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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新世纪周刊:地沟油哪去了?

财新《新世纪》 2011 年第29 期 出版日期2011 年07 月25 日   财新《新世纪》 记者 于达维 崔筝     北京泰丰楼饭庄后厨,每周提供约40 公斤废油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图为海粮鸿信的崔师傅从油水分离器中取油。李漠 摄   北京前门西大街,泰丰楼饭庄。海粮鸿信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海粮鸿信)的崔师傅走进厨房,打开灶台边的一个不锈钢铁箱。这个铁箱名叫“油水分离器”,废弃的餐厨油在箱子里静置分层,分离出的油留在上部,污水通过下部管道流入下水管。   这天是2011年7月7日,是海粮鸿信在泰丰楼每周收集一次地沟油的日子。漂着食物残渣的油,已经蓄至大半箱。崔师傅和同事将电泵机的管子插到滤盒里,黄褐色的油随即流入一个白色大桶之中。这家公司还有一个夜间行动队,专门收集麦当劳等门店的废油。然后,这些“地沟油”会被送到数十公里外的河北固安,用于制作生物柴油。   近段时间,地沟油变身飞机燃油的消息,引来了中国公众的热切关注。6月29日,荷兰航空一架搭载171名乘客的波音737-800型飞机,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巴黎。为飞机提供动力的,一半是传统化石燃油,另一半是源于废弃餐厨植物油的生物柴油。荷兰航空由此成为全球首家使用地沟油进行商业飞行的航空公司。   地沟油在国外已经帮助飞机上天,中国消费者却被地沟油回流餐桌的事实深深困扰。“大部分地沟油流入餐桌”、“每年两三百万吨地沟油被食用”之类的论述,刺激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   据财新《新世纪》了解,尽管中国政府多年之前就三令五申严控地沟油的流向,规范餐厨垃圾的收运和处置体系,但始终未能堵住地沟油重新流入餐饮业的路径。与此同时,很多经过政府部门招标的正规地沟油处置企业,陷入了无油可用的尴尬境地。   中国地沟油能否寻找到适当出路,不仅左右相关生物柴油企业的生死存亡,更关乎公众的食品安全。   “地下油田”   地沟油学名为废弃食用油脂。地沟油分为三类,一是狭义的地沟油,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宾馆、酒楼的泔水经过简单加工、提炼而成;二是劣质猪肉、猪内脏、猪皮加工和提炼后产出的油;三是用于油炸食品的油使用超过一定次数后,不能再使用的老油。   海粮鸿信董事长黎东说,从理论上讲,狭义的地沟油,或者说纯地沟油回不了餐桌,因为其加工成本太高。废弃的老油等地沟油则可以。   地沟油可能含有黄曲霉素、各种病菌和重金属,再次食用是不安全的。但是,上海中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中器)副总经理徐振业说,地沟油不像三聚氰胺,当时吃了可能不会有什么事,就算是以后患上癌症等疾病,也很难证明与地沟油的关系,非法生产企业因此有恃无恐。   他透露,现在上海餐饮业的发展已经与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估计每天至少产出150吨地沟油,“其实上海有个地下油田。”   但是,他估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沟油得到正规处理,其余三分之二的地沟油均重返餐桌。在上海,只有环卫部门具备餐厨地沟油的收运资质,而环卫部门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这件事,一批人士看到地沟油收运过程中的利润空间,就挂靠在环卫部门,成为上海地沟油收运的“正规军”。   徐振业说,有的收运企业去饭店收油时,车上有好几个桶,其中一个桶特别干净,专门装厨师长特别保留的品质比较好的油,这些油绝大部分会重返餐桌;颜色比较浅的可以卖给制造饲料油的企业,名义上是饲料油,其实就是给人吃的;只有那些颜色最深、品质最差的油,才会卖给具备地沟油处置资格的上海中器和上海绿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绿铭)。   2011年4月,上海中器向上海市市容局废管处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分别提交关于公司面临缺料停产亏损、大量地沟油流出上海的紧急报告,并指出地沟油收运价涨幅较快,致使企业巨额亏损。   一个月后,废管处答复称,上海中器完成设备建设和运营的时间延后了三年,这段时间内本市收运的废油脂无法在本市进行处置,本市收运企业因此与外省市废油脂处置企业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并签订供油合约,合同履约和终止有一定过渡期。   废管处并未指出上海的地沟油供给了哪些外省市企业,出于运输成本考虑,上海的地沟油只可能运到邻近的江苏和浙江。而江苏、浙江的正规地沟油处置企业屈指可数,上海的地沟油到底有多少流向非正规处置企业,仍然是一个谜。   江苏苏州惟一的正规地沟油处置企业——苏州市洁净废弃植物油回收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还表示,目前公司对苏州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进行一条龙处理,并未采购外地油源。浙江嘉兴东江能源一位负责人也透露,虽然公司收购来自上海的油源,但价格与上海相比没有优势,而且不会与送油方签订长期协议。   目前,上海市共有19家有资质的废弃食用油脂收运企业和79辆废弃食用油脂专用车,均归废管处管辖。财新《新世纪》记者致电其中几家企业,对方均否认将油送到外地,并表示由于出现太多“游击队”,他们自己也难以收到油。负责卢湾、长宁部分区域地沟油回收的上海环洁废油回收有限公司负责人宋安龙表示,由于他们收油是不付钱的,许多饭店都把能够加工成假冒食用油的“老油”偷偷卖掉。   截至发稿时,对于财新《新世纪》记者提出的上海地沟油外流问题,上海市市容局未给予正面答复。   地沟油歧路   早在2003年,泰丰楼饭庄和北京一些餐馆就装上了油水分离器。黎东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们希望从源头上解决地沟油排入河道和市政管线污染环境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希望解决地沟油返回餐桌危害健康的问题。   海粮鸿信是一家正规企业,获得了北京市市政市容处收购地沟油的行政许可。在公司库房,收来的废油被倒入一米多高的油罐,然后送往中德利华石油化学有限公司(下称中德利华)位于河北固安的工厂。   目前,这个工厂的一期工程已经建成。厂区正中矗立着八个干净的红白相间的成品油罐,与下面码放的沾满油污的铁皮原料油罐形成鲜明对比。   在加工车间,闷热的厂房里弥漫着呛人的油腻气味。送来的地沟油混杂了少量的水和食物残渣,首先要经过预处理,再经过脱甲醇、添加配料、脱水等程序,制成黑褐色的粗甲酯。经过蒸馏精制之后,最终变成透明、浅黄色的生物柴油。   中德利华固安工厂技术部经理马涛表示,他们的原材料来源于食用油榨油所剩的废油和地沟油。   2008年4月,北京清研利华石油化学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清研利华)与德国方面合作的这个年产10万吨生物柴油项目落户固安,其中一期工程为年产4万吨。约两个月前,一期工程建成投产。   清研利华技术总监鲁西诺说,他们的产品可用在三个方面:柴油机动车燃料、中央空调和发电站的燃料,以及作为化学试剂,如增塑剂和农药活性剂。   不过,和国内很多同类项目一样,这个项目正面临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因为非法生产商在与其争夺油源。鲁西诺表示,“正规军打不过游击队”,非法生产商收购地沟油的价格大概是每吨6000-7000元,他们的价格是5500元,还不包括税收;非法生产商提取出来的油流回餐馆可以卖到每吨9000-10000元,他们只能卖出每吨7000多元,与成本相差无几。   “那些散兵流勇的家族企业一个车,一个大勺子,两三个人就可以干,成本非常低,是暴利的。”黎东说。   从2008年开始,北京市陆续出台限制地沟油非法流向的政策。但在黎东等看来,真正落到实处的没有几个。他透露,在一些大型餐饮企业、机关和学校食堂,废油成为餐厅业主、厨师长或相关人员的一项额外收益,早已是业内默认的潜规则。北京某大学的食堂后勤人员,每年要从油贩子那里拿走十几万元回扣。   “泰丰楼不算是大客户,这周只收了不到40斤油。”泰丰楼饭庄经理李万家表示,“直到现在,还是有少量的油进入下水管道。积上一段时间,就会有人骑着三轮车在附近的下水道淘油。”   生物柴油企业无米之炊   在上海,相关生物柴油企业面临更大的困境。7月6日上午,财新《新世纪》记者来到上海奉贤星火开发区的上海中器,见到几座十几米高的反应罐多已生锈,偌大厂区仅看到十几个人在工作。公司技术总监杨建斌说,公司起步时大概有100个人,后来不得不陆续裁掉了一半以上的员工。   2005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在国内率先将餐厨垃圾处理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该法令规定,餐厨垃圾必须集中收运和处置,收运企业和处置企业由上海市市容局招标确定。   随后,中石油旗下的上海中油洁能环保有限公司(下称中油洁能)与上海绿铭成为中标企业。中油洁能与日本大器株式会社共同投资3800万元成立了上海中器。日本大器是专业处置地沟油的企业。在日本,地沟油由环卫部门专门收购,企业生产出来的柴油供环卫部门的车辆使用。   2009年初,上海中器取得试生产许可和经营许可,日处理能力约40吨,年处理能力12000吨。该公司副总经理徐振业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日处理40吨的依据是市容局和上海大学循环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的调研,当时上海每天地沟油产量在80吨左右,两家企业分的话,一家差不多40吨。根据协议,市容局应保证下辖的收运公司将上海市地沟油全部送至这两家公司。   但他们得到的原料始终不够。上海中器2009年累计处置1760吨地沟油,2010年情况稍好,处置了2700吨。其中,2010年3至5月,上海世博会前严打非法地沟油的时候,上海中器的地沟油原料一度达到每月500吨。而平时只有每月两三百吨,有时甚至只有八九十吨。“地沟油现在都哪去了,难道世博会完了大家都不出去吃饭了吗?”徐振业说。   由于没法得到足够的地沟油原料,上海中器的生产难以为继,合资的日本大器已经与中油洁能签订股权托管协议,退出了管理。据说,这家日本公司认为上海市市容局没有诚信。   日本大器一开始以为,既然是政府招标的项目,肯定百分之百成功。但三年下来,政府部门提供的原料始终不够,原料价格也直线上升,从最初的每吨1200元涨到2009年初的4000多元,而当时柴油价格为每吨5000元。如今,更是超过5000元才能从收运企业拿到油,而食用油作坊的收购价格在每吨5500元以上。   徐振业表示,他们到市容局要油的时候,对方的回答是别人出的价钱高。“他们把地沟油当做一种资源,认为应该市场化,而我们认为地沟油在没有得到无害化处理之前,是一种危险品。”   2011年3月,上海中器曾经向市容局提出,能否拨出一个区,由他们来具体负责餐厨垃圾收运,给区里的餐饮企业安装油水分离设备,每辆运输车都用GPS跟踪,便于社会监督。但至今没有回音。徐振业说,“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把环卫部门的财路给堵住了。”   此外,徐振业说,日本大器还发现,中国的地沟油品质非常差。在日本,收到的地沟油基本上是炸老的油,在厨房已经完成油水分离,没有太多杂质,而中国的地沟油杂质太多,做出来的生物柴油是酱油色的。   另一家中标单位、投资额达8000万元的上海绿铭情况更糟糕。自2008年6月正式运营以来,该公司年均亏损额900万元,目前已经停产。   问责监管   尽管境况不好,上海中器和中德利华等企业并未放弃这个行业。“虽然是微利,但大家愿意做,因为未来的前景好,觉得政府将来肯定会规范。”清研利华技术总监鲁西诺说。   上海中器和中德利华等企业进入这个行业相对较晚,已经算比较幸运的了。在他们之前进入的那些企业,很多已经倒掉,因为那时国家的政策更少,对地沟油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没有现在这么重视。   地沟油回流餐桌问题早已受到媒体关注。6月底,新华社报道再次揭开地沟油非法产业链的冰山一角。报道显示,天津、河北等地均有加工厂,可将泔水、反复烹炸后的废油、屠宰场废弃的猪肉边角料、鸡鸭脂肪等提炼成透明清亮的“食用油”,且样品检测结果符合食用油的一般指标要求。   鲁西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们曾经委托中国科协一个下级单位调研。根据公开的推算数据,中国每年的地沟油原料约有300万吨,而地沟油正规处置产品只有80万吨,算上没报税的,总量不会超过120万吨。   对于地沟油的管理,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东平曾经强调,要铲除地沟油,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政府管理。   2010年初,何东平公开表示,中国每年回流餐桌的地沟油大概有二三百万吨。此数据一出,公众哗然,随后他改口称没有地沟油回流餐桌的证据。武汉官方更是声称,没有发现一起地沟油回流餐桌事件。   财新《新世纪》记者多次致电何东平教授,希望了解他目前的看法,均被他以在开会、工作忙等理由谢绝。   据鲁西诺介绍,国外在餐厨垃圾处理上已经有成熟经验。在一些国家,生物柴油所需的原材料由政府指定公司回收,餐馆开业时必须明确其地沟油销售给谁,签署协议之后才能拿到营业执照。餐馆如果没有卖给有资质的收购企业,或者有资质的收购企业如果没有卖给合法的加工企业,均属违法。   7月9日,有消息传出,北京卫生监督部门正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餐饮服务环节地沟油专项治理,餐饮服务单位凡违法购买、使用地沟油的,涉嫌触犯刑律者将移送公安部门。   有这样的措施,当然是好事情。但黎东表示,短期的打击可以解决一时,地沟油问题必须从政策上解决。在中国,还没有哪个城市从源头上解决了地沟油的回收、运输和管理,以及后期的深加工问题。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对于监管部门监管不力、地沟油照样泛滥的情况,却没有人监管,无人问责环卫部门。“如果小偷到处横行,难道警察没有责任吗?” © [email protected]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2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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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卫报 关于推特,脸书和阿拉伯世界起义的真相

核心提示:最近发生在利比亚,突尼斯和埃及的事情已经被称作"推特革命"――但是社交网络能够推翻一个政府?活动人士到底是如何使用网络的,请看我们的记者从中东发来的报道。 原文: The truth about Twitter, Facebook and the uprisings in the Arab world 作者: Peter Beaumont 发表:2011年2月2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罗解放广场上的脸书涂鸦。图片:Peter Macdiarmid/盖蒂图片欧洲】 想一想,中东和北非起义把埃及和突尼斯,巴林,利比亚联系到了一起,它的标志性画面应该是什么样呢?不是为胡思尼 穆巴拉克倒台而举行的庆祝,也不是开罗解放广场的战斗。甚至连这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突尼斯中部城镇西迪布吉德居民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也不是,这一标志性画面在别处……。 相反,一名拿着智能手机的年轻女人或男人才是标志性的画面。在突尼斯的麦地那,她把黑莓手机高举到空中,拍下一张首相府外示威的照片;一名愤怒的埃及医生, 蹲在急救站里,拍下一名头部被穆巴拉克支持者扔来的炸弹炸伤的男子;一名拿着自己手机奔跑的利比亚人,开着视频晃动模式的,被他前面的年轻人被子弹打穿头 部的情况吓了一跳。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社交网站发送到互联网上的图片。但是,发到互联网上的不仅是图片。一天早上,在解放广场,我坐在一位60岁的外科医生旁边,看着他开心地推着自己参加抗议的情况。如今的路障要防范的不是刺刀和步枪,而是手机。 评 论家们努力想象出这些起义的本质,他们试着把其它事情往里面套:要么是1989年东欧革命的阿拉伯版,要么是类似1979年推翻了国王巴列维的伊朗革命。 但普遍的是,他们通过媒体告诉他们的消息来试图让自己相信,这些起义是维基泄密事件造成的后果,是"推特革命",是受到了脸书的启发。 正如美国的媒体评论家杰・罗森所写的,所有这些产生了一组同样富有争议的回复文章,大多数作者远离中东。这些文章不仅对社交媒体对起义的贡献持怀疑态度,甚至坚定地否认社交媒体曾经起过任何的作用。 这 些人中的领军者包括《纽约客》的马尔科姆・格莱德维尔(《埃及需要推特吗?》),《新政治家》的劳丽・佩尼(《起义不需要"推"动》),甚至连线英国的大 卫・克拉维茨(《谁在为中东抗议助力?不只是推特》)。这些人都从某些方面争论说,早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就出现过革命。革命是由人民制造的,社交媒体怎么 会重要呢? 但是社交媒体参与了革命。对那些像我这样报道这些事件的人来说,社交媒体不可避免。 准确地说,在这些历史危机和转变的时刻,我们通信的方式十分重要。承载信息的媒介也在塑造并定义信息。社交媒体交流自我广播出的想法不受截稿期限和时间段安排的限制,它瞬间传送信息的特质,部分解释了这些革命如龙卷风一样在该地区爆发的速度。它也解释了这些在抗议活动中通常松散且没有等级的组织,在无意识地把互联网社交网络当作自己的模型。 在 最近同《赫芬顿邮报》的一次访谈中,罗森说,那些站在这场辩论任何极端一方的人都是懒惰、不准确的。"对社交媒体大肆抨击的观点,通常会以一个不安好心的 疑问开头(比如:突尼斯的推特革命?),接着以一种嘲讽的否定方式回答(比如:没那么简单!)。这看起来只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它们只是说风凉话的 两种模式。 "革命论拥护者只是在随意地进行社会变革分析,唱反调的是廉价的技术现实主义。它们都没有说清楚问题。" 【在贝鲁特的埃及大使馆前,一名抗议者举起抗议牌。图片:Sharif Karim/路透社】 罗 森是对的。当我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持怀疑的态度。但是我在突尼斯和埃及的现场目睹的事实(同样的事实也出现在利比亚和巴林)挑战了我的先 入之见。无论是"推特革命"还是"非推特革命"的说法,他们都没有准确地反映出现实。普遍的情况是,社交网络对阿拉伯起义的贡献,和它的复杂性,矛盾和被 误解的情况一样重要。 相反,特殊的地域因素(每个国家的人如何过网络生活以及各国如何限制网络),已经定义了社交媒体在我们今年看到的每次反叛中的重要性和冲击力。社交媒体在运动中的角色也取决于使用它们的团队是如何组织的。 在 茉莉花革命发生几天后,流亡的突尼斯商人,政治家和互联网活动人士塔拉克・梅基从加拿大回到了突尼斯。他受到了数百人的欢迎。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一千零 一夜》认识他的。这是一个他过去每周一晚上在YouTube上发布的视频节目,这个节目专门讽刺逃亡总统本・阿里的政权。 "我们通过在互联网上传视频把总统赶走了,这真是太棒了,"塔拉克在回来的时候说。"我们在网络上做的事赢得了信任,这也是革命成功的原因。" 在面对以《一千零一夜》为代表的外界和内部的异见的时候,本・阿里治下的突尼斯十分脆弱。突尼斯的媒体受到严密的控制,反对派也被极力地打压。政府不仅在网络上实行严格的垄断,而且屏蔽了大多数的社交网站――除了脸书。 突尼斯网络协会的主席,哈立德・库巴说,"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政府曾经想屏蔽脸书。但是这很困难。如此众多的人都在使用它,政府只能让步,(相比于放任脸书),它认为禁止脸书也许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事实上,在2008年的8月,突尼斯政府曾短暂地关闭过脸书一段时间(16天)。最后,网络活动人士威胁要关掉他们的互联网账户,政府不得不重新打开脸书。 库巴说,突尼斯当局转而试图干扰脸书上的内容发布。"如果他们知道你在脸书上,他们会试着把你转接到一个虚假的登录页面,盗取你的密码。" 尽 管有人认为突尼斯革命是一场推特革命,或者受到维基泄密启发,但是两者在突尼斯革命中都未扮演主要角色。革命前的突尼斯,在2000多个注册推特用户中, 只有200名活跃的推友。库巴说,维基泄密关于突尼斯腐败的页面,一出现就很快被屏蔽了。他和他的朋友试着建立起一些网站,以便他们的同胞可以看到那些内 容。无论如何,这些信息对于突尼斯人来说并非新闻。毕竟,"脸书很强大"。他认为在本阿里的独裁时期,突尼斯的社交媒体处于两个层面。几千名像他一样的极 客通过推特来交流,同时大约两百万人活跃在脸书上。前者的行动主义将信息传播给后者。 所有的这些留下来一个漏洞,一直持续到政府最终发起对脸书全面攻击的12月。突尼斯折磨和监禁博主,内政部里对互联网的审查的部门被戏称为"Amar 404"――因网站被屏蔽后出现的404错误信息而得名。 "社交媒体绝对很重要,"库巴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西迪布吉德自焚前的三个月,在莫纳斯提尔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但是因为没有拍摄下来,所以没人知道。而这次,当布瓦吉吉的照片被放到脸书上,每个人就都看到了。" 在这些国家都有政府审查的情况下,脸书承担到了媒体应承担的功能――信息源。在本・阿里垮台约一周后,在一场抗议前政权成员出现在新政府活动中,我遇到了24岁的呼叫中心员工努尔丁・波里。 他说,"我们仍然不相信新闻和电视。"在众多旧政权下的记者仍在工作的情况下,这个事实并不奇怪。"我在脸书和互联网上搜索新闻。"像很多人一样,波里成了对抗突尼斯旧政权的互联网运动中的一名小兵。 "我把业余视频放到脸书上。比如一位朋友得到了一些关于迦太基大道上的狙击手的录影,我会把它放到网上。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甚至在危机的时候也做。你分享视频和照片。就像你自己在写东西――或者自己在做事情一样――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巴林的一位女示威者展示她手机上一个受伤男人的图片。图片:Hassan Ammar/美联社】 如果推特对突尼斯革命的影响无足轻重,它对埃及的影响则大不相同。在组织推翻穆巴拉克的起义中,埃及更成熟更广泛的社交媒体环境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穆巴拉克政府命令移动服务提供商向他的支持者们发送短信息的方式――上周,卡扎菲也效仿了这个把戏。 在 埃及,抗议的细节通过脸书和推特传播,活动人士12页的对抗当局行动指南则通过电子邮件散发。接着,穆巴拉克政权,跟它之前的本・阿里一样,切断了国家的 互联网和3G网络。而取代社交媒体的是一个古怪的推特似的东西:在示威中高举招牌,上面写着第二天人们聚会的时间和地点。 阿联酋的专栏作家苏丹・卡西米曾在抗议活动中不间断地发推,传递信息和一些重要演讲的英文翻译。他认为,对社交媒体的影响的看法应有所保留。 "在阿拉伯之春革命中,社交媒体肯定发挥了作用,但是它的影响从内部被夸大了。埃及的网络曾被切断过几天,然而运动并没有停止。我放下工作,不顾休息,忘记吃饭,我的眼睛肿了,手指和手掌也疼。我不是突尼斯人,埃及人或利比亚人,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现在的利比亚面临着一个更加严重的互联网破坏,但是我们看到运动仍在不断推进。社交媒体的重要作用在于把新闻传到外界,博主和推友也能够把新闻传出去,不然这些新闻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主流媒体。" "这些信息在吸引全世界关注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外界的人会表达他们同被压迫者团结一心,甚至向自己的政府施压,促其作出反应。一些人会使用社交媒体来发布需要医疗救助,必要的电话号码和半岛电视台的卫星频率(半岛电视台的频率不断地受到扰乱 - 译注)等信息。" 事 实上,这些也是社交媒体在上周的巴林和利比亚表现出的最明显的影响。社交网站不仅提供了大部分对示威者镇压的图片,也用来广播医院寻找血液的信息,集合示 威者,向那些互联网服务中断的人提供国际拨号上网。利比亚的活动人士还请求埃及人跨国边界,向他们提供手机SIM卡,这样他们就能摆脱交流时受到的监听。 但是上面谈到的这些谈的都是社交媒体的通信能力。出生在埃及的博主莫纳・伊尔塔哈维说,社交媒体让这一地区边缘化的群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让他们说出"受够了"和"这就是我的感觉。" 从很多方面来看,人们现在在脸书和推特上做的事情,和异见博主们在起义的准备阶段一直在做的一样――都冒着很大的风险。在突尼斯的旧政权时代,和其它地方一样,发博文反对政府滥用职权的后果极其严重。 只是因为发表了一封他的法官叔叔要求司法独立的信,反对派网站《突尼斯杂志》的创办人祖海尔 叶海亚维被关进了监狱。 他在监狱饱受折磨和虐待,并于出狱两年后去世,死时仅37岁。他的叔叔莫塔告诉《卫报》,"他死于心脏病突发,但是他的心脏病在监狱里变得严重了。" 有一天,我在突尼斯遇到了博客"一个突尼斯女孩"的作者丽娜・本・梅尼。27岁的丽娜是突尼斯大学的语言学教师,自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以来,她成了曝光率最高的博主。她当时正在从她的家乡去西迪布吉德的路上,在她的博客和脸书按时做事件记录。 她说,"在西迪布吉德的事情发生后,第一批支援团体是通过脸书成立的,最开始的抗议也是在脸书上组织的。在其它任何事物都受到审查的时候,社交媒体就显得特别重要。" 这不是说,在社交网站上流传的每件事都是准确无误或者可靠的。这些故事不经编辑和干涉,必然导致了不准确。而事实证明,这些不准确的故事有时候却对反对政府有帮助。 这些故事从起义一开始就有了,布瓦吉吉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这个故事说,一位大学毕业生,无奈靠卖水果为生,在连卖水果的工作都不保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以自焚的方式。整个故事只有一个关键情节不是真实的。布瓦吉吉不仅没有进过大学,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 这个故事为什么被如此广泛地接受的原因并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在故事里加入了他们觉得可以起作用,但未必真实的材料。有一段视频被放到社交网站上,并注明是最近伊朗的一次集会,实际上是2009年的一次抗议。但是事情真相却是推友们的一个骗局,真是够讽刺的。 但 是,社交媒体能在革命中不断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便是主流媒体,比如总部位于多哈的半岛电视台,对通过从脸 书,YouTube和推特流传出的新闻资料的强烈依赖。这种安排意味着在某地拍摄的视频最终还是向新闻发源地广播――而在此期间,半岛电视台一直设法躲避 对它的信号屏蔽。 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最能给本文做一个总结。在到达突尼斯的第一天,我在一次示威活动中遇到的一群年轻人。我问他们在用手机拍什么。 "拍我们自己,拍我们的革命。把它放到脸书上。"一个人笑着回答我,好像我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这是我们告诉世界现在在发生什么的方式。"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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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置顶」:OMM:言论(试验)

这是OMM尝试推出的新栏目,摘录新闻当事人言论,附消息背景与媒体名称。由媒体人 Jack 整理,两周发布一次。希望得到大家反馈,谢谢! “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局长郭东波 22日,网络上流传一份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局长郭东波雷人官腔的音频,称“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24日,当事人郭东波承认确实说过此话,但是这些话有特定语境。他表示向广大群和众网友道歉。 京华时报 “今年以来,因城市整治,多路段开挖,对大家的工作生活带来的不便和影响,我代表市政府,表示深深的歉意!” ——兰州市市长袁占亭 25日,兰州市市委市政府举行市民见面会,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近200人参加了此次见面会。见面会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方式,向大家介绍了市政府近期的重点工作,当面听取了市民的建议意见。对因城市建设中暂时产生的不便,袁占亭向市民表达了歉意,做了说明,并回答了市民的提问。 新华网 “联名意见书只算一张反对票” ——番禺区城管局垃圾处理办有关负责人陈伟东 23日上午是广州市城管委和市城管局联合接访的日子,住在番禺会江的许多居民再次来到接访现场表达反对意见。但是番禺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区政府在征集意见时,要求居民提供真实姓名和电话、住址等基础信息,以确保这些意见是真实的。但目前收到的意见书上只有居民的签名,没有其他信息,因此只能算是一份意见。 南方日报 “即使接通了,也就是哼哼哈哈两句,解决不了问题。” ——北京某IT公司CEO吕岩 工商局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民政局的3个号码,一个没人接,一个是传真,一个一直占线;想联系公安局,打114查号,只有一个传达室电话,打过去居然是“错误号码”……北京市海淀区市民小江,给记者讲述了自己拨打多个部门电话的经历。 中国青年报 “房产税试点的意义在于探索合适的税制和可行的征税机制。按目前试点城市的方案来看,房产税收得越少说明房产税试点越成功,并表示房产税全面开征难度很大。”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 今年1月27日,重庆、上海两地同时出台房产税实施细则,并于当月28日正式试行。据报道,截至4月底,重庆房产税税收收入70余万元,上海房产税入库税款为百万元左右。因此,有人质疑试点城市房产税征收规模过小。 京华时报 “联合利华很‘杯具’,就是说了声要涨价,结果被罚款了200万元;康师傅悄悄地减少面饼,没有被罚款;可口可乐也悄悄地降低了容量,也没有被罚款;可见,涨价这事儿,能做,但是不能说。” ——网友 据北京媒体报道,北京部分商超联合利华的力士和夏士莲24日也开始涨价。但对于为何要涨价,联合利华仍继续沉默。而国家发改委表示需调查核实后再回应。而一些本土品牌在成本的压力下涨价动力也较强,正在坐等看戏。 广州日报 通过比武提升他们科学理财的水平 。 ——江苏省军区后勤部部长常高潮 南京军区建立现代后勤财务保障人才全程培养新模式 CCTV7 “你投诉没有投诉到一定程度,你在下面皮毛投诉不顶用,你要往上走嘛。” ——西安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一负责人 西安市民薛女士因噪音污染投诉五年无结果,而当她准备依法维权时,西安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一负责人不但拒绝提供噪音监测,还说事情没解决是“因为没有投诉到一定程度”、“事情闹得不够大”。 西部网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09. | Permalink | 言论 Post tags: CCTV7 , 中国青年报 , 京华时报 , 南方日报 , 广州日报 , 新华网 , 西部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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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洛杉矶时报》: 中国“红歌”运动中的虚假音符.

核心提示: 党的九十岁生日之前,人们为之大唱赞歌。   “红歌”运动始于重庆,由一位野心勃勃的党内人物发动。有人看出了其中的文革阴影。   来源: 《 洛杉矶时报 》 , 2011 年 6 月 3 日 , http://goo.gl/ZMq6u 作者: Barbara Demick 译者:匿名 校对:南山 【中国重庆】——尽管 Vicy 张的音乐品味已经到了欣赏玛丽亚・凯莉和诺拉・琼斯的水平,但在收到去一个建党 90 周年纪念活动上为毛泽东唱赞歌的邀请时,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怎么可能拒绝呢?”张说,她今年 26 岁,是重庆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她希望能入党并找到一份公务员的工作。“我觉得这种活动很无聊,也毫无用处,但我不敢对它说不。” 上个月的这次活动有 1 万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参加。虽然张当时穿的是晚礼服,但其他学生则穿成了红军战士的样子,戴着红肩章和臂章。在大学田径场,他们扛着红旗,和着军乐的节奏手舞足蹈,这些音乐让人想起 1966 年左右的中国。 这些音乐作品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节选:他指给人民解放的道路 /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和《跟着共产党走》(歌词节选:你是灯塔 /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 你是舵手)。 全中国到处都在以唱歌跳舞的方式向共产党表达敬意。“红歌”运动始于重庆,发动者是当地党委书记薄熙来,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客,这项运动被看作是他争取政治局位置的一个手段。   “ ‘红歌’以一种简单、真诚和生动的方式描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国家新闻机构援引他十一月份的讲话说。“这有不需要多高的艺术性 .... 只有半吊子才喜欢那些晦涩的作品。” 随着 7 月 1 日的临近—— 1921 年的这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红歌现象已经传遍了全国各地。   在北京的地铁上,电视屏幕展示了地铁系统的员工参加一个“红歌”歌唱比赛的情景。在部分地区,一些卡拉 OK 夜总会开始限制播放台湾爱情歌曲,转而推行大陆爱国歌曲。 四月末,天安门广场上新近树立的孔子雕像神秘消失了。   据信这是强硬毛派分子做的,他们讨厌这个古代圣人,认为他是封建时代的遗迹。 对于批评家们来说,毛主义的复兴与文革中对政治正确性的疯狂追求遥相呼应。那是一段黑暗的历史,大约 3600 万受到迫害,其中的 75 万至 150 万被迫害致死。   “对那段历史仍有记忆的人看着现在这种现象,不禁想到中国是否还会回到那样的残酷时代,” Alan 张说,他是一名刚刚毕业的法律专业学生,他的另一身份是博客作者。和其他受采访的学生一样,他也只肯被引用英文名字。   “‘红歌’运动已经让重庆沦为了笑柄,”他说道。   重庆是中部西南最大的城市,也是当前红色复兴的最前线。   此地一直因当地人火爆的脾气、辛辣的食物和人民的热情而闻名遐迩。现在,在中国语言十分擅长的双关语中,这个大都市有时又被称为“ 西红柿 ”,和“西部的红色城市”谐音。 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重庆。   在 1966-76 年的十年间这座城市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坏,当时有两伙势均力敌的红卫兵集团从该市军火工厂抢夺到武器并发生火拼。当年激烈的战斗使得很多当地人不得不逃离家园。 由于受到这些历史事件的刺激,重庆的官员们曾宣称参加这项活动完全是自愿的。   “我们并不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歌唱和热爱红歌。我们寻求的是社会的广泛参与”,负责该项目的重庆官员许超在今年四月接受党控制的《环球时报》采访时曾这样说。 在重庆的大学校园里,那些应邀参加共产党周年庆祝活动的人主要是党员和预备党员,其中很多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入党是将来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发展的先决条件。   “如果你接到邀请你就必须参加,否者就会被视作是政治错误,” Owen 陈说,他是一位 24 岁的学生党员。“在我们国家,这就是那种事你不得不做的事情。” 邀请发出之后,学生们把红歌一词变成了动词,他们互相开玩笑说:“我被红歌了。你被红歌了吗?”参与这项活动意味着你得去参加最多一天两次的排练,一直到五月 11 日的表演。   “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带激情唱歌的学生,” Vicy 张说。 这不仅仅是不方便而已,学生们也都很讨厌政治。他们说那些表演看起来就像当年的“忠字舞”,文革期间每个人都必须那样跳,把胳膊从胸口指向太阳,以此来显示你对毛的无限忠诚。 在重庆宣传部门的命令下,重庆卫视不再播放电视剧,转而播放爱国主义歌咏大会。从 4 月 20 日至五月 20 日,当地报纸不得不刊登红歌歌词,以使民众熟记。 机场外,一个足有 7 层楼那么高的广告牌上,脸蛋红红的中国小学生和工人呼吁市民“唱红歌!传真相!提精神!“ 在公园,退休人员架好了便携式音响,就着歌颂毛的歌曲排成长队跳舞,甚至在沙坪坝公园也是如此——死于 60 年代后期武斗中的数千人就在它旁边的一个杂草丛生的公墓里埋着。   每周三和周五早上 7 点, 66 岁的退休教师曹星芬,领着一些退休人员就着红歌跳着精心编排的舞蹈。而他们跳舞的地方就在杰尼亚西服和路易威登包的广告牌的下方。 “这些歌曲节奏不错;和着跳舞很容易,”曹说,她身材娇小,满头银发,穿着红色睡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消防栓一样。 毫无疑问,有人是真的喜欢红歌,尤其是老一代人。共产党的进行曲就像是他们小时候的儿歌一样。   最近一个温暖的傍晚,十几个人在人民公园里飞旋舞动,他们的身影被附近一个美容院的霓虹灯照亮。   “我们很熟悉这些年轻时的歌曲。我们带着革命精神长大,我们也希望把这些精神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55 岁的蔡德容看着自己的妻子,擦了擦自己的额头说。他的妻子穿着一件黑白色的丝质礼服正在和女伴跳舞。 “我们的经济状况不错。我们想向共产党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一个中年妇女插话道。她叫张锦,跳了一会儿刚刚开始休息。 音乐刚停,一位和记者相邻地坐在石凳上的人却以响亮的声音提供了相反的意见,他更年长一些。 “这些人都不敢告诉你真相。   他们就着这些红歌跳舞的原因是他们脑子里只有这些东西。过去 40 到 50 年中他们别的什么都没听过。这些宣传歌曲早已淹没了普通的中国民歌,”这个叫吴佳庆的人说,他已经 60 岁了。“这就像是文革:他们使用这些大的活动和群众运动来掩盖社会问题。” 那些跳舞的人并没有对此表示不同意见。   他们只是在黑暗中翩然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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