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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 | 音乐路上的废弃驿站

本世纪初,北京五道口,有个酒吧叫“开心乐园”,那时树村乐队云集,满街全是打着鼻环、留着长发,浑身金光闪闪的男女摇滚青年。经常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纸条:寻找贝斯,寻找鼓手。“开心乐园”就是这些乐队惟一可以演出的酒吧。经常可以在树村的村口看到这样的告示:今晚开心乐园,摇滚周末,下面是二十多支稀奇古怪的乐队名字,门票十元。稍晚一点儿,村口的摇滚餐厅,各路牛鬼蛇神就携家带口地吃演出餐了,富裕的,还可以喝上几瓶。继而,浩浩荡荡地兵发五道口。 “开心乐园”位于一条破败的铁路旁边,好像过去是个洗浴中心,经营不善,就沦落成为地下音乐的集散地。里面消费并不贵,一瓶燕京才两块钱。经常是乐队比观众还多,大家抽着烟喝着酒,在场内串来串去,有时激情来了,还会在场子里串成一串跑火车。演出前,要抽签决定演出顺序。上半夜演出的乐队比较幸运,每个乐队上台,都迟迟不愿下来,只要有一个人继续鼓掌,那也可以当做在要求返场。所以时间会越拖越长,最后一个乐队演出时,鸡都叫了,该吃早点了。一般来说,每个乐队只能分到几十块钱,打车回树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看到壮丽的路边大排档景象,像草原上生着篝火的游牧民族。连吃再聊,等天亮后的第一班公共汽车,灰烬一样疲倦的人群,扛着乐器,流进树村的街道。这时房东们正在早起遛鸟,而这些唱歌的年轻人却要睡觉了。 “开心乐园”最终因为无法负担房租,彻底关门。意味着更多的乐队没有上舞台的机会了。 “河”酒吧,“河”就是黄河的河。野孩子乐队的张佺和小索,从兰州唱到了北京。那时他们留着长发,一身皮衣皮裤,整个一个铁血民谣。音乐就像黄河上游的水,清澈有力。他们租了一个地下室,天天早起,摽着膀子练琴。节拍器滴答滴答,经常从早开到晚。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北京的演出市场,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河”酒吧。 “河”酒吧坐落于三里屯南街,中国地下的即兴音乐发源于此。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除了野孩子作为镇场之宝,经常演出之外,万晓利、小河、马木尔、王娟,也是这里的常客。晓利和小河的第一张现场唱片录制于此。 那时感觉做地下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酒吧的舞台,你都不好意思见人。我记得一次春节放假,大多乐手都回老家了,一个朋友推荐我去,打电话给河酒吧说,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歌手,让周云蓬去演一演。最终还是被婉拒了。到后来,常来河酒吧的人就形成了一种家族关系,所有男人都是舅字辈的,所有姑娘都是姨字辈的。有一个不存在的孩子,成为大家共同的纽带。但这种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无法折合成人民币交房租,很多看演出的人,会在隔壁的小铺里,先买上几瓶啤酒揣在身上,进酒吧一边喝一边看。由于老板本身就是歌手,大家称兄道弟,谁也不好意思较真。经常到了午夜十二点,老板小索已经喝高了,会拍着桌子大喊:服务员,给每个人上一扎啤酒,记我帐上。等到非典那年,酒吧顺势关门了。再后来,“野孩子”的重要成员,小索去世了。“河”家族风流云散,各奔前程。 过了很多年,在“河”酒吧经常演出的人,相互见了还是很亲切,仿佛一个村子出来混大城市的乡亲重逢。 今年,“河音乐”作为一个小的音乐团队,重出江湖,主要成员有张佺、张玮玮、郭龙、周云蓬、吴吞、刘东明、冬子等等,向往着重拾少年心性,毫无功利心地去做演出,好的音乐最重要,它可以让时间熠熠生辉。 原刊于《星尚画报》 附:“河”十周年纪念演出: 时间:6月23日、24 周四、周五,四 19:30 地点: 北京 朝阳区 麻雀瓦舍 广渠路36号院东院 (双井家乐福正对面 劲松口腔旁胡同内50米 红点艺术工厂内) 详情: http://www.douban.com/event/1400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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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传知行双月医改学术研讨会(8月28日):中西医之辩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24日 - 16:19 | 4 次阅读 | 已有 1 条评论 各位朋友: 为破解民众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中国传统医学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作用?坚决反对中医的人固然有但不是主流。但中医是否能突破目前以西医为主的模式,成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关键之着?普遍的观点对此事存疑的。 传知行 特此请来两位坚持不同观点的研究者进行中西医之辩,欢迎关心医改的朋友参加。 时间:8月28日(周日)下午2:30——5:00 地点: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23楼402会议室 题目:医学的发展方向:中医、西医谁为主? 嘉宾简介: 邹纪平:1941年出生于医学世家。1966年大学毕业。从1969年开始探究病因。1970年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五室从事地电、地磁和地震测量研究。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撰写了上百篇医学论文。是中国老年学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等若干保健机构委员。多年来潜心研究生命科学、西方医学、退行性疾病病因及人体健康精要,首次以单细胞视角客观解读生命的学者。坚决反对“以人为中心”而坚持“以单细胞为中心”的科学理念、提倡科学革命和医学革命。著有《生命谁做主》、《反思西方医学》和《超猴医学院》等。 邹纪平先生反对把西方医学作为医学主流,坚持中国传统医学为主的观点。 郭宇宽,出生于1977年的青年才俊。资深传媒人士、长策智库研究员。曾就职于陕西卫视,历任湖南卫视、《南风窗》高级记者和CCTV。西安交通大学工学硕士,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现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做博士后研究。曾于1999年国际大专辩论会荣获最佳辩手,报道过著名的天价医疗案,在央视做过破解看病贵看病难的节目。 郭宇宽先生坚持西方医学为主,中国传统医学为辅的观点。 传知行 办公室 2011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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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弗拉基米尔·亚库宁:“转型经济”的两种模式

弗拉基米尔·亚库宁:“转型经济”的两种模式 标签: 转型经济 休克疗法 中国模式 ● 弗拉基米尔·亚库宁 [俄] 弗拉基米尔•亚库宁 等/著,肖德强/译 爬行的乌龟和奔跑的兔子 现代化理论为认识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的客观性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研究者将目前的现代化模式分为两种——自由模式和保守模式,后者在经济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国家具有特殊作用、家长式管理、意识形态统治对劳动有促进作用。前苏联和其他一些传统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实行的正是这种保守的现代化模式。在起点落后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下,这种模式能够集中资源加快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指标至少说明了保守模式的竞争潜力。但集中各种力量来保证指标却不是能够长期做到的。在执行现代化任务的同时,管理也应该加以改进。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从动员体系向稳定发展体系转变。 与此同时,西方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进入了现代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从工业经济体系向后工业经济体系转型。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来说,完成新的现代化任务迫在眉睫,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曾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但是,后来落后了,这是因为西方大力推行了后工业化新技术,从而改变了它们的经济结构。于是,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就成了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问题,他们急需建立一套能够实现后工业化突破的复合型管理体系,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末着手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体系。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家们所走的道路似乎更为简单,在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用来摆脱落后状态的保守主义现代化经验完全没有得到考虑,在“极权经济”的口号下采用该方案的设想在思想上受到了批判。西方经济制度所选择的作为基本模式的后工业时期现代化并不是一种现代形式,而是它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雏形。现在已经能够明确断定,这种模式不仅无助于解决新的现代化问题,而且把结构改造直接引向了相反的方向。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经济转型国家存在两种改革方案。他认为两种路径的差别首先是改革速度的不同,“休克疗法派”和“渐进派”的立场是对立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休克疗法派改革家”得到了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力支持,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纲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接纳。但是,后来爆发的危机证明了渐进派改革家的英明,“渐进派改革家”准确地预言了“休克疗法”的消极后果,不过他们还是低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的程度。斯蒂格利茨在对争论进行总结时说:“爬行的乌龟终于超过了奔跑的兔子。” 破坏还是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进行比较,就会对当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绝对低效的陈腐论调产生质疑,社会主义所展现出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与过去发展条件严重落后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差距正在逐年缩小。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加快,西方国家只是依靠服务领域的快速发展才稍微弥补了经济的不景气。 我们通常说日本在战后60—7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是一个“经济奇迹”,但是,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执政时代曾有过快得多的发展速度。当然,人们“通常不会”谈论与新自由主义相抵触的罗马尼亚的“经济奇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后的罗马尼亚直到零零年代中期才达到1980年的水平。 否定苏联的保守现代化模式,更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是思想原因。毫无疑问,制度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刺激经济的促进作用和提高个人主动性。 然而,是否应该摧毁掉这种支撑国家管理经济的结构呢?这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迫别人接受全球变化模式的真正意图是改革还是遏制军事和经济社会的竞争对手?或是与这些所谓的“邪恶帝国”所进行的斗争呢? 中国没有听取西方的建议,选择了自己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没有破坏原有的体系,而是对其进行保留和逐步改造,从而保证了其稳步向前发展,避免了发生在东欧国家的灾难性的倒退。白俄罗斯也选择了尝试类似的改革方法。 “休克疗法——这是我们的方式” “休克疗法”这一概念首先是在波兰提出并开始使用的。其主要理论家是著名的货币主义的忠实拥趸杰弗里·萨克斯,他后来承认,超剂量的货币主义药方在很多改革实践中并没有发挥作用。 “休克疗法”理论上是在发达的市场体系基础上形成的,没有考虑到经济转型国家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比西方国家要低,但消费内容大致相同,东欧人所需食物的热量甚至要超过西方国家居民。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物质福利主要由公民的个人收入构成,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还包含了国家的补贴。例如,在波兰“团结工会”同苏联社会主义抗争的时期,国内消费者只需要支付相当于商品价格五分之一的价钱便可以买到牛奶,享用中央供暖和公用住房等服务,剩下部分由国家支付。东欧国家光是用于食物的国家补贴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苏联则达到了12%。所以,价格的放开自然导致了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改革的宗旨本来是要达到西方人的物质生活标准,但结果却与预期恰恰相反。东欧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从主要指标来看直到今天仍低于西方,例如,因为实行激进的自由化,保加利亚直到1996年仍然有8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私有化论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东欧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性的基础。改革前夕,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波兰的82%到捷克斯洛伐克的97%不等,私有化进程在工业领域引起了尤其严重的问题,居民没钱购买大企业的股票。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自由化进程的基本机制就是向人们发放私有化债券(流通券、公债券),从而使人们获得一部分国有财产。通过发放免费的私有化债券把国有财产转到私人手里。投资对国家财政支持项目的发展没有起到推动作用,相反,由于对国家预算支出的缩减,使得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缺少资金。 在取得股东地位的公民中普遍传播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没有成功,虽然在向劳动者灌输利用私有化债券参股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克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与资本的典型矛盾,但在实践中劳动者也没能成为所有者。 东欧各国普遍建立了私有化基金会(实际上是控股公司),这些基金会大量收购私有化债券。在这一过程中领头的是那些在党的机关工作的人,例如,捷克40%的私有化债券集中到了10个基金会手中,这就意味着这10个基金会将分享这些私有化了的国民经济份额。私有化过程中的犯罪腐败现象在东欧遍地开花,成为(“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非国有化的普遍特征。 东欧国家的领导层比俄罗斯领导层醒悟得略早一些,例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早在1995—1996年就暂停了进一步的私有化,很明显,正是在停止私有化之后这两个国家才迎来了扭转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的转折。 在改革进程完成前夕,东欧各国国有经济份额远高于俄罗斯,在社会主义体系改造进展迅速的波兰,1996年前夕的私有经济只占56%;在更加保守的罗马尼亚是35%。而且,跟苏联相比,东欧各国经济的国有化程度要低,而私有经济,虽然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改革前就已存在。 对农业合作社制度的破坏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改革派认为集中农业生产资源的通用途径——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弊病,但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私有雇主的小份土地效益极低,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由商品生产退回到了自然生产。发展方向不是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是向商品制度以前的方向退化。直到今天,一些东欧国家的农业仍然是负增长(已经超过15年了)。 东欧国家重建和改革过程之初就在发展水平上与世界拉开了距离。如果说在80年代中期东欧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总体上超过了西欧,那么到9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东欧发生剧变的时候,西欧国家仍在按以前的速度继续发展。两种制度竞争中一方竞争对手经济发展的中断难道不是造成激进式改革的真正原因吗?难道不正是由于这种中断使美国和西欧国家强迫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接受那种在它们本国都从未出现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吗? 20世纪90年代危机过后的恢复速度似乎至少应该能够弥补“休克疗法”所造成的经济倒退。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比不上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时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时间差不足以评价改革的真正效果,弥补增长需要的时间应该更长一些。但是随着改革后第二个十年的开始,东欧各国仍没有迎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东欧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持续减少,地缘政治作用也在下降。所有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都大大低于苏联时期。由此可以证实,自由主义改革没有在任何一个东欧国家取得成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改革后的发展轨迹与预期的相差甚远。 苏联解体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各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大部分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在内,国民生产总值直到今天都没有达到解体前的水平,对其中一些国家来说,暂时甚至无法逾越1980年的水平。 请不要忘记,“二战”结束后,苏联用了五年的时间就足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从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用一句国家计划术语来说,已经过去三个五年计划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那些选择了融入市场体系激进程度最低的模式的国家,像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成功超过了199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获得独立后要重要得多。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和国民经济在世界上的排名同苏联时期相比严重下降,只有土库曼斯坦(一直因缺乏民主而饱受批评)维持住了解体前的地位。 “中国模式” 为了证明改革派的正确,俄罗斯在社会上积极宣传改革中出现暂时的倒退是不可避免的论调。倒退的程度是由所改革的这种制度患病的程度决定的。实行共产主义的苏联客观上似乎比保留了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东欧国家在危机中陷得更深。 然而,同苏联一样带有经济国有化传统的中国的改革经验却证明,从行政命令过渡到市场模式的过程中不一定会出现危机,相反,恰当的改革本身可能是刺激经济的催化剂。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持续了30年,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在这30年中没有出现一次经济衰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重要变革包括五个阶段(1978—1984,1984—1992,1992—1997,1998—2002,2002—至今),其中每一个阶段都在统一的长期战略框架内制定一个中期目标。当然,在这30年中,经济速度自然也有几次放缓,但类似东欧国家那样的经济崩溃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俄罗斯确实曾有机会选择中国的改革模式,但是,众所周知,它最终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模式。对哪一种模式更能有效实施向市场体系转型的统一战略方针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对改革期间中俄经济发展进程的非常直观的比较。改革前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苏联低23%,过了不到10年,到199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俄罗斯的6.5倍。随后发生的俄罗斯经济崩盘使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领先了俄罗斯好几年。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东亚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十位的话,那么,到90年代的时候已经跃居第三位,而到了21世纪初,则已经挤掉日本上升到第二位。预计接下来的十年内中国的经济会超过美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83%为服务业所创造,是一种间接生产型经济、虚拟资本、虚拟价值。所以,如果剔除服务业部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将高于美国。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实行的货币政策中,其中一项就是与国家财政赤字的斗争。中国的改革家们比较幸运的是,没有受货币主义陈规的束缚,认为财政赤字不仅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情况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财政预算中的收入曾一度高于支出,但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的道路,财政预算中支出开始超过收入。中国的财政政策有理由让俄罗斯政权的高层们认真思考一下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收入多于支出的合理性了。 中国改革模式的本质特点是“谨慎、渐进、坚韧”。早在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就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政策,同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按程度高低又分为:完全指令性计划、部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私营经济也不允许进行自我调节,市场经济管理机制的公式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就像东欧国家一样,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不仅不相排斥,而且成为计划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从正统性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因为这是一种国家在经济管理中起重要作用的混合经济形式。 国家不只制定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计划,而且还规定其价格,其调控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只有国家有权利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收购基本农作物,而且还是按国家自己规定的价格。 家庭承包制的发展引发了农业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这种在苏联改革时期得以普及的承包制度,在解体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却完全不再被需要。在分析中国农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当代俄罗斯研究人员指出:家庭承包制能够使人们实现丰衣足食。实行家庭承包后,中国粮食产量从1979年的3亿吨增长到1984年的4亿吨,人均年产量也从300公斤增长到400公斤,农民收入在这段时期也增加了2倍。专家认为,这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人民生活水平所能实现的最大提高。 发展农村的另一种改革理念是建立“乡镇企业”。这一理念的形成来源于中国农民自古以来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传统。改革结果使中国经济各个行业在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农村经济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占了很大比重——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乡镇企业专门从事日用品的生产,充斥全世界的中国日用品大部分是在农村生产的。到80年代末期,中国20%的工业产品是由“乡镇企业”生产的,占农村总收入的一半多。这表明,中国农民所制造的工业产量甚至超过了其本来所从事的行业——农业和畜牧业。 与东欧熟悉货币主义的改革家们不同,中国的改革思想家反对经济政策理论多样性,党的代表大会上总是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特色,实质上是强调历史文明与经济制度的适应性。 与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伴随着政治转型。众所周知,经济和政治同时改革可能会引起制度不稳定,这种情况在改革理论中是很典型的。为了贯彻改革家们的改革意图,至少需要具备一种政治资源,否则改革就无法进行,而且会导致制度的瓦解。应该承认,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济政策得以顺利施行的一个因素,中国私有经济的领头人同国家官员一样也是共产党员,国家的计划任务对他们来说就是当代中国的管理准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解释,中国是怎样成功实行私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整合的行政调控政策的。 严格说来,所有制形式在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国有制和私有制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对的,私有制经济也是依照国有经济的程度完成党和国家共同的任务。因此,占18%的国有企业与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0%的国有份额这一统计数字,虽然超过了俄罗斯相应的指标,但是并没有反映出实际上管理机制在经济中的分配。 “私有化”概念本身包含了与中国思维方式相背离的私有制动机,在中国具有负面的含义。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А.С.谢利谢夫和Н.А.谢利谢夫指出:国家主导的经济行业和工业的“非国家化”(非国有化)过程没有剧烈跳跃,向非国家成分发展的过程是比较渐进的,是通过它们自身的快速发展实现的,而不是把国有企业加速转为非国有。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改革的这一明显特色能够完全避免生产大规模缩减的过程和国民经济非工业化。 中国直到今天仍在以五年规划的方式制定经济政策。在东欧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占了上风,改革家们像反对行政命令制度一样同计划体制进行了斗争。他们以西方经济为榜样,忽略了计划结构的存在、计划任务和建议的多样性,曾幻想西方经济能够进行自我调控,把西方经济组织各方面的实际表现形式当作理想原则,这是错误的。 白俄罗斯的前景 来自前苏联的所有威胁中,加速自由化是对白俄罗斯经济的特殊威胁,扮演“苏联装配车间”角色的白俄罗斯,随着工业基础设施的拆除,必然要遭遇经济崩溃的命运。1994年卢卡申科当选总统后,不再采用新自由主义模式。今天,即使是在对现代白俄罗斯持批评态度的西方也在谈论其“经济奇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得不惊讶地承认,白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中国还要快(2005年白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11%和9.5%)。俄罗斯对白俄罗斯的经验尤其感兴趣,因为白俄罗斯的经验证明,除了出口能源外,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实现转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众所周知,俄罗斯西边的这个邻国并没有动用重要的资源储备。 为了取消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卢卡申科积极向公众灌输利用俄罗斯廉价的石油天然气创造“白俄罗斯奇迹”的设想。显然,这种低价的能源供给保证了良好的经济形势,但并不是决定因素。例如,同样享受了俄罗斯特惠价格资源的乌克兰并没有出现这样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俄罗斯——作为这些资源能源的产地——本身也没有取得如此好的经济成就。 与白俄罗斯东部接壤的斯摩棱斯克州,其经济基础设施与白俄罗斯相近,目前仍是经济衰退补贴区。而且,虽然油气出口很重要,但白俄罗斯经济对其的依赖性被严重夸大了。根据白俄罗斯的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它是地处欧洲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对石油天然气依赖度最小的国家。 1994年执政后,卢卡申科就提出要优先发展经济,而不是像其他新取得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优先进行改革。为此,卢卡申科提出“启动已经停产的工厂”的任务,在开始阶段暂时停止了私有化进程,宣布国家调控原则是经济政策的基础。与货币主义政策不同,白俄罗斯既没有出现激进的市场自由化,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经济非国有化。目前白俄罗斯75%的工业属于国有,在独立后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国有经济比重比它高的只有土库曼斯坦。虽然没有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改革方式,但白俄罗斯仍然取得了比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好得多的成就。早在1996年,白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开始摆脱衰退,实现增长,而当时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在继续下滑,乌克兰也只是在四年后才完全止住了下跌趋势。1998年的卢布崩溃虽然对接下来一年白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上升势头。对90年代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经济增长差异的系统研究表明,关于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经济寄生虫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当代白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卢卡申科创立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模式,他的这一模式是把苏联时期典型的行政管理手段与凯恩斯主义的市场间接调控机制结合在了一起。白俄罗斯政府采用的管理手段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如国家投资、补贴、刺激需求、积极的收入政策、财政赤字等。一些专家认为,对俄罗斯来说白俄罗斯正在进行的经济试验是对新凯恩斯主义模式的肯定,卢卡申科政府的一位政治评论家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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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USA TODAY: Chinese bloggers, journalists challenge handling of rail crash

Answers wanted: Relatives of victims in Saturday’s train crash block the entrance gate Wednesday at Wenzhou South Railway Station in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Government’s control of message being overwhelmed by social media “The government is acting like a mafia, telling relatives, ‘We’ll give you extra compensation if you cremate now, and stay quiet.’” - Li Datong, a former journalist fired after he challenged official censorship Social media pressure China for answers in rail crash – USATODAY.com   By Calum MacLeod USA TODAY BEIJING — When Yang Feng heard about the collision of two bullet trains Saturday night, he left home and drove for four hours, still in his pajamas, to the east China city of Wenzhou. After clambering through fields, and past a police cordon, Yang, 31, climbed onto the rail viaduct to begin a desperate search of the wrecked carriages. At a funeral parlor Monday, his worst fears were confirmed. Yang’s wife, Chen Bi, seven months pregnant with their first child, was among at least 39 dead, along with three other relatives. “I don’t care about compensation,” Yang, a factory owner, said with anger 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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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德国之声:艾未未”逃税”案 律师拒绝查帐安排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被指"逃税案",再有更新进展,据律师浦志强在Twitter微博上透露,7月19日,北京发课公司接到北京地税第二稽查局电话,称发课公司可在20日上午到朝阳区十八里店派出所查看帐薄凭证。 6月22日,被关押80余天的艾未未获准"取保候审"回到家中,但当局认定他为"北京发课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向他追讨1200余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发课公司的法人为艾未未的妻子路青,她聘请北京知名的律师浦志强和夏霖为其代理,向当局提出"逃税案"的公开听证申请,7月14日,北京地税分局举行了闭门的听证会,只允许路青、律师夏霖和一位税务师参加。律师夏霖和路青一致认为,当局拒绝归还扣押一百多天的公司财务帐薄,且不允许公开听证,这是不合理的一场听证。 "要求完整返回帐薄并进行公开听证" 对于北京税务局允许发课公司到派出所查看帐薄的安排,律师浦志强已经公开表示拒绝 ,他表示:"鉴于当局处理涉税事务告知了发课有权申请听证,所有凭证便应在听证会上公开出示,不宜会后再要行政相对人到其他机关核对,因而拒绝接受此项安排。" 浦志强的信息发布后,也有网友表示了强烈的质疑:查帐为什么要到派出所?为什么不能公开听证等。带着同样的疑问,德国之声采访了律师浦志强。 他首先对北京税务部门及公安部门在"逃税"一案的程序表示质疑:"我们主要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合适的程序,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到派出所去看帐薄,这个帐簿应该是税务机关拿走之后,依法在三个月内完整返还的。但他们没有做到。" 他认为北京税务机关的闭门听证是违法行为:"我认为他们没有理由不允许公开听证,因为法律规定应该公开,不公开的理由是法定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机密,而这三种情形在发课公司这个个案上来讲是不存在的,在上次听证会召开时,夏霖律师已经说明,我们对于一个不公开的、没有给出法律理由、而且明显是违法的不公开听证行为,是不认可的。" 对于艾未未"逃税"一案未来的走向,他说:"我希望他们能在完整的返回帐薄资料后,重新安排一个合法的、公平、公开的听证,这样才使得行政处理程序能够具有程序上的合法性,也从而能够保证(当事人)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包括抗辩权。" "他们应该拿出依据来,以事实说话" 德国之声也就此采访了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她说自己虽然已经近八十岁,但在这件事情上,她有着清晰的判断,她不断发出自己的疑问:"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他们忘记了还有法、还有政策,所有的一切都是混乱的,没有政策和法律依据,如果这样,这个案子何时能了结?发课公司和艾未未没有关系,路青是法人代表,真正有关系的刘正刚、会计胡明芬,他们又被公安局控制在各自的老家,他们被禁止接触和这个案子有关的人和媒体,如果这样,怎么能够在阳光下把事实说清楚。律师介入,可是连帐本都不归还。既然说这个案子是个经济案件,为什么不归还帐薄,这样律师才有依据查证他们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这里边疑点很多,帐薄还在他们手里,他们有没有改动?他们如何算出这个罚款数额1200多万?他们应该拿出依据来,最终应该以事实说话。" 截止目前,艾未未在被"取保候审"后,依然不被当局允许接受媒体采访,他对"逃税"一事的看法,我们也不得而知. 作者:吴雨 责编:任琛 来源: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25223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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