曾一度衰落,至2003年以後,外宣又成為中共政府的工作重點,2008年以後外宣媒體開始海外大擴張。2009年年初,北京方面為了改善國際形象,爭奪國際話語權,啟動了國際公關戰略,計劃投入450億元人民幣,加強對海外的宣傳,包括中央電視台增加外語頻道,《環球時報》發行英文版,新華社推出英語電視新聞,打造中國版CNN等等。 揮金如土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也瘋狂向外擴張。海外目前有130多家分社,6000多名記者,每天生產7000多條新聞;《環球時報》英文版創刊,成為繼《中國日報》之後的第二份中國官辦英文報紙。有報道稱,早在2008年12月,《環球時報》英文版就開始在外國駐華記者群體中招聘主編、編輯與記者,數量是60名英語新聞記者和編輯、10名外籍專家以及5名管理人員。 一位參加過招聘的外籍記者被告知:“普通記者和編輯年薪都在10萬元以上,資深記者、編輯能得到3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並且還提供一套住房。”更重要的是,《環球時報》英文版在起步時沒有經濟效益的壓力,第一年預計運營虧損2000萬元。 美中關係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Orville Schell曾表示:“當我們的媒體王國正像喜馬拉雅的冰川一樣在融化,北京卻正在擴張。他們想儘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有信譽的新聞業標幟地搶佔一席,所以他們要到紐約,要到(時代廣場)這一標幟性的地點,這就是他們計劃的一部分。”(《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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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时代就这样遇上最坏的时代

我们可以把一个女航天员送上天,也可以强行堕掉一个村妇7个月的胎儿。33岁的刘洋和22岁的冯建梅,两个女人命运的对比,是这个国家撕裂现状最好的写照——光荣与梦想映照着耻辱与绝望,最尖端的科技伴随着对人最无耻的践踏,飞船上天而道德探底,大国崛起而万民下跪,最好的时代就这样遇上最坏的时代。 @假装在纽约 分享 新浪微博 QQ空间 豆瓣9点 复制网址 更多 相关文章 航天员食品特供基地负责人无意中泄露天机 后美国时代的世界 大屠杀的历史 孟买:阿拉伯海热带梦幻国度 孟买:火车,大街,集市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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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沦落兽境

在中国第二份人权计划高调公布之际,发生了安康镇坪引产杀人悲剧,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讽刺。那张被杀害的婴儿与其母亲的合影照,令人悲伤、愤怒,镇坪计生委的某些人用兽行将自己归到了兽类。 无数的讨伐涌向镇坪,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无数的讨伐涌向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废除计生政策”。 对于以上讨伐,我举双手赞成,这无关正义,仅仅是作为一个人的立场,以示与兽的区别。 愤怒之后,深感悲凉。我觉得自己有罪。是的,我与此事无关,我在千里之外万里之遥,我事先并不知道因此也不可能进行阻止。 但是,我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残杀事件是多年一系列沉默、胆怯和隐忍的结果。在它之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将近40年。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如镇坪的恶行不胜枚举,以至于一位计生委的退休官员带着悔罪的语气说:我们所到之处,血流成河。 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甚至推行“百日无孩”运动。我在少年时代亲眼所见,乡镇计生官员带人到村里有媳妇怀孕躲避他乡的人家,掀房顶抢东西,如敢阻拦,拳脚相加。那种场面令人震撼,终生难忘! 人性的恶借着体制的庇护,在落实计生政策过程中发酵到了顶点。两种恶混在一起,核裂变,催生了人类社会难以想象的罪恶。 法西斯、红色高棉以及其他大家众所周知的极权体制,莫不是用体制的恶去激发人性的恶,后者反作用于前者,使前者更为邪恶:公开、合法的行恶,变本加厉,步步升级! 所以,不仅要讨伐邪恶的体制,还要反思人性的恶。我曾信奉甘地的一句话:不要攻击个人,而要攻击制度。但现在我深深地怀疑了。 因为我看到,在同样恶的体制下,有人逐恶为乐,有人却选择远离,哪怕身不由己,也要尽量减少自己行为的危害程度。 我相信,并且有无数活生生的例子在证明,不选择作恶,一样可以生存。难道不去计生委工作就没有其他活路?难道在计生委工作就非得作恶?在不得不作恶时,为什么不可以选择辞职? 这不是大话,而是完全可以实践的。安康镇坪计生委的那几位行凶者,非得举起屠刀才能生存么? 从现在显示的信息来看,他们是因为索要4万元罚款未得而强行将7个月大的婴儿引产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钱”而行凶的,那么就不要推卸责任到体制上去,他们自己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当然,不仅在计生委,在所有攸关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政府机构里,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其中有我们所谓的“好人”,也有我们鄙视的“坏人”。在执行同一政策时,由于执行者的人性不同,导致悬殊的后果。那么我们是该将责任轻飘地归于政策,继续等待下一个恶行的发生?还是要检讨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是否已经到了灵魂堕落的危险时刻? 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面临危境。而中国尤甚。一个倡导无神论、宗教自由不充分的国度,人沦为兽的几率极高。尤其是当体制有意鼓励并激发人性恶的一面时,这个国家陷入兽境将是迟早的事。 请看今日之中国:牛奶、蔬菜、水果、禽肉、海鲜、大米……无一不掺假,不一是健康食品,法律已经阻止不了人心败坏的速度! 请看今日之中国:贪官、裸官、二奶、情妇,枉法判决、强行拆迁、草菅人命…..执政者执法犯法,法律不再是个人权利的挡箭牌! 这样的国度,看上去是人的聚集地,操着各种人类的语言。但其所思所为,在照妖镜下,估计不是妖就是兽了,唯独不会有神。崇高的理想、纯真的感情,公平与正义,在这个国度越来越成为稀有物,濒临灭绝了。 这就是冰冷的现实。这个国家在物质方面正在加速崛起,但在精神与灵魂层面,正在加速堕落。而我们每个人,沾染着各种罪迹,如果不能拯救自己,必然沦落兽境。 相关日志 2012/06/15 -- 胎儿的权利 2012/06/12 -- 陕西扣孕妇索4万计生费未果 遭暴力人工流产 2012/06/12 -- 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 2012/05/27 -- 周永康敦促各级政法机关强化人权意识(“当周永康同我们讲人权时,总让我们觉着怪怪的”) 2012/05/27 -- 美国之音:陈光诚家人出逃北京申冤后失踪 2012/05/26 -- 媒体札记:孔子和人权 2012/05/06 -- 万维:美重量级学者痛斥北京:陈光诚事件倒打一耙 2012/05/05 -- 你看懂了么 2012/05/05 -- 美国之音:世界媒体看中国:眼花缭乱看北京 2012/05/04 --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介绍与陈光诚的接触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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