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ire Kells

Claire Kells is a graduate student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e is concentrating in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learning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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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旧作)(下)

2011年06月09日 18:24:25    七  历史轮回:从图书馆到图书馆     人非任情,即是矫情。     矫情者奴情。     任情者奴于情。     太上忘情。     ——张申府《续所思》     关于申府先生在北大图书馆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的故事,流传过不同的版本。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就发生在1918年的暑期。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泽东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未允。     我问:据说毛最后还有一句“怎么安排呢?”申府先生点了点头。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再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三十元,并请我再写文章。中共方面当时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对此文之发表甚为不快,认为动摇了军心。我受到激烈的批评,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此事。”     这场批判的结果,除了因言废人,还导致了一对患难夫妻的仳离。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     刘清扬当时发表了一封致沈钧儒、章伯钧的公开信,申明于公于私完全与张申府脱离关系,全文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衡山章伯钧两先生钧鉴:     近见“观察”五卷九期所载张申府“呼吁和平”一文,其内容言词荒谬,思想堕落,实足证明他对政治的认识,已完全违背站在人民立场反对独裁及争取真正民主的革命原则,尤其对于内战的诬蔑谬论,竟以人民对人民公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战争为“不仁不智的冒险”和“穷兵黩武”。正当此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空前胜利,使反动的蒋政权即将垮台之际,张申府竟发出如此荒谬绝伦的呼吁,不知是何居心?他既如此背叛人民甘心为虎作伥,清扬故特向本盟总部诸同志及全国民主人士声明:从今后,不但在公的方面,与张申府完全脱离合作,并在私的方面,也永久断绝二十七年来夫妇关系,今后更必竭诚拥护本盟过去一年来曾经发表的三个重要文件内的各项主张,并与本盟诸同志忠实合作,誓必追随真正站在人民立场的全国民主人士之后,为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而努力!谨电奉陈,表明寸心。并致人民解放胜利的敬礼!     刘清扬 十一月十五日[8]     但申府先生在同我谈及此事时,只淡淡地说:“解放前夕刘清扬去石家庄,我因书籍及家庭事务未去。解放时有人劝我走,我未同意。”     老人对与结褵二十余年的伴侣劳燕分飞,同样没有一句怨言。历尽尘世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他确已达到“太上忘情” 的境界。     1949年以后,早年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受到崇高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恩师符定一,虽然很多人对其在北平敌伪时期的历史有疑问,还是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申府先生则一直被尘封在北京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他与毛泽东的历史轮回,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八  故纸堆中:板凳须坐廿年冷     中国之唁人者,常用顺变二字。     盛哉言也!此实表现中国人之宇宙人生哲学。     人果能一切顺变,尚何有于艰难?     ——张申府《续所思》     “49年2月周总理派齐燕铭来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费。8月底,彭真任北京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彭曾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我和党的历史关系,彭说:‘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后来张友渔又和我谈工作安排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供我选择:一是回北京大学教书,一是回北京图书馆(42年在重庆时,我在车站遇见北大旧同学袁同礼,他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邀我到北图驻重庆办事处主编过两年《图书季刊》)。张友渔的意思,学校易生风潮,难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图为好,我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任职迄今。”     谈起与彭真等华北局领导人的交往,申府先生说:“1936年我被释后,住学院胡同甲2号,专门从事救国会活动。那时经杨秀峰、徐冰介绍,认识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时还认识林铁、肖明,当时北平共产党的党部在南新华街附近,我曾去过那里。解放后林铁很关照我,土改时他问我:‘地是否留一些?’我说:‘地谁种就归谁。’乡亲们很感动,便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林铁怕我没钱花,还托人带了三两黄金给我。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     他也对我谈起过“文化大革命”的经历:66年7、8月间,曾将文化部所属系统有名人物集中,后将我调回图书馆,但不许回办公室。我原是选购外国图书的,这时不许我看了,留馆一个月后回家。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从4月29日留馆,到次年2月回家。说我是“不戴帽的右派”。     事实证明,张友渔建议申府先生弃北大而选择北图,确有先见之明。只须看看张东荪、翦伯赞等人的下场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像高等学府总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我初访申府先生时所见藏书,日后方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老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李先生是一位学者,对图书管理不甚内行,这就迫使申府先生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 他广搜博览群书,但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像伯钧那样注重版本。”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许槤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据他的爱女燕妮女士回忆,为买一些书而不得不卖掉一些书时,父亲总是左挑右拣,舍不得卖,连卖旧报纸也是一张一张地仔细筛选。     另据赵俪生先生回忆,五十年代某日在琉璃厂巧遇老师申府先生,挟着刚购得的一函四册本《麻衣相书》。下午老先生打电话来,说《麻衣相书》丢了一册,问他见到没有,结果当然是没见到。赵先生曾为因言废人而倍感凄凉,我则暗想:如果申府先生早读此书,或许不至于让毛泽东重抄卡片。      罗素致张申府函(1920年)      九  我行我“素”: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罗素一生最反者乃是宗教,但却有人说他的行动是“宗教的”,这是不无意义的。     什么是宗教的精神呢?宗教的精神之一点便是把一切生死毁誉等等都置于度外而力行自己之所信。     ——张申府《续所思》     申府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罗名女人许之斋”,“罗”即罗素,“名”则名学(逻辑),“女”是《列女传》,“人”为《人物志》,“许”乃许刻本。他一生读书的爱好集中于此,而以罗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革命的影响,实际上罗素的影响甚大。”他晚年在一篇纪念罗素的文章中还谈到:“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9]当然,这也是从他自己少年时代对数学的兴趣所引发的。     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迫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讲学,他曾代表北京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罗素访华之前曾访问俄国,使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对俄国革命多有批评,也曾向申府先生谈到自己的观感,但在当时并未改变这位中国年轻学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共产党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革命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申府先生认为“罗素最能察识主观,所以最能客观”[10];“我以大客观为法。但大客观之所证,则我谓亦不可执。万般任何,一执便滞,便差。如如只是如如,而可执着之耶?”[11]     对于革命,申府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12]“迷恋现实,必无革命之可说。脱离现实,革命也必失其根据。”[13]他对于大同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自由之要义在独立。”[14]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 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曾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罗素在1970年逝世,相识并神交了半个世纪的两位中西哲人,从此永远相失于尘世。      1981年5月,张申府(中)、张岱年(左)、张崇年(右)三兄弟合影      十  真话真理:暮年心境有谁知     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实话。     我相信,说实话是今日人类第一急务。     ……我更相信:说破人心里的情实,是改造世界的第一个根本手段。     ——张申府《肺腑语》     申府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中西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15]     老人曾向我谈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季鸾特来信请我去编副刊《世界思潮》;在此期间我曾在一文中提到熊十力,后他给我来信,相交甚多。” 他的三弟岱年先生的名篇《论外界的实在》也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表,并得到申府先生的赞扬。     申府先生晚年的遗憾,是没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专门讲学的著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罢黜百家时代的不幸。不过老先生的薪火,已由岱年先生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宗师。     申府先生尝以《石头记》为喻:“玉即是欲。故云,衔玉而生。”[16]他解释“欲”与“仁”的关系说:“所谓为人类,起于为自己。所谓仁,期于人之勿迫害己。故曰客观难。”[17]     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申府先生的观点是:“理是好东西。但是理是敌不过欲的。其实,理,就不见得不在欲之中。罗素的道德哲学以欲为出发点,旷古以来最为不伪善,不自欺。上善,就是满足极大量之欲。‘最高的道德规则应是:要行为得可以造就谐和而非不和之欲,’罗素说。因为谐和之欲比不和之欲,能满足的多。但是怎么才能行为得造成谐和而非不和之欲?在良制度与良习惯”[18]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虚龄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仓胡同29号的张宅里,前来祝寿的亲朋们济济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蒋中光先生等都来了,还有访问过他多次的美国学者舒衡哲,晚辈章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长寿”的印章送给老人,他很高兴。     寿筵上当然少不了老人喜爱的红烧肉。他一生除却读书无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爱吃的东西惟有红烧肉,而且要吃几块肥的。这点爱好,倒是与戏称他为“顶头上司”的毛泽东相同。后来我在家要求吃肉时,就以老先生为榜样:“申府先生一生爱吃红烧肉,还不照样活了九十多岁。”     虽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寿,其实哲人是参透了生死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面为生。人之大欲,里面为死。”[19]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同年7月12日是个极其炎热的日子,我前往八宝山向他告别,此后大病了半年。老人的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他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老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或许就是“满足极大量”的“谐和之欲”。他曾认为:“革命被人误解了”,而有人则感叹他的“一度辉煌半生黯淡”——“政治于他,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历史误会’”[20]。究竟谁误解了谁呢?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在天人之际。”[21]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     经过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旧文化、旧道德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因来不及建立一套“良制度与良习惯”,不得不面对一片“不和之欲”横流的世界。申府先生尝说:“凡是嚷精神文明的,凡是要精神文明的,都是因为没有物质文明的缘故,都是因为物质文明倒塌了的缘故。”[22]     我们先是几乎没有物质文明,如今享受到了些许物质文明,却又面临着倒塌。     我忽然顿悟,他要告诉世人的真话,早在几十年前就说完了。     2004年9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8日     《社会科学报》2004年12月16日     ------------------------------------------------------     [1] 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3页。     [2] 张申府:《我的教育、职业活动》,《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     [3] 张申府:《我的教育、职业活动》,《所忆》,第81页。     [4] 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1919年与郭隆真等在天津创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积极声援“五四”运动,并与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创办了“觉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等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1922年3月,因受法国当局与中国领事馆的迫害,随张申府、周恩来等人转至德国活动。1922年6月在巴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任组织和领导工作。 1923年底回到天津。1924年1月1日,与在津的原觉悟社成员邓颖超等人在天津创办《妇女日报》,成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思想的重要阵地之一,刘任该报的总经理,邓颖超等为编辑。1924年4月中旬,奉李大钊的委派,南下上海、广州、进行全国妇女运动的联络组织工作。1924年6月,随李大钊出席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她虽然中断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但仍连续为妇女运动再奔波。 “九·一八”事变后,发起组织北平妇女界救国会,任主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与张申府、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领导了著名的北平“一二· 九”学运。1941年 “皖南事变”后,在香港、桂林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和妇女委员会主任。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妇女干部学校校长等职。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逝,享年84岁。     [5] 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6] 张申府:《续所思》,《所思》,第100页。     [7] 张申府:《生之反映》,《所思》,第110页。     [8] 新华社:《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 刘清扬严予斥责》,1948年12月26日。     [9] 张申府:《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所忆》,第66页。     [10] 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70页。     [11] 张申府:《续所思》,《所思》,第139页。     [12]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52页。     [13]张申府:《续所思》,《所思》,第163页。     [14]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10页。     [15]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第94页。     [16]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26页。     [17]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21页。     [18]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4页。     [19]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第102页。     [20]雷颐:《“仁”与“科学法”——漫话张申府》,《所忆》,第191页。     [21]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62页。     [22]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第83页。       上一篇: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   下一篇: “以伪证伪”无助于还原历史 阅读数(509)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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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当前社会思潮和未来发展——国内外形势与中国战略发展研讨会第二场”上的发言) 王思睿:杨帆给我发过两个短信,先是让我讲讲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后来又让我讲讲新世纪以来这十年的思潮。我的发言是按照后面的短信准备的。关于三十年,近年来我也做了很多思考,我在这里做个广告:周总的“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给我出了一套文集,一共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的书名就叫做《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所以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和周总或者我本人直接联系,买一套我的书,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支持。在这一卷里,收入了我以王思睿、喻希来等笔名写的文章以及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文章,对于各个思潮代表人物的评述与对话、争论,有几十万字。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战略与管理》和《领导者》上。我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了四十几篇文章,可以算是该刊的第一作者了。 既然要谈十年,就必须对前二十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原来以为杨帆会对前二十年做系统的阐述,但是他今天讲得也不太细。大家都说八十年代有一种改革的共识,其实斗争也很激烈。用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中的话来说,有五个起伏,单年怎么样,双年怎么样。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是很尖锐、很曲折的。但是对它的描述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用用一个单维的维度来分析,就是“改革—保守”这样一个维度。 1980年高校竞选的时候,在王军涛和我的系列竞选文宣材料中有一份叫做《现状的分析》,在其中我分了四个派。1989底到1990年初,我在秦城写了《改革十年反思》,其中也延续了这样的派别分析,就是:凡是派、还原派、经济改革派、全面改革派,八十年代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派的较量。 “凡是派”倒台比较早。以华国锋和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是很有力量的,搞“两个凡是”,拒绝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陆续退出了中央的领导班子。当然在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中还不乏“凡是派”,清除他们用了好几年时间。 “还原派”的说法是我最先说的,后来也有人引用过。这个“还原派”,以邓力群、胡乔木、陈云、薄一波为代表。他们是要还原到1957年以前,还原到中共八大路线。我觉得能够还原到1957年以前,陈云立了很大功劳。按照邓小平、王震的想法,不一定要还原到1957年之前,还原到1966年之前也许就可以了。邓小平一出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这也只不过是还原到1966年。肯定“十七年教育是红线”,也是还原到1966年。但是由于陈云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右”,1957年以后就基本上不管事了,所以他不还原到1957年以前是不罢休的。邓小平则和刘少奇管事到1966年,毛泽东还把邓称为“副帅”,他自己是“主帅”。陈云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坚持了这个观点,彻底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我认为陈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这一点上走得比邓小平还远,而且更明确、更坚决。但是为什么还叫“还原派”呢?因为1957年以前陈云做了两件大事,现在我们都是不能给予肯定的。一个就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打上了很浓重的陈云色彩,因为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让陈云拿主意,陈云左思右想以后下了决心。要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这是要毛泽东自己“买单”的,但是“统购统销”是陈云的责任。“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套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陈云也是第一责任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是他的助手,毛泽东对于这一套则不怎么感冒。所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要还原到他们的“黄金年代”。 还有很多中高级干部,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与工业上的计划经济也是不喜欢的,他们要退回到《共同纲领》,退回到“三大改造”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他们还要学习南斯拉夫模式与“东亚四小龙”模式,学习日本。这第三个派别就是“经济改革派”。八十年代初期的赵紫阳就是“经济改革派”,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是承认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包括老中青。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有一种换位的关系。赵紫阳是“经济改革派”的时候,邓小平还有一点全面改革的味道。在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中,邓小平还是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1986年他又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他镇压了民主墙、竞选以及这样一些要求民主的运动之后,他的“四个坚持”就已经比较明确了,到了1987年初把胡耀邦打下去以后,所谓“自由化”要反五十年、一百年,这个就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路线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成了“全面改革派”的政治代表。 八十年代的“全面改革派”有一个广阔的光谱。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很多民间的力量,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到后来我所说的各种“边缘运动”——像我所在的“国情组”、“政行所”、“社经所”、《经济学周报》这个民间团体,像陈一谘、何维凌、张木生他们的“农村组”、“三所一会”,像包遵信、金观涛、李胜平、甘阳等人领导的各大丛书编委会。大家都有改变整个体制的思想在里面,政治改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体制内则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阎明复、杜润生这样的改革派领导人,包括胡绩伟、于光远、李锐、王若水、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童大林、王元化这样的“新启蒙”理论家,还有邓小平勒令开除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一直到1989年,全面改革的思潮达到了顶峰。在学生运动中,学生提了两条主要口号“反腐败、要民主”,虽然也有经济的背景,但是直接的表现形式都是政治改革的议题。 八十年代的思潮与派别,我认为详细的论述不是今天的话题,包括刚才杨帆讲的,对于怎么走到1989年春夏之交,“八九民运”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的这套文集的第四卷《民主运动在中国》,里面有十来万字的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潮,则需要增加一个分析的维度。因为1992年以后,中国才真正融入了全球化,这样全球的问题也就变成了中国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还是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比如说里根主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只是在旁边瞅着。到了1992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就融合在一起了,汪晖把世界思潮与中国思潮绑在一起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很多人讲,波兰尼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大转型》,可以用来作为分析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理论资源。他的一个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双重运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一个是资本的扩张运动,一个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之相对应或者说平行的,是社会的扩张。社会运动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也有不带“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是人为的,后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组织起来,和血缘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不是一个概念。按照我的说法,二十世纪是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共同来挤压、缩小“共同体”的地盘。“共同体”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因为家庭、家族还是存在的,亲情、乡情还是存在的,在有些国家部落还是以某种形式发挥着作用。但是从世界范围来说,“双重运动”既互相冲突、互相制衡,同时又联手把“共同体”压缩了。到了九十年代,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在中国同时复苏了,但是前者更加突出,受到国家机器的鼓励,后者则受到国家机器的压制。 在2007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我提出了两个维度和四个象限。因为对于社会运动和在“社会—国家”问题上的态度不同,对于资本运动和市场体制上的态度不同,形成了四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宪政派对于社会运动是持积极态度的,社会运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就体现为政治运动、民主运动。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时候说过,中国“对外的”国民运动已经兴起,他指的是五四运动;他说最期待的是“对内的”国民运动。这种运动如果说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是四五运动,一个是八九民运,这是对内的国民运动、政治运动。关于四个象限的问题,欢迎大家看刚才我提到的文章,也发表在《领导者》杂志上。在此,我再次感谢周总、感谢《领导者》杂志,使我的思想能够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四个象限都已经形成。我的概括叫做“一派在朝、三派在野”,在朝掌权的是专政右派,专政左派和宪政左派、宪政右派这三派是在野的。我说的“联合阵线”也专门讨论到宪政派与专政左派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专政右派在九十年代比较大的利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何新的长篇文章中,在1991年9月的所谓“太子党纲领”中,都明确提出了这个新的方向。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削弱的情况下,用什么东西来替补,替补的东西只能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杨帆:我认为它也同时利用了经济自由主义。 王思睿:为什么说是右派呢?如果说没有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领域蚕食、吞噬社会领域,也就无所谓右派,只不过它是主张在专政机器的保障下推行这一套,朱学勤概括为“市场列宁主义”,我说是“市场斯大林主义”可能更确切一些。 我今天主要是谈“新世纪的新动向”,我准备从五个方面谈。 一、“新左派”的转向。 在我的四象限分析中,曾经提到一部分“九十年代新左派”的政治面目还不是太清楚。进入2005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们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了。为什么说“九十年代新左派”面目有点不清楚呢?因为他们到底是赞成专政还是赞成宪政呢?这个不太好分辨。比如甘阳讲“自由左派”对“自由右派”,讲“直接选举”,这显然带有宪政派的色彩。潘维讲“六十年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这里又对专政进行了肯定。在九十年代,当汪晖讲“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批判性,即对于当局要走市场道路的反对和批判。但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却成为“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对于当局是赞赏和表扬的态度。比如说潘维,我在2010年的《谈谈中国模式》一文中,比较清楚地勾画了一下他的转变。十年前,潘维极力推崇“有法治少民主”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当时他提出了“咨询型法治的五大支柱”:(1)中立的公务员系统,(2)自主的司法系统,(3)独立的反贪机构,(4)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5)受法律充分保护但也受法律严格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他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以法治为导向的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在第一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取消目前的“双行政”体制。在第二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大幅度减少属非公务员系统的政务官,建立和完善制衡制度。让司法系统真正自主,反贪机构真正独立,社会咨询系统的功能真正实现。在最后十年,主要任务是开放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实践中调整五大支柱的相互关系,提高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体。但是在五年以后,他提出“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这四个特征全是跟那五个特征是相反的。“九十年代新左派”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变成了重庆模式的“化妆师”。这个重庆模式的“化妆师”不同于重庆模式的研究者。他们是领导人的智囊、军师,他们的“化妆术”是独家密技,不外传的。比如杨帆可以在这里侃侃而谈,你要请崔之元来开会,他是不会来的。 有的人说话一直比较暧昧、隐讳,但是我们仔细琢磨也会发现真意。汪晖最近一直在谈“党国”和“国—党”的问题。应当说他还是用批判的口吻说的,并没有正面肯定“政党的国家化”,他指出这个趋势是有问题的。政党应该发挥政党的功能,应该讲政治;国家应该有国家的功能,应该是“中性政府”。但是他说中国“六十年道路”的核心是“完成中国主权性”,把“中国崛起的经验”概括为“独立的主权性格”,而“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把六十年道路和中国改革概括为执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以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言说路数来阐述“党国”模式向“国—党”模式的转型,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客观趋势。这不是比“三个代表”更巧妙的表达方式吗? 原来面目不清的“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新世纪已经演变成了“专政右派”的化妆师,而且有可能取代现在中宣部所代表的正统理论,成为“专政右派”的首席鼓吹手。这是一种可能的趋势。当然在十八大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十八大以后有可能,新的中宣部或许会采纳或者部分采纳他们的主张。可以说,他们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从“批判的知识分子”到“政治保守主义”的转身。 二、“专政左派”的分裂。 杨帆刚才已经提到了“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站的分歧。我最近两三年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谈这个话题,谈“专政左派”也就是“毛派”的演化。我在2000年写过《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我把当时的左派分成三类:“新左派”、“老左派”和“中左派”。“中左派”既是指“中年的左派”,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左派”,就是“毛派”。在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思想界崭露头脚,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华丽转身了。“老左派”虽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央给了大笔的拨款,但是大家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生命力。真正值得我们分析的还是“中左派”即“毛派”。我上次开会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和造反派》。“毛派”近来已经分化出了“三种人”。 其中第一种,我是用袁庾华来代表的。黑龙江文革夺权后的“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是他比袁庾华更近了一步,不但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甚至主张宪政民主。袁庾华在和我私下讨论的时候,也愿意考虑宪政民主的理念。在公开言论中他说要搞“二三四”:“二”是指程序民主或者说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三”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这说明他有结成政治联合阵线的想法;“四”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这是我说的从毛派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人。 毛派中的另外两种人,袁庾华也提到了。他说“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些人“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本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精神,把主要矛盾对准官僚资产阶级、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派”的正宗应该是这个。但是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现在嗓门最大的一批“毛派”,他们的口号是“保党救国”,宁肯和官僚资产阶级联手,集中力量先把自由资产阶级即民间资产阶级打下去。 “毛派”现在是三分:一派愿意跟宪政派搞统一战线,另外两派都是不愿意搞统一战线的,但是一派主张把矛头对准自由资产阶级,另一派主张对准官僚资产阶级。 三、“太子党”的新思潮。 在通常所说的“太子党”有可能掌权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一种是以秦晓、胡德平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派”,一派是以张木生兄为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派”。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太子党”集团的思想新动向。可以将其视为跳出“专政右派”的思想藩篱的努力和尝试。 我首先想说,这两派在我看来都是想干事派,这是针对那些不干事——不想中国的事、不想世界的事,只管往自己兜儿里搂钱的人,跟他们是对立面。这些捞钱的人有很多是“裸官”,在中国以权捞钱,然后到美国去漂白,安家立业。这些人跟毛泽东的精神境界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些人现在所鼓吹的“中国模式”,则是不想推广到全世界的。他们在“中国模式”的专政机制下捞钱,然后到自由民主国家去花钱。所以他们是“中美国”的拥护者。 秦晓说:“我们试图用现代性转型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述当代中国问题,实际上它也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逻辑,它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性被现代化所替换并表现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套叙事的话语包括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民族振兴)、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在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民生与民主、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治理的效率与制衡之间应寻求一种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为后者是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中的核心和基础。” 我在引秦晓这两段话之前,把他已发表的文章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两段话比较代表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我对这两段话是比较赞成的。我在2009年发过一篇《“五四”九十年——历史转换关头的战略抉择》,发表在《商务周刊》上,这个刊物不久前被停刊了。我说:“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我觉得秦晓前面的两段话对于我说的“清醒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是吻合的。 “2.0版的新民主主义”,木生最近一两年来有很多阐述,在上一次的会上我也做过一些评论。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提出来就是好事。   我认为,如果未来的“太子党”领导人不管是接受这两种思潮中的哪一种,都比不干事的捞钱派要强。这首先表明愿意开展思想争论,愿意吸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当然了,如果让我“二选一”,我更支持前一种。前一种是不是就跟我本人的思想完全一致呢?也不一定,需要大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四、“宪政左派”浮出水面。 在十几年前,四个象限中有一个象限是比较弱的,这个弱的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就补充上来了,这就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都有很多的理论表述,而宪政左派过去的理论表述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谢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谢韬先生去世后,《凤凰周刊》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怀念谢韬先生》。其中写道:“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倡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大陆的政界和思想界,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最近香港出了一本书,叫做《赵紫阳的道路》,其中也有一篇我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我读一下:我想指出的是,谢韬文章的功绩是将一种思潮公之于众,而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已经蛰伏了很长时间。据《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披露,早在1993年,赵紫阳就对宗凤鸣说:“看来第二国际的理论是比较实际的。……相反,第三国际的理论则是‘乌托邦’。”1999年,杜润生向宗凤鸣表示,“在现今的世界里,他想同一些志同道合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一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对党的改造问题。并说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还是比较实际的。”并托宗凤鸣转告赵紫阳。2000年5月30日,安志文与赵紫阳谈话时说:“中国也应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党的自我更新,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安志文还对宗凤鸣说:“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是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所谓‘均贫富’的平均思想相符合;而且中国人民这些年来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直在反对资本主义,因此提高资本主义化,在人们心目中不容易接受,而对社会民主党就大不一样。”据《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记载,2004年9月12日,赵紫阳对来访的杜导正说:“安志文来面谈了他的两点看法。安说,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经济还会继续发展,但中国产生了社会危机。经验教训是什么?怎么办?看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应该搞社会民主主义。安志文说,持这种见解的人越来越多。第二点,中国现在从发达国家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在各级党政部门主政,逐渐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这给中国带来希望。”赵反复地说,“安志文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稳重,思想开朗,但立论很稳。所以他的这个见解更值得看重。” 上面这段话想要说明的是,谢韬的文章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小块,水面下面的则是赵紫阳、安志文、杜润生、杜导正、宗凤鸣以及“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的相当一部分人。我甚至在想,“2.0版的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也属于这个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还不清晰。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更加明确的说法。 我也想介绍一个新的情况,在座的人有些可能还不太了解。在海外民运中也出现了“宪政左派”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如果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海外民运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最近几年中开始活跃起来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是文革时著名的“李一哲”中的一个。2007年3月17日,王希哲在《民运的左翼与右翼(对洛衫矶中国社会民主党“二大”的致词)》中说:“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党与社会领袖的功能,就是一左一右地为社会前进把舵。不久前,社会民主党最接近的兄弟党中国工党,在香港开会,确定了他们党的性质,他们是‘维护士农工商军人及一切劳动群体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民主政党’,也就是说,他们确定了自己是一个左翼的党。今天社民党也开党代会,要通过党章,你们将怎样定位自己的性质,要开完会才知道,但有一种说法,叫‘顾名思义’。社会民主党,从产生于19世纪至今百年的主要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来看,从国凯主席历来的思想言论来看,社民党也应该是一个左翼的政党无疑。民主运动是有左翼和右翼的。就是对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政策,持从左的方向批评与从右的方向批评,两种。民主运动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对共产党统治不满,反对共产党政治上的专制,反对它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意见,要求共产党开放宪政下的平等多元。但随着这共同要求的展开,各团体所代表的那些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就会决定他们可能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来对共产党开展批评。”民运左翼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 五、“宪政右派”的新分野。 在自由民主派或者说“宪政右派”中,最近出现了“零八宪章派”与“反零八宪章派”,“拥刘(晓波)派”和“反刘(晓波)派”的对立,这说明在宪政右派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革命派和宪政派的分野,这个对立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九一三到四五:回顾与展望》,指出:如果拿当下的思想状况与三十多年前相比较,已经介于1971年“九一三”与1976年“四五”之间。“改革已死”的想法已经比较普遍,就好比“九一三”以后中国思想者与普通老百姓对于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四五运动还没有到来,说明群众还在观望、酝酿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契机形成新的“对内的”国民运动。用当代史来做文章,对于多数作者还有一定的障碍,所以现在流行的是拿晚清史来做文章,用晚清的革命派与立宪派来作隐喻。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上面,革命派和立宪派到底谁的作用大,现在还不好说。但是革命派的出现,以孙中山为例,他也是从改良派、维新派变过去的。康、梁刚刚出去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对于海内外华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保皇党、立宪派辩论不过同盟会、革命党,主要是由于清廷越来越不象话。他们说是搞新政,搞立宪,却越来越把权力集中到满清皇族手中。这使得立宪派的言论越来越得不到现实的支撑。革命派说你搞新政、宪政都是欺骗,都是变着法的给自己人争权夺利。立宪派在理论上说不过革命派,在实践中也变得越来越激进。秦晖最近写了一个文章,引了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材料,其中提到:“大家把脸翻”,“小百姓一齐要动蛮”,“闹出天外天”,俨然与革命派一个腔调。立宪派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心态上与革命派已经没有多少区别。现在国内朋友的言谈中、海外文章中乃至在国内一些微博和博客文章中,不革命不行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厉害了。我们是看着它从最早的星星点点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不是算术级数的增长,而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四五运动前夕的味道、清季的味道现在很浓厚。 我想说的是在宪政派中不要搞路线斗争,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好,自己做自己的事。搞路线斗争,矛头指向就错了。过去有一种革命的信仰,不信仰革命就是异教徒,就要革出教门。现在大家都知道,革命只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转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首先要搞清楚,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要因势利导,手段是不能固定的,不能说这就是唯一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时势,时势造手段,时势造英雄。我觉得我们首先还要把目标说清楚,至于用什么手段,那是第二位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行情分析家,我们发现谈革命的势头正在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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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上海人》:地铁10号线在分道时上错了轨,开往相反的方向

核心提示: 上海 地铁系统周二进行信号系统升级和测试期间发生错误,致使地铁列车上错轨道,引得乘客心惊肉跳,担心重演甬温动车事故 。 原文: Subway train on Line 10 takes wrong track after line split, then runs backwards! 发表: 2011 年 7 月 30 日 翻译: Linns 本文由 “ 译者 ” 志愿者校对 当周二晚上乘坐上海地铁 10 号线的乘客安全离开列车时仍心有余悸:之前,这班列车在龙溪路站分道时开上了错误的轨道。 列车离站时,没有开往航中路站,而是驶向上海虹桥火车站(译注:英文原文说是上海火车站,不对)。当乘客发现这个错误,一些人立即通过微博将这一情况发布出去(好像控制台会读到他们的微博似的!),抱怨车上广播没有对此播放任何公告。 更糟的是,列车到达上海动物园站之后甚至开始倒车开行了一段距离,把车上的乘客吓坏了,不久前的周六温州火车追尾的画面闪过大家的脑海。 直到抵达上海虹桥火车站,他们才被告知换乘下一班列车返回龙溪路。 昨天,上海地铁没有在别处而是在新浪微博上为此事道歉并澄清事实(见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称地铁系统当时正进行信号系统升级和测试,那班列车错误地接受了本该由前一班驶向上海虹桥火车站的列车接收的信号指令。 上海地铁还补充说他们正密切协同系统供应商工作,确保类似事故不会再次发生。它澄清道,该供应商不是为前几日温州火车相撞的不幸事故而备受指责的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这家北京公司最近在关于火车事故的记者招待会上激起了它邀请来的记者们的忿怒。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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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全耀 | 好惨!缅甸惊现珍稀“飞猫”竟被人活活弄死(图)

1905年,威鲁逊的一份天文杂志上就说,英国奴威鲁兹和伯顿萨西鲁学校的学生们在操场上玩时,看到一只很像猫的巨大生物飞来,在学校上空盘旋。 由于它飞得很低,很容易看清,学生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只猫。 据报道,那只“飞猫”体长3米,长者4只脚,翅膀黑黝黝的,飞行速度大约每小时30千米。 在1933年6月,一个住在英国萨马斯城名叫比斯·克利菲斯的人也声称她发现了“飞猫”。 她说,这只猫曾潜在她家的马圈里,长相十分奇特,毛色黑白相间,从肩处长出一对翅膀。 当它发现有人走进它时,它就张开翅膀飞起来。 据称,克利菲斯还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当地的奥克斯福特动物园。 园长弗兰克·欧恩赶到现场时,那飞猫有出现,最后他们用网把它捕获。 “飞猫”在动物园里活了一段时间后死去。 1966年6月,一只长着大翅膀的猫出现在加拿大的一个名为阿尔菲列特的小村子里。 据说,这只猫呈黑色,从天而降,把鸡、鸭、鹅撵得到处乱窜。 有一天,“飞猫”曾经追赶一位当地居民。 目击者声称,这只奇特的生物还曾落在地上,一跳一跳地跑;它的胡须、耳朵、脑袋都跟猫一模一样,只是长着两颗约2厘米的獠牙,眼睛发出暗绿色的光,还长着一副35厘米长的翅膀。 当地人射杀了这只动物,并送往兽医实验室验尸。 主持验尸的兽医说,所谓的翅膀不过是一团毛。 但这一结论遭到了当地人的反对,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说自己看到过这种长者翅膀的猫。 1975年12月,在英国曼彻斯特附近,人们也捕获过一只长翅膀的猫,长相与其他猫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多了对20厘米长的翅膀。 近年来,在中国的湖北、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出现长者翅膀的猫的出现,但这些被发现的猫的翅膀比较软,都不会飞。 6月9日,缅甸果敢惊现“飞猫”。 当地人说:这种会飞的猫不能往高处飞,只能朝下飞行。 其皮毛有极强的保暖功能。 可惜的是,这里没有保护稀有野生动物的意识,这只再也飞不起的珍稀动物,被人穿上绳子弄死了…… 此新闻绝对真实,内容和照片均是公吴草原先生提供。该先生又名刘陈作彦,他不但是《果敢周报》主编,还是果敢一把手白所成的媒体顾问,一个长期生活在缅甸的中国缅甸问题专家。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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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明磊 | 中国猛博之十三 杨恒均:我就是民主小贩

中国猛博之十三 杨恒均:我就是民主小贩 博客的体制内外通道作用 杨恒均,1965年出生,自由职业。常住广州。 原为外交官,在西方世界体悟民主真相,转而成为一个活泼,尖锐的普世价值倡导者。他也是一个间谍小说家。因用语生动通俗,受到包括党员干部与农民工等各阶层人士喜爱。甚至——农民工也组成了杨恒均读书会。 当 杨恒均写起博客时,人们对他的身份感到神秘。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完全不知来历,却写出了军事、国防、政治的博客。据说以前是写国际间谍小说的。一时间众说纷纭。有说,此人本来就是国家的人。还有人说,这是在一个特殊战线上的。 杨恒均却是一肚子奇怪。“没错,我以前是在体制内工作,在外交部做了二十年,也在政法等系统工作过。因为职业道德,我不能讲我在外交部具体做什么。但我写博客和我以前做什么有什么关系吗。我有朋友,是公安,国安,外交部的处级以上干部,他们也写博客,也写公民建议,想法和我差不多,只是没人看而已。” 二十多岁时杨恒均毕业于某名校的国际政治系,的确是一位爱国不论其它的愤青。毕业后主要工作是陪省部级领导出访,出入五星级宾馆接送奔驰。随后九七年受国家指派在美国等国家工作十多年。 慢慢地,杨恒均的思想变了,开始认同民主与自由的核心价值观。特别94年起,在香港工作的几年中,每二周要过一次罗湖桥,每一次都是对他的教育。香港,秩序井然。而一过罗湖桥,到了深圳地面,他就要把背在身后的包挪在身前,以逃避成群小偷。为什么咫尺之遥的两个社会,差别这么大? “我写过一篇《魂断罗湖桥》,别人说你很会写,是真的,我的思想就是这么转变过来。” 杨认为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要有核心价值观,中国人不是没有核心价值观,但是混乱的,学校给一套,家里给一套,社会给一套。核心价值观也不是每个领导人上去搞一套,什么和谐、三个代表。人有核心价值观才会平和,钱不能带来核心价值观,没有人会认为钱是核心价值观。杨认为很简单,“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好。放在中国,行。”他就坚定来讲述。 “我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看书看出来的,而是生活出来的,所以我更坚定。” 杨恒均写过一系列以致命开头的国际间谍小说,《致命弱点》、《致命武器》、《致命追杀》,来讲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因为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导下写博士论文《互联网与中国前途》,杨恒均也开了个实验性博客,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写小说,国内没人看,谁还看小说啊,博客不一样。” 刚回到国内,杨恒均惊讶于国人的蔽塞,他看到一个贴子“美国城管不打人吗,我不相信,哪有城管不打人的。”——美国根本没有城管啊。再与国外华人聊一下。杨恒均发现两边的华人完全被那无形的墙隔开了。在国内,普通民众对国外真实情况知之甚少,而海外华人基本不看国内的博客。 “我要做桥梁,讲讲我在国外的经历。讲讲我的变化。” 这一写,杨恒均可写大发了。杨是一个除了外国间谍小说,很少看书的人。所以他的文字都是从生活谈起,他谈陪某省公安厅长在国外的第一个晚上看到色情电视,老厅长惊讶地说这就是色情节目啊,他销毁过堆成山的黄碟就没看过……最后要让杨回国送一点。他建议去台湾的大陆游客可以有另一种玩法,站在凯兰特大道上举举抗议牌,体会一下民主。……他说第一次见到坚守白宫门口十多年的流浪汉抗议者,以为是美国政府的阴谋,故意安排一个人显示言论自由。……和美国五角大楼军官谈中国问题……最逗的一篇是《胡爷爷是坏人吗》,起因是刚回到中国的儿子,每天看新闻联播,儿子指着胡锦涛问杨恒均:“这个人是坏人吗?”因为在国外,只有坏人才每天上电视头条。杨恒均笑着说,不是,因为电视台是他开的。 杨恒均文章俏皮,幽默。《莎朗斯通道歉了成龙怎么办?》调侃成龙,莎朗斯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都道歉了,你该怎么办?——诸如此类。 “但我是始终围绕我的中心,民主、自由、法制,——我也是专业博客,现在中国正好喜欢民主自由的人最多。” 杨恒均没想到的是,他的博客两类人多,体制内的干部、农民工。在深圳农民工甚至组成读书会。杨恒均给我看一位广东人大领导给他发的短信,“看了你的文章,在列车上我把你的文章发给列车同排十个旅客,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来自人民,他们要我向你致敬。” 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体制内人阅读?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看海外网站?民主自由,共产党推翻就完了,?怎么推动进步?体制内想要改,他们的脑袋僵化了,已不知道怎么改了。推倒他们吗,绝对不愿意的,那看谁的?刘晓波的?说实话,体制内有几个人认为他是英雄——不敢认为他是英雄,因为他要搞死我们。” 博客圈子没有真正体制内出来的。扫一眼我们的朋友,对体制内就是这样的两种看法。不是认为连锅端掉就算了,要么就是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体制不是一般的东西,是城堡,你不是从里面打出来的,很难真正了解它。 “ 而我能站在国内这边说,踩着红线说,说到他们的心里去。” “这些高级干部非常蔽塞,你想象不到的,从科长做起,做到省长就象皇帝一样,和草根是不接触的。” 杨恒均用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吸引了一批干部。甚至标准的官方网站——人民网,中国网,光明网邀请杨恒均开博客。在国新办的中国网上,杨恒均《翻过无形的墙》甚至放了头条。海外媒体感到奇怪,要来采访。杨赶紧出于保护编辑,让他们拿下。光明网有一段时间,每天把杨恒均的文章放在头条。 也就有人来骂杨恒均,甚至骂杨恒均的人也有了粉丝。一位周小米网友骂他是民主教教主,是民主小贩。杨恒均乐了:“我就是民主小贩。” 往来国境线, 兜售民主,而且服务态度好,不就是小贩嘛。 这个小贩生意还不错。 一开始,杨恒均博客读者百分之三十是反对他的。渐渐地,二年下来,百分之三都不到了。最令人吃惊的是有近五百个读者读了杨的博客从左愤直接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有几个还成了网上的小名人,这些还只是与杨恒均有通信联系的博客。“这说明我们年轻人核心价值观的缺乏,否则左右摇摆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如果一个人有民主的价值观,再左也不会认同毛泽东啊。” “现在网民,民主知识相当贫乏。不要说不支持民主的人,连支持民主的人也一团糟,好象民主一来,我钱有了,工作有了。民主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有义务多讲点民主故事。” 杨恒均以一年100万字的速度疯狂写博客。他的十一个博客大部分是因为文章先感动编辑,邀请开博,由热心网友管理。 不过民主小贩,是赚不到钱的。为了写博客,杨恒均把大房子换成了小房子,写博客是没有稿费的,杨推掉了众多稿约。“博客,没有人编辑我的思想,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为了写台湾红衫军,写台湾选举,杨恒均自己花钱去了台湾看现场。二十多岁时杨没住过五星级以下的酒店,现在他时常住几十元钱的旅店。有时厕所与浴室都没有,要打着伞去洗澡,杨恒均却很开心。“以前是国家出钱让我住酒店,现在是花自己的钱。” 有人会问杨恒均图个啥?“这是我的享受,我是政治动物,从年轻时就做爱国的事,别人说你在国外以前干啥,享受呗,我辞掉百万年薪,回来写没有钱的博客。别人说我到底想干嘛。在国外,我的税号是国家严密控制的,我这种人拿外国人一分钱,国安部马上抓我,我没钱了怎么办?打工呗。现在能出入国境的,两边走一走的,愿意干这个事,除了我这种破烂货还有谁。那些老总和当官的?他们才不干呢。四十岁写博客,是我个人人生理想。跟别人没法解释。有人说我假,我假个球。” 杨恒均的手机响了,手机铃声是国歌。 杨恒均告诉你锦囊妙计 *用互联网推进民主,行! 就我对体制了解,中央很蔽塞。温家宝一说要上网看民意,当地领导怕到什么份上,每天每个省公安看博讯,有几次维权马上解决了。利用这个良性互动,可以走得很远。这种蔽塞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领导人为什么蔽塞,你想,他们从科长升上来的,升到省长就是皇帝了,他们和下面的隔绝不是一天,二天了。没办法了解。如果是你,现在升到中央都知道草根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天天和草根接触。但他们已经很早就和草根不接触。 我看准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前途作用非常大。 互联网是中国的捷径。可以说:推进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几乎成了唯一的路。这个路太明显了,人们就把别的路放弃了。有的人说推进公民社会,我们发传单吧。有了互联网不用了。你现在明显看出来。无论你干什么,和互联网有关。没有互联网,你维权,都维不成功,分分钟拍死你,当地报纸都不报。我没有想到互联网有这么大影响。政府对互联网政策与媒体不一样,共产党他什么控制不了?但因为技术的原因,慢慢失控。 互联网是提供在有限制的空间里的民主大讲堂,训练到最后,互联网没给中国带来混乱啊。当互联网不断扩大化,真正有新东西会出来。美国不可能用互联网搞民主。因为现实中已经扎根。中国人互联网充分搞民主,不会比美国差。中国互联网的后发优势是我们看见世界的民主都走完了。后发劣势是中国民主从哪儿插?学现代美国,没门。两难,我们不知道从哪儿插入这个民主进程,互联网缩短这个过程,互联网十年走过的路,竟然是西方国家用了很多年走过的。 民主在早期,哪个国家不是精英在搞。中国不可能公开说精英搞民主,但互联网首先把文盲排除在外面,而且他们无怨无悔,因为你想玩,随时可以上啊。中国互联网言论水平不低的。批评谁,禁区掌握得非常好。国民言论素质高啊,不是低啊。中共要抓住这个机遇。 *不怕罗嗦 我不是写作的人,语言罗嗦,本身罗嗦就是吸引读者,多少短的人家能记住。写讽刺,写风趣的,能有几个象韩寒的?韩寒是写博客出名的吗?——他本来就出名。把韩寒的文章给读者看,不说名字,看完他能记得吗?手机短信比韩寒精彩多的是。 *真 我确实每个字用真,我四十岁,我有多少同事,不真就完蛋了,所以我把经历写出来就行。 *吃透体制 我对体制内了解,使我对政治方面把握得准。了解这些人边界在哪。我和公安厅长吃饭,他当公安厅长踩了多少人身体上去,他也骂体制。但不骂个人。这个很多人把握不住,谈政治有偏差,有偏差在哪呢?对体制,对美国社会,说很极端的话,稍微一偏差的话,你会失去读者,理由很简单。比如法轮功的部分文章,明显做假,一写得不对,就失去读者。去年,西藏问题,我写的比长平狠,但是怎么让上下接受。是需要技巧的。 我不写推翻体制的文章,在极权国家写这种语言,你就是拿起枪来干,没有别的路,那么用语言就错了。否则你给人感觉太不了解体制了。到底想干什么,挑战极限吗,这个极限,每个人都知道的,从写博客来说,对社会有进步吗?在中国语境下,没有别的办法,国外的人看来我的文章是有缺陷,与独裁者共舞,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只要你用词用得好,他们很难下令关。 为什么我的博客从来没有屏蔽过,就是这个原因。 统 计 2007年4月份开和讯博客,累计点击量150万。 网易博客,累积360万点击。 新浪、搜狐、凤凰博报200万。 2008年才开的腾讯博客累计1000万(一年)。 《莎朗斯通歉了,成龙怎么办?》点击92万。 杨恒均博客地址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 http://yanghengjun.com 杨恒均博文选 胡爷爷是坏人吗 儿子放假回中国,我规定他们见了亲戚朋友只能说中文,结果很是让我难堪。他们的中文表达简单得如幼儿园儿童不说,还不时夹杂一些英文单词,而且稍微长一点的句子几乎都是按照英语语法习惯排列组合出来的。这与平时和孩子在一起时间太少有关,怪不得他们。于是决定利用在中国的假期让他们加强口语和听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后也只找到了一个方法,让他们坐到电视机前。 除了动画片他们勉勉强强能够听懂看懂,其他的文艺节目一窍不通,当然很有名的几个节目例如超女什么的,由于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他们还算可以理解。这时有亲戚建议不如从新闻开始,包括新闻联播。因为那些新闻联播里使用的都是目前中国最标准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儿子听话地坐到电视机前。 三天后,新闻联播还没有结束,大儿子铁蛋找到我不解地问:爸爸,胡锦涛是坏人吗? 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太突然了。虽说在我的引导下,大儿子从八岁起就和我一起看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几个新闻实事分析节目如“60分钟”、“meet the press”以及“20/20”、“Larry King Live”中部分适合他看的节目,但他至今也毕竟才十三岁,还不至于提出如此简单而有高深的问题吧?! 我看着儿子,说:他不坏,但是不是好人,那就要——对了,你也大了,不能简单地以“好人”和“坏人”来划分你自己所见的人。 儿子没有听进去,接着问:胡爷爷犯了什么罪吗(Crime)?还是犯了什么错误(Wrong-doing)? 我很疑惑。儿子刚刚看新闻联播,还没有看完就过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只好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知道胡爷爷是谁吗? 他说了几个变了调的职务名词,半懂不懂,于是我向他解释:胡爷爷身兼三个职务,是全中国13亿老百姓的主人和全权代表,是爸爸国家的最大老板,就像美国总统和澳洲总理一样…… 那么说,他一定像克林顿一样做了什么恶心的事(disgusting),我为你们难过!儿子听到这里不安地打断我说。 我是更加糊涂了,疑惑地看着儿子,儿子这才注意到我的疑惑,他解释说:我看了三天的新闻联播,每天胡XX都上头条新闻,镜头一直对准他,一定是出了大事…… 我这才释然,随即有点哭笑不得。儿子显然没有听懂新闻联播在讲些什么,难怪,新闻联播的很多语言都是非常官方、也很有中国特点的。儿子没有听懂,可却看出了名堂。他用自己的标准判断了自己所见到的。他按照西方国家的新闻模式,推测出三天来一直出现在新闻联播头条新闻的胡主席肯定不是好人,或者犯了一个让人民很不高兴的错误——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西方连续三天进入电视头条新闻,如果不是坏人,那肯定是出了问题的政治家,又或者是暴死的皇亲国戚,染上艾滋病的明星。 难怪儿子会误会,他是看美国和澳洲的新闻长大的。那些国家的新闻头条动不动就是天灾人祸或者令人震惊的犯罪,如果两者都找不到,也会用一些政治丑闻、民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甚至花边新闻作为头条,绝对无法想象西方出现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视察一个村镇、开某个会议的报道作为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布什每天平均两个会议和三起会见(外宾和内宾),美国新闻几乎从不报道,——除非那起会议或会见关系到某个即将爆发的热点。西方媒体就算报道自己的领导人,也很少放到头条。当然,上头条新闻最多的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有一个镜头几乎成了那段时间的经典头条——那个镜头是难堪的克林顿故作镇定地说:“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做爱!”     我不能完全赞同西方的新闻观,但相比较中国大陆的新闻模式,那显然是人类最大的一项进步。记得前段时间,澳洲有两名矿工被困在地底深处,结果新闻每天就现场报道。儿子也每天关注这条新闻,第二天到学校同学和老师还在讨论,和我打长途电话也在讲这件事。那两位澳洲人被困在地下长达两个星期(食物可以进入),那段时间,所有澳洲新闻的头条都是现场报道,而且每次都长达三分钟以上。 在这段时间前后,中国也有矿场塌陷,有一个塌陷造成三十一人死亡,难得的是新闻联播也有报道,只是报道这三十一条人命的新闻不足二十秒,而且在于着重强调了代表先进性的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这条新闻当然不是头条,而是放在详细报道了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各种活动后、在一个农民党员学了三个代表而提高了粮食产量之后。 每次回到大陆,我总要用一个星期左右适应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这之后才不会一看到新闻就破口大骂。可是,当我让儿子看新闻学中文时,忘记了他们不是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而是压根儿不能理解。当他们看到新闻联播中的头条新闻总是那个西装革履的总书记晃来晃去的时候,他们怀疑这个人不是好人,或者是让人民揪住他做了“恶心的事”而死死不放,每天让他曝光,每天追踪他——     可笑的儿子,可笑的我。如果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他,让他知道中国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是否能够听得懂?听懂后是否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呢? 我没有这样做,因为以我对儿子受到的西方式的教育来判断,如果我告诉他实际情况后,儿子肯定不会认为一个控制了全国电视台、一个让所有自己控制的电视台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报道自己的活动、宣传自己的每一次讲话的人做得是对的。 (此文原发表于博讯新闻网,重贴时有改动以适应中国特色) 我和负责扫黄的领导一起看色情录像…… 既然我已经以调侃的口气说了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回顾一件有可能让我“民主小贩”这个光辉形象进一步受损的往事。为了不给当事人造成不快,我下面的故事中的主角——也就是我的领导,使用了改头换面。但有一点不能改,那就是此人是在六十年前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就是政法战线的年轻标兵,维护社会治安,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留下了飒爽英姿。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已经超过六十岁退休年龄了,可是由于经验丰富,破格被留任领导岗位,发挥余热。我和他出国到美国的时候,我只是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普通干部,而他是全国政法系统有头有脸的领导。 我和他睡一个房间,晚上他看不懂英文电视,按来按去,竟然按出了三级片频道。按说这种频道都是收费的,不会按出来,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酒店就不收费,12点后就开始有了。 看到他一下目瞪口呆的样子,我也手足无措,说实话,那些三级片对于我来说,简直有如儿童节目般纯情和无辜,何况折腾了一天,我自然没有兴趣和他一起看,再说,我就是有兴趣也不敢在这位老领导面前表现出来啊,于是我打了一个呵欠,假装睡觉。转身前,我斜眼看到他眼睛都直了,盯住屏幕不放。 我自然无法入睡,过了一会听到这位老领导呼吸有些急促了,随即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小杨,这就是黄色录像? 我知道他知道我没有睡着,我说,是的。但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再隐瞒也瞒不过他,就补充了一句,这是三级录像带,遮遮掩掩不露点的…… 他“啊”了一声,说,还有四级、五级?我说,是的。于是他又去胡乱按频道,显然是想搜索五级。那时频道没有那么多,但他也按了好一会,我有点同情他,说,美国酒店里不能播放五级录像带。 他惋惜地叹了口气,把频道调回到酒店里的三级频道。我继续假装睡觉,但心里却狐疑不安,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问我,小杨,你经常看这种录像带吗? 但这位一直以来让所有的工作人员紧张的、很霸气的领导并没有这样问我,我只听到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我第一次看…… 我简直有些惊恐了,这个时候再假装睡觉,很可能就把我的政治前途睡过去了,于是,我就竭力让声音平和地问,你从来没有看过? 他说,说你肯定不相信。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转过身,坐了起来,发现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屏幕。屏幕上,洁白的沙滩,波涛汹涌,一位丰满的白人少妇嫌她的比基尼泳衣勒进了肉里,于是当着我们的面轻轻扯下来…… 我想,如果不是我亲眼见证,我肯定不相信老领导的话,正如当我后来忍不住而把此事偷偷告诉我朋友时他们也以为我在编写小说一样。不过,我当时一下子就相信了他的话,而且深信不疑,因为我看到了他在电视机前的表情,那和我看到的所有年轻人第一次看这种录像带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只不过,这种表情出现在一位曾经当过中国最大、最开放省份的公安厅厅长,并且,他当晚亲口告诉我,他曾经统管这个最早开放省份、也是最色情省份的扫黄工作,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堆成小山似的黄色录像带被压土机碾碎!最多的一次,收缴了大概有几十万盘色情光碟,他都下令销毁,一盘也没有留下,(由于下面的局长和处长具体承办)他更是一盘都没有看过。他说,我是扫黄的,怎么会去看那些黄色的录像带! 说实话,这位领导虽然很看重我,而且我始终认为在那个体制里他是挺优秀的(部分性格和故事出现在我的间谍小说里,例如1949年后,他曾经负责在沿海地区抓台湾潜伏过来的特务,很成功;1949年后几年国庆节期间在他的领导带领下成功破获破坏国庆的大案要案),但他的工作方法和性格都很粗暴,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用“独裁”来形容,——这样一位人物,竟然在六十多岁时和我在美国的酒店里第一次观看低俗的三极录像,真是雷到我了!各位想一下,才二十多年啊,听说现在行贿领导的,已经直接选送处女和文艺院校的美少女了!现在想起来,那件事还能够雷到我! 更雷到我的还在后面,第二天早上,我们好像都忘记了昨晚的事,不过在吃完早餐后,他突然对我很哥们地说,小杨,你别自己看啊,回去后有五级的,也给我拿两盘过来,我总不能让公安部门的领导送给我看吧? 我当时要不是气血方刚(24岁吧),可能会当场晕过去,但我竭力保持冷静,淡淡地说,好啊。 回国后,我一次也没有给他送过五级录像带。在美国我们睡在一起,一起看那种录像,但一回到中国,我是一名大学毕业不久的普通干部(正在为科长职位奋斗!),他是我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我到他的办公室甚至要经过武警岗哨,我那种去搞几盘录像带送给他看的念头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你想,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把色情录像送到他的办公室啊,万一他翻脸,我考,他完全可以一句话就判我十年八年的,我就只能在监狱里躲猫猫了。 好在回国后,虽然我常常去看他,他却也从来没有再对我再提起过带录像带的事,当然,他在和我偶尔谈起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的时候,语气要平和很多,而且,他的那些手下,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们,从那以后,好像也没有几个对我高谈阔论假大空说教了。 如果不是当事人已经八十多岁,早就退出了政坛,我本不该写出这段往事。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对我影响挺大的,对我后来如何看待人性、制度和思想等有一定的启发。我当然希望对你也有一些启发。 不过,今天是周末,在经历了一段 红色之旅 来到张家界后,向我的读者披露我生活中经历的这件小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那些长年累月被我沉重的政治话题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读者能够和我一样轻松一笑。 2009/3/22 张家界 大陆游客在台湾可做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朋友很兴奋,说台湾放开大陆游客了,他要赶第一波奔赴祖国的宝岛,问多次到过台湾的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他去的,又问,在台湾时干啥事最有意思,而且是在大陆做不到的。 我还真被他问愣了,去过多次台湾,可还真没有发现台湾有什么好玩的,而且我每一次去好像都没有心情玩。现在回想一下,台湾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第一次去时,我对台湾城市缺乏现代化高楼大厦还挺失望的,朋友说,由于土地和房子都私有化,你真想拆迁、统一规划,还真不是一般的困难,所以谁当选也不愿惹这个麻烦。所以,台湾的城市的布局可没有大陆的那么雄壮和整齐划一。不过,去过几次后,却也发现别有一番韵味,很多老房子保持了原来的风味,看上去另有一番和谐和温馨。等到再去过几次后,就喜欢上种充满人性化的城市。例如前后两次到台中,第一次去时,走下火车后看到眼前的那个上百年的火车站时大吃一惊。眼前的火车站简直没有办法和我们任何一个市级的火车站相比。但第二次去就喜欢上了,还专门在台中火车站咖啡厅喝了一杯咖啡,竟然品出了百年小站的味道。 回想起来,我每一次到台湾,最享受的就是在僻街陋巷的小食店和当地人一起吃台湾小吃,感受他们的生活,看着红男绿女从眼前的街道飘然而过。至于风景名胜,我都是匆匆扫一眼就离开了。 所以,现在朋友问到我应该哪里去看一下时,我还真不好说,难道让他去逛街,去小巷子里吃台湾牛肉面?啊哈——突然想起了那个老头。 我建议他到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走一下,这条经常用来检阅和游行示威的宽大的街道一头连总统府,另外一头是原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在不是了)。上两次到台北,我都在台北中央党部的门前看到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抗议示威的老者。他就是那位支持国民党而意外死亡女孩的(自杀?忘记了)父亲(或者爷爷?),他长期在国民党党部门前抗议示威,要求国民党给他补偿,也要求讨还公道。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那里,你如果过去,最好去看一下。你还可以和他一起照相,他很热情,会给你讲女儿(孙女?)的故事。 当时看到那个老头,我真地愣住了。因为眼前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华盛顿白宫门前的那个抗议专业户。那个故事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过,我再重复一遍。在白宫的北门,隔一条马路的草坪上,长期有一个白人在这里驻扎。什么叫长期?就是说很多老华盛顿都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抗议的。他有自己的帐篷,一度宣称自己是越南退伍的老兵,他最早来抗议据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过没有几个人记得了。 后来他在抗议什么呢?这就要看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因为这些年下来,他逮到什么抗议什么,例如里根上去,他就抗议星球大战,抗议经济不景气,布什上去,他又抗议伊拉克战争,克林顿上去,他又抗议污染和性丑闻,而且,每一年他都要换几个主题来抗议,可谓与时俱进。 白宫附近基本上还算是环境优美,也很干净的,可这哥们就一流浪汉,邋遢得很,他自己在这里不说,还把自己的全部家当——一些从垃圾堆里找到的东西塞在帐篷里。据报道,联邦调查和美国警察也曾经多次想把他赶走,但都被这个家伙以美国宪法和自己的天赋人权挡了回去。说实话,在这个地方抗议白宫的经常有人,几乎每个月就有人组织一群人,或者某个人过来举着标语晃荡一圈,等电视台赶过来拍了录像,就欢天喜地地散去喝咖啡了。可这个流浪汉常年累月在这里安营扎寨地抗议,好像还是唯一的。 后来据报道,有一次警察过来想把他迁走,他说自己是美国公民,有在这个地方抗议的权利。警察说要检查他的身份证和护照,结果他竟然说十年前就他妈的找不到了。警察这下子可逮到机会了,说,你可能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抗什么议?结果这流浪汉一句话就把警察顶了回去,他说,你不能证明我不是美国人呀。他说得警察无话可说,因为公民不但有丢掉身份证的权利,而且还有失忆的权利。他只记得自己就是美国公民,其他的住什么地方什么的一概忘记了。 于是他继续住在白宫对面自己那个肮脏的小帐篷里。那些年每一次经过白宫,如果是穿着西装,还会遭到他吐口水,他不会对游客吐口水,但会对所有穿西装的人骂到:fuck you,你们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美国就是被你们搞坏了,fuck you.!!大概在他的印象中,凡是穿西装经过白宫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到白宫看到这个流浪汉时,我感到不可思义,后来一度认为这是美国白宫的阴谋诡计,否则很难解释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抗议的流浪汉,FBI和警察根本不可能没有办法把他弄走(哪怕收买),可是,神通广大的FBI这么久就除不掉白宫周边的这个污点?这难道不是白宫的某种阴谋?那么是什么样的阴谋? 全世界到华盛顿游览的人几乎都要在白宫附近溜达一圈,在他们震惊于华盛顿MALL 的绿油油的草坪和白宫附近的宁静时,都会看到这个肮脏的流浪汉。那么当他们看到这个流浪汉后是什么反应?我想排出了一开始的怀疑和好奇后几乎都会转到对美国制度、美国宪法和美国人权的深思上。美国白宫和政府怎么就能够容忍一个这样的流浪汉在全国权力的核心位置长期驻扎,进行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抗议? 至少我得承认,当初连我也被这个流浪汉引导到对美国宪法和人权的思考上。要知道,对于美国冠冕堂皇的吹捧自己言论和游行自由,从大陆来的我毕竟有些半信半疑,可是,这个流浪汉却以活教材告诉我们:你要想fuck (操)白宫,没有关系,去游行抗议吧,虽然使用高音喇叭需要申请,但如果你声音大一些,你完全可以让总统或者他身边的人听到你在那里抗议和侮辱他。 我怀疑这是白宫的大阴谋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就在世界上独裁专制国家纷纷垮台,最后剩下为数不过的时候,那个流浪汉悄然消失了,哈哈,报纸报道过,但我忘记什么原因了。我们姑且不妨把它当成是阴谋论吧,那个流浪汉在教育了成千上万来自不自由不民主国家的国民后,完成了历史使命,功成身退。 对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所以,在台北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突然看到这个抗议的老头(刚好也隔了一条街道),我简直感觉到有点时空混乱时光倒流。如果以前还怀疑台湾没有学到美国的民主精华的话,这次我是彻底被他们说服了,不是陈水扁的下台,也不是马英九的上台,而是被这个长期坚持抗议的老头弄信服。 不过,我那写间谍小说的充满了阴谋论的脑袋又琢磨开了:难道这个长期在总统府和原国名党总部前示威抗议的老头也是台湾情报机关安插的阴谋? 那么这阴谋的目标是谁?哈哈,大陆游客呀。台北的街道也不怎样,但凯达格兰大道附近还是很不错的。可这么一个长期示威抗议的人就出现在你眼前,你想什么呢?我提醒你,意志一定要坚强,千万不要被和平演变。 对了,朋友不是还问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以做吗?其实台湾有的东西我们都有了,例如KTV、夜总会以及其他各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场所,大陆和台湾相比,反而更便宜。不过刚才说到原国民党总部门前的事,突然让我想到,大陆游客如果有兴致,倒可以尝试做一件你这一辈子估计都没有做过的事。 那就是看完那个老头后,不妨掉头顺着凯达格兰大道走向另外一头的台湾总统府,然后——各位我咨询过了,好像不算触犯台湾的法律——举行一个即兴的游行示威!可以把旅行团的各位组织起来,围成一圈,也可以一个人单个地进行,最好能够事先准备好标语,例如写上“打倒台独”、“统一祖国”,或者“马英九,你无耻”(至于为什么马英九无耻,你有权保持沉默,可以不用解释),或者你只写上“支持环保”“保卫钓鱼岛”等标语,在台湾总统府前举着这个标语的时候,让旅行团带队的给你拍照留念。 各位大陆游客,我想,这也许是你到台湾能够做的最有意思也最有意义的事,你想一下,中国五千年历史,你什么时候可以那么轻松的到最高权力中心去行使你的天赋人权? 而且,我得提醒那些只有一次赴台旅游机会的大陆同胞,如果错过这一次机会,也许你今生今世都不一定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站在统治者权力的中心,行使你那比统治者的权力还要神圣的天赋人权! 本文首发《中国猛博》一书,版权隶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Technorati 标签: 中国猛博 , 翟明磊 , 壹报 , 杨恒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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