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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南方周末评论员又误判了什么?

南方周末评论员又误判了什么? 作者:胡新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6 19:58:05 阅读量:8次   看了8月25日南方周末评论员李某的文章“卡扎菲误判了什么”,觉得卡扎菲固然误判了不少东西,特别是一度对西方存有幻想,以为西方看在他竭力配合反恐的份上会拉他一把。说得再远一点,他也没想到过他的亲密朋友陈水扁会有坐牢的一天。但是,我觉得李某的误判也不少。李某在文中说,卡扎菲象一个虐待孩子的家长,被文明的邻居好好修理了一番,厄运难逃。这就叫做“国际执法”。就这个问题,我发现李某的至少有三个误判。   首先,误判了国人的记忆。   李某在文中列举了三个卡扎菲的先例:萨达姆、南联盟三奇和本拉登,认为他们都是残酷对待了自己的人民,所以被文明的邻居们,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予了严厉的“家法伺候”。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对此,我们还是有点记忆力的。   先说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借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的全面战争,而且是美国绕开联合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也就是说这次战争是连“合法”的外衣都没有穿上。最后联合国和美国也未发现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于美国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早已是世人皆知的了。   南联盟三奇指的是波黑战争时三个被国际法庭列为战犯的三位塞族领导人。波黑战争是发生在1992年4月~1995年12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三个主要民族围绕波黑前途和领土划分等问题而进行的战争。简单地说,也是一个家庭三兄弟打架。当时搞垮南斯拉夫是西方控制巴尔干,进而控制整个欧洲的关键环节。所以波黑战争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外国的军事介入的武装干涉,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整个战争发生、发展和结局起了决定性作用,并按照自己的标准左右着整个进程。在国际法庭通缉的战犯中,塞族占了绝大多数。因为是兄弟相争,克族和穆族也有个别的列入了战犯的名单。尽管想显示国际法庭的公正,也从侧面知道了打架的三兄弟可能都有错。   至于本拉登,他制造了911事件。那座双子塔里面的人绝对不会是本拉登的子民。所以谈不上本拉登残酷欺压自己的人民。   上述事例只有一个共同点,那些挨整的、下场悲惨的人都是西方国家中的眼中钉。这些历史的记忆完全可以使国人明白,西方动武的原则一直是利益至上。不能说作为一个国家把国家利益至上有什么不对,而是说,挂羊牌卖狗肉的勾当实在有点下作。就拿这次打利比亚来说,法国充当了急先锋。而就是这个法国,就在此前突尼斯发生民变之初,它的外交部的女部长还向突尼斯官方传授控制示威人群的经验。所以,当初同为欧盟的波兰的总理在谈到打击利比亚时说“如果我们要保护平民不受独裁者、报复、刑讯和牢狱的迫害,这条原则必须普遍适用,而不是只在它能起到便利作用、带来利益或确保安全时才适用。”话外之音也就是路透社总结出的:“与利比亚政府一样,叙利亚、也门和巴林政府也以武力镇压了争取民主的示   威活动,但西方却从未表示要进行干涉以保护当地平民。”这些文明的邻居们,一边打着保护恶邻中平民的幌子,一方面肆无忌惮地杀戮那里的平民。仅在伊拉克被美军击伤打死的平民百姓就有十几万,类似李某这样的社会精英就真的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吗?!还在天天高唱“国际执法”歌为之鼓吹!假如有一天西方国家的“英国骚乱”蔓延发酵,看看谁来执这个法!   其次,误判了国人的国际常识。   成立联合国的的宗旨是什么,去看看联合国宪章就行了。李某强行解释为“国际执法”是很可笑的,你以为国人就没有一点国际常识。西方动武的原则就是利益至上,前面已经举例说明了。   联合国最有权力的就是安理会,而安理会也不免有强权政治的影子。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根本不要怕什么“国际执法”。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车臣要闹独立,俄罗斯政府一点也不客气,一次没打赢又来一次,一直打垮那些分裂武装。按西方的标准算是对自己的人民“大开杀戒”。但是,西方敢“国际执法”吗?那个“国际执法”都是对不听西方使唤的弱小国家民族的。   还有一个国际法庭,你只要看看它的历史,就知道只有弱小民族的成员,才会在海牙受审。海牙国际法庭是秉承正义之名,公开确立不平等的地方。至于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社会,也要看谁有实力,这个国际社会才能称之为国际社会。比如有个谴责以色列的提案,安理会美国一票否决。后来又拿到联合国大会表决,尽管反对票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决议也通过,但国际社会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而决不能搞什么“国际执法”。   以上都是些国人皆知的普通常识,李某没有必要用什么“国际执法”来唬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两场“国际执法”据说用了1.3万亿美元.如果西方国家还要玩,他们就要算算账:是国际执法收益高,比如石油什么的,还是老老实实搞好自己的经济,以便维好自己的稳为好?   再次,误判了中国的国力。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内部问题,发生武力解决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如果自认为自己是文明邻居就可以随便到自己认为是恶邻的家里去干涉,那在干涉面前所有国家是平等的,干涉就成了天经地义的权力。就是说,如果我干涉你的国家,你也可以干涉我的国家。我不但可以可以把你这个恶邻的家长打倒在地,还可以“株连九族”,就像伊拉克战争一样,把平民百姓也大把大把地消灭掉。中国也有分裂势力,他们拿的也是中国护照,算是中国公民。每当这些人出来闹事,制造恐怖事件时,西方国家总是一片叫好声,痛斥中国政府残酷对待自己的人民。李某的文章隐隐约约也会闻到这样的味道。但是,中国政府,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不怕事的。六十多年前的朝鲜战争,不就是西方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代表着国际社会,   对中国进行的国际执法了吗?结果呢?那时刚刚在贫弱中站起的中国人都没怕过国际执法,今天中国的国力早已今非昔比了,还怕什么呢?那些以奉行凡美国做的我都叫好,凡是中国做的我都质疑为判断事物标准的人,是掀不起大风浪的。“阿拉伯之春”在中国上演是没有机率的,尽管有些西方好事者喜欢预测这个“春天”到达中国的时间。我敢肯定,这必定是一场误判。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天天听美国之音。有次听到有个讨论会,是关于中共政权稳固性的。我亲耳听到刘宾雁说,估计最多两年。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怎么样了?当年跑出去的精英分子也回来了不少,是不是感觉到中国的政治环境宽松了不少,这不也是一种进步吗?现在互联网上的各种消息相互碰撞,有些老疯子的话也能登上大雅之堂,言论的自由还有多少障碍?南方周末很多的文章也真的不错,但有的评论员文章确实不敢恭维。南方周末秉承“在这里,读懂中国”,我真的希望,我的文章也能借贵报亮亮相,以便让世人了解到,中国绝大部分平民百姓判别对错的水平,不会都是向贵报的某些评论员的水平看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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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快公司》火腿起义

核心提示:最新的蝴蝶效应案例是中国绝密的猪肉战略储备如何让亚马逊雨林被烧掉 原文: The Bacon Uprising: How China's Top-Secret Strategic Pork Reserve Is Burning Down The Amazon 作者:GREG LINDSAY 发表:2011年7月1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 在最新一期的蝴蝶效应专栏『注1』里: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吃越来越多的肉,北京当局又想保持肉价低廉。那就等于要设法弄到喂饱猪猡们需要的进口谷物,这就要砍掉巴西的雨林来建农田,而这在金砖五国内部引起了冲突。 1. 猪肉战略储备 从邓小平开始中国的领导人执着于"粮食保障",就如同美国无法摆脱"石油还不够"的想法一样。随着中国人的食谱变得越来越以肉类为主,对猪肉价格起伏的担忧促使中国于2007年建立了机密的、绝无仅有的"猪肉战略储备"。但维持这些生猪的存栏导致了要依赖大规模进口用做动物饲料的玉米和大豆,反过来使得中国的农业企业向海外发展以寻求控制生产资源。中国企图在其他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资源的努力,正在引起其与其固有盟友之间的紧张,这或许正是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资源冲突的第一步。 2006年,一场致命的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也就是猪蓝耳病)疫情爆发摧毁了中国的猪农,杀死了上百万头生猪。损失虽仅是总数6亿6千万头(超过其后最大的43个生猪生产实体的总和)生猪的极少部分,但即使是这样轻微的短缺也导致了一年之后的猪肉价格暴涨。从此,猪肉储备就成为北京当局能否在又一次生产中断时快速反应,从而保证居民猪肉供应的关键。 中国的猪肉战略储备是政府决心满足不断增长的无肉不欢的中产阶级的直接后果。社会学家 Mindi Schneider 指出,邓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改革使工业化农场取代了零散小猪圈,从而确保了便宜猪肉的稳定供应。结果就是,居民平均肉类消费量从1980年起增长了4倍,其中最近20年猪肉的消费增长了两倍。中国的肉类加工企业刚刚起步,只有22%的猪肉是在工业化饲养场生产的,而美国是97%,看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猪年"了。 2. 大豆:不再只是用来做豆腐啦 但是,不过在几年前,成品猪肉还是一种美国化的方式,比如从 Smithfield Foods 公司购买的六千万磅成品猪肉。 为信守给喜荤的中产阶级猪肉管够的承诺,2009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扩大自己的猪肉生产,这就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国家提供喂养生猪的必要农田。 一旦中共政治局决定中国的猪肉要保障供应,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猪吃什么?答案之一是玉米。上周,中国购买了54万公吨的美国玉米,预定8月份后交付,据美国农业部表示,数量多于机构预测的全年购买量。这份订单的70%必然与饲料相关,大部分是给生猪的。根据中国农业部数据,去年(2010)猪饲料需要消耗7450万吨玉米,比2009年上升了20%。 但是中国的玉米进口 ――去年为150万吨―― 跟它对外国大豆的依赖比起来相形失色。2010年中国进口了超过5千万吨大豆,大部分来自美国和巴西,占全球大豆市场一半以上。进口量几乎达到中国大豆消耗的四分之三,据 Schneider 公司透露,被专门用作生产动物饲料和食用油。美国农业部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大豆进口将增长超过50%。而这也无助于避免由于自然灾害和急速城市化,中国在1997至2009年间实际上丧失了2000万英亩农田。比起确保粮食安全,中国对猪肉的渴望已使它转而完全地依赖于美国中西部和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农民们。『注2』 3.巴西产粮区 中共政治局的解决方案是命令国有企业"走出去",或买或租数百万英亩的农田。去年秋天,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 ――中国最大的国营农业集团公司―― 允诺在阿根廷开发接近50万英亩的农田,紧接着是今年的20万公顷。一个月后,重庆粮食集团宣布了价值25亿美元的在巴西生产大豆的交易。 之前已经写过了有关中国在"黑非洲"『注3』的不平等交易,而拉丁美洲最可能是下一个世界粮食主产区的候选。去年秋天世界银行有争议的"圈地潮"『注4』报告提到,从1990年起,拉丁美洲的大豆产量增长速度是美国增速的两倍。"巴西的大豆业技术现在是世界级的,"Robert L. Thompson 说到,他是伊利诺伊大学教授以及世界银行农业及农村发展项目前总监,"而当初大豆作为新谷物引入巴西时既没有种植传统,也没有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包括土壤修复技术从而能将干旱大草原转化为可耕种农田。 "当中国的农业耕作面积受限于1亿4千万公顷时,巴西现有耕作面积8千万公顷,另外有2亿公顷用于放牧的草场,而且在不侵占生态保护区的情况下还能再弄出1亿4千万公顷土地用于生产。" 唐凯千『注5』提到,他是巴中工商总会的董事长。他所提到的最后一点涉及到一些争论。当巴西在1995至2009年间使大豆产量增长到4倍时,代价就是接近一半的塞拉都大草原『注6』上,有一百万平方公里世界上最富饶的草场被摧毁。 因为这原因,巴西官方正开始回避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商业提议。去年夏天,巴西司法部长重新解释了一项已有的法案,让外国人获取巴西土地变得愈加困难。"没什么在阻止投资的发生,但投资将会被加以规范。"他对《纽约时报》允诺道。这使得中国的辩护律师大喊不公平。 4.墙上的另一块"金砖" 巴西有很好的理由来担心与它的"金砖"伙伴们之间迅猛发展的贸易关系。它对中国的出口几乎都是原材料――包括大豆,到港前是碾碎压紧的――同时巴西进口的几乎全是便宜的工业制成品,而这正在打击它的工业部门。巴西也许正经历繁荣,但它的家庭负债也很"繁荣",导致了正在进行的有关信用危机是否隐现的辩论。(从它的邻居们经历繁荣与萧条的事例看,比如1940年代的阿根廷以及1950年代的乌拉圭,哪一个都不那么让人省心。) "中国的政策不是问题,"唐凯千反驳道"巴西极高的利率和税率才是。"但巴西的不安和中国的贪婪正对作为一个政治经济集团的金砖五国的未来提出疑问。一方面,这五个国家已经在"金砖五国"的旗帜下召开了3次峰会,另一方面,上一次四月份的峰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游说中国(向其他四国)少买些大宗商品多买些工业制成品上。当你怀疑你的伙伴正设法使你破产时这对联盟来说可不是什么好迹象。 "当G20峰会建立后,几乎确保了金砖五国将会形成某种紧密组织," Ian Bremmer 说,他是Eurasia Group的董事长以及《自由市场的终结》一书的作者。"G20有太多太多他们不认同的事情 ――大豆就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他们一致同意的是不希望发达国家控制这些事务。" Ian Bremmer 预测金砖五国会为了保护他们在战略事务上的共同利益而团结一致,同时他也认为"食物和水资源将成为新的'石油'。资源国家主义、出口管制、价格管制和以上的一切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生产低效率,"也会固执地刺激各国控制生产资源的渴望。看起来要吃上"木须肉"所有人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 ―――――――― 『注1』:这篇文章属于"蝴蝶效应系"列专栏,。 『注2』:对大豆议题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NHK纪录片《美日中大豆争夺战》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avc8V4RdZI/ 『注3』:sub-Saharan Africa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就是黑非洲。有段时间(08、09年以来吧),中国在黑非洲的经营,比如金钱外交、资源-货物贸易、工程劳务输出等是欧美媒体热议话题。 『注4』:"圈地潮",世行的那份报告的确切名称没找到,但是可以参考 NHK记录片《圈地潮.~世界农地争夺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3ODY3ODA0.html 『注5』:巴中工商总会(Brazil-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主席会长唐凯千(Charles Tang),出自《金融时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761 『注6』:塞拉都大草原,主要位于巴西中部的戈亚斯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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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于此地,又能逃亡何方

但即使作为一个普世价值理念者,我也不愿意看到罗马尼亚那样的革命。用不公正来对待不公正的人我们得到的依旧是不公正。同样,以太苛刻的眼光去要求这个体制下的国民也是不公平的。我想在这个体制下,我们不应看到他们没做什么,而应看到他们做了什么。     我们生于此地,又能逃亡何方   文/孙晓辉 (北京电影学院)     哪里有齐奥塞斯库,哪里就是异乡。 ——赫塔•米勒   1989年12月22日布加勒斯特12点8分,罗马尼亚独裁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从党中央大厦出逃的时刻,三天之后便被枪决。罗马尼亚的民主时代以最不民主的方式开始了。     而当时的我纵使偶然看到了这个新闻也不会理解它的含义,这个时刻的世界对于刚出生不久的我而言不过只是一片的混沌。不过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同样无法理解这个世界。而在今天,我所处的国度就像1989年的罗马尼亚,只有愤怒与仇恨。 爸爸曾经问我,你想出国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我不想,我想一直生活在中国。而我这样的回答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而是因为我被这个国家绑架了。我没有选择的生在了这个国家,我的生活经历与行为方式是带有这个国家特性,在这里,我能作为这种生活方式的主体存在。而出国,民主也好,富有也罢,我总归属于别国的他者,一切充满着陌生感。每个人和自己的国家就像是老夫老妻的关系,也许你不再爱他(她),但当你离开他(她)的时候依然会失去很多。所以,我不爱国,但我依赖他。民族主义往往是体制对付它的反抗者的最好武器,而极端民族主义正好可以满足一无所成者的道德神圣感,通过所谓的爱国主义圣战他们能够完成自己不堪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在民族主义者眼中,事情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你我之分。所以我恐惧民族主义,恐惧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所以我会和左派辩论,甚至可以和极左派辩论,但我不愿与民族主义者辩论。 但即使作为一个普世价值理念者,我也不愿意看到罗马尼亚那样的革命。用不公正来对待不公正的人我们得到的依旧是不公正。同样,以太苛刻的眼光去要求这个体制下的国民也是不公平的。我想在这个体制下,我们不应看到他们没做什么,而应看到他们做了什么。即使他们不曾救人,而是去所谓的救狗,这一行为起码也是人道主义的,会去救狗的人至少不会去残害自己的同胞。相比体制外的变革者,我更尊敬那些体制内与虎谋皮的人,匈牙利革命时的伊姆雷,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时的杜布切克,他们冒着失去权力的风险去做他们认为对得起良知的事,尽管他们正是这个体制的顶端。体制人能够原意发出这个体制内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恪尽职责的扮演自己的人都是值得敬畏的。敢于反抗体制的人值得尊敬的,而沉默不语的人也是值得理解的。就如同当年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差异,哈维尔的行动主义固然值得去称颂,但昆德拉的消极的自由主义也是对个人而言无可奈何的选择。我并不相信体制能够改变很多,人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比如生死,在任何体制下都同样存在。每个体制都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所做的就是将人异化。但虽然如此,我仍相信存在某种走向合理性的趋势,而这,正需要我们的努力。     在这个势力严重不对等的国度,民主派必须借力于充满仇恨的不满者才能与体制的拥趸对抗,但这更像是饮鸩止渴,愤怒本身的力量超过了普世的价值的理念,仇恨本身掩盖了理智。而即使这样,成功了也许得到的依旧是仇恨的延续。在齐奥塞斯库时代受到折磨的女诗人在齐奥塞斯库倒台后的大街下偶遇了当时折磨自己的政府人员这样回忆道:他看见我吓了一跳,想在排队的人群中藏起来,这时我才认出他来。我走过去对他说:你瞧,现在轮到你怕我了,就像当年我怕你一样,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南方周末在某年新年献词中的标题这样写到:我们从未放弃,因为我们爱的深沉。我不确定所有人都对这个国家爱得深沉,但我确定的是在这个国家体制内外无数有良知的人从未放弃。     (采自投稿邮箱   责编:项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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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聋作哑之61】北京消费导刊:世界地图》首次开进798(2009)

艾未未:《世界地图》首次开进798 北京消费导刊 2009年08月21日 未未最近很忙,忙到他更不像一个单纯的艺术家。可他的名字还是频繁出现在艺术媒体的头条,比如,中国当代艺术家艾未未的26件大家伙在东京森美术馆亮相;艾未未在伦敦艾比安画廊的个展被《亚太艺术年鉴2009》评为“2008年十佳画廊展”;艾未未即将首次走进798举办个展…… 就像他的作品总是本能地探讨社会伦理、政治和经济气候等题材,他也总爱反复强调“我做的任何事儿都是艺术。我做的任何艺术又都具有社会性。”这次,他又出人意料把他的艺术搬进了798,在林冠画廊用四种全然不同的材料,展示他的“世界地图”。 最显眼的自然是展览标题同名作品《世界地图》,这个100 x 800 x 600 cm的素色装置,是由几千层的棉织布料垒叠、组合而成的巨型世界地图,底部由一个木质底座托垫。不要小看这件作品,这是艾未未于2006年参加悉尼双年展的经典参展作品,是首次在国内亮相。据说,那个底座还是当时同去参展的刘小东亲手帮忙刷的漆。 还记得两年前,艾未未做的那件轰动一时的《童话》作品吗?他带领着招募来的1001个中国人,到格林兄弟童话的故乡卡塞尔看展、游荡。并为每个参与者提供特制行李箱、椅子,还专门设立了临时集体宿舍。一时间,著名的卡塞尔文献展因为艾未未的这个“1001”掀起巨波。9月的展览中,同名装置《童话》也将首次亮相:是所去的人当时睡觉所住的一个宿舍单元,十张床,几张椅子,行李箱,俨然是一件“社会雕塑”。 “把人的原始需求用当代艺术的语言方式,放在一种全球化和世界工厂的背景中。有一种很亲近熟悉的感觉,但其实又是一种陌生的状态。” 这次艾未未还展出了十几年的红木装置旧作《凳子》,和刚刚完成的陶瓷新作《葵花籽》。像那些著名的三条腿的桌子、孔雀开屏式的凳子一样,《两个凳子》也是取自清代家具中拆卸下的古董红木,巧妙又拧巴地融合在一起。看上去像是在博弈的孪生体,又像是个体在自我纠结。 想象一下,一百万颗葵花籽堆垒起来什么样?简直就是一座小型“瓜籽山”。尽管如此,当艾未未和《葵花籽》站在一起时,还是让人很容易嗅出体形的反差。因为总是忍不住将视线来回聚焦在他挺起的大肚子,和每一颗微小精致的瓜籽上。从“山”上捏起一颗才看清,这竟又是“Fake”,全部都是纯手工绘制的灰白色纹路陶瓷葵花籽。说实话,这不是一件好懂的作品,或者它更容易让人想入非非。陶瓷、葵花籽、向日葵、太阳、希望、孩子……作为一贯只使用一种艺术语言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人们难以为艾未未下任何结论。 对话艾未未 TO:怎么想到在798做个展?你以前总说不喜欢那儿。 798是我从来不去的地方,它的变化也让人很反感。不过,我可以去最不喜欢的地方做展览。我极少在国内做展,这个画廊很早就找过我,两年间反复沟通,很有诚意。我对诚意很在意。去看了以后,画廊的空间很漂亮。那就定下了。 TO :怎么想到用棉布来做《世界地图》? 纺织品尤其棉织品是和人的关系最持久的材料。这个作品是大量人力,用几千层布料,制作的近似于地理或者政治概念的地图。把人的原始需求用当代艺术的语言方式,放在一种全球化和世界工厂的背景中。有一种很亲近熟悉的感觉,但其实又是一种陌生的状态。就像它用布料的平整的方式,制作成的立体的装置,又抽象地表达对生存环境的某种理解。 TO:《童话》都过去两年了,今天才呈现给大家。可你说过对发生过的事没什么兴趣。 《童话》行为是过去两年,但这是一个无法结束的作品,那些参与的人,他们的经验始终影响着今天的生活,甚至以后的生活。《童话》是我最喜欢的作品,现在呈现出来的是一件装置,基本还原了当时那些人在那儿的生活起居原貌。不是什么事发生过都没兴趣,像鸟巢设计过去了,我肯定没兴奋点了。但很多还影响着当下的事情,都需要有个说法。 TO :你总做大作品,《葵花籽》是例外? 我也做过很多小的作品。《葵花籽》其实是个无聊但又很有意义的作品。它是景德镇陶瓷做成,经过1300度烧出它的坯胎,80多个人一年多时间绘制出来的。“葵花籽”对我来说有着复杂的联系。它总让我想起遥远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最幸福的就是看电影时能吃上一小包葵花籽。另外,从葵花籽又想到向日葵,想到凡•高,想到红太阳和政治核心,想到无数的幼小果实,想到榨油,食用葵花籽油的地区…… TO:你今年在国外的个展都是二三十件作品,这次为什么只有四件? 这个跟空间、成本、制度等很多局限有关。虽然四件作品,但是四种不同制作材料,四种结构方式。我在国外的展览也未必都是几十件庞大体积的展现,现在正在准备的是年底德国的个展。在希特勒为自己盖的第一座楼里,我想做两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我希望对这次地震做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表达。 来源:http://goo.gl/B23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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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贩肾网络

“湖南人胡杰和东北人沈云都失去了一个肾,他们的肾在正规医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在被摘除肾脏的过程中,他们遭到过相似的诱惑、恐吓和拘禁。” ” 他们遭遇的是横跨几乎整个中国的器官贩卖网络,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又高效运作。” ” 在警方立案后,器官中介们迅速消失,而相关医院回应:这是护士的个人行为。” 失去左肾的胡杰。 (朝格图/图) 筷子长的针管将液体注入体内后,湖南小伙胡杰失去了知觉。几个小时后,身体左侧的剧痛让他醒来,他意识到,那颗陪伴了自己25年的左肾,已经不在那里了。 类似的情形也曾发生在东北人沈云的身上。2009年底,在江西南昌找工作的他被稀里糊涂地骗到了手术台上,几个小时的昏迷之后,一颗肾脏没了。 他们的肾脏都是在正规医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到受体身上。在被摘掉肾脏之前,两个年轻打工仔遭遇过相似的诱惑、恐吓和拘禁。 在胡杰和沈云失去肾脏的过程中,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分处这条盗肾链条的各个节点,各司其职又完美合作,每一步都有着成熟高效的运作。胡沈二人遭遇的,正是在中国隐秘而一直活跃的地下非法器官买卖网络。 山东德州——卖肾中转营 在山西临汾长良医院进行的手术耗时三个多小时,醒来后的胡杰已经无法言语。加了不止一床被子后他仍觉得冷。2011年1月6日,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绝望中胡杰觉得自己要完了。他说,我不行了。 作为一个有着7年电焊经验、日入百元的广东打工者,胡杰此前的生活还算平稳。他谈过女朋友,喜欢看NBA和其他体育节目。在同为广东打工的父母的愿景中,只要2011年每人年存一万五,他们就可以回到湖南老家不再打工。 变化发生在去年10月。平时喜欢赌博的胡杰加入了一些陌生人的赌局后,高利贷赌债已经积累到两万多。还债心切的他偶然在网上循着“卖肾”或“肾源”之类的词汇搜索,小心联系网络上隐现的多个中介。 没有人帮助他识别这些信息。回顾当初的想法,3月11日晚胡杰深深埋下头后悔异常:“卖肾之后不干重活就可以了,还债之后我还可以学驾驶。”去年10月末,他自认为像找到一个网友一样,在网上找到了靠谱的中介,前往山东德州,称为“刘哥”和“杰哥”的器官贩子们来火车站接他。 火车站同样是沈云的伤心之地。2009年年底,沈从东北到江西南昌找工作,在南昌火车站,一名男子号称能帮他介绍工作,但必须进行细致的“体检”。在南昌一家著名的医院内“体检”后,一颗肾脏没了。 在胡杰悄悄接洽中介的2010年秋天,失去肾脏的沈云的父亲和姑姑已经出现在南昌那家医院的办公室里。家人们愤怒地追问医院切除肾脏的合法性。 还债心切的胡杰完全预料不到他将遭遇什么,那是一张横跨山东、山西、湖南的盗肾网络,作为肾源提供地的德州只是个起点。在德州郊区的一个村子中,胡杰与十几个等待卖肾的人同吃同住,并被安排体检。当时的胡杰是幸运的,两次体检他因胆红素偏高而没有通过,因此无法卖肾。 但即便如此,他仍和其他卖肾者被统一看管,不得离开视线。有些害怕的胡杰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自己的衣服刮了个口子,借口补衣服逃离了德州的村子。此后“刘哥”们每天打他电话,在QQ上给他留言,催他赶到山西临汾,声称已经有了买家。 事后证明,器官贩子们此时已在山西为胡杰找到了一个匹配的受体。到了年底,胡杰终于经不住“刘哥”每天的催促,决定前往山西——这是他还债的惟一办法了。 山西,河南——多家医院参与体检 沈云在失去了一颗肾脏后相当绝望。对于沈云切除肾脏之前发生的胁迫,家人知道得不多。惟一可以确定的来自他为数不多的自述:身份证、手机、钱等被黑中介扣押,失去了人身自由。 胡杰则愿意对外界讲述他的遭遇,他承认自己知道买卖器官违法,但抵挡不住的诱惑仍然源源而来:对身体并无大碍,还可以得到4万块钱。带着这些来自黑中介的美妙许诺,今年1月30日夜里在山西临汾火车站,一个叫王海强的供体中介接到了他。 第二天上午,供体中介王海强与受体中介小卢(音)见面后,便安排肾源“供体”与“受体”之间的会见。会见在一辆车内进行,胡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后排是受体和受体的妻子、姐姐。 “受体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就看了我一会,也没有说什么”,胡杰当时没有感觉到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在掌控中被安排的人,“后来中介和他们互相谈”。 随后两天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即便是理发,身强体壮的中介王海强也亦步亦趋跟着胡杰防止他逃离。在两位中介的“看护”之下,胡杰在临汾市人民医院做了血常规、尿常规和肾功能等常规检查。 常规检查之后,临汾市长良医院随即接手。两个代表长良医院的中介把胡杰带到河南郑州,分别在郑州武警总医院和郑州三院,检查肾血管造影和淋巴毒配对、血液配型。结果在当天迅速拿到。在回临汾的路上,胡杰听到中介们用专业术语说:供受体配型配到4个点,属于百万里挑一——这将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配型。 从郑州回来后,胡杰晚上一直睡不着觉,他甚至有些希望检查没有通过。在临汾的几天里,一直在旅馆房间里看守他的中介王海强,总是摸着自己身体左侧的手术伤疤叫疼。 王海强本人也卖了一颗肾脏,为了向胡杰证明卖肾对身体没有伤害,他与胡杰扳手腕时赢了。胡杰有时候表现出反悔之意,他就叫嚷着要胡杰赔偿所有的体检费用。 第二天,一个叫做秋哥的东北人出现在胡杰的旅馆房间,一边叫骂,一边从胡杰手上抢过了手机、身份证、银行卡和行李。“别想走出临汾,只有做了手术才能拿回你的东西!” 临汾长良医院——肾没了 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到下决心的时候了。中介们把胡杰带到临汾长良医院三楼病房,跟受体面谈。胡杰说不出什么成句的话,只是痛哭。 反倒是受体,那个高大的、因为索求肾源曾被骗过几十万元的山西年轻人,开始安慰胡杰,“你不想做就不做了。反正体检也就花了一万多块,我出得起。要是用你这个肾,我一共得花三十多万呢。” 器官贩子们一拥而上,当面给胡杰放下狠话,如果不做手术就“赔钱”,甚至“要了你的小命”。他们将胡杰带到临汾一个叫“天都水疗”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中介们和主刀的医生聚满了一个房间,这时候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黑中介强令胡杰面对患者要笑,不要哭。 大半是恐惧,小半是顺从,胡杰在1月6日晚再次被带到长良医院的三层。手术前的一段时间,他独自找机会跑下楼梯,发现医院的玻璃门已经锁了,两个门卫一男一女看着,红色羽绒服跑出来把他追回去。第二次他从医院楼宇的小门跑出来,迎面撞到两个器官贩子守在那里。红色羽绒服再次追出来。 刚刚被拉入三楼手术室门里,一名叫曲贤的护士和麻醉师迅速脱去了胡杰的衣裤,只剩下内裤时胡杰抗拒地躲到一边。两个守住门口的中介又把他堵了回去。胡杰被拉上手术台,一大一小两个针管的麻醉剂分别注入手腕和手背上。最多两分钟,胡杰失去了知觉。 主刀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周围的人都称他为“教授”,这是胡杰完全陷入昏迷前的最后一点记忆。 坐在记者面前回顾这段经历时,胡杰承认自己恐惧之下的反抗不够坚定,但当时摘肾“绝非自愿”。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拼死抵抗。他的肾被切除后,没有任何痕迹,没有病历和法律规定的近亲捐赠和知情同意书。胡杰遭受的,是一次彻底的医学侵犯。他清晰地记得手术前,那颗肾脏的“受体”问医院的护士长曲贤是否签协议,曲贤回答说:我们医院做了很多例,从来不签协议。 沈云的情形略有不同。在南昌的医院里,当他的父亲看到他在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后,彻底蒙了。循着相关规定和法律,家长多次反问医院,沈云遭受的,到底是不是一次合法的移植? 沈云的父亲为此专门查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第十条为: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赠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场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移植前,需说明人体器官来源的合法性。 沈云家人从主刀医生那里得知,法律所需要的供患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双方户口所在派出所户籍证明、供体和受体的亲属关系证明、自愿捐赠同意书等材料,全部是伪造的。 沈家甚至找到了沈云的受体。在南昌的一家医院中,他们见到了那个接受了沈云的肾的陌生男人,沉沉地卧在病床上。家属告诉沈家,他们买肾的价格,远远超出沈云所得的4万元。 医院的回应——“护士的个人行为” 手术过后两周,胡杰回到广州番禺,他发现自己的虚弱远远超出想象。 原本120斤的体重降到了102斤,浑身乏力走路困难,疼痛之下总要弓着身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下床。大便带血,小便时腰部更疼。说话大声一点,伤口连带着整个胸腔一起疼痛。 春节之后他尝试联系长良医院请求治疗,但医院不予理会。他再次想到了网络,决定公开自己的遭遇,将自身的经历投掷网络。汹涌舆情之下,2月24日早晨8点多,临汾长良医院那个叫曲贤的护士长给胡杰的户头上汇了25000元。下午3点,这位护士长给胡杰发了一条让他“道歉”的短信,叫他依照原文,用快递向临汾市卫生局和长良医院表态: “我供肾是经一山东中介介绍,开始安排到山西临汾长良医院做手术,去了后医院说不能做这种手术。中介就把我拉到南方另一家医院做了。在网上发帖我只想披露黑中介买卖肾源一事,为了不暴露真实的手术医院就用了没做手术的长良医院。后来有人向我调查我也是这么说的。现得知长良医院因此受到很严重处理,心里很不是滋味,连累无辜的人员受害深感抱歉,特此声明。胡杰。” 卖肾事件公开后,广东省的卫生监察部门主动为胡杰查体,确认了他的左肾已被取走。山西省卫生厅和临汾市卫生局先后介入调查,目前已知,长良医院被罚款三千元并停业整顿,曲贤被羁押,而医院院长陈新安、麻醉师和主刀医生不知去向。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器官中介们已被警方锁定但尚未归案。 按照山西省卫生厅的说法,去年10月两个“受体”举报长良医院非法进行器官移植,但调查未发现相关档案或者病历。此番胡杰案发后,已知长良医院并不具备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资质,但护士长本人具有行医资质。医院再次试图撇清责任,向调查的卫生部门出了一个盖有公章的文书,声明此番盗肾“是护士长个人行为”。 喜欢粤语老歌的胡杰将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挂在自己QQ签名档上,他决定维权到底。3月7日他再赴山西临汾,警方因此立案,但警方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器官中介们身上。 在仔细研读法条之后,沈云的家人却发现,类似器官被盗的案例,司法追究从未降临到医院和医生的头上。他们决定向医院讨个公道。在与医院谈判之后,他们向江西省卫生厅举报,要求追究医院的责任。 医院最终选择用合约的方式来化解危机。医方与沈云的家人签署协议:同意支付一部分钱,但条件之一是沈家不能公开维权。 胡杰却没有得到来自医院方面的任何说法,临汾长良医院在他向山西警方报案后的表现,与手术期间一样冰冷。在肾脏被摘除后的第4天,医生就拔掉了导尿管。在长良医院病房的那几天,他疼得无法忍受,上厕所10米远的路需要走10分钟。他的嘴唇干得开裂,但没有一个护士给他倒杯水喝。 中介们在他昏迷的时候归还了他的手机、银行卡和行李,就放在他长良医院病房的床头。他打开手机,看到银行的入账短信。中介们没有如约给他打4万块,只是给了2万7千块钱。自己的肾,连同它的价格,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手术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请出”医院,自己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手术后第10天拆线;手术后第12天,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打工地广州。而今15厘米长的伤口连同粗壮的缝合痕迹,像蜈蚣一样盘踞在他腰间的左前方。 胡杰的父亲在2月底才知道他的遭遇。胡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他惟一能做的,只是跟胡杰抱头痛哭。 手术之后,胡杰再也联系不上自己肾脏的受体——那个年轻的山西人;他更找不到那些曾经诱骗、威胁和拘禁过他的中介。山西警方最近给他的回应是:“器官贩子们都逃了,案子还在查”。他要找个说法的希望,似乎跟他已经失去的肾脏一样难寻踪迹。 (根据受害者的要求,文中沈云为化名,相关医院隐去具体名称) 相关日志 暂无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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