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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秦晖:第三部门、文化传统和中国改革

  什么是第三部门?   如何界定第三部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主张用剩余法定义第三部门,即把它看成除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以外的一切社会组织的总和。康晓光先生认为应当从经济学出发,借助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概念为各个部门划定疆界。王绍光先生借鉴西方学者的定义,以民 间 性 、非 营 利 性、组 织 性、 自 治 性和 志 愿 性来界定第三部门 。而我认为从最基本的逻辑来讲,第三部门就是“以志愿求公益”的组织。   这里讲到的第三部门定义问题与下面涉及的“文化”定义一样,事关任何人文社会学科讨论是否有意义的基本方法。多少话语泡沫与假问题都起因于概念定义上的逻辑陷阱。后面要谈“文化”,我就先从“文化”定义讲起吧。在《文化决定论的贫困》一文中我曾提到一种悖论:设若某甲性喜吃米饭、喝老白干,某乙性喜吃面包、喝威士忌,我们就说二人各自属于一种“文化”,如果有一人群A都象某甲那样饮食,另一人群B都象某乙那样饮食,我们就名之曰文化A和文化B。   但如果某一人群C实行饮食自由之制(即其成员可以自由选择吃米饭或面包等等),而另一人群D则厉行饮食管制,只许吃某一种食品(许食面包而禁米饭,或者相反),那么这两者是否也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姑且称之为文化C与文化D)呢?   显然这两种文化划分是互悖的:在前一种划分里分属两种“文化”的人,在后一种划分里完全可以同属一种文化:吃米饭者与吃面包者都属于后一划分中的文化C。反过来说,前一种划分里同属于一种“文化”的人,在后一种划分中也会分属两种“文化”—比方说同为吃米饭者,如果他并不禁止别人吃面包,那他就属于文化C,如果他禁止,则属于文化D。更滑稽的是:在前一种划分的意义上提倡文化宽容、文化多元或文化相对论,就意味着在后一划分意义上只能认同“文化C”而不能容忍“文化D”,即在这一划分中“文化宽容”之类命题是无意义的。而如果在后一划分中主张文化宽容(即认可文化D的不宽容原则)或文化相对(肯定D与C各有价值,不可比优劣),那在前一划分中的宽容、相对云云就全成了废话。为了使“文化讨论”有意义,在逻辑上就必须排除后一种划分。这与讨论者的价值偏好无关。你可以喜欢饮食管制,你可以说这种“制度”很好,或者说这种“规定”很好,但不能说这种“文化”很好,否则就没法跟你对话了。   因此“文化定义”尽可以千奇百怪,但都必须以承认价值主体(个体)的选择权为逻辑前提。即它只能意味着“我喜欢如何”,而不能意味着“我被要求如何”。我喜欢吃米饭和你喜欢吃面包是文化之别,但我被要求吃米饭和你喜欢吃面包,就决不是文化之别。喜欢缠足和喜欢隆乳,是文化之别,但强迫别人缠足和自己喜欢隆乳,就决不是文化之别。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和异端审判决不是文化之别。喜欢拥戴大贤大德和喜欢拥戴大智大能,是文化之别,但统治者的权力是否来源于被统治者的授予(即来源于后者的喜欢),就决不是文化之别。而只要不违反这一逻辑,“我喜欢如何”的现实边界模糊一些也无妨。有人对如今滥用“文化”一词很反感,如什么烟文化、酒文化乃至厕所文化等,但我以为在这方面不妨宽容些,承认不承认“烟文化”“酒文化”,无非关系到文化讨论是雅一点还是俗一点,上纲上线一点还是鸡毛蒜皮一点,但如果把自由、人权之类概念都弄到“文化讨论”里(象如今一些“后殖民文化”讨论者那样),那就把“文化讨论”弄成全无起码逻辑可言的一堆废话了。比方说,我们讲满清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是一种文化压迫,现在如果有人说,假如清朝当时不强迫汉人剃发易服那就是一种更严重的文化压迫,因为他们把“自由”强加给汉人,或者说,汉人反抗剃发易服就是一种更严重的文化压迫,因为他们想把“自由”强加给满人。——那不是胡扯吗?   因此我主张人文社会学科讨论中的概念定义应当遵循“理论逻辑清楚,经验边界模糊”的原则。回到“第三部门”概念的定义上,我以为绍光的研究对这一部门内涵的复杂性作了很有价值的分析,他概括的“五性”也反映了这一部门的基本特征。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握三个部门之间关系的基本逻辑,也没有反映三部门的划分与现代社会、后现代问题的关系。绍光对各国第三部门组织的独立性有尖锐的质疑,那么按“五性”标准这一部门是否存在都是个问题,为什么它还能有如此影响?“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组织自古以来就有(“剩余法”对此似乎不加考虑),但“公民社会”却是个现代现象,那么“第三部门”究竟是自古就有的,还是现代形成的?现实中象教会这样的组织,以“五性”度之无一不合,为什么人们一般不把它视为第三部门的一部分?为什么人们过去很少讲到这个部门,如今却感到它如此重要?我以为这些都是定义第三部门时应该考虑的。晓光提到的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public goods;private goods。我在书中把它译为“公益”与“私益”)的确是划分三个部门的重要逻辑前提,但只有公益私益的两分法是无法分出三个部门的。同时我还认为,对“第三部门”的定义不能离开另外两个部门的定义,而这些定义本身都是有历史演变的。   我在公益与私益这一维度外又加上了志愿与强制这个维度,两个维度形成四个逻辑组合:以强制提供公益的部门,这就是政府部门;以志愿提供私益的部门,即市场(企业)部门;以志愿提供公益的部门,即第三部门;最后还有一个以强制提供私益的“部门”,它在前近代的传统专制时代弥漫于所有部门之中,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任务就是消除这一部门。   传统时代“家天下”的“政府”如黄宗羲所言,是“以我(统治者)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部门,“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它的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提供统治者的私益、而非社会公益的。只有在现代民主条件下,政府的强制来自被统治者的授权,受到法治的制约而只能用于公益目的。同样,传统专制下“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的“市场”与其说是自由(志愿)交易的场所,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如马克思所言,是“权力捉弄财产”、强制产生(至少是参与产生)私益的领域。只有在现代规范竞争的市场上,私益才只能通过志愿的交易来取得。换言之,只能为公益而强制的(民主)政府和只能以志愿取得私益的(自由)市场都是现代化现象,那么能弥补二者之不足的“第三”部门当然也是现代化的产物了。同样,以强制提供公益而不足的“政府失灵”(实即民主福利国家失灵)和以志愿提供私益而不足的“市场失灵”(实即规范竞争市场失灵)也属于现代问题,为克服这种现代性问题而产生的制度创新,即以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社团革命”为标帜的第三部门运动,在国际上也属于“后现代”潮流。但是现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发展中国家也兴起了颇有声势的第三部门运动。原因何在呢?我以为有三:其一,正如现代政府、现代市场都有其传统的前身一样,第三部门运动除了应现代性问题之需要而产生的制度创新性质外,也有其历史的源流,即传统民间公益组织与公益活动。因此也就会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与政府现代化、企业现代化并行。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有过这种“第三现代化”现象,只是不如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那样醒目。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在于其二:它们的现代化因其后发而受到发达国家的强大影响,后者的第三部门运动加强了前者的“第三现代化”势头,出现了社会公益自治与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互动的局面。其三,全球化时代已不可能有19世纪式的“纯粹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如今面临的实际上是超越传统问题与“现代性问题”的叠加,如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即属于后一类。解决这类问题的制度创新因而也就有了发展空间。   但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任务毕竟主要还是现代化、而非“后现代化”。因此它的第三部门运动应当有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这也反映在“界定”问题上。   由于经验边界模糊,现实中的三个部门不可能截然划分的很清楚。这就是绍光强调的独立性问题。但我以为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义是不同的:在前者那里,以志愿求公益的第三部门对以强制求公益的政府和以志愿求私益的市场机制的依赖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而第三部门与“以强制求私益”的界限则是一清二楚、来不得半点含糊的、早已解决的问题。一个接受政府资助的或有市场经营活动的公民志愿者慈善团体可以看作第三部门组织,但更独立于政府也完全无市场经营活动的传统教会或家族组织却不能算,原因就在于这些组织具有传统的人身依附色彩,而这比公民政府或自由市场更难与第三部门的性质相容。   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部门与以强制求私益的组织和机制划不清界限,才是个主要问题。以强制求公益的民主机制和以志愿求私益的市场机制,在那里都还处在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发展如果能与第三部门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那应当说再正常不过。在发达国家,“社会”领域的非“政治”化和非“经济”化都是理所当然,但在有些发展中国家,社会自治与政治民主及经济自由正应当互相促进,片面强调前者与后两者的隔绝反而不现实。当然,假如第三部门不是促进后两者的发展而是被传统政治传统经济(如上所述,它们都具有以强制求私益的性质)所融化,那就不妙了。   第三部门发展及其研究的意义   康晓光先生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领域成为最主要的改革对象,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领域的民主建设都将无法进一步发展。社会领域的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瓶颈”,第三部门的发展就是社会改革的反映。目前不必去纠缠政治改革问题,经济和社会改革完成了,政治改革也就水到渠成了。王绍光先生则说,不可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分开。对第三部门的认识是政府神话和市场神话被现实戳穿的副产品。发展第三部门对当代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方面,二是协助解决困扰我们多年的就业问题。正如Jeremy Rifkin《工作的终结》一书所言:由于技术进步,人类正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的工作会逐渐减少,新的工作机会主要将不是来自农业,制造业,甚至服务业,而是来自第三部门。因此发展第三部门意味着向后“工作”时代过渡,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改革,也有“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深刻含义。然而如今第三部门受到政府之弊与市场之弊的影响,对后两者的依赖是它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如今的问题恐怕不是什么第三部门或其他领域的人们“纠缠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传统政治在“纠缠”第三部门和其他领域。不过我也同意晓光的看法,即不能把宝全押在政治改革上。事实上各部门的改革总是互动的,任何先验的先后顺序之说,不管是政治先行、经济先行、还是象李泽厚先生讲的“四阶段论”,其实都是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讨论。问题在于这种互动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如果这种互动对旧体制构成正反馈,对新体制形成负反馈,那就是良性互动,否则就是恶性的了。而对于促成良性互动,各部门都有文章要做。   至于改革方向问题,从长远看当然我们很难同意“历史终结”说,把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看成“万岁”之制,但从当前讲,方向之争在今日中国的确已至少是暂时的退居其次。不仅是对市场与民主这两个“名词”,而且对它们的具体内涵,作为一种理想它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认同—这就是所谓“与国际接轨”。当然我强调的是“作为一种理想”,意思是说反对这一方向者固然不少,但这种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基于理想,而是基于既得利益。在经济上,如果说前些年还有不少议论刻意描绘乡镇企业(其实只是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的“新集体主义”,那么近年来的乡镇企业私有化浪潮(尤其在苏南)就给这种玫瑰色的描绘以沉重的一击。至于城市中的国营企业,如今的“主旋律”宣传的已既不是它的效率,也不是它的公平(社会保障),而是宣传“亚洲价值”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排斥、宣传工人应当“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在政治上,如今那种“东方比西方更民主”的宣传已经被“民主不能当饭吃,发展才是硬道理”所取代,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实质的民主”和“高级的民主”的说法已经被“发展中国家的人只能争取生存权”的理论所取代。显然,这里的分歧已经不是“民主到底是什么”,而是“民主是否太奢侈”了。   但方向的认同不等于斗争的缓解,更不等于中国的前途已定。事实上有时它反而使前途更加不确定。历史上这种例子并不罕见,我常用的一个比喻是:一个旧式大家庭往往不会为分不分家而打架,却会为分家不公而打架。因此,转轨时期第三部门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为社会公正做些什么。希望工程的成就和经验,我以为关键就在于此。第三部门的功能一向有“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两种类型,转轨时期显然前者更为重要,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应当面向弱者,面向转轨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进城打工者、下岗职工、退休、失业者、老弱病残妇孺等。不仅要给他们带来慈善性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争取参与的权利。实际上也就是要为弱者争取社会公正。   西方的第三部门尽管追求非政治非经济化,超脱于“主义”之争,但实际上不同的“第三部门观”一直存在,并且有明显的“主义”背景。绍光认为在冷战时期第三部门不受重视,的确如此,但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即第三部门运动恰恰是在冷战时期兴起的,各种“主义者”都对它寄予希望。正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左派力图用它证明“市场失灵”并发现一条非市场道路,右派力图用它证明“国家失灵”并发现一条非国家干预道路。冷战后“市场浪漫曲”维持的时间并不长,“现代性批判”风头又盛。因此“两种第三部门观”的斗争依然会持续下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新左派对第三部门寄予的希望更大些。绍光提到里夫金的<工作的终结>,其实这种观点最典型也最系统的表述仍然是欧洲的“新社会主义者”,如80年代在中国很著名的波兰“异端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他早在80年代末旧体制尚未崩溃时就开始探讨新技术革命造成“劳动的终结”(里夫金的书名或即受此说启发)。沙夫认为:   1、新技术革命进展出人意料,它有可能把因“现实社会主义”垮台使社会主义损失的时间大幅弥补回来。30年代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兰普曾说:如果以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它的破产会使波兰的社会主义推迟三、四代人。“然而,因为现在的事态发展比兰普预计的要快得多,特别是世界上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迅猛发展,这个时间可能大大缩短。……世界向新型社会主义(这个新制度的名称是否再叫社会主义并不重要)发展的步伐亦将加快。”   2、新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亡”。由此将引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变革:随着蓝领工人阶级的消失,继之而起的白领阶层并不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是什么高技术时代的新型无产者。因为在新时代知识就是资产,白领知识阶层便是有产者、中产阶层。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等概念将会消失。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提供的技术手段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将使“科学的计划”成为可能和必须,“自由市场”体制将不可存在。   3、劳动、剩余价值,无产者的消失改变了“剥削”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了社会矛盾。“因为这里不存在剥削人的劳动。但是却可以产生许多剥削人的新形式”,尽管对人的劳动的剥削将随着这种劳动的消失而消失。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将尖锐化,充分就业已经成为历史,采用现代化、自动化技术决不意味着增加就业机会,而是减少就业。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失业正在日益严重,欧洲联盟经济理事会已经通过决议,要在欧盟成员国中实行最低收入制。已经抛弃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将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   4、然而沙夫认为,在现行资本主义体制下用社会保障来对付结构性失业是行不通的。借助缩短工时,并把由此获得的富余就业机会在无业者中间重新分配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失业,只是一种治标之策,并没有触动问题的根本原因。甚至更加激进得多的做法,如欧共体开始实行的不管工作与否保证一份基本收入的措施,也不是解决办法。从失业者的短期利益来看,这种措施显然值得称赞,但它不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一旦由此产生的负担变得庞大时,即使最富有的社会也无法承受。此外,如果在较长时间采用这种措施,对社会、尤其是对年轻人恰好是有害的,它将成为败坏年轻人的最佳途径,并会引起社会的道德败坏。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一种“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而不是产生利润的就业),也就是一种新式劳动,它以另一种方式从社会那里获得资金来源。这就需要新的社会产品分配制度,以便为那些被自动化和电脑化排挤出传统劳动的整个社会边缘大军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也就产生了一个“集体经济的因而在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   5、这就要求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因为只有当逐渐消亡的雇佣劳动被由社会给予适当报酬的就业代替时,人们才能应付现代转变的要求。这是一场改造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为社会所必需和认可的就业文明的转变。作为第一步,社会必须至少采取两方面的具体措施:1、保障不再从事雇佣劳动(这是与失业不同的概念)的人们具有适当的生存手段;2、为人们提供有益的社会职业以取代传统的雇佣劳动。同时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仅是发达世界的问题。因为第三世界到2000年将拥有世界人口的85%,那里的结构性失业具有爆炸性,“不对全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还会面临一场全球灾难。”因此,“新型社会主义”一旦发生,便是全球性的。   6、新技术革命一方面导致了“小就是美”和高技术个体生产的可能,一方面造成了宏观经济计划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公与私、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将不存在,由此产生的不是个“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个“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走上这一社会的动力及所要求的左派组织也将与传统大不相同。[1]   总而言之,沙夫认为信息技术革命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将消灭“劳动”,引起根本性社会变革,最终使作为社会主体的知识白领脱离“产生利润的就业”而转入“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亦即转入第三部门(虽然沙夫没有用这个词)。这种“信息革命加第三部门等于新社会主义”的见解不管是不是又一种乌托邦,但他的确预示着继“市场神话”和“国家神话”之后可能兴起的“第三部门神话”,特别是在与“高技术神话”相结合的情况下。#p#分页标题#e#   但落实到中国的现实,我不仅同意绍光对这一“神话”的批评,而且可能更悲观一些。绍光所说第三部门在解决转轨时期就业问题上的作用如果能实现,我们也就差不多进入沙夫描绘的“新社会主义”了。但沙夫和里夫金描绘的前景都是以信息高技术经济排挤了传统工业之后的“后现代”情景。即使第三部门的体制性问题即所谓“慈善不足”与“独立不足”导致的“公益失灵”不存在,仅从经济发达程度而言我们离那一步也还很远。转轨期就业问题恐怕主要还得从劳动密集型经济找出路。过分急于产业升级可能都未必明智,更何谈脱离产业而到公益部门找出路了。   但这决不是说第三部门对转轨中的中国不重要,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靠第三部门解决就业,但应当可以寄希望于通过第三部门来缓解转轨时期社会不公正的压力,特别是为弱势群体多争取一些权益。当然,这也只能在其他两个部门的改革相应进步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指出这一点决非不重要,因为目前的确有一种声音,要求让政府卸除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责任,以发展社区服务和其他社会工作来取而代之。我认为这些行业当然应该大发展,就象其他非国有经济也应当大发展一样。但这不应当成为减轻政府责任的理由。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不仅市场机制远远谈不上发展过分,社会保障、包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也远远谈不上发达。仅就占人口80%之多的“农民”(不光是种田人)而言,他们之缺乏竞争自由(看看到处“清理农民工”的情形)和缺乏社会保障都同样惊人。尤其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保障积累已构成国有资本一部分、而国家又没有通过证券分配之类方式还资于民的情况下,卸除政府的保障责任无异于对劳动者的剥夺。所以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片面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能有副作用。英国的布莱尔宣称他的“第三条道路”是“既非福利国家,也非自由放任”,那是因为他们的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都曾经太多。而我们这个绝大多数人口毫无社会保障同时也很少有自由的国度,难道不应该走上一条“更多的福利国家,更多的自由放任”之路吗?   所以当前中国的第三部门实际上是在“规范竞争的市场有效”、“民主福利国家有效”的条件下发展的,这不仅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传统私有制下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没有历史上国有资本项下包含公益积累的问题),甚至也不同于其他多数转轨中国家(他们不仅在旧体制下社会福利远比我们发达,而且转轨后多已通过还资于民交出了公益积累)。简单地说中国的第一部门“太大”未必确切,实际上是这个部门的权力太大(因此公民自由不足)而责任又太小(因此社会保障不足)。因此中国的第三部门当然应该积极地负起自己的责任,却未必需要—更重要的是也没有这个能力—替代政府的责任。而在改革的基础上与政府充分合作,帮助它负起应负的责任,倒可能是中国第三部门应具有的“特色”之一。   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特征及其功能   康晓光先生认为,符合西方标准的第三部门在中国还不存在。中国第三部门的特征之一是“多样性”。另一特征是“双重性”或“半官半民”。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集权制下的“单一部门”结构,但也不是标准的多元主义模式或法团主义模式。似乎正处于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合作主义过渡的阶段,或者说是一种软化了的国家法团主义体制。王绍光先生反对讲“西方标准”,而“多样性”和“双重性”则是个普遍现象。世 界 上 完 全 独 立 的 非 营 利 /非 政 府 组 织 打 着 灯 笼 也 难 找 。不可夸大别国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第三部门的特点   前面两节中我已经就中国第三部门的特点谈了不少看法,这里我只想讲一点:中国第三部门的特点第一取决于它发展的特殊社会背景,第二取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当下的特殊问题意识,第三取决于中国其他两个部门的特点。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三个角度往往是互相矛盾的。绍光提出不可夸大别国第三部门组织的自主性,这对于破除“第三部门神话”的确是很有价值的洞见。但这里还是有个比较尺度和问题意识的区别。西方所谓第三部门的自主性,是在公民社会的背景下针对政府的资助和交易性收入而言,然而在另外的背景下用这样的尺度来比较,就会出现非常可疑的结果。例如北欧国家的第三部门经费依靠国家资助的程度常常高达90%,而中国第三部门从国家得到的资助极少,这是否能说明我们第三部门的独立性比他们大得多?这就象有人按西方的标准,以关税税率的高低来衡量贸易自由程度的小大,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时期根本无关税之征,你能说它是自由贸易的典范?   事实上,由于慈善不足导致志愿失灵的现象,在现代化早期的西方就曾引起过讨论。我在书中提到的所谓“理性福音主义”就涉及到它。如在1882—1902年间,法国依赖政府资助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人。1910年法国社区互助协会收入中只有18.6%来自捐助,其余都是国家资助与交易性收入。但过去人们似乎认为这都是“市场神话”与“国家神话”时代的事,如今第三部门的兴起则意味着人们已经超越了“理性福音主义”,形成了通过志愿提供公益的大气候。绍光提醒我们不要如此乐观,实际上如今志愿提供公益的部门即第三部门仍然要依赖于以强制提供公益的部门(第一部门)和以志愿提供公益的部门(第二部门),其独立性十分有限。   但仔细一想,这也不奇怪。假如人们真正解决了“慈善不足”而避免了“志愿失灵”,那我想西方人想象的基督千禧王国与中国小说《镜花缘》描绘的君子国便已降临人间,而人类也将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级文明状态。所以绍光谈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超越性和终极关怀性质。但同时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也确实是个尖锐的现实问题。无法摆脱“强制产生公益”和“志愿产生私益”的局限性,的确关系到第三部门的存在价值问题。   但是在我看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第三部门面临的最重要的还不是这种问题。例如:在这些国家假如第三部门对政府的依附只是由于政府资助了它们,那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这正如假使红色高棉学会了只是运用关税来调节贸易而不是公行劫掠,那已经算是很“自由化”了)因为事实上有时政府根本不资助第三部门,而第三部门仍然依附于政府。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克服“强制产生公益”和“志愿产生私益”的局限性,而是如何摆脱“强制产生私益”。如上所述,这个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和第二部门中都存在,中国当然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三部门依赖于“强制产生公益”的部门并不可怕,只要这种强制提供的确实是“公益”而不是私益。同样,第三部门依赖于“志愿产生私益”的机制也不可怕,只要它确实是通过志愿而不是强制来提供的。   换言之,如果第三部门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能够有助于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自身的规范化,能够促使政府的强制只能提供公益而市场中的私益只能通过志愿来提供,如果这种关系能够有助于消除“强制提供私益”的现象,那么,第三部门在这些国家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   这一切的成因   康晓光先生说:秦晖反对“文化决定论”。但比较研究说明政治文化或文化传统有深刻影响。中国NGO的发展是对计划失灵、集权失灵、市场失灵和民主失灵的功能主义式的反应。我不同意秦晖用大共同体、小共同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来透视现代化,尤其是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归结为个人与小共同体联合以争取个人权利。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改革模式下,个人权利的复兴正是大共同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大共同体主动地、自觉地通过摧毁小共同体(如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度,它们原来是大共同体束缚个人的工具)解放了个人   关于“文化决定论”,我想有些分歧恐怕来自对“文化”定义的理解不同。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我的定义,以便讨论能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我不同意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但如果要在“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两者中进行选择,我以为后者的谬误肯定比前者小。人们如今讲的许多“文化”之别实际上只是制度之别。比如许多人说西方人爱好自由,而东方人爱好道德。初听之似是,深究之实非。其实所谓不自由毋宁死,在西方也只是一种极致之言,有几人能做到?人类有追求自由的本能,所以无论西方东方,监狱如不上锁,犯人都要跑掉。但人类也有追求安全、希望受保护的本能,所以西方中世纪乱世之中人们普遍委身为附庸以求庇护,而如今也有刑满的犯人不愿“自由”地流浪街头而想赖在监狱里享受保障的事。无论西方东方,牺牲自由而换得保障、接受束缚而获得庇护、放弃机会而躲避风险、都可以说是人之常情。束缚多而保护少,或者只有束缚而无保护,人们便趋向于争取自由;保护多而束缚少,机会小而风险大,人们便趋向于“逃避自由”;而束缚与保护达到平衡,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就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契约。但广义契约由于没有形式化,其结清的成本很高:如果君不君,不能给臣民提供保护,则臣不臣就只能以“水能覆舟”的方式摆脱束缚了。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自然比“统治者权力来自被统治者授予”的形式化契约要大。   至于东方人的道德爱好之说,只要看看美国人是怎样折腾克林顿性丑闻而中国古代帝王有多少墙茨之丑却没有谁为此下台,就会明白真正的区别只在于专制制度下是统治者要求被统治者讲道德、民主制度下则是被统治者要求统治者讲道德,如此而已。明儒黄宗羲说中国的专制君主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则民主社会的公仆便须“以我之大公为天下人之小私。”岂公德与私恶而有东西之分乎?   文化决定论最大的毛病是往往将本来很明白的事弄糊涂。中国农村改革很成功而城市国企改革极困难,东欧的农民也不支持改革。为什么?不是因为“乡土中国”有什么奇妙的“本土文化资源”,而是因为我国的国企和东欧的农业体制都是束缚和保护的统一体(波兰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改革前是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个体农场制,那更是有保护而无束缚了),摆脱束缚就要付出失去保护的代价。而我国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受严厉束缚却几乎没有保护,摆脱束缚当然就成为古今罕见的“无代价改革”而民乐为之了。加之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发平分土地,起点平等而称公正。国企改革却是富方丈搞穷了庙却把小和尚们空手赶出庙门,不受抵制才怪了。这与“文化”何干?城乡不都是华夏子孙吗?要说“新文化”,不是在城里更多吗?   同样,俄国人在1905年普遍向往自由,自由派“既能说服小市民,又能说服庄稼汉。”而1917年小市民与庄稼汉都抛弃了自由派,即使没有布尔什维克抢权,也只能是民粹派专政。这不是什么“文化”有变,而是因为1905年他们深受传统公社束缚之苦,而1907年后他们却更受“分家不公”之苦。各种社会主义运动都能兴之于欧洲却不能兴之于美国,英国工党势大而美国社会党却已自生自灭,这也不是因为美国这个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有什么不同于欧洲的“文化”,更与英美经验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两大“传统”没有太大关系。移民在美国可以公平竞争,在欧洲则受封建遗产影响,机会被垄断,竞争不公正,这才是美国人远比欧洲人更认同市场竞争制度的原因。80年代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城市搞得很狂热,在农村就冷淡得多,农民往往同情被推翻的“西化”国王巴列维。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比城里人更“西化”,而是因为他们得利于巴列维的土地改革。所有这些如果用“文化”来解释,那还不治丝益棼吗?   这不是说我们只讲“共性”就得了,每个个案都有特点,不仅一国有一国的特点,一时、一地也有一时一地的特点。而且我以为历史学就是讲特点的,“共性”不妨让哲学家多讲点。所以我才在书中不仅突出如今作为非自由秩序及前公民社会的特定时代背景,而且强调了“大共同体本位”这一中国本土历史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点,我指出中国第三部门的形成道路不同于西方,她如今的使命不同于西方,她与其他两个部门的关系及其演变不同于西方,她内部的类型划分不同于西方,她的未来也会仍然有异于西方。   但特点就是特点,是不是一定要带上“文化”这顶帽子?我倾向于慎重些好。一是在如今的语境下谈“文化”动不动就会扯到“民族性”,讲“文化”优劣弄不好就变成讲民族优劣了。二是讲“文化”动不动就涉及“五千年”,也太“宿命论”了点。总之叫“文化”太沉重,不如有什么特点说什么特点吧。   关键在于过去与现在的种种特点之间有没有因果链?我以为历史是有因果关系的(因而历史可以解释),但由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历史中的因果只能是概率性因果,而不是必然性因果。由于任何不为1的概率之多次乘积只能趋近于零,因而从长远看人们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例如,若事件A导致事件B的概率为80%,事件B导致事件C的概率为60%,事件C导致事件D的概率为70%,那么事件A导致事件D的概率则仅为33.6%。因此“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所以如果明天的中国搞不好,那不能怪孔夫子,也不能怪马克思,而只能怪我们自己。别的事如此,第三部门的事,应该也是这样。   至于晓光讲的“共同体”,我想可能与我有定义的不同。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各种共同体,如氏族、宗族、村社、行会、宗教公社等都有内外两个基本特征,对内它是束缚—保护的依附纽带,对个性形成压抑。因而建立在形式化契约关系上的自由个人之联合,如现代政党(不是传统会党)、协会、企业之类就不是共同体。对外它是一种多少具有排他性和独立性的自治团体,不是科层化体制中的基层组织。因此象北魏元宏改革搞的“废宗主立三长”就不是要建立、而是要废除小共同体,而晓光讲的人民公社和“单位”就更不是小共同体,而是国家的基层组织了。   “大共同体”的确是我定义的一个新术语。过去学术上是把共同体与国家截然两分的。因为在西方历史上,个人解放与民族国家形成基本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个人摆脱传统小共同体束缚而成为自由公民的过程,也就是人际交往突破小共同体狭隘性而扩大到整个民族并使之成为政治实体即公民国家的过程,换言之,即国家形成意味着共同体的解体。但中国则大异于此,古代法家政治很早就打破了小共同体而在“编户齐民”的基础上建立了集权国家,然而个人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在集权国家之下受到比小共同体更严酷的压抑,我因此谓之大共同体。所谓“大”不仅指其规模远远大于村社、宗族之类,而且指其突破了血缘、邻里等“自然纽带”而以政治服从关系为基础;所谓“共同体”则指其同样是压抑个性的依附关系体现物,不同于个人本位的、作为自由公民社会契约的现代国家,而依然符合前贤从历史角度对共同体的定义:“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马克思)   我认为区分大小共同体与个人本位的公民国家具有很大意义。从历史上讲,它可以纠正那种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均田制说成“村社制度”,或者把中国传统的“编户齐民”要么看成独立的所有者(“大私有”与“小私有”)要么看成自治的村社成员的错误,以更好地解释历史。从现实来讲,它可以理解改革前的“公社之谜”:何以“小私有”传统悠久的中国农民会比具有土地公有、劳动组合传统的俄国村社社员更易于被“集体化”。可以理解1917年以后的俄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别:当年俄国土改消灭了个体农民,使俄国成了传统自治村社的海洋;而当年中国土改则消灭了本来就不发达的小共同体(宗族等),使农村彻底地“伪个人主义”化了,由此导致两国农民后来与大共同体博弈能力的巨大区别。   从这一解释出发,也就容易理解何以改革后一方面个性与个人权利得以伸展、另一方面从宗族到“庄主经济”之类的小共同体得以“复兴”,并可以对这种现象作出恰当的历史定位,而不致一会儿惊呼“封建”复辟、一会儿又大言从“本土文化资源”中产生了“后现代”。而在第三部门研究中,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历史到现实并进而展望未来的视角。在如今的中国,“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空间的确是从两个方面被填充的:“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和有现代意识(公民意识)但尚未具备独立性的组织。只要我们不是刻舟求剑似的拘泥于“西方标准”,但又还具有对时代负责的进取意识,就不能不考虑如何从这两个方面去促进我们的事业。   至于晓光说到的“政府主导型改革”,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确其定义。如果它是指政府许可的改革,那恐怕任何改革都是“政府主导”的,假如政府不许可而强行变革,就成了革命了。如果它是指政府中某些人或某些科层(象小岗村的生产队干部,苏南热心办企业的乡村组织)的推动,那不但多数改革、甚至连不少“革命”都是如此。发动法国大革命的贵族拉法耶特等人不也是“体制内精英”吗?而如果它指的是中央政府发动的改革,那大概城市国企的改革可以这样说,农村改革就不然了。作为农村改革第一波的大包干是农民们冒着极大风险(小岗的“生死文书”可见一斑)在1978年搞起来的,而当年年底(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一般认为改革已经开始之后)中央不仅重新颁布了略加修改的“新六十条”,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在同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中央农口负责人授意发表的《人民日报》“张浩文章”编者按甚至对“包产到组(还不是到户)”都严加批判。1980年3月,后来成为农村改革象征人物之一的杜润生还亲自在《农村工作通讯》上撰文批判包产到户。直到1980年秋季的“75号文件”才第一次以最高层的名义允许边远贫困山区“在生产队领导下”包产到户,但覆盖面内定控制在27%以下(当时统计的人均年收入50元以下的贫困生产队比率)。然而口子一开,大潮便起,很快就把“人民公社”冲走了。正如杜润生在当初那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所说:“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只要领导者稍为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使它滑向单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冲破集体经济不可。”[2]显然,改革不是领导推动或“主导”的、而是领导“稍为放松点”没有大力阻止的结果。 #p#分页标题#e#  农村改革第二波即乡镇企业的兴起也是如此。80年代初苏南乡村“社队企业”大兴,当时上面是压抑的。“国务院主管工业部委纷纷提出应当调整乡镇企业布局,防止他们与(国营)大工业争资金、争原料、争市场。”1984年经杜润生等人力争,才同意以“两头在外”(即资金在外,市场在外)为条件,允许乡镇企业在为国营“老大”“拾遗补缺”而不导致“三争”的框框内发展。[3]然而这样“稍为放松”以后乡镇企业便持续崛起,很快突破了“两头在外”、“拾遗补缺”和“三不争”的框框。作为“集体经济”的苏南乡镇企业尚且如此,温州和其他地方的私营农民企业的自发性就更明显。直到1997年的《乡镇企业法》才完全改变了乡镇企业是“集体经济”的框框,明确了农村私营企业也可以在“乡镇企业”的旗号下自由发展。   至于作为农村改革第三波的“民工潮”,即农民突破身份制束缚争取异地就业、实现要素市场化和打破城乡体制壁垒,那更是到现在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被动应付的“冲击”,而谈不上什么“主导”了。   而农村改革(不光是农业改革,我国改革时代的工业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靠着乡镇企业与农民工的贡献,而国营企业的不争气是众所周知的)到现在仍是我国改革中主要的成功之一。真正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如国企改革,如今多还前途未卜,因此笼统说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改革”,这真未必是“不争的事实”。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政府的贡献,实际上政府能在民间社会“主导”的潮流面前开明以待,即所谓“顺应历史潮流”,是很难得的。   其实,如果以理性经济人的眼光看待政府和“民间”,则政府倾向于主动卸除保护人的责任,民间倾向于主动摆脱所受束缚,都是人之常情。而中国与东欧相比的特点正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即农民在旧体制下得到的保护极少,而所受的束缚很多,因此政府没有多少保护可供主动卸除,而农民却有太多的束缚需要主动摆脱。所以东欧的改革更多地由政府主导而中国则反之,实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就以我们现在讨论的第三部门而言,东欧只是在“剧变”后才出现这个东西,而在剧变前国家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包了,没有什么“公共物品”需要老百姓操心,所以那时除了在“第一部门”向政府权力挑战的反对派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称之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而中国在旧体制下社会保障程度就要小得多,第三部门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象希望工程那样的事,东欧就不会有。   康晓光先生主张经由国家法团主义过渡到社会法团主义或社会合作主义。在中国,第三域是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不是公民对抗政府的阵地或政府控制公民的工具。政府和社团要合作与共处。要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吃不掉谁,相辅相成、双赢,大团圆。我同意这种看法。   我不明白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怎么会存在是否“双赢”、是否“容忍对方”或者是否“谁吃掉谁”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在任何地方第三部门本来都是“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也许有某些地方第三部门被“看作是政府控制公民的领域”,但大概不会有任何地方第三部门会成为“公民对抗政府的阵地”。第三部门是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不是反对党。反对党与政府之间可能有合作还是对抗的问题,有零和还是双赢两种博弈形式。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在逻辑上没有这类问题。第三部门天生是愿意与政府合作的,它不可能、无能力也无动机来取政府而代之,更谈不上“吃掉”政府。至于政府是否想取代或“吃掉”第三部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政府与第三部门事实上合作得如何,主要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取决于第三部门。   而所谓取决于政府,实际上就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第三部门“吃掉”政府的事,但相反的事则不乏其例。为了防止发生这种事例,就要求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所以“双赢”、“大团圆”等等,恐怕都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分滞后为条件吧。   [1] 参见金雁:〈东欧的新社会主义思潮〉,〈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3期。   [2] 参见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7年,229页   [3] 参见《气度·风格——杜润生访谈录》,《读书》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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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不要让“网骂”变成“破口大骂”

不要让“网骂”变成“破口大骂” 徐 贲     在英语多达 49 万个的词汇中,有七个字是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在电视或其他公共媒体上使用的,因为任何一句话,只要用了这七个字中的一个,就会不仅成为“骂”,而且甚至是“破口大骂”,这七个字都是极“粗”、极“下流”的(与“俗”不是一个概念),它们分别是 shit, piss, fuck, cunt, cocksucker, motherfucker, tits 。为了不冒犯读者,我这里就不一一翻译了。   “破口大骂”与一般的“骂”是不同的,不同就在于“破口”,也就是把“骂”不应当逾越的尺度和限制统统毁弃、撕破,与人们所说的“撕脸”(“不要脸”)相似。破口大骂不一定要张口或面对面地“相骂”。用笔或键盘也可以破口大骂,而且还可能借助媒体的传播,极大地增强骂的效果。   一个人被批评了,往往有被骂的感觉,这是因为批评一般使用的是消极或否定的字词,就算说话者并没有要骂人的意思,听话的人还是会有被骂,被“恶意攻击”的感觉。在美国,如果老师批评学生说,“你真笨”,学生就可以告到校长那里去,说老师骂了他。老师一般都是用积极、肯定的方式来批评学生,他会对学生说,“你如果更用心一些,一定可以学得更好。”   老师用这种方式批评学生,表现出来的是洛克在《教育片论》中多处讨论的“教养”( civility )。洛克说,良好的教养要求我们在言行举止中避免“不端”和“无礼”,对别人要表示“善意”和“尊敬”。要做到这个,“有赖于两件事:“首先,从心底要保持一种不去侵犯别人的心思;其次,要学会表达那种心思的最为人接受、最为人喜悦的方法。从其一,人可称得上是彬彬有礼;从其二,则可称得上是优雅得体。”   洛克所说的“彬彬有礼”和“优雅得体”不是不要批评,而是要将心比心地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是一种必须通过学习来养成的习惯,礼仪的语言“像其他的语言一样,是由各个国家的时尚和习俗所决定的,它需得在规则和实践当中,主要通过观察那些公认为教养良好的人的行为举止而习来的。” 美国学生在学校里的任何场合使用那七个“粗”字,都是违反校规的。设立这样的校规是为了在习惯上从小培养学生的教养。文明社会中的公共人物、知名人士都有责任为儿童和青少年作出好的榜样。   为了避免有意无意的“骂”,美国学校的写作课上,老师会告诉学生,在批评和责备的时候,应该注意自己的语言,应该有事说事,避免使用带有主观憎恶的“感情词”( emotionally loaded words ),如愚蠢、白痴、笨蛋、傻瓜。老师还会告诉学生,在推荐和赞扬的时候,也要避免“感情词”,因为“骂”与“吹”或“捧”虽是两级,但性质是相似的。 “破口大骂”与骂不同,它的目的不仅仅是批评或者责备,而且是蓄意侵犯和伤害别人,是谩骂中的“一级谋杀”。“破口大骂”专挑那些最粗鲁、最下流、最肮脏的字眼。善于破口大骂的人都不仅“能说会道”,而且必定对最有伤害力的语言颇有心得。这种语言包括非人化(把人叫作动物)、侮辱家人(尤其是母亲)、将人极度肮脏化和矮化(“烂货”、“傻 B ”)等等。 与心理学研究伤害一样,明了语言伤害所获得的知识可以派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处。心理学的知识既可以用于避免,也可以用于加剧伤害(如设计出各种特别能折磨人的酷刑)。同样,知道什么语言最有杀伤力,既可以用来避免,也可以用来加强语言伤害。“破口大骂”与“滥施酷刑”一样,是一种有目的的,具有虐待倾向的暴力和伤害。       在当前的网络语言中有许多的“骂”,背后有不同的个人或社会原因,有的是因为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和腐败感到不满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骂成为 他们疏通恶劣情绪的管道 ;有的是从骂得到一种自由和解放的感觉;有的是因为觉得骂很“爽”,很“酷”;有的是因为骂已经成了习惯。网骂中还有一些是很不堪的 詈词秽语,纯粹是有目的的侮辱和伤害。 期待一个没有骂的和谐世界是不现实的,但是,守住骂的文明尺度,不让骂变成破口大骂,却是完全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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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 | 中国人为什么要从对孔子与毛泽东的迷信中摆脱出来?

2011年08月21日 11:53:44     中国人为什么要从对孔子与毛泽东的迷信中摆脱出来? 许锡良 最近随手将五年前写的关于孔子与毛泽东的一点短小的思考再次发在自己的凤凰博客上,没有想到竟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当然,我是早作好了要被一些国人辱骂的心理准备的。但是,还没有想到,辱骂的声音竟然如此之多之烈。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专家、学者。他们还是认为,孔子是中国理所当然的圣人,而毛泽东是中国人空前绝后的伟人。这两个人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世界,骂孔骂毛,不是有勇气与胆识的表现之类。其实,我也不是在骂,只是在根据他们的事实重新作出反思与评价,我是讲道理的,是有根据的。也许会有偏差,但是,希望这个偏差得到的是学术研究的批评,而不只是辱骂。其实越是辱骂,越是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些国人不习惯,也不善于讲道理,本身就是迷信圣人情结与伟人情结的后果。 应该承认,二千多年来,而且将来可能仍然是影响中国最深刻最广泛的两个人,第一是孔子,这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第二就是毛泽东,这是一个当代的现实,而且是将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无论哪种情况出现,中国人都将陷入痛苦的深渊,不会走出困局,不等外力入侵,自己人就把自己人折磨死了。至于究竟是中国人选择了这两个人,还是这两个人塑造了中国人,现在已经很难分得清了。 当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寻找产生问题的根源?就是要从这个社会出了什么样的精英人物,将什么样的人推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去分析。对一个社会代表性人物的分析,并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个人,而是从中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了解一个社会的真实面目。 摆脱孔子的理由,最重要的就是要摆脱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圣人情结。孔子开始其实并不是社会民间自然认同的人物,相反他常常是民间嘲笑的对象。比如《论语。微子》记载:“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文中,直接把孔子嘲笑为不配当老师的资格,说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怎么还有资格当老师?《列子·汤问》中的《两个小儿辩日》的故事,也是对当时传说孔子多智的嘲讽。文中的结论就是“孰为汝多知乎?”,著文的目的只在这里。孔子被后人传颂得无以复加,层层加封,头衔多而且大得吓人,那是因为,帝王将相专制统治者统治秩序的需要。 有意思的是,中国数千年以来,只出圣人,而不出哲人,那是有原因的。因为,圣人就是真理的化身,圣人就等同于真理,圣人的经典章句就成了数千年不能够,也不允许被质疑的真理。自然,圣人的出现,其实就阉割了思想的生命力。而人之为人的全部活力就在于因为有思想。中国数千年来,发明创造少,思想家缺乏,其实就是因为有圣人数千年来挡在了前面。加上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守旧思想,一心迷信东周的礼制秩序,而这些东西又被当成不可逾越的顶峰,自然,扼杀人的思想,奴化人的精神是再自然不过了。 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圣人情结,使得这个民族,缺乏反思能力,缺乏思想深度,缺乏进取精神,也缺乏人权意识,无法成人,只适合为奴。千年的历史反复循环,专制王朝思想根深蒂固。而孔子作为思想文化与教育的崇拜偶像,产生一种文化激励效应,进一步加固了这种状况的出现。现在一些人谈到孔儒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被帝王利用,被无良文人篡改之类,认为只要回归到真孔子,就可以把孔子还原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富有生命活力的历史人物。其实,这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利益所在的原因,那就是一种很傻很天真的想法了。作为肉身的孔子,其实随着他的死亡,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彻底结束了,孔子的意义正在其文化符号上的意义。数千年来,孔子之所以被几乎所有的帝王将相利用,那是因为苍蝇从来不叮无缝的鸡蛋。在言说形式上,孔子的言论,零零碎碎,零散而不成篇,只是以语录章句的方式存在,严重缺乏逻辑,这本身可被重新解释的空间就非常大,这种文本方式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缺乏推理论证的能力。再加上孔子本人并无当国君当皇帝的野心,对犯上作乱的行为与乱臣贼子的憎恨的愚忠心态,自然落得帝王们放心。数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之所以不约而同寻找孔子作为精神偶像,那是因为,这个偶像的内在精神就是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谁当皇帝,谁取得了天下,就为谁维护他的统治秩序,接受皇恩浩荡,同时帮助专权者愚民。就像电影《让子弹飞》一句台词那样:谁赢跟谁。一个社会的老百姓如此,也不是没有根源的,那是千年孔圣人愚民教化的结果。 如果中国人还迷信与崇拜孔子,那么只能够说明,中国人并不想过现代公民生活,并不想真正独立思考。中国历史上反孔反儒的人,从来没有站在现代民主法治,从现代公民的层次上去反思,中国历史上只有过儒法斗争。那其实只是温和专制与残暴专制之间的斗争,秦皇岛“焚书坑儒”是错的,难道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对的?中国的儒法之间虽然经常斗争,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外儒内法”、“儒表法里”,是一种狼狈为奸,互相合作的关系,即使偶然有狗咬狗的斗争,他们其实也只是一只乌龟与一只王八之间的争夺战,也许法家的王八比儒家的乌龟厉害一些,但是,这不是说他们就不属于同类动物。与流氓打斗的从来不只有勇士,而且还有可能是另一个流氓,而且可能是更为恶贯满盈的流氓。在黑社会,两个流氓互斗了一辈子,你很难说,哪个流氓就是好的。一些中国人一说到反思孔儒问题,就立即联想到“文革”时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认为这是“文革”思维的翻版。如果能够跳出中国历史眼界,将孔子儒术放到世界文明范围去衡量,去反思,自然就不会如此偏狭。 中国人摆脱对毛泽东的迷信,并不仅仅因为他制造了饿殍遍野,杀人如麻,草菅人命的“大跃进”与“文革”,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数千年来帝王将相们发明创造出来的一套思想控制术与文字狱,运用得炉火纯青,创下了肉体灭绝与思想扼杀空前绝后的民族悲剧。中国人数千年以来之所以没有能够站起来,是因为,拜倒在孔儒所维护的专制皇权秩序里,儒家所谓的“君子从道不从君”中的“道”,其实就是这一套统治秩序,并非是其他的人道与人权。即使偶然谈点民生问题,也是害怕被逼急了的民,会起来造反而破坏这套上下尊卑的统治秩序。但是,自从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创下了一个新的传统,即“小人从君从不道”,上下尊卑的统治秩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他这个君,凡是忠于他个人的人,无论是多么卑鄙无耻的小人,他都大胆提拔,甚至不惜让他打破常规,以火箭的速度得以提拔。 孔子代表了中国人数千年的圣人情结,而毛泽东代表了中国人的伟人情结。无论圣人情结,还是伟人情结,都是中国人致命的弱点。自然,在圣人情结里,还多少有点假仁假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罩着,虽然终究也是死,但是打过麻药再杀,毕竟比直接暴杀要好,温柔的一刀,总是好过血腥的一刀。 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文化符号,还有另一层意思,那是枪杆子加思想原子弹的统一。毛泽东对林彪在“文革”时送他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中的“伟大的导师”特别感兴趣,而林彪特别能够领会毛泽东的趣味。不是将“伟大的领袖”放在第一,更不是把“伟大的统帅”放在第一,而是将“伟大的导师”放在第一,正合上意。因为,中国数千年来的帝王,虽然也将自己的话称为“圣旨”,但是,每到一定时候,还是到要到泰山祭天到曲阜的祭坛去祭孔。说明枪杆子有时也要在表面上礼让一下笔杆子。也就是说“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与“伟大的导师”之间是有所分工的。“伟大的导师”从来只专属于孔子一人,即使继圣如后来的孟子,也只配称“亚圣”,亚者,二流货色也。今天去孔子家乡曲阜孔庙祭拜的人不知道比去邹城孟子家乡祭拜的人多多少倍,而且他们庙的规模档次,也简直不成比例,无法对比。可见“至圣”与“亚圣”之间的区别,要远胜于今天奥运会金牌得主与银牌得主之间的差异。 但是,毛泽东的出现,其实就是要实现中国历史上没有能够在内容与形式上完全统一的“导师与领袖及统帅”的梦想。毛泽东作诗填词常常嘲笑讽刺历代那些被历史书广为称颂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说这些人与他相比还差一大截,“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这个征服中国也征服欧洲的超级帝王,就更不足论,他只知道武功,不知文治,“只识弯弓射大雕”。因为,只有他的出现可以同时取代“秦皇汉武”与“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还可以取代孔子的至圣地位。如果明白了这一层关系,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同时在“文革”中还要“批林批孔批周公”。 有了这样的思想,接下来,毛泽东极力迫害知识分子,扼杀任何异见人士,把他们从肉体到思想都统统扼杀是再自然而然不过了。因为,有思想见解的人,对毛泽东的专制极权统治与思想严密控制是天然的大敌。他不惜将人类自然权利中最核心的权利,人权中的自由权,以种种方式涂抹得漆黑一团,甚至将自由妖魔鬼怪化。乃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谈到自由,就成了神经过敏式的惊恐。孰不知,人如果被迫失去了自由,他就是奴隶,而自愿阉割,放弃自由的人,其实就是奴才。无论奴隶还是奴才,都不可能真正站起来。但是,毛泽东他不仅要实现“枪杆子出政权”,打天下,坐天下的梦想,而且,他还要填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代替孔子的圣人地位与思想精神导师的历史空白。他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神,也不信鬼,只信手中的枪与掌握的权。一生好斗无比,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国人一度将其称颂其成“大救星”,其实是东方的大撒旦。他不仅在生在世在统治中国人民,而且在思想与精神上还要世代相传,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与精神。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其实就在这里。这是中国人千年都未成出现过的噩梦。 因此,只要中国人还在迷信毛泽东,其实就等于还在迷信暴力,迷信思想文化控制,迷信文字狱。与迷信毛泽东相比,迷信孔子的危害性还小一些。迷信孔子的后果就是对帝王权力的愚忠愚孝,而迷信毛泽东的后果,就是权力祼奔,血腥杀戮。二者之间虽然也会产生矛盾,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互相利用的。今天,中国“尊孔复古”热与“唱红打黑”热同时形成出现在神州大地,不仅相安无事,而且相得益彰,互相呼应,难道那是偶然的吗?无论哪种情况的出现,中国都将永远不可能走进民主法治社会,中国人也永远成不了公民。 摆脱之后,我们应该怎样走?也就是娜拉走后应该怎样?我们应该像英国的母亲教育自己的孩子那样,抬起头,挺起胸,直面问题,用自己的大脑去独立思考,自己学会判断,学会为自己活。在中国,许多人追求“福、禄、寿”,以为长命百岁就值得,其实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辈子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而有些人活的时间很短,但是,在思想生命的意义上他却活了很久。 2011年8月2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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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印度门户网Rediff: 习近平访问西藏的重要性

核心提示: 中国副主席习近平,明年即将接任中国国家主席;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以往的高压政策无法解决长期以来的西藏问题。 原文: Why Xi Jinping's visit to Tibet is important 译文:习近平访问西藏的重要性 作者:Rediff News (Rediff是印度著名门户网站) 日期:2011年7月2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举行的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日报/路透社】 最近中国副主席习近平访问西藏,庆祝中国和西藏签署17条协定60周年。其访问的重要性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明年习近平将会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而在几个月后,他还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在20世纪80年代负责西藏事务;这使得习近平和西藏的过去有很强的联系。事实上,造访世界屋脊的北京高官就像高原上的空气那样稀薄。 2001年5月,胡锦涛以副主席之职访问拉萨(之后,胡锦涛被提拔为党总书记)。当时,胡锦涛的讲话和习近平在布达拉宫前广场上刚刚发表的讲话大同小异。 胡锦涛宣布,"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西藏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羁绊,标志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时代。" 十年后,在习近平访问拉萨前后一个月期间,外国人不得进入西藏 。 习近平的西藏之行不寻常:第二次庆祝活动 【图:在拉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藏传佛教喇嘛们参加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游行队伍。中国日报/路透社】 然而 ,习近平此访有些不寻常,因为它和签订17条协议的日期不符;北京认为17条协议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证明西藏是被"和平解放",而不是在1950~51年间被入侵了。 有趣的是,他到拉萨的访问是对同一事件的第二次庆祝活动 。在实际的庆祝日(5月23日)近两个月后,组织第二次庆祝既让人喘不过气来,也很少见。中国人一向对日期一丝不苟。一些 观察家推测,这是由于习近平的日程繁忙。 分析家们此前不知道为什么五月份的庆祝如此低调 。 而第二次"庆祝"17条协议后宣布后,坊间恍然大悟,"真正的庆祝会"要由中国副主席亲自主持。 (译注:事实上,胡锦涛2001年参加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祝也是在7月19日;所以这似乎是惯例,原因未明。) 习近平访问的目的:挑选张庆黎的继任者,新的党委书记 【图:张庆黎】 在5月份举行第一次庆祝的时候,许多人得出结论,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已经失去了北京的恩宠 。 问题的关键是,张庆黎2005年11月接掌西藏(2006年5月,张庆黎正式成为党委书记),现在他的任期即将结束。习近平访问西藏的任务之一,是挑选张庆黎的继任者。 张庆黎已成为近年来在西藏最不受欢迎的中国领导之一(另一位同样不受欢迎的人是他的前任胡锦涛,胡曾于1989年和1992年之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 张庆黎曾指责达赖喇嘛是一只"披着僧袍的狼",这一言论无疑无法取悦这位西藏宗教领袖的支持者们。 要选择一位众望所归的西藏党委书记绝非易事,他要安抚藏人对汉族人的不满。即使不能为更好地理解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 铺平道路, 这一选择也将极大地改变目前的气氛 。 现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会成为第一位藏族党委书记来掌控西藏大局吗?北京恐怕仍然不能信任藏族人能够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在习近平的拉萨之行后,他势必对 遴选过程 有了更清晰的想法(和更大的 发言权)。 胡耀邦对西藏的访问 【图:藏族居民聚集到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中国日报/路透社】 1980年,时任党总书记胡耀邦的访问西藏的情况截然不同 。在庆祝1951年协议的一个党的会议上,胡耀邦对拉萨的五千多名干部做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讲话,"我们目前的形势并不好,西藏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有些地方有所改善,但是总的来说,西藏人民的生活仍然相对贫困。在某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退步了。"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华[国锋]主席以及几位副主席,听说了这里的情况后非常生气。我们觉得,我们党让西藏人民失望了,我们感觉很 糟糕!我们共产党的唯一目的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工作,为人民谋福利。我们干了近30年, 但西藏 ​​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明显 改善。我们还能怪谁呢?" 胡耀邦问道。 习近平没有走那么远。 他发誓要改善人民的福祉,维护西藏社会稳定,打击"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指出," 加快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关键"。 一个小细节,英文翻译没有使用通常的"Dalai's clique",而是用了中性得多的"group"一词(译注:前者为贬义词。) 。  这是一个和解的迹象 吗? 习近平再三强调"稳定";他解释说,北京的目标是,确保自治区各族人民获得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住房 。他肯定说, "我们要坚持这一思想,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 习近平强调地区稳定 【图: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阅兵式上的武警方阵。中国日报/路透社】 在会见 解放军时,习近平坚持"稳定"。 陪同他访问有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其中包括总参谋长陈炳德将军;陈将军是中央军委委员,最近访问美国,并会见了美国军方高层。 其他几位将军也出席了会议,如武警司令员王建平将军,他负责动荡地区,如西藏和新疆的"稳定" 。 王建平被认为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之一 。2009年 他被两度提拔 。 他曾担任西藏武警总队总队长。 在谈到反复的骚乱时,习近平提到提高武装部队"采取预防措施和处理紧急情况 的能力"。 他与解放军和武警高级军官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 。 他告诉他们," 西藏的稳定关系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安全关系国家的安全 ";他告诫军官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 他盛赞西藏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称赞他们是巩固国家边防,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坚定力量和忠实堡垒 。 他强调,西藏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屏幕"。"国家安全屏幕"是对中印边界争议地区一个诗意的描述,但习近平不想在这方面大张旗鼓,惊动中国的南部邻国。 这不是这次访问的目的 。 随后,他指出青藏高原面临的环境问题;他说,西藏是"一个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一个主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 。 他可能在考虑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亚洲河流。 "藏族人民需要理解,分裂活动会带来灾难" 【图:一位藏族妇女抗议中国对西藏的统治。路透社】 访问林芝: 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冒险进入一个非常接近印度边境的地区。 习近平访问了八一镇,这是林芝县的首府,尼洋河(雅鲁藏布江支流)岸的一个中国现代城市。 林芝县也是据称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附近)巨型大坝的 基地。 习近平再次谈到稳定,"西藏各族人民必须明白,稳定才能繁荣,分裂带来灾难 。" 当习近平会见驻扎在边境地区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时,他没有提到印度。 他只是说,他赞赏"[国防部队]为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做出的贡献" 。 他的访问目的主要是考察如何"稳定"​​动荡地区。 继续推行强硬路线 这次访问的一个有趣的方面是,习副主席到老干部热地家里去看望他;热地于1993年到2003年间担任西藏自治区主席,他被视为是"藏族干部"中的强硬派。 习近平和热地的会见可以有两重解读: 1。 习近平已决定继续胡锦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强硬路线 。 2。 习近平别无选择,在他上位之前只能向强硬派"示好"。 在2012年10月至关重要的党代会之前,习近平必须象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在这个共产党内的游戏中,他可能要取悦相关各方。只有未来才能告诉我们,对于西藏和藏族人,习近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中国班禅喇嘛没有随行 【图:班禅喇嘛坚赞诺布。路透社】 在庆祝大会上,北京选择的班禅喇嘛坚赞诺布没有出现在习近平身边。这可能是对藏族的一种妥协姿态,他们不认可北京选择的班禅的合法性。 这被视为一个小小的姿态,可能会对世界屋脊的未来带来一些重要后果 。 一些结论: "稳定" 成为​​访问的主旋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60年来,西藏从未如此不稳定 。 对于未来的中国老板习近平而言,西藏之旅圆满成功,因为他没有激怒任何团体,包括印度(虽然习近平访问期间发生了给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空手道运动员发放另纸签证的事件)。 与此同时,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过去的高压政策,解决不了长期悬而未决的西藏问题 。 相关阅读: 故乡网 习近平不会带来什么变化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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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瞭望》:重庆逻辑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9 00:34:30 《瞭望》:重庆逻辑 标签: 重庆模式 ● 《瞭望》 本月下旬重庆市委将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继去年推出专题报道“别样重庆”之后,本刊一直关注着这个西部大城市不断演进的轨迹:从明确提出民生导向型发展,到正在酝酿的“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布局,似乎可以看出重庆追寻“后来居上”的改革与发展逻辑。 解放碑,重庆著名的商业中心,有人称其为“西部第一街”。 高楼林立,人潮涌动,街道的一边路易威登、杰尼亚等世界奢侈品牌专卖店正在装修,一幅幅耀眼的广告招牌,蓬勃着财富的气息,置身于此,恍若走在北京王府井、香港铜锣湾或纽约第五大道。 不过,只需从这里走出几百米,就可看到正在拆除中的危旧房片区“十八梯”——一个7000户城市困难居民栖身的“老重庆”。 目光再远一些,解放碑500多公里外的大巴山深处、渝鄂陕三省市交界的巫溪县,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一成多,“那里不少农民一辈子都没到过解放碑。” 这是真实的重庆,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缩影。 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奇迹般地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令人倍感振奋,而地区、城乡、贫富之间的三大差距尺度之大,也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紧迫的气息。 高层对此的忧患,亦不断见于各类讲话、文件之中。“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写入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成为一个具有类于法定约束力的要求。 在重庆,本月下旬重庆市委要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 在此之前,火辣的重庆已率先在全国鸣出一炮:今年年初,重庆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列入了全市“十二五”规划目标系,提出到2015年将其由当前的0.42降至0.35。 按学界共识,基尼系数超过0.4,即亮“黄灯”二级警戒,0.5即是严重的“红线”,综合多方统计,中国贫富差距已临近“红线”边缘。 同时,在缩小另两大差距方面,重庆也给自己确立了行动坐标:城乡收入差距要由目前的3.4:1缩小到2.5:1左右;按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主城区与边远区县差距,由目前的2.2:1缩小到2:1左右。 重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与其他三个发达的直辖市不一样的是,它位于西部,有大得多的乡村、大得多的山区、多得多的农民,尽管经过“十一五”的长足发展,人均GDP从1100美元翻番到了4000美元以上,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仍排名在全国各省份的二十位之后,但缘何在此阶段就主动提出触碰“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个世纪性的难题? 到了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时候 “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探访重庆期间听到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这一主张。 他认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顾,考虑好、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家园。他说,“我们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十七大后不久,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三年多来令这座西部山城热词频出,新闻不断,屡为外界瞩目,“打黑”、“唱红”、“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如今,又多了一个“促进共同富裕”。 薄熙来把前述热词归为一个,为了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先富”到“共富”的愿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薄熙来说,“缩小三大差距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要做好促进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 重庆,一个特别而又典型的地方,它集合了中国的多重特征。在这里,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及民族地区集于一体,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阶段性矛盾汇聚一身。 全市8.2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加起来的总面积还多一倍多,3200多万重庆人中,农村人口超过2000万,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直接管辖的行政单元40个,其中20多个县有1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直辖之初农村贫困人口达366万;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代表东部地区水平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又有代表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渝东南、渝东北贫困山区,区域间人均GDP差距最大近10倍。 重庆作为直辖市,相比之下,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在奔向富裕的征途上,各方条件不具备先发优势,客观上是一个后来者。重庆特别需要发展,而且特别需要更快的、更好的发展。 后来者当然也有后发优势,其中不仅包含对先发者腾飞路径的借鉴,也包括对先发者在发展中所遇问题更前置性的规避。在发展中不断显性化的三大差距,几乎是所有省份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 有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找到缩小差距的得当路径。三大差距一旦形成不可逆的扩大之势,必然会遭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这对后来者来说,受到的打击会更大。 重庆没有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没有选择“先建设、再收拾”的方式,他们要用辩证法的逻辑,主动寻找一条“边快速发展、边消解差距”的求进新路。 去年的重庆市委全会,推出“民生十条”,明确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包括推动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公平化,要求全市财政支出和干部精力“两个50%”用于解决老百姓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规划两年半内,全市投入3000亿元,办好“十件民生大事”,让2000多万群众直接受惠。“如果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只顾发展经济,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会越走越窄。”薄熙来说。 “重庆正做的和要做的,正是一方面要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种在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上的“两手抓”方式,相当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共同富裕,人类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设想,到美国现代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撰写的名著《富足社会》,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在叩问、求解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做到。”薄熙来说,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努力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创党之初便确立以开创一个平等而富裕的新中国为己任。执政之后,几经挫折,认识到平等并不等于平均,后者往往导致共同贫穷。 于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人民拨开了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迷雾。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小岗村农民在“大包干”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到深圳由渔村到开放特区的嬗变,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对实现共同富裕不懈探索和孜孜以求的历程。今天,如何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有效防止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社会分化,靠改革、靠发展来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成为中国的一大课题。 “邓小平曾设想,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后半句’。现在新世纪十年过去了,到了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阶段了。”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样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少数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区别,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不仅要把“前半句”坚持好,还要将“后半句”的目标实现好。 共产党有责任、有能力、有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重庆求进,意在契合更好更快发展的逻辑。 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至一半以上 “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让“劳有所得”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变得更加实在 解构重庆在促进共同富裕上的逻辑关系,并非排他结构,而是希望建立起两手抓、两促进的共融关系。 人们一直纠结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先后之分。“做大蛋糕”无疑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和基础,而另一方面,薄熙来则认为,一边要把蛋糕做大,一边要把蛋糕分好,某种程度上,只有“分好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 重庆提出,到2015年要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并且规定每年按上年全市城镇经济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劳有所得”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变得更加实在。 重庆主动争取纳入到国家个人所得税试点行列,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依法足额征收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抵扣制度方面,目前全国只有重庆在2009年推出了市民购房可抵扣个税的优惠政策。 重庆去年开始进行房产税试点工作。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告知,到今年底将有4000多万元进账。专家评说,房产税政策实施后,增加了高档住房购买者的持有成本,政府通过对占有公共资源多的高收入者进行征税,并将税款全部用于住房保障建设,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对改变地方政府税收结构、完善财税体系具有作用。 “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一方面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此种愿景能够激发出更大的社会活力。黄奇帆说,在有关促进共同富裕的文件中,重庆明确提出,“公民合法财产不容侵犯,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物权,充分保护个人合法财产,有效保护广大群众投资创富的积极性。” 就实现共同富裕的完整政策来说,前半句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激励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一政策的后半句,“先富”、“后富”、“共富”不应当是对立的。促进共富,意味着在“带”字上可做的文章很多:让中低收入人群分享到更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找到生存发展的支撑;让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带动农民;让迅速城市化带动农村;等等。 在让源源不断的人群跨入到创富行动中来,政府是可以作为的。 提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量化指标的重庆主政者,还算过三笔“心账”: 一则,现在三大差距已不小,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比较高,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前头; 二则,不管以何种形式为中低收入群体花钱和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最后都会转入消费,拉动内需,这个钱花得绝对不冤枉; 三则,只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民的积极性,这是最根本的发展动力。 “缩小三个差距中,最难的就是贫富差距,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劫富济贫’,我们决策层反复琢磨研究……”黄奇帆向记者坦言,半年多来他与市委书记薄熙来一直在思考调研,不断地理清思路,推敲方案,“今天讨论半小时,明天议一会儿,有时间就碰,最后思考成熟。” “熙来书记提出探路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几年时间下来,我们觉得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光喊几个口号,一定要在模式上、发展战略上动脑筋。” 他分析,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有三个层次: 一是转变生产力结构,落后生产力转为先进生产力,能耗高的转为能耗低的,投入产出比低的转成投入产出比高的; 二是转变经济拉动模式,由出口、投资拉动为主转为消费、内需为主的发展方式; 三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最高层次的转变,即用发展结果来检验是否真正践行了科学发展观,“如果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大差距不再扩大,而是逐步缩小,那才是落实了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更像中国的缩影。因此,它的探索也会更具有普遍意义:重庆可以做的事,其他大多数省份也一定可以做。”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说。 没有充分就业,就难有富裕之机。抓住这个要素就抓住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敏感点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是最大的穷困。 一个硬指标写进了重庆的规划:到2015年失业率下降到3%左右,要成为全国就业最充分的地区之一。而在全国和诸多地方的目标中,这一数字一般为4%。 “有了工作,就有收入,就是在缩小贫富差距。”黄奇帆说。为实现3%的目标,重庆将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180万个服务业岗位。 创造330万个就业岗位的“底气”从哪里来?首先来自于重庆近年来由传统老工业基地向内陆开放高地的转型发展。 重庆的决策者认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定位、体制、政策、区位等综合要素的作用下,重庆完全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的重要承接地、西部的开放高地。 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国家级开放开发新区两江新区,内陆最大的两个保税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等,相继铺开,先后形成20个百亿级园区、一大批百亿级企业,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金融业,连同重庆的传统产业优势,共同构筑起新产业高地。 2010年,重庆利用外资总量居中西部第一,增幅全国第一,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额超过“十五”期间的总和。 去年重庆工业销售值突破1万亿元。“5年后将达到2.5万亿元,按照一个工人平均100万元的产值,大约可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在黄奇帆的算盘中,内陆地区金融高地、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文化信息中心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社区家政、养老娱乐、消费服务等传统生活服务业,大约可增加180万个岗位。 而一项“微型企业”创业计划,从去年8月份计划推出到目前,不满一年,便带动22万人就业。 15万微型企业:以创业推创富 扶一把民众创业,搭一个创富台阶。“微型企业”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创造、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 一项创业来带就业、推创富的计划,正在重庆悄然推进。 有关研究表明,现在贫富差距不仅是工资性收入差距,而主要是财产性收入差距,比如,拥有多套房产的人所聚集的财富就是中低收入者的数倍。 因此,重庆明确地提出“普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渠道,逐步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大众化。 “全民创业”是重庆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不论身份、不拘形式、不限规模,放手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 重庆的目标是,到2015年,企业总数要由目前的20万个增加到50万个,个体户要由目前的70万户增加到150万户,“使重庆成为西部地区企业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老百姓民间创富、创业最有活力的地方。” 扶一把民众创业,搭一个创富台阶。2010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将发展微型企业纳入“民生十条”,希望探索一条以创业来带动就业、激发社会活力的新路。 这一计划的重点支持对象为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 对创业者而言,这是一个颇为诱人的计划。个人投入10万元创业资本金,即可获得政府5万元以下的补贴,政策贷款10万元,总共便有25万元的启动资金,且经营期间还能获得与资本金等额的税收返还;企业再投入,财政就再补助、税收就再返还,直到发展成为中小企业。如此算下来,相当于零成本创业。 “创业欲望不光是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而且在财务上给予实打实的支持,这样,重庆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创业潮。大学生们一搞这个,其实就把微型企业变成了风险投资的创业。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不是幻想”,一位重庆的领导这样评价。 从去年8月份计划推出到目前,不满一年,重庆登记的微型企业已达2.9万个,带动22万人就业。 “80后”女生胡音便是一位幸运的创业者。她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和其他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一直想创业却缺乏资金。去年9月,她创办了一家仅有3人的文化传播公司,获得了5万元财政资本金的补贴,领到了微型企业工商执照,成为一名文化企业的小老板。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微型企业’是中小企业的摇篮,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创造、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扶持微型企业的钱花得值不值?黄奇帆为本刊记者算了笔账:如果不在扶持创业上做文章,可能到现在就多了20万人失业在家,政府一年要给每人补助约5000元,20万人一年就要掏出10亿元,肯定不如把这10亿元一次性拿出来办2万个微型企业,不需要每年都掏钱,以后还会产生税收,会带动更多人就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用治病的钱用来强身健体,投入、产出都非常划得来。” 今年,重庆还将拿出9亿元专项资金,发展3万微型企业,到2015年争取培育起15万个微型企业。 公租房:百姓不做“房奴”也是增加收入 让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住有所居”点燃走向富裕的希望 “长安居,大不易”。当这则关于白居易的文坛轶闻,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尴尬,高房价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排斥和拒绝,已无需笔墨描摹。 如果,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在本就不高的生活水准与安居梦想之间获得平衡,会带给社会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当然要为人民群众把基本住房解决好。”薄熙来说。 重庆解开“住有所居”的钥匙是提出了“市场+保障”的双轨制住房供应模式,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原则,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去年春天,重庆抛出这项庞大的民生住房计划。 “政府建公租房,本来的‘房奴’变成了被解放的消费者,一户居民一年住房省一万元,就可多消费一万元”,黄奇帆这样解读公租房的增收账。 公租房计划在重庆的出台,恰逢房价在全国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城市住房制度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主要实行公房配置,出现住房供应严重短缺。之后通过商品化、市场化改革,部分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但房价过快上涨,导致相当部分中低收入群众无力购房。 黄奇帆说,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他认为,住房供给体系的合理结构,应该是30%为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70%是市场主导的商品房。 重庆的公租房,约一半配租给农民工,此举打消了农民进城后的一大隐忧;一到两成配租给毕业不久的大中专学生;剩下三成左右配租给城市中低收入原住民;五年后可自愿购买。 “打开大门,堵死后门。”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局局长郭唐勇形象概括了公租房申请的原则。 “打开大门”即申请不设户口门槛,打破城乡和市内外差别,只要是无住房者和住房困难户均可申请,让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住房困难户、包括外省来渝工作人员都能安居。因数量充足,供需基本平衡。前不久的一次摇号有2万人参与,可提供的房源达1.5万套。这样的高满足率,令公租房的保障功能不再因“一房难求”而陷入“仅供观赏”的尴尬。 “堵死后门”即公租房永远姓“公”,封闭运行。租金仅为市场价的一半左右,承租人住满5年后可以成本价购买自住,但不得上市交易,确需转让的由政府以原价加银行利息回购,使公租房始终在保障性住房系统内循环,避免因利益输送引发腐败。 已建成的小区,也打消了此前对公租房会否成为“贫民窟”的怀疑。本刊记者在探访首个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时看到,这里有运动场地、超市、水体、小学、幼儿园及中心景观绿地,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在主城区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楼盘,并由专业物业公司实施现代化管理。小区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鸳鸯组团,距轻轨500米左右,交通方便。 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公租房带给他们的不单单是“住有所居”,还有对社会的信任和对未来走向富裕的希望。 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 教育是国家的基石,教育公平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学有所教”,保证人生的初始公平,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备要素。 一般说来,决定个人的职业道路、事业发展进而影响个人收入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禀赋,而培养后天禀赋主要就依靠教育。教育的缺失,最严重的后果,将是贫困的代际传递。机会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几乎就意味着丧失了社会竞争力,丧失了获得发展、改变命运的可能。 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起,国家便多次在有关规划中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但这一目标迟迟未能达成,被一再延宕。而近几年重庆用在教育上的财政支出均达到GDP的4%。 薄熙来到任重庆后,提出他当“教育书记”,后来又让黄奇帆当“教育市长”。这位“教育书记”说:“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要义里,以人为本是核心,面向未来,提高人的素质就要抓教育。”“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一条十分重要、行之有效的路,一个家庭再困难,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 2010年,重庆制定《重庆市教育系统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市实施教育领域内的“改善民生十大计划”,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增长计划,并向农村倾斜。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钟燕介绍,2012年,重庆下辖的40区县义务教育可达到初步均衡,2020年将做到基本均衡。 重中之重,在130万农村留守儿童。重庆是农民工重要输出地,为了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并解除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重庆市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联动,以求切实解决好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2010年即新增农村寄宿制学校400所,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重庆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还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 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表示,包括教育在内,人一生之中有八件大事:“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教育、卫生、就业、养老”的发展需求,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要做到大体均衡、公平,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条基本原则。 公平要从起点出发。 关注留守儿童,只是重庆戮力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一个指标性事件,但其指向的,却是事关缩小贫富差距成败的大课题。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产生的坐标转换,将是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 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本刊记者听到了黄奇帆与一位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知名专家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按照重庆提出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实际上要求“十二五”期间农民人均收入要保持连续5年每年增长18%,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快一倍。这位专家对此可行性上有担心、有保留。 黄奇帆则信心满满。他解释说,这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两大“制度创新妙手”,首先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所产生的统计坐标转换,将是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这绝不亚于承包制对农村经济的释放作用”。 直辖之初,重庆常被民间舆论调侃为“农民直辖市”、“超级大县城”。即使在直辖14年后的今天,3200多万重庆人中仍有2080万农村人口。 去年年初,重庆市宣布实施一项极具震撼性的户籍改革计划:到2012年,让300万农民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现在的27%提升到60%,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这是城乡人口结构上一个历史性的大翻转。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为做大城市空间,一些城市有超常之举,其间不乏“大跃进”之讥。 怎样才是稳妥的、合理的城市化?一个核心标准是农民的自愿与受益程度。 对此,重庆市推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倾斜机制:在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后有一个过渡期,不仅享有城市的福利,还可保留农村的土地财产。如此一来,避免沦为生活无着的失地农民,而成为“有地市民”。 在中国,以户籍为凭依,城市居民享有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优于农民的待遇,按黄奇帆的说法,是为进城的农民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与此相应,农村户口也绑有“三件衣服”,即宅基地、林地、承包地。 农民是先“脱”了“衣服”再进城,还是同时“穿”和“脱”,或是先“穿”再“脱”?为善待农民,保护弱势群体,重庆选择了最后一种,设计了三到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后仍自愿选择“穿”或“脱”。 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执行总裁黄茂军告诉本刊记者,截至目前,全市转户210多万人,仅退出60亩宅基地,且多为废弃之地。 本刊记者在重庆最先建成的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内采访时看到,一个专门办理转户业务的警务工作站前,进城和拟进城的农民聚拢了不少。向弱者倾斜的转户计划,让大量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却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农民工转户热情空前高涨,全市平均每天转户达7000多人。 据重庆相关人士介绍,由于转户主力军是已在城里务工数年的农民工,因此落户后的就业、生计一般不成问题,何况还有农村的退路可保。 黄奇帆计算着这一“妙手”在缩小城乡差距棋局中的效应:按目前进度,5年内重庆会有500万农民转户进城,全市农村人口从2000万降低到1500万左右,同样是3400万亩耕地,农村人均占有资源量增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分母变小了,农民人均收入必然会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增加500万人口,分母变大了,在统计上就会将城市平均收入缩小一点。这一增一减,加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目标高出城镇居民6个百分点,“达成到2015年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的目标,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这是大洋彼岸美国《国家》杂志2010年一篇文章的判断。 农民成为有产阶层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有时候一项制度的推动,便可促成财富的爆发性增长” “让农民也有更多条件拥有财产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正是黄奇帆与专家讨论时抛出的另一个“奇招”。 “中国农民的收入一般分三大块,劳动性收入、政府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前两者都相对固定,增速一般为百分之几。创造更多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十七大方正式提出。对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而已,财产性收入其实并不陌生,如通过办企业、炒股等手段获得的投资收益,近几年房价的暴涨,亦为诸多投资客带来不菲收获。” 黄奇帆说,“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赖以生存的土地其实也是财产,但由于集体所有性质及相关制度安排,这一财产长期处于沉睡之中。” 据重庆市农委统计,2010年,重庆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7%,低于全国3.4%的平均水平。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农民没有财产,他的土地是承包的,土地集体所有,宅基地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而城市居民,无论是有祖传的房子,还是后来购买的房子,都有房产证,可以用于抵押或转让,于是就转化成物质资本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这样分析。他说,农村必须进行产权的界定,让农民拥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住房产权证),可以抵押、转让,这样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 2007年年中,重庆与成都一并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激发不小反响。但这只是小试牛刀,更大的举措还在后面。 2008年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是为全国首家,在确保耕地一亩不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对废弃的宅基地和荒地进行复垦,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重庆市政府的初衷就是: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又有效保护耕地,也为城市化提供空间。 2010年,重庆第一个在省级行政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将农村土地、林地、宅基地、房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行量化,按照农民使用权占85%,集体所有权占15%的比例进行分配,完全抽象的土地财产,变成实实在在可以流通、抵押和变现的活财产。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确定收益比例过程中,曾有“三七开”、“对半开”的提议,最终确定为85%:15%,是基于最大程度增加农民个体收益的考虑。 在此设计之下,假如一块土地价值为10万元,农民可质押出8.5万元。即使破产,银行拍卖的也只是8.5万元的使用权,所有权还是在集体手中,并不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 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对本刊记者说,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缩小三大差距的一个很重要手段,类似土地确权的制度变革。“有时候一项制度的推动,便可促成财富的爆发性增长。” 按黄奇帆的说法,“有了这个创新举措,农民的资产一下就变活升值了。理论上全市农民已拥有了1万亿元的财产权。全市3000万亩承包地,一亩地算一万元,就是3000亿元;6000万亩林地,一亩地算5000元,总计3000亿元;近400万亩宅基地,按照‘地票’目前均价15.5万元/亩计算,总价值为6000亿元左右。三项相加,再去掉集体所有权的15%,算在农民头上的使用权财产就是1万亿元。” 现在的重庆,农村这“三权”是可以用作地方银行贷款质押的,给了农户解决融资难问题一条通路。 去年6月,渝东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农民陈玉梅以自己的农房作抵押,从县农商行贷款16万元,规模发展肉兔养殖,仅半年时间就收入2万多元。在石柱县像陈玉梅这样把“沉睡”的房产资源转化为“活”资本,靠农房抵押贷款的农民已有200余户,其中有一户获得的贷款达37万元。县委书记盛娅农说,过去,农户申请的贷款主要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授信额度较小,最高才3万元,只能满足零星的生产需要。农房抵押贷款推出后,不但解决了农户“贷款难”问题,也解决了银行“难贷款”问题。 到2011年上半年,重庆已发放农民“三权”贷款余额43亿多元。 打造“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 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主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均财力相差就不能太大,“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标准才可能相对统一 展开重庆地图,8.24万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如同一只展翅腾飞的凤凰——以主城区为核心的1小时城市经济区这“一圈”是“凤头”,渝东北和渝东南是“两翼”。 “凤凰”的翅膀十分沉重,以三峡库区、民族山区为主的“两翼”地区基础条件差,发展速度慢,贫困人口多。大巴山腹地的城口县到重庆主城区,几年前开车还需要两天时间,县干部到重庆开会先要坐车到四川省境内,再辗转奔往重庆主城区。 虽然幅员面积比一些省还大,但由于直辖市体制,重庆没有地市这级中间管理层,直接管理40个区县。是故,区县兴,则重庆兴;区县强,则重庆强。离开了“两翼”,重庆这只“凤凰”就飞不起来。为此,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以构建县域内发展机制为着力点,重庆大力发展区县城经济,提升小城镇联接城乡的能力。 针对欠发达地区财力不足的现实,重庆调整市级对区县税收分成比例,确保财力向“两翼”区县和贫困区县倾斜,将区县最低人均财力提高到10万元以上,以求逐步将“一圈”与“两翼”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差距缩小到2.5:1。 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何志明告诉本刊记者,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主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均财力相差就不能太大。他介绍,重庆市级对区县的转移支付以前为300多亿元,现在已达700多亿元,翻了一番。 转移支付中,包括对31个远郊区县城每年3000万元专项支持,加快配齐学校、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商业街等“几大件”,以使其具备区域性小中心功能。 同时,“一圈”城市还开展对“两翼”的对口帮扶,每年按不低于本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安排资金,重点用于受助区县特色园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设施、贫困村建设等。据介绍,今年对口帮扶实物量额度将突破4亿元,“十二五”期间可望达到25亿元以上。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说,缩小“三大差距”要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过去一般通过财政、税收等“输血式”路子,帮扶不发达地区、农村及低收入、困难群体,最终因为财力不足而效果欠佳。这些年,重庆国有企业在推动缩小“三大差距”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的积极探索。 比如,通过八大国有投资公司创新运作,推动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向“两翼”区县的强力延伸和大幅完善;分两轮安排各50亿元融资提振“两翼”区县工业园区建设,帮助“两翼”区县夯实发展平台,同步推进人才、技术、产业配套,推动了“两翼”工业经济的发展。 分层次推进城市群建设是重庆缩小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战略。根据重庆“十二五”规划,重庆主城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千平方公里、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将三峡库区的万州建设成为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提速发展黔江、涪陵、江津、合川、永川等区域中心城市。 黄奇帆认为,这种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大中小均衡合理,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千万级人口的主城与5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互动,5个百万级人口城市又与20来个几十万人口级的城市互动,形成网络辐射效应。 对“两翼”区县的农民来说,还有更为切身的帮扶。 “改住房、修公路、建水厂,生活条件大变样;种蔬菜、喂土鸡、牧牛羊,三年增收一万元。”这是三峡库区云阳县农民邹道树写的一副对联,描述的是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工程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项旨在让“两翼”农民脱贫致富的工程,以林权改革为动力激活山区的生产力,即通过发展林果、林下养殖、林业种植、森林旅游等特色产业,以争取到2012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3900元增加到6400元,年均增长18%;农户收入由2009年的1.5万元增加到2.5万元,户均增加1万元。 本刊记者了解到,通过“三权”抵押贷款,加强市场建设,培育产业等综合措施,去年重庆“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4823元,增长23%,比“一圈”高出5.6个百分点。差距缩小趋势已比较明朗化。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缩小贫富差距,不仅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而是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公平的医疗、教育、出行、环境等权利,让每个人都更加公平地成长,保障公民尊严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 而这样的权利,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这样的均等化,仰赖标准差距的逐步缩小,最终达到统一。而在乡村和相对落后地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 在重庆,政府正在努力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倾斜,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现标准化,实行基本药物零利润销售,逐步提高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 同时,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上下限,扩大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并实现全覆盖,稳步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标准,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将城乡低保标准差距缩小至1.5倍以内,建立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和困难群众生活补贴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联动机制。 在重庆,对低于农民人均纯收入30%的农村人口还进行动态扶贫开发。放眼全国,这也算得上是率先而为。而在这样的地方,一些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针对困难群体的帮扶,也渐成气候。 公平正义底线需要守卫 基于安全感、信赖感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是底线的要求。舍此,则一切努力和探索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梳理重庆探路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诸多关键词之后,可以发现,其设计和努力,有着同一个取向,即通过制度安排,为全体社会成员努力提供公平正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这样的底线,包括受教育权、工作权、财富权,包括发展的机会、创富的机会,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重庆,一个特殊的要素,常常会闯入人们视野:基于安全感、信赖感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舍此,则一切努力和探索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专门机关“打黑除恶”的努力,令市民安全感普遍增加。自2009年以来的专项行动,使一批黑恶势力被摧毁,彰显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年调查显示,78%的市民认为安全感得到大幅提升,89%的市民认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2010年,群众安全感达到95.89%,创十年最高。与此同时,通过完善交巡警、校园警务等新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水平,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提供底线保障。 由于始终坚持“打黑”与反腐败、打保护伞相结合,两项工作同时部署、两条战线同时展开,查办了一批职务犯罪案件,上百黑恶犯罪势力的保护伞被查处,净化着重庆的政务环境、司法执法环境。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明显提升。 让人民安心、安定的民心工程,要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是全体人民足可长期信赖的守护。 对于劳动权益迫切需要保障的的务工者,法治的力量也伴随左右。从2008年开始,重庆在街镇、社区普遍建立起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站,以提高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效率。 更大范围的安全感,则来自“平安重庆”建设的推进。民间调解成功率、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面、群众对执法队伍的满意度,等等,都以指标形式明确写入相关考核体系。渐趋完善的政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三方协调机制,正以新的角色,发挥出越来越多的作用。 如何缩小三大差距,面广量大,颇费思量。重庆将破题的逻辑起点放在消解痛点、难点之上,有大规模就业岗位的设计,有调整收入分配体系的考量,有促进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要素流通的政策,有加快完善基本型、普惠性、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举措,还有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渠道的规划。 对于鲜活的实践而言,任何总结和梳理,都是苍白的;对于一个设计要素繁多的系统而言,媒体能够捕捉的,永远只是片段。 所幸,探路不止,外界的跟踪和聚焦也不会停止。因为,重庆的探索,不仅有益于当下,也关乎未来。 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所言,重庆正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加速发展的黄金期,这里的3000多万人民已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10年乃至20年后再来看,就可以看出重庆创新的历史意义,“希望重庆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甚至可以是一些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它们都将成为全国的财富。”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298.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瞭望》:重庆逻辑 局面复杂 七大难题考验下半年中国经济 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 内外形势严峻复杂 我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五大原因造成 相同主题阅读 《瞭望》:重庆逻辑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宋鲁郑:法国为什么学不了重庆模式? 张千帆 何兵 斯伟江 童之伟:“重庆模式”与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景 苏伟:与三批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打黑” 秋风:欢迎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竞争 法治是人民的法治——答贺卫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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