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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丹青:我们今天丧失了价值观吗?

陈丹青:我们今天丧失了价值观吗? 标签: 价值观 ● 陈丹青 到了1980年代,我相信,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致富。1990年代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我相信,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新世纪呢,“和谐社会”。现在,新的意识形态激情,新的价值追求,没有了,或者说,很稀薄,很暧昧。 大家好。很抱歉:我的意思可能会让大家失望的。我不觉得经济复兴与文化复兴是因果关系,是逻辑关系。我们会举很多盛世文明的例子,譬如唐宋,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但还有更多的例子不是这样的。魏晋的文艺好得不得了,可是魏晋是乱世。明末、清末,文化烂熟,文艺非常好,可是朝廷完蛋了。近代,譬如二十世纪的“五四”时期,还有1930年代,那种文化教育的状况,也都很好。可那是乱世,一塌糊涂的乱世。 我们讲复兴,其实,中国已经“复兴”了。中国目前的富强,是强到别人不敢惹我们,不敢动中国:从前的列强今天巴结我们,和我们做生意。最近据说列强混不下去了,要中国帮一把,不是听说世界经济要靠中国拯救吗?至于文化会不会复兴,再说吧。 每个时代价值观都不同 今天论坛的文件有两句话: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该追问:什么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前一个问题太大了,我答不出,后一个问题,我有兴趣试着说说看。 其实,我们一直被告知许多核心价值,譬如我们这一代的核心价值,太熟悉了: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等等等等。现在呢,这些词大家都不大讲了。 到了1980年代,我相信,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致富。1990年代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我相信,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新世纪呢,“和谐社会”。可是以上都是政府话语,我所听到的社会舆论,则痛感我们今天丧失了价值观。真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核心价值观。不但有,而且非常明确,非常坚硬。大的不去说了,哪怕小小的文艺圈、美术圈,我都能触到这一鲜明的核心价值观。什么价值观?不是艺术,不是文化,甚至不是钱,而是:怎样做官。这是最最真实的一件事,牵动所有人。我的交际圈子很小,绝大部分都是画画的老朋友、老同学,回国后,我发现他们脸上的核心表情,是议论哪位同学从处长做到局长,从局长做到司长,或者,下一任的院长或主任是谁?底下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子?毫无疑问,在所有圈子里,文艺界、大学、单位,我发现,真正兴奋的话题,严重的话题,是谁将做官,以及,自己与这位官员将发生什么关系,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坏处——这就是核心价值观。 我出国前是美术圈一个浑小子。新世纪回来了,过去比较聪明像样的老同学,几乎全部在做官。最低做到科处级,最高做到司级甚至副部级,都做得很像样,当然,对外的身份还是艺术家。现在我的好几位晚辈、学生,也开始当官。八年前我和一位70后女生聊天,我说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她说,陈老师,不瞒你说,我想做官。另一位70后男生临别给我敬酒,说:陈老师,五年后你再来,我,某某,绝对以美协主席身份迎接你!他一边慷慨激昂说,一边热泪流下来……我真的想不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中国人,无论是哪个阶层、哪种身份的中国人,非常清楚“官”意味着什么,官,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一切,从深处,也就是核心部位,决定一切。 许多人反驳我:不,现在大家只想挣钱。钱是一切,钱才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价值观。我觉得不对。我从一个只想挣钱的国家回来,那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赚钱,在美国,一切都是生意,美国的国家形态,根本就是一个大公司。所以当大家跟我说中国现在除了钱,不想别的,我就赶紧想美国人,仔细想下去,美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人人想赚钱,但不是我们这么想法。不是的。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国企老总,其实都是大官。我在清华教书时,很多孩子,又性感,又漂亮,18岁就入党了。我还注意到好几次社会调查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毕业后不是去私营企业,而是想当公务员。 很抱歉:我说着说着就离题了。 民族主义价值观正在形成 我一直批评中国的文艺,得罪我的同行。但平心静气想一想,跟我出国前比,文艺大大进步了,所谓文化事业、文化空间,比三十年前好多了。可今天大家还是无法摆脱这个困扰,就是:中国的文艺不行,拿不出去,大家对此有焦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丧失了核心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文艺,失去了大的意识形态。国外不去比了,老祖宗的艺术也不去比了,只说“文革”与“文革”前,我们的艺术多少还有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动力:革命啊,无产阶级啊……现在,新的意识形态激情,新的价值追求,没有了,或者说,很稀薄,很暧昧。 什么是我们的新意识形态?刚才好几位发言都提到了——“发展是硬道理”。很好。但“发展”是价值观吗?是意识形态激情吗?发展只是政策,不是价值观。 最后岔开一句,今天,真正强大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很简单:民族主义。这一价值观正在有效凝聚这个国家,尤其是凝聚年轻人的意识形态——你能说,民族主义不是强大的文化吗?你能说,无比精致的官场游戏不是文化吗?我看不能。 但我非常希望我说错了。就这样。谢谢。【南方周末】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文学与文化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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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血腥“土改”?

原文地址: 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血腥“土改”? 作者: 微笑绅士 毛泽东在 62 年前夺取政权之后,曾经把土地分给农民,但很快又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耕者有其田 ” 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一些专家指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造成了很多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1949 年毛泽东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 1950 年 1 月,毛泽东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 1950 年 6 月 30 日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数字,从 1950 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 1953 年结束,将近 3 亿无地农民获得了 7 亿亩土地,近 300 万头耕畜,近 4000 万件农具,以及 3800 万间房屋和 105 亿斤粮食。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手中转到多数农民手中,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 在毛泽东已经控制了政权的 1950 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的目的。在 1950 年 6 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毛泽东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毛泽东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 年 9 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 ‘ 恩赐 ‘ 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 . ……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可见,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喻权域的这番话起码可以说明,当年的土改干部没有严厉制止打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打人。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 1950 年 6 月 2 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 40 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 20 天里逼死 7 个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打死地主 100 、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的思想。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51 年 11 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 1952 年 2 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 — 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 1953 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 1156 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 200 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 450 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有评论家说:“早在 1920 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就认为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是毛泽东起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他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农民运动,这种流血的农民运动。他对这一点很欣赏。所以这一点,毛泽东个人对这种土改有非常大的影响。毛泽东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它主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毛泽东也亲自指示说: ‘ 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评论家分析说:“一个意思就是‘杀人立威’,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他要造成一种翻过来的形式,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倒过来,处于上层;使原来处于上层的人,他要把他压到下层。他就在农村有了更强的政治基础。我想这个也是他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毛泽东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公开声称的“均贫富”目的。毛泽东早在 1949 年 3 月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 90% 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毛泽东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后,农民刚刚分得的土地又被另一场合作化运动收回了。 评论家分析认为:“我想它有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还是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所以他们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党的干部们心中都有数,那将来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当时我们分了,当时我们是在骗你们。他们觉得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所以他们主观上并不认为我们是成心在欺骗大家。这就是那么多党的干部当时并没有一种他们在哄人、骗人的犯罪感,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这么做下去的原因。他们就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当然它也知道,在最初分土地,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变成了国家的财产,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毛泽东提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就和过去包括历史上一些农民希望平分土地,‘均田地’的这种诉求就有相当的吻合之处。”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毛泽东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份’,这划定的阶级成份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令这些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感到无奈的是,他们被压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是根据“解放”前 3 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定的。 毛泽东当时说,地主富农 3 年后改变成份,使农村中 3 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然而,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一戴就是 30 年,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 30 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 30 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 1979 年邓小平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 400 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此在它的理论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它就可以永远地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山东等地的一些大地主的子孙曾经写信给中国的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当年的土改运动,把土地退还给他们。 喻权域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中国官方的一些观点。他说:“我坚决反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我主张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是根据《土地改革法》分得的,这是‘合法的财产’,国家要予以保护,不许老地主的后代来索要。” 然而至今,中国农民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土改时,中国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毛泽东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 1951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1953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血腥土改对毛泽东来说,好处是无穷的;而且一直到今天,由于产权不清,产权不明,到 1978 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 ‘ 联产承包责任制 ‘ ,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且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而在毛泽东的字典里面,国家等同于政府。所以土地就是政府的。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毫无办法。所以血腥土改,一直对于毛泽东,对于毛泽东各级官员都有好处,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党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十分便利。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 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收回来。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所谓建立公有制、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官有制,党有制,最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一无所有。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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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烁:如果打利比亚是为了石油

打利比亚是不是为了石油?我认为不是。但为了把事说清楚,姑且假设打利比亚就是为了石油。这个假设纯粹基于利害,所以推导也会基于利害,不掺杂道义:一切从石油出发。记住了,千万别跟我讲道义!     先看看利比亚的石油行业情况,下面摘自我以前博文 《油价的利比亚因素》 :      “利比亚重新成为石油出口大国,是晚近的事情。根据国际能源署报告,利比亚有探明石油储量440亿桶,在非洲国家中最高。卡扎菲1969年上台,对欧美 保持敌对。1988年利比亚制造洛克比空难事件,泛美航空103号因炸弹袭击坠毁在苏格兰洛克比,270人死亡。美欧联手制裁利比亚,跨国石油公司被禁投 资利比亚石油工业。利比亚石油工业趋于衰败。2003年以后,卡扎菲宣布对洛克比空难负责,向受害者家属支付数十亿美元赔偿,并放弃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利比亚才得以恢复与国际社会接触,重启对石油工业的国际投资。2005年,跨国石油公司重回利比亚。目前利比亚每日出口石油约150万桶,排名前十大 石油出口国,但仍未恢复到制裁前出口水平。”     如果打利比亚是为了石油,那推翻卡扎菲政权后会发生什么?     国际政治没有实验室,无法做实 验。幸而就在中东,在另一个产油大国,已经有先例。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伊拉克的石油储量比利比亚更大。同样有很多观察者认为 美国发动伊战的真实目的也是石油。在美国的扶持下,伊拉克产生了新政权。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2009年以后,伊拉克重启石油招标,全世界石油公司云集。谁拿到了最大的项目?中石油。欧美能源公司也跟,但不如中石油进取。详情可以看《新世纪》周刊这两篇文章: 《中石油伊拉克历险记》 、 《石油铁娘子》 。      绝不能说中石油就是捡到了便宜。伊拉克政府不仅开出严苛条件,还改变了招标惯例,由过往的分成变成桶油报酬,石油国家与国际能源公司的合作模式为之一 变,国际能源公司获利大幅减少。中石油愿意接受现实,玩这个新游戏,占了一定先机;在认清形势后,其他国际能源公司正在猛跟。游戏变了,所有人还得接着 玩。     美国发动战争不是为了石油吗?为什么伊拉克傀儡政权在石油上还能这么自主?为什么石油开采权还会落到非美国公司手里?     阴暗的解释:伊拉克现政权不能 脱离美国的支持而生存,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彻底控制伊拉克现政权。在石油这个对伊拉克至关重要的议题上,伊拉克政权保住了决策权和控制权。隐含的推论 是,石油是伊拉克的最大利益,却不是美国在伊拉克的最大利益;为了换取伊拉克现政权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更重要利益,美国容许伊拉克行使对本国石油的决策权 和控制权。     好绕,就算是这样阴暗吧,咦,不是为了石油才打仗吗?     回到正常解释的轨道:美国的石 油安全战略,不在直接控制石油资源本身,更不在美国石油公司去采油,美国航运公司把油运回国,并由美国炼厂炼化,甚至也不在石油价格上。美国的能源安全战 略载明在各种能源战略白皮书里:全球能源供给稳定,不受扰乱(disruption)。     美国能制定这样的能源安全战 略,底气使然:不论谁把石油采出来,投放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就有能力以市场价格获得它。这一战略不是出自利他动机,却有利他效果。美国会致力于维持产油国 稳定,会维护海运线的畅通。是的,这就是世界警察的本义:提供安全,有正的外部性,非世界警察的其他国家可以搭便车,中国在伊拉克就搭到了便车。这些国家 当然有理由担心警察翻脸,但这个游戏也只能跟。如果如许多人所愿望的那样“XX必有一战”,海运安全、油气管道安全、油田安全、炼厂安全,都是空中楼阁。     有了对美国能源安全战略的认知,有了伊拉克先例,如果卡扎菲政权被推翻,新政权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支持下上台,会发生什么就很清楚了:     ——新政权会恢复执行与国际能源公司达成的石油协议,其中当然包括与中国石油公司的协议,不然你以为中国从600万人口的蕞尔小国利比亚一举撤出3万多人是干什么的?时间间隔越短,协议恢复出现变数的机率越小。要是像伊拉克这样等上六年,好多事就可能推倒重来了。     ——新政权会启动新石油项目招标。我想很可能采取桶油报酬方式。中石油将不出意外地成为最激进的竞标者,有其斩获;中石油能不能重现伊拉克夺标第一的场景,当然还要看其他国际能源公司包括美国能源公司有没有吸取伊拉克招标教训变得同样进取了。     ——利比亚从2005年以后重启的石油公司再投资会提速,不论谁拿到开发项目,产能都会大幅上升。这对石油供给的紧张状况是一个缓和因素,对石油进口大国中国绝对有利。     这些可能的好处,都建立在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假设上。如果卡扎菲保住政权。国际社会必将经济制裁,利比亚石油投资必受重创。这对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进寻找油源的中国能源公司不利,对提升石油供给不利,对石油进口大国中国不利。     如果打利比亚是为了石油,利害关系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现在,你是不是想讲讲道义?        补充     在思享家发了这篇文章后,思享家“七个习惯”有评论,我有回答,对全文是很好的补充。    7个习惯 : 如果不是为石油,那为什么不打也门,不打巴林,不打叙利亚?为什么不打朝鲜?      王烁 :打什么是为了什么,是分析收益。但分析收益只是一半,还有一半同样重要,是分析成本,为什么打这不打那,在成本分析里找原因吧。房子肯定防辐射,为什么抢盐不抢房子?      7个习惯 : 您帮我分析分析?朝鲜就算有人照着不谈。分析分析也门巴林,杀平民的比例比利比亚高吧。叙利亚够恐怖主义了吧。为啥不打?打这几个鸟国家成本比利比亚高?      王烁 :炸卡扎菲,实在太容易了,人道主义收益重不重要见仁见智,但因为成本低再小也划得过。叙利亚政局根本没动,海湾国家政局动乱沙特不答应,成本都很高。成本收益核 算是动态的,在埃及就是这样。话又说回来,不要因为一个国家有现实主义的算计,就置其理想主义的行动于无睹。人道主义无须首尾一致,有点成果就很好,求全 责备不必要。 相关日志 2011/03/21 — 韩寒:独裁者没有内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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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70、80、90后的网络生活内容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分析师 
孟凡新

   
2009年,中国网民年龄结构更为优化,网民的年龄结构更加均衡,网民群体更趋于全国人口的分布。从网民年龄结构上看,目前70、80和90后人群分别占网民整体的32.9%,28.6%和21.5%,是目前中国网民的主要构成部分。

   
整体来看,中国网民网络应用长期偏娱乐化,并且逐步向商务综合应用转型。但是不同年代出生的群体,由于其生活的重心不同,其网络应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化特点。

   
90后网民网络娱乐应用最突出
   
90后网民目前在6-19岁之间,独特的年龄段决定了这一群体网络应用范围较窄,应用主要集中在网络娱乐类应用上。90后网民在网络游戏和网络文学应用上使用率最高,其中,有80%的90后网民都玩网络游戏,高出80后10个百分点,更高出70后近20个百分点。而在其他应用上相对较低。

   
80后网民是商务和交流应用的中坚力量
   
随着80后的成长,这一群体逐步成为各行各业的重要组成群体,在网络应用上也表现的最为活跃。80后网民在商务交易和交流沟通的大部分应用中使用率都最高,其中,网购比例为37.4%,网上银行使用率35%,即时通信使用率80.4%。80后网民成为网络商务和交流应用的中坚力量。

   
70后网民互联网使用工具性最明显
   
70后网民目前处于30-39岁年龄段,这部分网民对互联网使用的互联网的工具价值较娱乐和沟通价值更强。70后网民网络新闻使用最普及,使用率为88%;使用网络炒股的比例高达22.1%,远远高出其他群体。旅游预订也有10.3%的用户,其在商务类应用上也具有较强的使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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